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丨浔阳江畔火花留念（四章）

浔阳江畔火花留念

1976年，九江火柴厂设计印刷了一套以“动物”为题的样标。之所以称为样标，在于它本身是看整体的效果，或是做前期尝试的探索。因各种原因并未正式投入生产，有限的样标数量自带一种稀缺性的珍贵。
全套火花共有5枚，采取铜版纸印刷。四横一竖的贴标，尺寸5.2x3.7厘米。这表明火柴盒内的梗枝长度，较之家用的普通火柴大致长出1厘米。图案化的熊猫、孔雀、丹顶鹤、梅花鹿、斑马，分别由不同底色与简易线条为衬托。在一定程度上，突出的是动物的特点与环境的特征。

比如，唯一竖列的丹顶鹤，搭配浅蓝色调与水的波纹，使得画面既简约又自带一种空间感，传递出中国传统鹤文化所承载的吉祥、长寿、安宁。
地处江西省北部与赣鄂湘皖四省交界处的九江，古称“浔阳”“柴桑”“江州”，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它濒临的鄱阳湖，是丹顶鹤的越冬栖息地。以鹤为图，兼具地域特色与美好寓意。

九江一地的火柴生产，始自十九世纪末年。虽然只是萌芽状态的昙花一现，但称得上是江西火柴工业的开端。真正意义上的九江地区火柴厂，可追溯到1920年创办的裕生火柴公司。
1931年，“火柴大王”刘鸿生组建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将九江裕生火柴公司纳入旗下，成为大中华的分厂。抗战时期，工厂拆卸主要设备西运重庆，组建华业火柴厂支援后方。
新中国成立后，裕兴火柴厂在九江组建。1950年实行公私合营，后正式更名为国营九江火柴厂，成为江西省核心火柴生产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九江火柴有着一路向西的演化脉络。1938年内迁重庆，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被迫西去。1970年部分设备、人员调拨至铜鼓县所创办的铜鼓火柴厂，则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典型案例。
动物样标推出后二十年，九江火柴厂在多年经营困难的背景下，于1996年宣布正式破产。
浔阳江畔，火花留念；如今回看，恰五十年。
2026.7.29

两亿年前恐龙家族

1989年，武汉火柴厂出品《恐龙家族》的火花。全套36枚，各种恐龙、形态各异，名目繁多、难以记忆。
恐龙，生活在大约2.3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至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属于中生代的代表性动物。中生代分为三个纪，即三叠纪（2.51亿-2.01亿年前）、侏罗纪（2.01亿-1.45亿年前）、白垩纪（1.45亿-6600万年前）。

恐龙在三叠纪晚期（约2.3亿年前）出现，早期数量不多，与其他爬行动物共存。侏罗纪，恐龙崛起成为陆地霸主，大型长脖子蜥脚类、剑龙繁盛。白垩纪，恐龙继续繁盛，霸王龙、三角龙、鸭嘴龙都生活在白垩纪。
6600万年前，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瞬间引发超级海啸、大地震。植物大量枯萎，食物链崩溃，非鸟类恐龙全部灭绝。但鸟类恐龙活了下来，就是现在各种鸟类的祖先。

36枚火花，有八枚是竖形的，比如霸王龙。但大部分都是横向展示的恐龙外观。贴标尺寸4.3x3.4厘米，每一枚有编号和年代以及文字标注的恐龙名称。它们依次是：
马门溪龙、似鸟龙、翼龙、霸王龙、蛇颈龙、兰氏龙、禄丰龙、喙嘴龙、永川龙、全爪龙、拖龙、剑龙、角齿龙、禽龙、鳍鸟龙、基龙、多角龙、鱼龙、棱齿龙、梁龙、窃蛋龙、盘足龙、中龙、鹦鹉嘴龙、背甲龙、雷龙、狂齿鳄龙、异龙、跃龙、原角龙、副蜥龙、肿头龙、腕龙、异齿龙、腔骨龙、鸭嘴龙。

每枚火花，带有红色印章的“武汉火柴”，使得整个画面有种画龙点睛的效果。单纯的恐龙，英语单词以dinosaur表达。
然而，如此复杂的一堆专业名词的恐龙专业名词，若再以英文展示为Mamenchisaurus，Ornithomimus，Pterosaur，Tyrannosaurus，Plesiosaur，Lambeosaurus……，那么记忆的难度会有多大呢。
两亿年时光已然走过，难道记忆就这样退化了吗。
2026.8.2

