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则是转诊来的一位女士，为两种念头所困：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怕自己会伤害孩子。咨询师没有停在“强迫症”三个字上，而是一层一层往她的处境里看：工作的压力、被孤立的处境、想走又走不成的拉扯。顺着这条线，才牵出当年那次流产。案例分几次记录下来，前后两个月，症状确有减轻，中间还夹着她一封电子邮件。
后一则是位男士——2012年在青岛因一场火灾广为人知的那位“大喜哥”。这一篇篇幅长，作者也没替他遮饰什么，只把他的经历一条一条记下来：早年弃婴的身世、动乱年月的境遇、两次婚姻、丧妻亡女、跳海、摔下楼，往后是异装、拾荒、写日记、读书。全文不作评判。
一例因转移作用引起的强迫症（案例选析11）
一、基本情况
来访者女性，35岁，大学文化。已婚，有一6岁女孩，在与丈夫的关系方面，虽然对丈夫工作方面得过且过，不爱干家务活、不主动帮其管孩子，但总体上还是可以。来访者本人在金融系统工作。丈夫也是大学毕业，在电信部门工作。夫妻二人收入不低，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居本省某市，专程来青岛咨询。
自述因不能控制的强迫观念来寻求帮助。其认为不应有却无法消除的想法有二：一是关于“死”的恐惧。自述经常想到关于死的种种问题和情景，对于死的恐惧和无助有时使她情绪低落，生活的兴趣减低；二是去年偶尔听到一女性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孩子后，就很害怕自己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于是有一个时期不敢自己与孩子相处。当丈夫不在家时，自己就非常恐惧。
关于病程。本人自述五六年前（此时未结婚），为死的想法苦恼过一阵子。经服药及家人帮助，一段时间后，调整过来了。只是偶尔还会想到死的问题而恐惧烦恼。自去年以来，关于死的种种想法又常萦绕在脑海。此外，又增加了上面说过的第二点症状。最近的一次发作是半个月前，主要是第二种症状。
初步的判断，精神病学的诊断为强迫症。从心理咨询师的训练来看，描述为不能控制的强迫冲动，伴有比较强烈的恐惧、焦虑情绪。属中等程度的心理问题。
二、问题的根源
经了解其成长史，并无严重的创伤性事件发生。自述从小到大，从上学到参加工作、结婚、生孩子，一切都比较顺利。而目前小家庭，以及父母公婆的家庭都不错，没有来自家庭的重大应激事件。
经深入了解分析，判断其心理上现实的紧张恐惧还是来自工作环境。问题主要有两方面：工作压力大，与领导及同事人际关系不太好。从压力方面看，目前金融行业虽然收入比较高，但竞争的压力也很大，她所在的团队工作业绩不是太好，经常被领导批评。从人际关系来看，她本人自述为人清高，以及工作单位存在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对立等，造成她在团体中有被孤立的感觉。故很想脱离目前的工作环境。对于换到何处，她本人向往大城市，曾就此问题与丈夫讨论，但丈夫兴趣不大，只是虚于应付。还有，自从有了孩子以后，丈夫不帮她做家务照看孩子，这一切落到她身上，她本人好学上进，既要工作又要照看孩子，感到为难，且近年来无法继续英语及其他知识的学习，也为此苦恼。
本人的性格属于比较敏感、懦弱，但又不甘于寂寞的人。后一点可能来源于她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当年她以1分之差没能考上大学，委屈自己上了中专，后来通过自学，取得大学文凭。又苦学英语，目前在本单位英语方面一枝独秀，遇有外国客户，单位都是指定她来接待或翻译。
三、分析及咨询方向
