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睡梦中哭醒时，窗外还是黑漆漆的，也不知何时下起了雨，滴滴答答的，没完没了，宛如缠长的思念。
记忆中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下一场绵长的雨了，这场雨是向着心底下的。我想，这雨如果从今天中秋开始下，一直下到过了农历八月十六，我就可以有理由留父亲多住在平安里一天了。
从记事起，母亲就经常说，过了中秋就是年。说明中秋节一过，这一年也就快结束了。
心如外面的雨，一直在流泪。其实，心意难平时，是很难写下文字的。拉开窗帘，我望见已经完全枯萎的向日葵，无奈地随着风雨，无力地摇晃。它的根茎也早已枯萎，叶子枯萎脱落，只有靠近成熟向日葵的花盘下面有两三片枯萎卷曲的叶子，与低垂枯萎的花盘相伴。这株低着头、一幅老气横秋姿态的向日葵，像极了病危中的母亲。
今年很特别，开春，我把从纽约带来的一包向日葵种子用温水催芽，然后一粒粒种到托大的花盆里，最终只有一粒发芽，长出叶片花朵，结出了果实，最终慢慢枯萎凋谢，像极了一个人完整的人生。
外面公鸡开始打鸣“钩钩油”“钩钩油”，远处似乎传来打雷的声音，记忆慢慢从清晰中模糊，又从模糊中清晰起来。只是，你很难想象，一个近六十岁的人，思念母亲时，会钻进板栗园，跪倒在地，任凭栗子皮扎得腿出血，依然麻木不仁地仰天嚎头大哭……
一 1976年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用卞之琳这首《断章》来写1976年10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中国人的心情，肯定是有卡点的，更有不卡点的。
那年六岁，中秋这天已经有些冷意。地里的庄稼基本上都收割完了。我从育红班放学后，出门右拐路过第二生产队的烤烟屋子，再向南走到第一生产队大院山墙的黑板上，画着戴着眼镜的一位女士，她穿着黑衣服，似乎手中还拿着剪刀。黑板上还张贴着五花八门的海报，只是都已经褪色。当然长方形的大黑板上还有许多内容，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从第一生产队的大院向西延伸一条小路，路过饲养院和几户低矮的草房，再左拐向南，朝西门的第一户就是我的家。我从门缝里找到钥匙，开门进去，走不到三米就是冲着门口的一棵歪脖子椿树。如果平时有力气，我会直接走向树玩一会。绕过树就走进正屋。我们家有三间草房。在草房的东边是一个煎饼坊，煎饼坊东边有两米多的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一个用木棍搭成的鸡窝，我的营养大半都是从鸡窝里掏出来的。再向东就是一个小水渠，小水渠的东边建筑着土墙，墙东边就是第一生产队的饲养院，就是刚才我路过的地方。
如果营养跟得上，我就可以再高点，比墙高一点了。那样，饲养院里的各种牛马驴都能够看到。东墙上有各色太阳花，是我们家最美的风景线。在东墙与南墙交接的地方，顺便搭了一个猪圈。猪圈西边有一棵几十年的老梨树。老梨树旁边有一个杂草垛。
因为唐山大地震的原因，家家户户用粗木棍搭了棚子，晚上就睡在里面防震。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家中没有人是常态。父母都去劳动了，中医的奶奶三天两头不在家，不是在病人家中治病，就是去病人家中的路上。我开门进堂屋，到厨房里找点喜欢吃的——不用说是喜欢吃的，能够填饱肚子的食品也几乎没有。我很是失望，就赌气拿着两只粉笔出了家门，右拐到屋后的一个百草院。这个草院的门口很特别，是用一块平板的石条垒成的，很是讲究。大草院有五户人家放置柴草的地方，分别是奶奶家、我家、二叔家、三爷爷家，还有一户记不起来了。总之，这个草院很气派，有牡丹芍药、夹竹桃、分豆子、鸡冠花，还有一棵枣树、一棵老槐树及三五棵梧桐树。母亲说，我小时候特别刁钻古怪，经常一个人钻到草垛里，或者草垛旁，用树枝或者小石子画拖拉竖（就是先画一个十字，然后围着这个十字架来回拖拉，想象着随心所欲地画画）。除了家附近，就是奶奶带我行医到了其他村庄，只要是找到一个用麦秸搭成的草垛，就开始天马行空的地面涂鸦。
