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音补拉村北边两华里处，就是黄河的南岸。在独贵塔拉地段这三四十公里区间的一段黄河，河道不断转向，至少也有九曲十八弯。但是在白音布拉村这一段，基本上是从西北到东南的流向。
每到冬天冰封的季节，等河面可以安全地步行过河了，村民们就开始了盗伐对面国营三湖林场的行动。这个国营林场的范围，据说是从东边公庙子开始，一直到乌拉特前旗附近，东西延伸将近100华里。和东北长白山兴安岭那些林场概念不同，这里并没有高大的乔木林区，主要的树种也就是那些高两三米的大灌木，诸如红柳、毛柳、梭梭等高原旱地植物。
村民们通常是趁着夜色悄悄地过河，在黎明前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村。偷伐的最主要的目标是茅柳，这种灌木除了做薪柴，还可用来制作各种农具的把柄，以及编织围墙篱笆等等。
沿河的村民盗伐国营林场的行为，应该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传统问题。但是那一年，林场通过官方渠道找到了地方政府，于是政府就下达了整治这种现象的文件。当然仅仅宣布文件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夜间围堵盗伐村民的任务就交给了村里的民兵。有好几个夜晚，我和姓苏的民兵排长冒着刺骨的寒风，守候在黄河通往村里的路口，果然截获了好几拨从林场满载而归的村民。意外的是，村里的贫协主任竟然也在其列！这是一个相貌端正，能说会道的中年人。也是村委会的成员，村里的领导人之一！
盗贼是抓住了，可是实际的处罚也只能是开个会，讲一讲而已。村干部们不可能夜夜冒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在黑暗中守在河边的道路上堵截他们，况且他们也未必真心想执法如山。当然，当年在我的观念里，国营林场的树木可不是张队长家的小奶狗，国家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一年春天流凌时期，兵团堆在河边的木材被河水冲走，几个知青竟然跳进冰冷的河水去打捞，为此团党委通令嘉奖了有关人员，姓王的渡口班长为此荣获二等功！那个时代，国家财产是一个神圣的词汇，比人命值钱！
在这漫长寒冬里的某一天，正当我在晚饭后坐在张队长家闲聊的时候。有人来通报说，对面林场的人发现了盗伐的村民，一路纵马追到村里来了，要找这里的村干部说话。不多一会儿，村民们就引来了一位穿着皮裤皮袄，中等身材的健壮汉子。张队长等人慌忙迎上前去，并把他让到火炕上坐定。这汉子自我介绍是国营林场的副场长，姓郝，在油灯的光亮下，我看到来人是一个相貌端正，甚至算得上英俊的红脸汉子，双目炯炯，气度不凡。他喝了几口水，还没有谈公事，先问张队长村里有没有会放血的，说自己路上受了风寒，发烧了。张队长听了连声回应有有，随即让炕下的村民去村里请人。不多一会儿，村民就引来了一个中年人，听口音是本地的村民。他让郝场长平躺在床上，解开衣服，拉起袖子。在脖子、胸膛，还有胳膊上的几个位置，用一根钢针，用极其娴熟的手法，似乎不加思索地一行行扎了下去，随后在针孔位置，按下针的次序挤出了一摊浓血。这样折腾了一通之后，就让病人坐起来，重新穿起衣服。我不知道这种疗法原理是什么？是否真的有效，但是这个土郎中整个放血过程娴熟流畅的动作，带着强烈的仪式感，甚至颇具观赏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重新穿好衣服的郝场长，盘腿坐在炕桌旁，接过张队长递过来的羊棒骨烟袋抽了一口，脸上的神色明显地轻松了起来。他带着吩咐的口吻，对站在炕下的村民交代：
“给马子正经地喂点料，今晚上这马跑了几十里地！”。
张队长和在场的村民们当然是连声称是，让他放心。并且向他介绍了坐在旁边的我，我猜想大概是看到我不仅是工作组的人，还有兵团这样的官方身份，穿着兵团的制服，他对我说话立刻就变了口气，似乎是觉得我们是自己人，革命同志，不同于他来追赶的本地村民。
就在给郝场长放血的当口，张队长已经吩咐家人为他准备晚饭。这当口，晚饭已经停当，端了上来。酒自然是少不了的，几条汉子杯口一碰，热酒下肚，整个形势和气氛就全然逆转。话渐渐多了起来，话题也不断转换。张队长自然是格外殷勤，不管怎么样，虽然明知盗伐的事今后也无法彻底禁止，可眼前毕竟是被抓了现行，作为一村之长的共产党员，态度是一定要有的。他毕恭毕敬地向郝场长敬了一杯，郝场长也不客气，来者不拒。我在煤油灯光下打量着这位纵马追来的西北汉子，对他身上散发着的那种豪爽气质产生了好感。
“郝场长，请问您是哪疙？”张队长问道。
“我是延安家！”
郝场长朗声答道。
这一声回答不仅张队长，就连我听到这个地名也陡然起了三分敬意。在共产党的历史中，延安这个地方可是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被称为是革命的圣地！眼前这个红脸膛的郝场长竟然来自这个红色摇篮！这无疑激发了周围人，尤其是我这个从小接受革命教育，又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种狂潮的少年人的兴趣。