S.弗洛伊德说过：“症候的形成实为潜意识中他事的代替。”“症候乃是两种相反的互相冲突的倾向之间调和的结果。它们一方面代表被压抑的倾向，一方面代表那抑制其他倾向而引起症候的主动倾向。”（引文见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237、255页）。
以本例案主的情况分析：主要的心理冲突来自对目前的环境离开与无法离开和不想离开的冲突。不离开，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但离开，代价又非常大。她目前还缺少勇气及付诸实际的决心，以及找不到可行的途径，想委曲求全却又心里不甘。对于丈夫及孩子，爱与怨恨交织在一起。从个人的情感以及社会责任方面，她爱他们也愿意承担责任，可是对于他们影响自己的发展和追求，则有一定程度的怨恨等。
这些内心的冲突长期以来无法表达宣泄，本人不善于将想法付诸现实，对于负面情绪也不善于排解。只得将其压抑入意识的深层。压抑的欲望不会消失，只能在潜意识里蓄积。一旦达到一定的程度，则只有通过转移作用来表现。
关于死，死其实就是离开，意味着没有矛盾和冲突，灵魂（心理）复归于平静与安宁。她本人幼年生活在农村，目睹人死亡出殡。加之农村人迷信，经常谈论人与鬼的事情。这一切在来访者心理上留下深刻印象，故潜意识中将逃避与离开的冲动借“死”这一“画皮”来借尸还魂。
关于害死孩子，其实反映的是她某一时刻对于孩子及丈夫的怨恨罢了。恨是由于孩子的存在影响了本我及自我欲望的实现，而死去就不会妨碍自己了。由于其过敏的性格，所以在听到有一女人掐死孩子后，引起潜意识中超我对于心理内容的严格检查。当发现其有恨孩子的一些想法时，遂给以无情的惩罚。由于道德中不容许有这样的想法，于是更增加了恐惧。
由于来访者本人不了解心理中潜意识、意识的区别与交叉，以及转移机制，对自己开头所述症状不理解，更增加了恐惧，而这种恐惧的保留和加重，又强化了心理内容。于是使强迫症状和恐惧焦虑的情绪益发严重。
四、咨询与辅导的方向
主要是向她解释心理内容的压抑与转移机制，让其明了这是一般人处在矛盾冲突时常有的心理过程，不必惊慌失措。应该适当接受自己的一些想法，加深对人性的了解。人固然应当不断地追求道德上的完善与提高，但同时也要容纳内心深处或某一时期的一些所谓“不好”“不应该”的想法，毕竟这些仅是一些想法，并没有付诸实施。不应当对思想和感情施以惩罚。
另一方面，对于有可能通过实践来实现的愿望和要求，也要积极采取有效的行动，尽快地予以满足。比如，想到大城市工作，不妨进行实际的筹备和努力。在一时还不能离开现在的工作环境的情况下，适当调整与领导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争取个人职务得到提升，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价值。
来访者对于以上分析表示接受，也愿意按照心理咨询师的意见从心理上和行动上开始做出改变。
咨询于2007年4月14日，记于当夜
2007年5月12日第二次来咨询。自述从总体的症状上看，经第一次咨询辅导后，症状减轻了不少。第一次来之前，每天都为恐惧所缠绕，非常痛苦。这一个月以来，只有3次的发作，且持续时间不长，没有造成很大痛苦。但本人表示，上次心理咨询师所说，潜意识里有恨孩子的观念，自己经过思考认为不存在，自己的思想里并没有这样的观念。
咨询师向其解释了潜意识的运作机制，以及潜意识内容与意识状态下内容的区别，使其对人性的弱点有更深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本人又讲出一事，她在结婚生目前的这个孩子之前，曾怀孕一次，当时丈夫的工作不稳定，主要是丈夫的主张，就把孩子流掉了。她本人从心里并不愿意，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也并没有强烈反对。咨询师就此告诉她，也许流掉这个孩子产生的负罪感，正是目前强迫观念的源头。即超我以当时曾“害”死孩子而严厉责备自我，自我在沉重的压力面前，产生强烈的恐惧，尤其是当面对真正的孩子的时候，更会混淆现实与想象的界线，于是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由于害怕自己会害死孩子而恐惧（超我时时在监视自我，当年你曾害死过一个孩子，现在是否还会对孩子下毒手？自我的反抗是无力的，毕竟我曾经害死过孩子。为什么会是这样？我并不想害死孩子……）。
