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二十世纪最后一位散文家》虽然被有的评论家看好，我却很不以为然：一个挣扎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人，用宿命论的心灵鸡汤掩盖实际生活中的苦难，写成的文章竟被林贤治说成是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深邃的哲学，这显然属于言过其实的造势说法。
“二十世纪最后一位散文家”这个论断虽然很能吸引读者的眼球，但是读完后让人倍感失望的是：这篇文章谈“二十世纪最后一位散文家”，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理论根据。刘亮程用命运的笔调、自然规律的说辞，把身在其中的乡村的落后、愚昧、艰苦诗意化为散文，竟被林贤治惊叹为哲理散文家。这让人怀疑林贤治是否清楚什么是哲理散文。
既然林贤治提到“二十世纪散文家”，那么将刘亮程的散文与鲁迅的《野草》相较，显而易见，这犹如把小学生的作文与中文系大学生的文章放在一起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林贤治怎么能把刘亮程说成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位散文家”？
至于林贤治的《中国散文五十年》《中国新诗五十年》，题目挺大，内涵却很浅。读《中国新诗五十年》感到林贤治对“什么是诗”似乎并不清楚。所以他并未注意到：虽然新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有目共睹，没有人能否认，但新诗百年的发展，并未完善出“诗之所以为诗”的表现形式，这是文学界的共识。这属于众所周知的常识，不必讨论。
《中国新诗五十年》中热忱地称道新诗的节奏如何如何，这种称道让人怀疑作者是否懂得节奏这一诗歌与音乐不可或缺的元素究竟指什么。
《诗经》以降的中国历代文人经过千百年的探索，才在南朝至隋唐之际，发现格律体是用汉语写诗的最佳形式。而格律体中的五言、七言，是汉语表达节奏的最佳文字组合。
新诗没有文字组合上的要求，所以新诗的节奏是怎样体现出来的？换言之，表现新诗节奏的形式是什么？新诗不讲究文字组合形式，能出现节奏吗？
林贤治认为新诗的节奏是靠感觉出来的。怎样从新诗感觉出节奏？他并未说明。
众所周知，内容与形式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内容若没有相应的形式，便成了空中楼阁；形式若没有内容，便成了毫无意义的空壳。既然新诗没有完善出节奏的表现形式，林贤治所谓的新诗节奏，也就成了只有他自己能感觉到的空中楼阁了。
由此可见，林贤治对古典诗词这个东方艺术奇葩缺乏必要的了解。他不清楚古典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大厦上的皇冠，不知道中国文学能拿出手去与西方文学比画比画的，只有古典诗词。其余的文学都囊中羞涩，不堪与西方文学试比高低。殊不知，古典诗词的节奏感与韵律美在世界诗歌界是无与伦比的！
我已多年不看林贤治的文章。最近网上转发《林贤治：左右说丁玲》，文友发来让我看看，我在浏览中看到这样的文字：“她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期，为填补胡也频留下的空缺，而在刀丛中奔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这种几乎是照搬教科书的文字，让人读后不能不喟然长叹：林贤治江郎才尽矣！
至于文章中说“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文学才能而被政治吞噬的作家”，则是林贤治惯于言过其实的文字造势了。
丁玲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那个时代的应景之作，整部小说主题先行，歌颂土改政治运动；塑造的人物脸谱化，故事情节图解阶级斗争、编造虚假的政治热忱。这部远离人性意义的“政治教科书”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丁玲的其他文章与作品已没有人记得，也没有人再去读了。
严格地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没有丁玲的位置。因为丁玲既没有创作出成功的文学作品，更没塑造出成功的人物形象。不知林贤治所谓的“丁玲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从何谈起？
文章说“丁玲忠实于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奋斗”。这个说法看上去符合丁玲一生从业的实际情况。问题是林贤治是否考虑过，丁玲眼中的文学事业究竟是什么。
关于文学事业的性质与意义，近百年来中国人存在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文学是人学，是表现人性、体现人道主义的艺术，是用文字语言表达思想情感、描述社会生活的体裁；另一种观念认为文学是政治的婢女，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是革命事业的齿轮与螺丝钉。
有着政治情结的丁玲把文学视为革命的号角、革命事业的“齿轮与螺丝钉”。正是在这样的基本观念中，丁玲如林贤治所言“忠实于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了一生。
问题是，丁玲“忠实”地“苦苦挣扎”的文学事业，是文学原旨要义上的事业吗？
原旨要义上的文学事业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进一步讨论了。仅提议感兴趣的读者看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就知道莎士比亚是描写人性前所未有的大师；看看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就知道俄罗斯的文学家对人的灵魂有着洞若观火的慧眼。
看看十九世纪的法兰西文学，那真是法兰西民族个性异彩纷呈的体现。发人深省的是：雨果的《九三年》也是描写革命的小说。但是丁玲那些描写革命的作品都是速朽的文字，而《九三年》这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却是不朽的世界文学名著。小说尾声中，那位平凡的军曹因深受全体军人爱戴的司令被革命法庭送上断头台，便大发牢骚地骂道：“如果革命就是为了把好人送上断头台，那么这样的革命滚你妈的蛋吧！”
军曹的这句粗话不仅是这部小说的画龙点睛之笔，也反映出人类文学的普世价值。整部《九三年》贯穿着军曹这句话所含的普世价值：“在崇高的革命之上，还有个至高无上的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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