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音补拉四队的张队长，当年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汉子，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但显得坚实有力。他有一个具有浓郁陕北特色的名字，张三外。说实话，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名字中的这个外，究竟是哪个汉字，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西北地区百姓的名字，和中原地区百姓的风格大不相同，在我驻村的四队，有姓符一家农民，兄弟三人，老大叫米粮柜，老二叫白狗，老三叫苍狗，以后我会慢慢讲述这些和他们的名字一样特色鲜明的人物。
张队长相貌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一双有点外凸的大眼睛。我刚刚进驻村里的时候，队干部对待我的态度中，都隐含着一丝警惕。我猜是因为这次“支左”工作中，包括一些“四清”工作的内容。而那时的公社内部，都或多或少有些遗留下来的和四清主题有关的问题。我那年还没满18岁，在此之前并没参与过任何社会组织的管理层面的活动。对于我刚刚涉足的工作组的工作，只会很机械地按照文件中的字面意义执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渐渐地理解和领悟了这些超越书本和文件的社会活动的潜规则。不过在那个不寻常的冬天，全中国所有的政治活动主要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当年秋天的913事件。而我们支左主要内容，也就是组织村民学习当时中共中央发布的有关这个事件的各类文件。
虽然我没有寄宿在张队长家，但在那些没有安排会议的晚间，我经常待在张队长的家里，坐在用麻油和马粪抹得油亮的炕上，打发晚间的时光。主人抽着用羊棒骨做烟管的一口香，和我闲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在这些谈话中，我了解了很多当地的历史和风俗。虽然这些东西都带有民间传说的色彩，并非确凿的的史实，但是富有故事性，听来饶有兴味。今天回想起来，是我在那一段生活中最可贵的收获。
作为生产队，实际上也是一个自然村的领导人，村干部除了生产活动，实际上还介入和干预村民生活中各种事务，包括家务事。我在张队长家里炕上坐着的时候，就几次遇到村民上门找队长公断家务的场合。旁听这些前所未闻的边民的生活琐碎细节，使我对当地农村生活有了进一步直观和深入的了解。
刘队长一家
刘队长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瘦老头。言谈举止不太像一个队干部。当农村干部的人，我觉得是多少具备点一呼百应气势的汉子，不然怎么指挥村民从事集体劳动？这个白音补拉四队的张队长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大队那几个干部，也都或多或少是这种派头。
我第一次去刘队长家吃派饭，发现他的老母亲是一个风趣幽默的老人。有人告诉我，刘队长的老娘是从梁外嫁过来的牧主家的女儿。所谓梁外，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库布齐沙漠南边的牧区。在我们外来知青心里，梁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域。在整个兵团时代，除了后勤部门的团干部，如助理员、司务长等人，会在秋冬之际去梁外采购过冬的牛羊肉。知青中没有多少人去过神秘的梁外。在我的记忆中，刘队长的婆姨已经不在了，女儿已经出嫁。所以那时只有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记得第一次去刘队长家吃派饭，一进门，坐在炕上的老太太就用我当时还听不太懂的方言向他儿子问了一个什么问题，还没待他儿子回答，老太太就在炕角里自己咯咯地笑了起来。