又联想：引发的原因一是听到一个母亲亲手掐死了孩子。另外她的女儿，听小朋友说，人死后变成一堆干柴样，更刺激了她。
咨询师对其进行辅导：一是不妨接受咨询师的解释，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答案。同时认识到流掉孩子并非自己的责任，也算不上一个罪恶。不必为此责备自己。二是多关注现实的生活内容。无论强迫自己想的什么，毕竟自己从女儿出生以后，一直真诚地爱和照顾抚养女儿，所以女儿现在健康地成长着。这是最重要的事实，也是自己是一个好人的最好的证明。
此外，还建议她更多地关注自己家庭和自己女儿，以及自己头脑中想象的东西以外的现实的世界。询其本人的业余爱好不太多，有些枯燥。本人又有空闲的时间和精力，经济状况也不错。因此建议她可否参加希望工程，资助一两个农村孩子上学。借这些事情来使自己离开多虑的想象。本人说有这个想法，只是想到实施起来有许多具体问题，所以没有行动。咨询师对其进行了鼓励，向她说明“付诸行动”的重要性。并约好，她的强迫恐惧再发作时，可以电子邮件报告咨询师（其工作居住在咨询师工作的另外一个城市），以便及时辅导。
2007年5月13日
2007年5月19日发来电子邮件
苏老师：
你好！打扰你了！
上次回来后，这几天感觉还可以。这两天有另外一个事让我压力有点儿大。我女儿2年前发现有抽动症状，一直在治疗中，症状控制得还可以，但不知为什么这周症状突然加重，面部抽动很明显也很频繁。这让我很发愁，因为已经治了这么久了，不知为何又厉害了，怕影响孩子将来。所以昨晚又有点胡思乱想，但不厉害。我不知如何缓解这种压力，我爱人这几天也是比较沉重。
因为担心孩子，所以压力大，但一想得多了，就烦，就又往那方面想了，请问该如何排解这种压力？我有时会担心会不会是自己的原因导致的，心里也有一种不安感，但是我们家里都没有这种情况，而且生孩子时，我也没什么问题，我想这不一定跟遗传有关，所以告诉自己别想多了，以免又增加压力。我希望孩子能尽快恢复。同时，看到爱人也有一定压力，我又不知该如何劝他，只是告诉他别着急，慢慢治疗看看，因为这段时间自己的情况，再加上孩子的情况，我想我爱人压力可能也不小，不知该怎样让他放下压力，和他交流。
请指教，谢谢。
透过这封信，她与咨询师进行了第3次交流。又说出了新的情况，就是她的女儿“有抽动症状”，自述是2年前，但病史是否有更长时间？揣摩她潜意识，可能除了因流产（害死孩子）的内疚以外，可能的联想是：我因为流产害死了孩子，上天对我进行惩罚，所以让这个孩子也生病。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潜意识与意识交织过程，则可能产生强烈的内疚感产生对罪恶（杀死孩子）的认同，于是有杀死孩子冲动，以及对这种冲动的强烈反感与自我惩戒。这种内心的冲突便造成她强烈的情绪反应。
以此种认识，先通过电子邮件对她进行简单的辅导，然后还是让她一个月后来接受一次当面的辅导。信中的内容主要是向她指出，孩子生病这纯粹是一个生理问题，与她过去的想法做法没有任何联系，要相信科学，相信现代医学，目前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对孩子的病进行诊断和治疗。多到几家医院进行确诊，然后坚持进行治疗。
2007年5月20日
2007年6月27日第三次来咨询