“文革”时期青岛火柴厂出口增长之谜

2001年出版的《中国火柴工业史》一书，对新中国的火柴出口有专门记述。其中以最早出口的青岛火柴厂为例，从1958年出口数量的1.1万件到1962年的3.2万件，可看出三四年间的增长速度已接近两倍的水平。1964年的出口数量达到了13.7万件，是1962年出口数量的4.28倍。其中1963年出口统计数字在该书中是个空白，到底青岛火柴厂在1963年发生了什么，无疑给大众留下一份悬念。
人民共和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1963年开始出现全面好转迹象。虽然也存在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以及思想文化领域大批判的“左”倾错误的再度出现，但1963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还是首次摆脱了前两年连续负增长的困境而出现可喜的9.5%增长率。

1963年9月12日，《大众日报》头版头条以《虚心学习踏实工作赶上全国先进水平》为题，报道了“青岛第二面粉厂”和“青岛火柴厂”两家企业“积极进取的精神”。从中可略窥，青岛火柴厂在这段时间都忙了啥。
这篇由王家廷和刘笃义采写的新闻，题目是《树立高标准思想质量大进一步》。可见，这个时间节点上的青岛火柴厂是在产品质量上下了大功夫。究其原因，始自“考察火柴质量的主要指标之一是废支多少”上。根据当时“轻工业部规定，每盒一百支装的火柴中，废支平均最多不超过二点五支”。但青岛火柴厂却只能按照企业的实际水平，规定出一个“每盒五支”的“低标准”。即便执行这低标准，火柴厂在实际生产中出现的废支数量“有时竟高达十支以上”。

在轻工业部召开的全国火柴会议上，十三家火柴厂的评比中，青岛火柴厂仅位列第八。会后火柴厂自上而下震动很大，企业内部也展开了热议。在质量上，究竟青岛能否超过每盒废支不到两支的杭州火柴厂呢？在减少废支与降低木材消耗上，青岛敢于比对济南火柴厂吗？而在排梗效率上，青岛有没有可能去学赶天津火柴厂？经过激烈的讨论和争论，最终大家达成了共识并找到了问题症结，那就是“没有高标准的思想，就不可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来”。

有了明确的目标，就开始了实际的行动。火柴厂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深入车间，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寻求方案，同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和各车间的精兵良将一道就刀具改进、疤节处理、罗梗升级等环节以及排梗检查、卸梗检验、装盒把关等流程，进行了一系列精心设计与用心投入。实践证明，原来认为太高的国家标准，经过努力也能达到比国家标准还要高的实际水平。经此，青岛火柴厂在产品质量、材料消耗、生产效率等各方面呈现长足发展，为企业销售赢得了市场，也为产品出口创造了先机。
在1964年出口数量13.7万件的基础上，1965年比上一年增长了76.6%达到24.2万件的出口新高。如果没有过硬的产品质量做后盾，外贸公司有再多的出口订单也只能是望洋兴叹、束手无策了。
1966—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特殊时期。经济上的急剧恶化、起伏动荡、畸形发展及至后期的缓慢恢复，都让半个世纪过后人们再来回顾时唏嘘不已。然而就在看起来不可思议、说起来耸人听闻、听起来简直在开“国际玩笑”的大环境下，青岛火柴厂却在11年间以平均25万件的年出口量持续稳定地保持着增长态势。25万件是1964年的1.83倍，比1965年的24.2万件稍多。一言以蔽之，即使以“十年浩劫”代称这段“文革”时期，青岛火柴厂的出口数量与“文革”前的最好水平依旧旗鼓相当。这看似难以理解，却也耐人寻味。是“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在擂鼓助威，还是“斗私批修”的“人民战争”在保驾护航，一时难以捋清。当国内经济站在了崩溃边缘之时，火柴出口像是创造了一场“人间奇迹”。

1967年10月27日“青岛火柴厂革命大批判作战组”编印了一份《青岛火柴厂前党委修正主义言论摘编》，目的是“有助于广大革命职工对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判斗争，并彻底肃清其流毒”。
这份油印的“言论”册子总计91条，有火柴厂党委工作计划和年度总结的语言，有领导干部讲话和报告的内容，有参加广交会的情况和简报，有规章制度和工作安排的条目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63年增产节约方案》中罗列的接受“批判”的几条内容，竟与其时《大众日报》的报道前后连贯、一脉相承。不妨列举三条如下：
其一，“我们的行动口号是：艰苦奋战八个月，发奋图强破两关；产品质量赶上海，成本低耗超济南；多快好省争上游，物美价廉双领先”；
其二，“产品质量赶杭州，排梗效率赶天津，木材低耗超济南，装盒效率争一流”；
其三，“为了彻底转变领导作风，必须从根本方面着手……要树立一个牢固的老老实实当一个普通长工的思想观点”。