画累了，就倒在草垛地上睡着了，或者钻进草垛里面就睡着了。
母亲说，除了爱哭，最大的缺点就是谁叫都不回应。我辩解说，都钻进草垛睡着了，能听到叫声吗？
母亲说，就是面对面，站在对面也不回应啊！我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大毛病。
我儿时很瘦，可以用三根筋挑着一个瘦头来描绘。头上黄毛几根根，又特别尖馋。母亲说，我七岁时一顿饭还吃不上一个鸡蛋。每次生病，母亲抱着我坐到汪（村中天然形成的类似湖、湾一样底部深储水的小水库）旁边，一坐就是七天。
午饭没有着落，画着画着，我就感觉头晕，于是就钻进麦秸草垛睡着了。
母亲把我抱到炕上的时候，已经是掌灯时分，我还迷瞪着。我就听到母亲一边给我找枕头，一边对弟弟说，你快吃吧，发黑的是红糖和面，趁姐姐没醒，你赶紧吃到肚子里。
母亲说这些时，我也被母亲安置我枕枕头时的动作摇晃醒了，赶紧强打精神，从床上爬起来，下到地面抢饺子吃。
饺子并不多，一共十几个。粗面的我没有顾上数，细面的一共四个。我从小嗓子细，粗面的咽不下，母亲只有骗小我两岁的弟弟说粗面是红糖的好吃，这样省下细面给我做吃的，只为能够让我活下来。
当然，粗面是不够的。母亲每次带我回姥姥家，姥姥也会把从全家人省出来的白面给母亲带着，一直接济到新麦子下来。
我吃了两个饺子，母亲又给我盛了半碗饺子汤喝下，然后对我说，明天八月十六，我带你和弟弟到姥姥家，你今天在家吃了饺子，到姥姥家不能再挑食，点菜谱了。母亲的言下之意是姥姥家人多，我又特别尖馋，姥姥姥爷偏爱我，这样表哥表姐表妹表弟如果攀比，势必让两位老人难堪。
我虽然没有言语，但是母亲也没有难为我。她拿来半盆温水，给我洗了满脸泥草大花猫似的脸，又给我擦洗了身子，最后用这半盆水给我泡了脚。
泡脚以后，母亲并不急着把水盆端走，而是先把我安顿躺在炕上，盖上薄被，才肯端着盆离开。
我年纪虽小，然而我知道母亲对我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母亲，这些童年的幸福温馨记忆将无处寻觅。当然，如果没有母亲的细心呵护，我肯定也活不到今天。
1979年的初冬，诸城市枳沟公社后水清的大喇叭响了。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计划生育，更为了保住村中的男劳力，三十多位已婚中年妇女在村支书的动员下，被村里的拖拉机和马车载着到了枳沟医院做结扎手术。计划生育是国策。结扎不再生育就是响应国家倡导计划生育的一项大内容，而且全国上下都要执行的一项政治运动，我的母亲王密芳也在这支队伍中。我不能说母亲是当年国策计划生育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也不说是牺牲品之一。只是，我母亲自从结扎以后就把身子骨给糟蹋了，伤了元气。每当从生产队里干累活，或者被雨淋湿感冒以后就得了一种怪病。
一天，我从学校放学回家，母亲正蒙着头，浑身不断地打着哆嗦。我当时被母亲的表现吓得直接瘫软在地上，大声地呼喊着：“妈，你这是怎么了？”这是我第一次认为母亲是要离开人间了，我的天要塌了。赤脚医生来了，判断为母亲是结扎以后的后遗症，注意休息注意营养会好起来。
（待续）
作者：臧健
作者授权，世说文丛首发；图片由作者提供，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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