等饭端上来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这是一种我当时还从没见过，有点像我们在家里吃的烫面蒸包，虽然形状还有些不同，后来我知道这叫烧麦。在当今这个大旅游时代，羊肉烧卖已经成为内蒙古的标志性美食，可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来自相对富裕的山东地区的人，甚至没有听说过这种食物。
在我们吃饭期间，老太太时不时通过儿子的翻译向我提出各种问题，还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她的问题有一些我能听懂，另一些方言色彩太重的，我就完全如坠云中了。只知道是老太太在说俏皮话。我推算这位老太太当时的年纪，应该也就是七十左右，可是已经看起来非常衰老，瘪着的嘴唇表明她的牙齿基本已经脱落殆尽，如果不是有着这么健谈幽默的性格，那一定会让人感觉到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听村里人讲，刘队长的母亲有病，她的孙女，也就是刘队长出嫁的女儿，身体也不好，所以帮不上家里什么忙。这样一来，只能由刘队长这个鳏夫一个人来伺候他的母亲了。想到这样一个病弱老人，还给我做这餐明显是十分复杂的派饭，我心里十分感动，使我想起了远在黄海之滨的外祖母。
所以那一天除了饭费，我给老人留下了两元钱，老太太坚持不收，直到我最后明确的说这算是给老人送一点见面礼，她才勉强收下了，并一再向我表示感谢。
44年后的2015年，也就是我最后一次造访独贵塔拉的时候，由于这里的乡间道路已经和当年有了很大的改变，手机导航都无能为力，把我的车引到了一条乡间小路上。当我被迫下车走到一家路边农舍打听道路的时候，在几句闲聊中，却发现这家人竟然就是刘队长的后人！四十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刘队长和他的老母亲早已不在人世，在我离开的时光里，白音补拉在社会的巨变中像一粒久旱的草籽，在时代的风雨中破土而出，整个社会面貌已经今非昔比。唯愿刘队长和他的老母亲，在他们有生之年也过上了富足安宁的日子。
我偷走了张队长家的小狗
在十七岁的年纪，虽然在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环境里，孩子气的玩心也没有全然泯灭。我打小喜欢小动物——除了耗子，自从来到兵团，看到家属院不少人家养狗，我就打主意想自己也养一条。
来到白音补拉以后，我其实在回团部的路上，抓到了一只黑色卷毛的小四眼狗。把它先寄养在当司务长的同乡那里。但是不久后，张队长家要来了一条灰褐色的小奶狗。这只小奶狗外形并不算漂亮，可是显得非常凶猛，每当我走进这个院子，这只一尺多长的小狗就先声夺人，又跳又叫地扑将过来。那跳踉大㘎的气势和呆萌可爱的动作，使我感到很喜欢。我几次开口向张队长索要这条小狗。可是他不肯给，他们家的孩子们也不情愿把这只刚抱来的小狗送给兵团小子。但是不久后，我就等来了一个机会。
虽然是在边地荒村，面对的多半是目不识丁的边民，但传达党的文件的方式也是按规矩来的。要按照党员、团员、群众等不同政治身份有序进行。其中妇女也是一个单列的群体，每村有一个妇联主任领导。时值隆冬，白天不安排妇女下地劳动，所以这个时段就安排妇女在队部学习。那一天文件传达完毕之后，我走出队部返回我的居所。我走路很快，而那帮刚刚结束学习的妇女们则磨磨蹭蹭地一路聊天，一路打打闹闹，推推搡搡，行进的极其缓慢。等我走到张队长院门口的时候，那只小狗听到了动静，一如既往的愤怒跳将过来。我向身后回望了一眼，发现那一帮妇女，还在几百米外的队部附近慢慢吞吞的移动，其中也包括张队长的婆姨。一个念头忽然闪现在我的脑中。我打开张队长的院门儿，小狗勇敢地扑将过来，被我一把抓住脖子后松软的毛皮，揣进棉大衣里面。然后快速向西边另外一个生产队赶去。那个村住有两个我们连的女战友。我脑中瞬间做好策划，先把小狗放到她们那里养几天，再找机会送回连队。
那个村子离我住的白衣布拉四队大概只有两华里。我用急行军的速度，十几分钟的时间就赶到了。顺便在村头的小卖部里买了两斤当地的土月饼，作为小狗这几天的口粮。等我安顿好小狗再返回村里的时候，那一帮妇女大概也刚刚回到自己家里。
那天我回来后一直待在张队长家，并且在他家吃了晚饭。其间他的一个女儿曾走进来对张队长说，
“大，狗子咋个没了？”。