本次自述恐惧、焦虑的症状减轻，独自与孩子在一起时，虽有些不自在，但已能控制。对于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当出现时，她按照咨询师告诉的办法，做一些事情转移注意力，一般情况下也能很快地过去。对此，咨询师给她以表扬与鼓励，指出从总体上看，她在一点点进步起来，但不要太着急，进步只能是循序渐进式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关于恐惧与焦虑的潜意识来源，这次心理咨询师又与她交流了一下，看来这次她倾向于接受心理咨询师的解释。由于来访者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谈到这里，心理咨询师观察她有一些不快的情绪，发现这明显是阻抗产生了。为了保持和维护好同盟关系，心理咨询师也就没有要求她进一步挖掘潜意识的根源。
本次交谈，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
1.以森田理论疏导她对于多思的焦虑。以“顺其自然”的道理，开导他人的头脑不停地思考问题，这是很正常的行为。正如不可能阻止春夏秋冬的交替一样，人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以及情绪，当思绪来临时，不要试图阻止或控制，那样反而越发挥之不去。只要能顺其自然，并且借助做点事情，做做深呼吸，就可以让情绪平静。
2.本次来访者又谈到最近与丈夫的不愉快。她本人讲，为了孩子的将来教育考虑，她想趁孩子小比较好办，将孩子办移民国外。把想法跟丈夫谈了以后，丈夫表面上同意，但并不主动去做，她为此生丈夫的气，自己也很苦恼云云。通过这事，可以看出来访者是一个有追求不甘于平凡的人，对此心理咨询师予以充分肯定。但联系到她以前谈过，她想通过努力到青岛这样的比较大的城市工作生活，丈夫也是同样的态度等。心理咨询师指出了她的性格中存在的“想法多而不愿意从具体事情上做起”这一弱点。由此启发她，有了想法，如果考虑成熟以后，关键在于行为和实施。丈夫不反对，就应当理解是赞成了。所以，既然你提出了，就应当一步一步地做下去。可以先进行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如了解一下移民的信息，到有关机构要来表格等，再与丈夫沟通。无论多么大的事情，都是从小事，从开始，一步步做下去的，如果只想不做，只会空有想法，任何事也做不成。
心理咨询师也表扬了她，上次来谈以后，她表示有意为希望工程捐款，当时心理咨询师给她了鼓励，这次来，她报告说，已经完成了捐款。不过当地有关部门工作不细，接受捐助的人到现在也没有与她联系等。心理咨询师告诉她，可以再向相关部门询问一下。
心理咨询师在逐步地她的注意力，心理的着重点从她固置在内部，而引向外部的事物，外部的人际关系。相信这样她会慢慢地从自我设计的思虑陷阱中走出来。
2007年6月28日
一例有异装癖好的个案（案例选析12）
一、事主的基本情况
该事主为一男子，名刘某某[1]，生于1956年2月16日，现在（2012年6月）满56周岁。约1.63米身高，体型中等，五官匀称。该事主出生在并长于青岛市内，曾在江苏路小学和青岛二中上学，户口在市南区。有过婚姻史，但目前没有家庭和子女。自己生活。由于没有住房，目前居住在街道办事处暂借的位于市南区某处的一间破旧房屋里。他的生活靠政府给的“低保”几百元钱加上他“拾荒（捡废品）”卖钱维持。
该事主自述1998年他的母亲（实即养母）因病去世后开始着女装，约在2000年左右，即完全穿着女性衣服，并化妆，留长发等。
2012年6月某日笔者访问他时的着装：脚穿一双黄色女式凉鞋，下身穿一条粉红色的便装裤子，上身是一件黑蓝白间色的、镶有白色V型花边的女式衬衫。长发，梳成两条辫子，系红绸带，头发别女式发卡。左手腕佩戴一件翠绿色手镯和一条咖啡色手链。右手也佩戴翠绿色手镯。脸上涂脂粉，红脸颊红嘴唇，蓝眼影，描黑眉毛，指甲涂成绿色。
同月另一次访问他时，他上衣是一件粉色女式短袖衫，下面是黑色紧身裤，外罩一条黑红间色的短裙。同上次见时一样的化妆和发型。
