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公元一九五八年，距离实施那场“阳谋”已经过去了一年。而父亲在一个叫作大麦岛的地方“下放劳动”，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不确切记得那时他多长时间才能回家一次，只记得他每次回来总会和母亲零零星星说一些他在郊区农村的经历和见闻。作为一个四岁的小男孩，那些大人的谈话内容多数对我既无意义也无趣味，只是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母亲说，他下放的哪个村庄，那年提出的夏收亩产的目标是小麦亩产一万斤，在城市长大的母亲听了立刻撇了撇嘴说，净瞎扯，父亲却正色道，怎么是瞎扯？现在大家都在解放思想，大家都说能，怎么就你不信？母亲反驳说：“你这农村出来的人，也相信这种瞎话？一亩地能打一万斤麦子吗？”
对母亲的话，父亲倒也没有理直气壮地坚持，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你不信就算了，出去不要乱说！”
除了这些超出我理解力的争论，父亲对于农村生活细节的讲述，却在我心里勾起对那个陌生环境的好奇。所以我就几次软磨硬蹭地要跟爸爸去那个叫作大麦岛的地方玩耍。但是每次都被父亲拒绝了。
在我没成年之前，总的来讲，父亲在我的心目中还是很有威严的，但是这不排除我会周期性地爆发出一股勇气来对抗他的权威。当我对大麦岛的向往和想象积蓄到了一定程度，我的执拗和勇气终于在一次父亲临行的时候爆发了。这个发生在六十年前的故事，全程的细节已经被漫长的时光所磨蚀，但是我还记着我哭闹着拽住父亲的衣襟，从家门口一直和父亲缠斗到路口，阻挡父亲去位于胶州路的公交车站。
记得在我哭闹的整个过程中，爸爸的脸色一直很生气，曾经几次把我抱起扛在肩上，送回隔着两个街口的家里，可是每次他把我从肩头放下后，我就再一次锲而不舍地重新拽住他的衣服。经过来回几次折腾，被我的哭闹搞得无可奈何的爸爸终于妥协了，他沉着脸重新坐了下来，让姥姥给我找出几件替换的衣服，还烙了几个白面饼给我带上。后来我才明白，那个叫作麦岛，准备让小麦亩产一万斤的海边小村庄，是一个根本吃不到白面的地方，带上这几个面饼，就是为了使我在麦岛逗留期间，不至于一直和他们一起吃玉米面和地瓜干。
实现了心愿的我，心满意足的跟着爸爸来到了我今天居住的这个叫作麦岛的地方。
当年在这个村里，下放劳动的不止爸爸一个，根据我的记忆，大概还有七八个爸爸一样来自工会系统的叔叔，他们分别住在不同的房东家里，但是独立开伙。每天吃完晚饭，如果没有会，下放人员就各自回到寄宿的房东家里安歇。他们的日常活动似乎除了劳动就是“开会”，“开会”多数都是晚间，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一个人待在房东家里。有时候爸爸不开会，就会和我一起在房东家里度过睡觉前的时光。
虽然我来此地的方式使爸爸很生气，可是自从我来了以后，爸爸也不再生气了。父子俩突然有了很多单独相处的时光，如果我的回忆没有错，这大概也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离家到这么遥远的地方，也是第一次这样长时间的和爸爸单独相处，爸爸似乎比在家里和善多了。经常显得心情愉快，给我讲解新环境里我所不懂的种种陌生事物。时至今日，我还依稀记得我和爸爸与房东一家在点着油灯的炕上围着炕桌聊天的场面。
记得有一天，爸爸带我到村子前面的海滩上看大海，遇到一群村民，大概有十几个人的样子，正在齐心协力从海里往岸边拉一张大网，后来我知道这叫作拉围网。村民们开始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喊着号子，把这张大网一点一点的拉向岸边。等他们来到沙滩上的时候，我和爸爸也过去加入了这个拉网的人群，当然，我的加入也只是一个象征，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网一点一点的被拉的靠近海边，终于完全拉出了海面。人们围过去察看网里的收获，遗憾的是，那一天网里的收获实在可怜，除了几条不大的鱼，几乎空空如也。把鱼拿出来之后，有人发现这个网上还攀附着一只挺大的螃蟹。于是有一个叔叔把它拿下来，走到我的面前，说是送给我作为我参加劳动的奖励。于是大家都高兴的笑了起来。
就和整个青岛地区一样，麦岛村虽然坐落在海边，可是它的地势处于一个迅速抬升的坡地上。我记得那个时候，村里还有几条应该是发源于北边浮山山脉的小河，我在麦岛村的那几天，爸爸和村里的人正在修一个山坡上的小水库。他们穿着背心儿，把裤子挽到膝盖以上，在一条小河边儿挖着土。干得汗流浃背，还不时的停下来争论着什么。我一个人站在这条小河的下游一点的地方，一边看着他们干活，一边吃着从家里带来的一张面饼。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有一个村里的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刚刚会站立的小孩在河水里洗衣服。她一边洗，一边不时的向我这边扭头打量。突然间，她放下手里的衣服，在裤子上揩揩手，弯腰走到我的身边，一边四处张望，一边用一种我回忆中很谦卑的态度跟我说，小兄弟，你能不能把你的饼掰一块给俺家小孩吃？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只是愣愣的站在那里。那女人见状，看了看四周，于是不容分说地从我的手里拿过那块我啃了半边的饼，掰下了一块，把剩下的又塞回我的手里，然后匆匆的回到孩子身边，递给了那个看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的孩子。晚上，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爸爸，爸爸只是叹了一口气，没有说什么。
在后来的岁月里，随着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不断加深，也随着我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历程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我才意识到，我站在那个小水库工地上吃面饼的那个时刻，正是中国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爆发的前夜，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当然不可能意识到，一个住在叫作麦岛的地方的小媳妇，为她牙牙学语的孩子，用这样一种方式从一个从城市来的小男孩手里掰去一块烙饼，是一个多么鲜明的时代象征，亩产一万斤小麦的口号和为蹒跚学步的孩子劫掠一小块儿面饼，这是我当时幼稚的头脑里偶然存储下的一件童年往事，但实实在在是那个时期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基本写照！
记不清父亲什么时候离开那个荒凉的渔村回到了青岛，只模糊记得他不久就离开了市总工会，调到一个基层商业部门工作了。此后很多年，在一个现在早已遗失的相册里，我曾见到一张父亲打着赤膊，和一群和他一样肤色黝黑的人的合影。记得照片中的父亲穿着一件白汗衫，皮肤被海边的阳光晒得黝黑，看起来比他实际的年龄苍老许多，但肌肉却非常饱满结实。遗憾的是，搬过几次家之后，这张照片也不知被放置到哪个不被关注的容器或者夹缝里，虽然近年来，我也几次有意识的寻找过，可是直到今天，却再也没有见到它的踪影。
2018年于麦岛
原载 漂来的城
202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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