和我坐在一起吃饭的张队长随口答了一句，咋个能没了，不知跑哪去了吧？
大概直到第二天早上，张队长一家才确信这条小狗失踪了，当然，他们丝毫也没有怀疑小狗的失踪和我有任何关联。因为在他们看来，我整个下午乃至晚上，都一直和他们待在一起，没有离开他们的视野，没有任何作案的可能。
可毕竟我曾经几次向张队长讨要过这条小狗，聪明的大女儿对我有些怀疑：
“小张同志，俺家狗子是不是你拿了？”她问我。
“哪的话，我没拿”。
我虽然内心慌乱，但还故作镇静地搪塞着。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最后还是被张家发现了。经过是这样的。
几天后，我趁一个风沙漫天的日子，决定把小狗送回连队。我随身带了我的脸盆和一个如今早已绝迹的线网兜，赶到寄放小狗的女战友那里，把小狗放在盆里，再罩上网兜用手提着，这样小狗和我都很舒服，感谢了女战友，我提着小狗踏上了回连的路。
在这样严寒的季节，又是刮大风的日子，我几乎一路都没遇到人，过了乌兰淖尔村，就望见独贵了。可就在这时。从独贵那个方向来了一挂马车，开始我并没在意，这条路上东西伸展100多里，平日里来来往往的马车也不少，等这个马车走近并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才看清，这竟然就是白音补拉村的车！赶车的把式我也认识，他当然也认识工作组的兵团小子，我甚至觉得他还点头向我示意了一下，当然也可能是马车轮子颠了一下。不管怎样，我心里稍微嘀咕了一下，不知道他看没看清我手里提的是什么东西，也许这么大的风沙，他未必有兴趣看我手中的网兜，况且他的车从我身边经过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可是我完全低估了当年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警惕性以及在草原上养成的锐利视力。当我第二天回到村里的时候，张队长的大女子马上跑了过来，
“小张同志，俺家的狗子就是让你拿了，赶车的二元子看见了。”
我当然是有些尴尬，虽然在我心里，一只小动物算不上是一种财物，但是我毕竟是以工作组的身份住在这个村里。所以我只能继续支吾搪塞下去，
“你听二元子瞎说，我那只狗是黑的，是我在路上捡的”。
“二元子看得清清亮亮，就是额家的狗子！”
张队长的大女子坚持着。
面对这个局面，我只好耍赖皮了。
“你要是不信。去我们连里看看。下次我回去的时候你跟我一起去！”。
可是我出于喜爱偷走的这条小狗，最终却由于兵团的纪律遭遇了惨烈的结局，对此我当别文另叙。
三十年后的2001年9月，我带青岛电视台摄制人员，回独贵塔拉拍摄反映青岛兵团知青生活的专题片《重返大草原》。我带摄制组拜访了年近古稀的张队长，他仍然居住在白音补拉老屋里，还是那一双微微突出的大眼睛，人却胖了许多，最大的变化是，整个人都变得柔和慈祥了。时隔30年，我带着孩子来到了我少年时代的故地，又坐在这个我曾经睡过的土炕上，屋里屋外站满了我久违的白音补拉的故人。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向电视台的导演、记者，还有同来的知青战友追溯那一段难忘的时光，也没有忘记讲述关于这只小狗的插曲。这个桥段虽然没有在电视台播出，但是至今保存在我的硬盘里，并将随我度过我的余生。
几年后，当我再次回访独贵塔拉的时候，听说张队长被他大女儿接到独贵镇居住了，我通过留在当地的老兵团战友打听到他的地址，登门看望了这位老友，他比白音补拉见到时胖了很多，完全是一位慈祥的耄耋老人了。他见到我很高兴，起身要给我倒酒，这是我当年在内蒙古没有发现的一种礼仪，说实话，公社时期的农民，酒也不是日常的消费。我注意到他的腿脚已经不太灵便，他告诉我他得了严重的糖尿病，目前是女儿在照料他的生活起居。我很想见见我记忆中当年被我偷走了她的小狗的女孩，算起来，她那时也到了做奶奶的年纪了，不巧的是那天她没有在家。
我再一次回到独贵塔拉是此后几年的事情了，当我向当地朋友再问起张队长的时候，被告知他已在一年前病故。
原载 漂来的城
202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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