在与其相对应的《63年工作总结》中，“制造车间的口号：红挂帅，巧领先，开动脑筋破四关。废支降到0.7，排梗效率超五件，药头质量保标准，原料低耗赶济南，学赶先进争上游，群英会上挂金匾”的这些高度概括性的目标与口号，足以说明“0.7”的废支标准是确保火柴质量的先导。

另一段《63年工作总结》更具理论价值，它总结出火柴厂相关生产部门和工作环节的岗位职责和管理经验，即：

装盒工的三紧、三齐、二准、五快、一集中的操作法。
三车间的一好、四无、两消灭的管理办法。
排梗工序总结了三紧、三快、六净、一集中的先进操作法。
卸梗工序总结了三快、三轻、三净、二正、三整齐的先进操作法。
使维修人员逐步做到了三勤（嘴勤、腿勤、检查勤）、二保（保检修质量、保安全）。

1962年，青岛火柴厂出品了一套多达16枚的、以“农林牧副渔”为题的火柴商标。在尺寸4.3 x 11.5厘米的卷标中，一幅幅收麦、植树、放鹅、牧羊、摘果、种棉、捕鱼的儿童人物画面，生动地描绘出“五业”繁盛景象。背标中与画面对应的一句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农谚，却在此时被扣上了“反对突出政治”的帽子而受到严肃批判：

多种瓜菜，不怕灾害，白菜萝卜葱，多用大粪攻。
清明秫秫谷雨花，立夏以前栽地瓜。
培植果木园，好处说不完，树木能成材，结果香又甜。

其中还有两句“花开满枝红，劳动最光荣”和“一代栽树，辈辈幸福”的口号，同样成为批判对象。更为严重的是“龙生龙，凤生凤，好种才有好收成”这一句，首当其冲地被划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范畴而必须进行彻底批判。
此情此景不难让人想象，“文革”期间一些火花遭到了焚毁、一些藏家受到了批斗，不过只是历史长河中泛起的一层涟漪。虽在众人意料之外，却也在此种情理之中。

1968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发表了“青岛火柴厂革委会发动广大革命职工狠抓阶级斗争”、标题为《粉碎敌人破坏阴谋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报道。这篇千字文读下来，始终让人发觉不到“敌人”到底指谁、他们隐匿于何处、都进行了什么“破坏”，而那些“阴谋”究竟怎样恶毒、“粉碎”最终如何实现，文中均未涉及。这篇通稿算是一个时代产物，我们无需细究，倒是它关联起一年前青岛火柴厂对“修正主义”进行彻底批判的典型案例。转念一想，如果没有年前的“大批判”先行，就不可能在当时取得“革命大联合”的“进一步巩固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力地促进革命和生产”。
正因如此，文章最后提到“去年，这个厂超额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今年以来的产值、产量又比去年同时期提高”。查查青岛火柴厂的记录，1966年出口火柴20.3万件、1967年25.7万件、1968年27.5万件，这是“运动”以来火柴出口呈现逐年增长趋势的力证。同1958年出口1.1万件相比，1968年的出口数量是1958年的25倍，创造出十年以来最高的新纪录。

与上述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煤炭生产持续上升》为题，也报道了“焦作煤矿革委会带领革命职工向阶级敌人发动猛攻”的事迹。毋庸置疑，伟大的理论指导着伟大的实践，而伟大的实践又检验了伟大的真理。可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在1966-1976这段特殊历史时期里，青岛火柴厂的火柴出口稳步增长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也终于在1973年显现出32.6万件出口火柴的峰值。
如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一句至理名言。，那么可以推断出——工人，只有默默无闻、辛勤劳作的工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支柱、才是在艰难困苦条件下保质保量完成出口任务的主力军和生命力。

工人，伟大得让人几乎忘却，而平凡得就是那样忘我。
2019.10.18

“购物证”里的火柴

票证，是指计划经济年代，在物资短缺、商品匮乏、供应紧张、需求强劲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为保障有序供给、缓解购买压力、适度引导消费的一种阶段性临时性的物品购买专用凭证。
票证涉及“吃穿用”等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零星购买日用商品的粮票、布票、油票的单张票，以及定期购买常规物资的粮证、副食品证、煤证的整本证，还有特殊大件商品的购物券等，可谓种类繁多、不一而足。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中国进入计划经济时代。最近收集到几本购物证，捕捉到六十多年前的一幅模糊生活场景。
三本“购物证”是1962年使用的、来自“胶县”。其时，胶州湾西北岸的胶县在1958年改属青岛后，1961年又重回昌潍专区，直到1978年再次归属青岛。