整个形象确实给人比较怪异，甚至有点吓人的感觉。
事主除了有异装的癖好，其他行为方面并无特别。他白天出去捡废品卖点钱，然后自己做饭吃，晚上看书和写日记。据他自己讲从小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记直到现在未曾间断。也曾写有约十万字的《自传》，可惜在今年（2012年）初的一场大火中烧掉了。日记也烧掉大半。笔者曾翻阅他的部分日记，大多记在学生用的作业本上，包括他每天的行止。也包括与邻居及其他人交往的事。记录他与其他人的对话，他对于人事的评价等。有些篇章颇有文学意味，类似小说。
他也喜欢读书，家中有百多本书，大火烧掉约一半，目前还有几十本。他的写作有些是用繁体字来写的，他讲小时候父亲有一本《康熙字典》，因而他有机会学习并乐于使用繁体字。
他还有读报刊的习惯，自己订了两份报纸，也经常买另外的报刊来读。笔者第一次访问他时，就遇到附近报摊主来给他送报刊，有五六种之多。
该事主并不拒绝与人交往和交谈。从与他的交谈及看他接受电视和网络的采访影像，及在电视上参与的节目看，他思维清晰，说话有条理。由于读过不少书，说话中经常使用或引用成语，几乎可以用“出口成章”来形容，也不乏幽默。
2012年年初他住处着火，电视台前来报道，作为事主，他着女装的形象广为人知，又有好事者给他起名曰“大喜哥”并在网络上将他的事情发布。一时间，有各种媒体及自由写作者、同情者、好奇者几十人来访，有数十篇文章发表于各种媒介。对他这种异装癖好，有少数人对其指责嘲笑，但多数人表达同情理解。并有网友自发慰问探望，捐钱捐物资助其生活和读书。特别还有女性为他送来化妆品和大红围巾。当地街道办也增加了对他的救济帮助，并对他的住房进行了修缮。某电视台还请他去做了节目等。
“火”过一阵子之后，现在他的生活基本上又恢复如往，他还是着女装，天天骑着自行车去捡废品、写日记、读书等，按自己的方式过日子。
仍不断有媒体来采访报道他的事情。除青岛本地的媒体外，最近（2012年7月底）香港《大公报》也派人来采访他。
二、生活经历
以下该事主的生活经历主要根据他本人给笔者的叙述，小部分来自网络上的文章。
事主从小由养父母抚养，至今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并在何处。他的养母是他父亲的继室，在嫁给他的养父之前的婚姻中有过孩子，但与他的养父结婚之后没有孩子。据养母告诉事主，他在3岁时，由养父母将他从火车站捡回家。当时事主身上有一张纸条写有出生日期，并附有5块钱。从此，事主生活在这个新的家庭中并一直与养父母生活，直到养父母分别于1976年和1998年去世。
他的家庭中还有一个哥哥，是他母亲前一段婚姻的孩子。这个哥哥比事主大10多岁。长大后参加工作、结婚后住到妻子家。但他生活不顺利，与父母关系不好。后来下岗失业，喝农药自杀身亡。
该事主对3岁前的生活经历包括亲生父母没有记忆。由于养父母只提供了如上的信息，所以也无法查找自己的身世。
他的养父母的籍贯是山东的青州。事主的爷爷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侵占当地以后从家乡来到青岛做绸缎生意。那时他们家境殷实。但到事主父亲时，虽然还是做绸缎生意，却逐渐破落。即使这样，在1949年解放时，他们家的生活是属于中等的。在青岛市中心区域沂水路上的一座三层日式小楼上有一层（3楼）住房，共有3间卧室并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
建国初，事主的父亲（即养父）出资建立了一个小型服装厂，安排了多名军属就业，抗美援朝时为部队生产帐篷和衣物等。后来公私合营，事主的父亲仍在该厂工作，但在事主几岁时，父亲就因病无法工作了。他最初的行为和说话困难，渐渐失去了说话和行走的能力，不得不卧病在床，大小便也无知觉，吃饭都要靠人喂食，直到去世。
