我捧着这一厚册《清人考订笔记(七种)》(中华书局2004年版),在书店里沉吟了半晌:价格这么高,还是我所不喜欢的硬壳精装本,——可是,里面的影印形式又是我所喜爱的,四位作者中的邵晋涵、汪中,是清中期的大家,笔下应该有东西,况且,我对这书,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还是买下来,回家细看吧。
晚上,坐在灯下翻书。
这里面收罗了邵晋涵、汪中、沈涛、李详四人的七部读书笔记,由当时主持中华书局影印部的陈乃乾先生从自己的藏书中辑出,曾于1965年线装出版……想起来了,我于此书的确是早有所闻,似曾相识。
打开书橱,很快找到前缘:董桥《这一代的事》、孙犁《书衣文录》、谢国桢《江浙访书记》。
董文《暮鸦·归燕·古树》,写于八十年代:
下午六点多钟了,玩月楼主把放在红木书案上的八本线装《清人考订笔记》整整齐齐叠起来摆在一边,转身站到书斋窗前凝望远近接簇的山外烟岚,居然书味满胸,衔着烟斗的嘴角浮起一丝笑意:《南江札记》《旧学蓄疑》《瑟榭丛谈》《交翠轩笔记》《柴辟亭读书记》《铜熨斗斋随笔》《愧生丛录》,这样清淡的书名,光看看就够人消受半个长夜了。
孙犁的《甲戌理书记》,写于1994年:
清人考订笔记,线装八册。无用之书。明知无用,而仍印行。好古之士,无时无有。有人印,即有人买,又何怪人?
线装本,当时印了不足千部,个人购藏的,不是作家学者,便是文人雅士吧。
早年攻读政治的玩月楼主,晚岁息影香港,“天天只顾看书写字”,他越来越不喜欢香港,他说这里就像山东人刻的《金石录》,不知“壮月”即八月,一律改为“牡丹”,“这里没有鹤,却让鹦鹉无端吵乱了心绪”,古稀之年的他,早已看透了世事,眼下只是足不出户地坚守着自己室内的这块文化园地。在他,这八册线装书,与书斋中的红木书案、铜台灯、端溪梅花坑古砚,甚至与他写就的有八分北海笔意,天骨开张,丰神峻整的书法一样,都是对抗世俗的武器。
七十余岁的玩月楼主,“用”来辟俗之物,到了八十余岁的芸斋主人手里,竟成了“无用”之物。孙犁是新文学培养起来的,从延安走出来的革命作家,中年开始大量地购藏、阅读古籍,一度想当藏书家。暮年的孙犁,正是凭借了丰富的藏书,尤其是古书,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的十本小书,成为当代文坛的一代宗师。孙氏逝于2002年,但从1995年后,似乎就不再提笔,传闻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蓄须蓄发,寡言寡语,不读书,不写字,终日枯坐,不亡以待尽。是彻悟了“文章无用”,还是痛感“诗书误我”?1994年写下的这一则题跋,可是其先机?当初见到了,郑重其事地买回来,肯定是喜欢的了,年龄变了,心情变了,看法变了,也很正常。
然而究竟有用也无?书既买回,大可从容地看。
七部书的性质相同,都是高邮王氏《读书杂志》式的札记。考据学的末流委实失之烦琐,但平心而论,各条札记都是作者的心血,是他们读书时学而能思,勾连比附的成果。当然会有人笑其迂阔,可是也须承认,如今的读书界,大概没有人再肯下这样的工夫了。
说过收藏者,再来看看印书人——陈乃乾先生。他是王国维的同乡好友,曾为王氏身后出版的《观堂遗墨》作序,精通版本目录学,富藏书,建国后被聘主持中华书局影印部,可谓得展所长。先生一定也有知遇之感,作为回报的,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从遴选自己收藏的善本影印行世这一举动中,不难看出老人的热情。不过好景不长,据《江浙访书记》载,“文革”事起,陈被送到浙江天台其女夫家,未几故去,藏书亦流落燕市,1973年,谢刚主先生于琉璃厂遇到数种,“甚喜”之后,马上慨叹“其一生精力所寄,聚腋成裘,未能当应世之用……散佚不知流散何所,甚可哀也。”那么,这部《清人考订笔记》,至少可以作为对陈先生的一种纪念,纪念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在置身的一个又一个的非常的历史时期的遭逢。
2006年8月25日午后秋雨初霁
原刊2006年9月9日《青岛日报》副刊“三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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