购物证由“胶县商业局”印发，正面盖有商业局公章以及两个上部可辨认的“胶莱人民公社”印章。1958年，胶县实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制。1962年购物证出现的“胶莱人民公社”，就是持证人所属的驻地机关单位。购物证的尺寸6.3 x 9.2厘米，相当于工作证或学生证大小。内页右下角，是单面1-9的页码数字。
购物证封底印有的“使用说明”，诠释的是此类票证的一般事项。比如，第一条“凭此证在本县购买临时指定的某些商品”。这个“某些商品”，从内页印刷的栏目看出，包括民用线、手帕、棉毯、帽子、香皂、肥皂、火柴、煤油。另有剩余的未名空页以“品名”二字呈现，表明依照可供商品的名称可随时手写添加。

“使用说明”的最后一条，明确写着“62年度购物证共分四种，包括（伙字、单字、市民、农户）。伙字只限集体伙房使用，单字只限干部职工使用，市民只限街道居民使用，农户只限农村人口使用。”
对照购物证的封面，中间黑框确有“农户”二字，说明此种类的凭证是胶县农村人口使用的。在以往认知的“农业”与“非农业”概念外，此刻又增加了一个见怪不怪的“干部职工”类别。看来这种户籍管理的精细化分类，仍旧保留着传统思维与现实理念的深刻印记。

翻开购物证，内页栏目包括“户主姓名”“住址”等基本信息。其中“全家人口（按户口）”和“在家吃饭人口”的罗列，与供应物品的定量分配直接关联。从三户使用的三本购物证购买的物品记录看，“火柴”和“煤油”是最多的，其次是“民用线”。剩余栏目的空白，表明无实际购买记录。这可能是日常无需，也可能供给不足。而60年代初的那段特殊时期的社会境况，时至今日依然令人难以想象。

购物证一：户主“吴耀孟”

第4页的“火柴”购买记录，始自1962年4月17日“购买数量”的“1”。上下对照，这个“1”应是一封火柴，而9月1日的“1半”理当一封半。从12月19日的“10”看，应该是十盒、还是一封的数量。而到了次年1月15日，一下子出现数量增加两倍的“30”。这从内页“全家人口”栏目在12月31日专门增加“添一口”的标注，即在家庭成员变化上找到答案。总之，在所列一个年度的八次火柴购买中，合计有11封的数量。如果按照当年二分钱一盒的价格水平核算，三口之家一年购买火柴花费了“贰元贰角”，平均每月0.183元。按三人分摊，每人每月就是六分钱。

购物证二：户主“吴京民”

1962年3月20日的记录中，购买了火柴“7合”。至次年1月17日的“10”盒为止，在前后十个月间的九次凭证采购中，总共买了11.7封，匡算金额约“贰元叁角肆分”，也就是平均每月0.234元。按五口人核算，每人花费尚不到五分钱。不管这五口人是两位老人、两个大人加一个小孩，还是父母与三个孩子组成的小家，看起来在那种人口相对多的家庭里，更易分摊生活成本、更趋节俭过日子。

购物证三：户主“刘立君”

在1962年3月19日购买的火柴中，记录也是“7”盒。刘家的火柴购买记录比上两户的时间都长，一直延续到1963年6月16日购买的“30”盒。在此间15个月的13次购买中，总计17.7封，金额大致“叁元伍角肆分”，即月平均0.236元、与五口之家在火柴上的生活支出相当。但这两口之家的人均值，却让每人每月几乎接近一毛二，花费水平着实过高。在火柴购买记录旁的上一页背面，特别写有“注意”二字。难道这是对火柴使用量相对过高的“自我提醒”或是他人对自己的“温馨提示”吗。

虽然三个不同背景的家庭无以代表整体消费水准，但仅就购物证显现的某个时段、某个区域、某个群体的不完全统计看，普通大众在日常生活的火柴人均消费值介于五分到一毛的区间，或多或少可以作为衡量其时社会经济发展单一层面的数字参考指标。

胶县地区的火柴工业，以1923年栖霞人李涟溪投资、在胶县火车站附近设立的“青岛洪泰火柴工厂”为正式开端。之后，洪泰还在济南和青岛分别设有新工厂。这些都是20世纪20年代后的三十年间，岛城民族火柴工业发展的组成部分。在1949年的统计资料中，还能看到“胶县民生火柴厂”和“胶县利民火柴厂”的名字。1954年，胶县民生火柴厂并入“地方国营山东益都火柴厂”后，胶县本土的火柴生产基本告终。
“购物证”流通这段时期，尚未发现火柴供应渠道的真凭实据。鉴于胶县归属昌潍地区，而“青岛西、济南东、临沂北、黄河南”这一区域的火柴生产，在国家统一实行“产供销”政策下，益都火柴厂承担着组织生产和供应市场的任务。其时的胶县火柴供应来源，很可能就出自三百里外的青州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