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他写《耕堂读书记（一）》，第二篇《韩非子》：“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国文老师叫我们每人买了一部扫叶山房石印的王先谦的《韩非子集解》……”；1990年6月27日的《我的子部书》：“《韩非子》现存的，是顾广圻校过的木刻本，远不如王先慎集解本阅读方便”。
没错，一处是“王先谦”，一处是“王先慎”——我查过不同出版社的很多孙犁著作的版本，都是如此。
因此可以推断，这绝不是印刷排字时的误植，而是作者的笔下误，或者是记忆有了偏差。直到几年前我遇到一部昔日扫叶山房的《韩非子集解》，才明白了，原来这事怪不得孙犁先生，责任全在出版者扫叶山房。
我的这部，粉连纸石印，线装六册，没有标明印刷时间，传统书籍叫“书牌”的那一叶（相当于现代书籍的扉页），魏体大字：“长沙王先谦先生注”，但每一卷首叶的右下角都有五个小字：“长沙王先慎”。开始，我以为这是出版者的疏忽，毕竟，一字之误有时候是在所难免，可是后来我又查过几种扫叶山房不同时期出版的《韩非子集解》：民国十四年、廿年、廿二年的连史纸线装本，那几个地方，与我的粉连纸本全同，如果说这都是同一版，一错都错，那么，民国十四年、十五年、廿一年扫叶山房“新式标点”的铅印平装本《韩非子集解》，总不该都错了吧？然而，版权页也赫然是“注释者长沙王先谦”，内文，每卷首页，仍然是小字“长沙王先慎”。
那就是说，凡扫叶山房出版的《韩非子集解》，醒目之处，全打着“王先谦”的旗号，里面才老老实实标明真实的作者——王先慎。
如此看来，这就不是一个无心之过，而是有意为之的了。
为什么要布这样一个迷阵？
也许是，王先谦、王先慎虽为从兄弟，也都有一肚子的好学问，可是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名气，差得很大。扫叶山房打的这个“马虎眼”，用现在的话说，是明面上着眼于名人效应，暗里追逐经济利益。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晚号葵园老人，长沙人，清同治四年（1865）进士，光绪六年（1880）任国子监祭酒，兼职于国史馆、实录馆，十一年（1885）督江苏学政，十五年（1889）卸任回乡，次年主讲湖南思贤讲舍，十七年（1891）任城南书院山长，二十年（1894）任岳麓书院山长，维新运动后，瞩目于近代工业，入资创设“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干预地方事务。学问方面，他在经学、史学、训诂等领域都有成就，汇辑校刊了《皇清经解续编》《续古文辞类纂》《骈文类纂》，编有《十朝东华录》，著述有《尚书孔传参证》《诗三家义集疏》《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合校水经注》《新旧唐书合注》等，创作有《虚受堂文集》《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等。
综上可知，王先谦的身份是学者、官僚、乡绅，学术上可谓著作等身，《清史稿》及民国以来的长沙方志都有他的传，相比之下，王先慎就太默默无闻了。
先慎字慧英，迄未查到他的生卒年月，仅仅知道他曾官道州教谕，一说训导，著述，只有《韩非子集解》一种付梓，听说另有《周易十九篇释》稿本，不知藏于何处。
身价悬殊，但王先慎的著述是否需要借助“王先谦”的大名，邀誉于世？
同样是治“子部”，我们来大致比较一下王先谦的《庄子集解》《荀子集解》和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
《庄子集解》成书于宣统元年（1909），是先谦后期的作品，是运用自己的目光，简洁地择汇多家旧注而成的一个《庄子》的普及读本，学术意义不大。
《荀子集解》成书于光绪十七年（1891），他认为唐人杨倞的注“未为尽善”，近世同行的谢墉校本“去取亦时有舛误”，于是广取清乾嘉直到同时代的学者俞樾等人的成果，旁采汉以来的官私诸家著录，为之考证，希望能够“析杨谢之疑辞，酌宋元之定本”。这个目的达到了，《荀子集解》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读“荀”最好的本子。
《韩非子集解》成书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治学的路数和“荀”相同，以宋乾道黄三八郎本为底本，讹脱处据他本订正，也对汉以来的著录做了考证，也吸取了前代及当代人的研究成果，书前有先谦的序：《韩非子》“旧注罕所发挥，从弟先慎为之集解，订补阙讹，推究意蕴，然后是书厘然可诵”，虽未深论，倒也算公允。我以为“韩”有一个更胜于“荀”处，就是先慎遍稽唐以来的类书如《群书治要》《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意林》等，辑出了百余条《韩非子》的佚文，“推究其义，凡可补者悉注本文之下，其不能附丽者，都为一类，俾后之读者有可考焉”，使读者能借此看到唐宋以前流传的《韩非子》古本之一斑，实在是一大功德。
《韩非子集解》问世后，受到士林推重，百余年来印行极多。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即书成的翌年，湖南思贤讲舍即为之刊行，二十世纪初，偏于传统的出版机构如校经山房、扫叶山房等，有石印线装本，趋于现代出版意识的，如商务印书馆分别收入“国学基本丛书”和“万有文库”，世界书局则纳入“诸子集成”，直到本世紀，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学典藏”本，作者都是“王先慎”，包括日本侵华之前东京大明堂刊行的《韩非子定本》，注者池田四郎次郎也明言：“正文一从王先慎集解本”。且不论这些书的质量如何，在“头脸”处将撰者的名字偷梁换柱，藏了似是而非的“猫腻”，放了鱼目混珠的烟幕弹的，怕是只有扫叶山房一家吧。
有人考证，扫叶山房创始于明代，在中国出版史上是有案可查的，单凭现在还能遇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该山房大量的石印古籍，就可知他们传播文化的功绩还是卓著的，“慎”、“谦”之讹，不过是白璧微瑕。当年因这一“瑕”，出版者增加了多少利润，书流入社会后误导了多少学子，现在都不可知了。历史留下的模糊事多着呢，单是考证中国文化中的“伪书”的著作就有多部，扫叶之讹，还达不到那个高度，用流行的话说，近似一个“擦边球”而已。不过，扫叶山房命名的初衷，当是取“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的意义吧，是追求出版质量，力求校勘精审的自警，子孙们的这一污点，就有些“数典忘祖”的意思了，也不知当时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孙犁先生因早年读书受到一点蒙蔽，晚年笔下不自觉地出现一个小误，后来他又不自觉地改正了，毕竟耕堂藏书中还有作者名字不误的木刻本在，当然，即使没有改正，也丝毫无损于先生一代文学宗师的地位。
我喜欢孙犁的文章，阅读中偶然发现了这一团薄薄的历史迷雾，书缘凑巧，顺藤摸瓜，撰此小文，为之廓清，只觉眼前微微一亮。
2019年11月1日岁在己亥暮秋
原载 《藏书报》2020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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