郝场长喝着茶，在烟雾缭绕的油灯下侃侃而谈。他刚进门时的那种病态，已经在放血之后一扫而光，他的口音在我听来和当地的居民并无很大的差别。因为当地居民祖上也大部分来自陕北地区。可这位陕北汉子显然有着极好的口才。我甚至都怀疑他受过说书的训练。
他从他的童年开始讲起，他没有特别说明他家的背景，只说他的父亲是个大烟鬼，年纪轻轻就去世了。父亲死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几岁的孩子。按照陕北当地的风俗，本家族的长辈们要把他年轻的母亲卖掉，这是陕北流行的卖寡妇的恶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读过的一部红色经典小说《太行风云》，那里面有男主角的母亲被卖寡妇的情节。这一记忆中的契合更加把我拉往了一个已经逝去了的旧时代，我渐渐地沉浸在郝场长的讲述中。
郝场长讲起他母亲被拉走的那一天的场面。他虽然是一个小男孩，可是看到亲娘被一帮陌生人拉走，就拼命地冲上前去，要把母亲拉回来！这时候他的大伯在一旁大声呵斥他，并用手中的铜烟袋锅狠狠地敲了他的额头。从此他的额头就留下了一个疤，说到这里郝场长拂开额头上的头发，那里果然有一个铜钱大的疤痕。
“娘被卖了以后，我成了孤儿，吃百家饭，四处讨饭，帮人家干点零活，四邻八村的人都认识我，遇见人我就说，好心的大爷大娘，可怜可怜没爹没娘的娃，我爹是个大烟鬼，我可是个好娃！”。
在他后来的叙述中，他总把这句话做开场白。15岁那一年，他终于离开家乡去当了兵，开始在阎锡山的部队，不管军队开拔到哪里，他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亲娘的下落，
“当兵为个甚？就图母子团圆嘛！”
后来他打听到亲娘卖去的那个地方，已经是共产党的地盘了，于是又转而参加了八路。他当年的讲述中提到的那些地名，我已经记不清楚，总之就是共产党的陕北根据地的那些地方，绥德、米脂等等。郝场长的讲述风格，不是那种断断续续、零零碎碎拉家常的风格，而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生动流畅，引人入胜！且用词极具陕北特色！我觉得，陕北的说书人一定就是这种风格。整个屋里的人都被他的讲述吸引，屏息聆听。我第一次感到，这片荒芜苍凉的黄土地，真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郝场长的故事真值得写一本孤儿寻母记，遗憾的是，其中的一些细节，50年后的今天，我已经记不确切了。故事结局是喜剧的，郝场长终于在陕北某处打听到了他的亲娘。根据他的讲述，他的继父也参加了红军，当时担任一个兵站的站长，也是一个革命干部。
他描述他们母子相见的那番场景，声情并茂，栩栩如生，极富画面感，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当他走进他母亲的那个院子的时候，一眼看到一个瘦弱的女人在窑洞门口灶前烧火，没有一句言语，他立刻就有了一种感应，心里认定这就是他的亲娘，他跌跌撞撞地跑过去，双膝跪在那个女人的面前，张口就叫娘，眼泪也随之夺眶而出，泣不成声。灶台前的女人吃了一惊，很生气地推开抓住她的手，呵斥道：
“哪来的当兵的，谁是你娘！”。
那一刻的郝场长，就像今天坐在炕上一样，用手拨开他额上的头发，把那个铜钱大的伤疤呈现在他叫亲娘这个女人的眼前。烧火的女人看到这个刻骨铭心的记号，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噗噜噜地滚了一地。母子于是相认了。
找到亲娘的郝场长，随即离开了军队，他不顾部队领导的挽留，表示自己参军就图个母子团圆，现在这个目的已经实现，他要守着娘，侍候亲娘过几天好日子。
他守着亲娘过了几年团圆日子，我不记得了，并在那里娶了媳妇，他讲他的恋爱故事也非常浪漫生动，但在此我就不多费笔墨了。只记得他解释来林场工作的原因，是由于他的继父，那位陕北共产党政权的兵站站长，眼看着共产党已经江山在手。于是就劝他还是重新归队。这显然是一个正确的建议，从功利角度思考，革命的风险已经大大地降低，此时参加革命，已经是一件稳赚不赔的投资。
所以在50年代初期，郝场长又重新参加了革命，至于怎么来到内蒙古，又进了三湖渡口的林场，那一夜也许他也讲过，可是事隔半个世纪，我已经对此毫无记忆了。
只有这个陕北汉子在那一个严寒的冬夜，在黄河边一个边塞小村的土坯房里，抽着羊腿棒烟袋，借着摇曳的灯光，用抑扬顿挫的陕北方言讲述的那个生动的民间故事，在我的记忆中留存至今，还有听故事的人不时发出的一声声感叹，还有郝场长被油灯映红的生动的脸庞……
原载 漂来的城
2026.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