事主的父亲得病以后不能工作，单位就只发一部分工资，但给报销药费。也由于丈夫生病，事主也需要照顾，他的母亲辞掉工作，在家做些手工加工活维持生活。从此，一家人生活非常困难。
他的父亲一直是毛时代“革命”的对象。因此每有运动就有人来家声讨问罪，但看他已重病在身，无语言行动能力，也就只能声讨一番走了。但他们的房子却被迫在1959年交给政府2间，自己只留下1间居住。
政治的冲击在“文革”时达到顶峰，事主被抄家3次。他的母亲遭到批斗。
事主到了上学年龄，由于住家在附近，得以进入青岛市最好的小学之一青岛市江苏路小学读书。该校的前身是德国占领青岛后建立的“总督府小学”，建国后更一直是青岛市的重点小学。事主在这所小学上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进入青岛二中。在中学的几年里也是时而运动，时而复课，至1974年，事主算是毕业，离开了中学。青岛二中也是一所优秀的中学，历来高考升学率在全市排名数一数二。就这样，事主在一个非常时期，接受了并不正规也不完整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推测他只正规地上过两三年学。
离开中学以后，在当时必须“上山下乡”，事主与约20名中学生一起分配到莱西市（当时是县）某村的“知青点”，参加农业劳动，接受“再教育”。
据事主自己讲，他名义上在农村4年，但实际上有一半时间在青岛照顾生病的父亲。
农村几年，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与同在一个知青点的一位女青年结了婚（他的妻子并非知青，而是因为她父亲挨整，遣返农村，而投靠亲友到了莱西。当知青来了以后，她获准与知青们一起居住生活），一年后生了一个女孩。生产队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小房居住。
当知识青年纷纷返回城市的时候，据事主讲，他由于没有关系，是最后回到青岛的。当时他的妻子也可以与他一起回来。但她却选择自愿留下来。原因是他的父亲在运动中挨整，此时被“遣返”回山东诸城老家农村。母亲得了精神病。总之，青岛没有了亲人。
事主回到青岛，干过一段时间的临时工作以后，分配工作到街道办的“服务社”工作。这一年是1980年。服务社是由街道办的、从事服务和小规模生产的企业，一般规模都不大，生产方式落后，工人的待遇也不高。他工作的服务社，后来改成服装厂。事主在这里一直干到1996年单位破产，他“下岗失业”回家。事主从进入工厂到离开工厂一直是拉地排车。这既是个力气活，也是个被人瞧不起的工作。
事主的妻子仍然在农村，母女相依为命，与事主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女儿7岁的时候，因先天性心脏病发作，在当地医院治疗无效后去世了。事主的妻子受此打击，终日哭泣，精神开始不太正常。她的父亲以及事主共同想办法，要求政府把她的户口迁回青岛，被安排到市北区服务社，但由于生病，很快就不能工作了。最后，在住院治疗期间，因看病用钱等问题与事主发生一次争吵后，她独自离开医院出走。事主当时遍寻不到，约半年后才得知，她在本市近郊投河自杀了。这一年是1984年。
事主受到严重的打击。几年后，别人介绍，他与另一位外地来青岛打工的女性谈对象。这位女性却趁机偷走了他家全部值钱的东西，然后消失了。
到他39岁，应该是1995年，事主与一位离了婚带有一个12岁女孩的女性建立了家庭。据事主讲，这位女性智力有一点问题。不久，事主的母亲病了，需要住院治疗（事主的父亲于1976年离世），事主的工资本身不高，又要用于母亲治病，经济非常困难，为这些与妻子产生矛盾，一年后离了婚。为了给母亲治病，他卖掉了唯一的住房。买房人欺骗了他，并没有付给他全部房款。
事主的母亲1998年去世。先后两次组建家庭，都没有长久，孩子也亡故。事主心灰意冷，曾经跳海自杀，被人救活。此时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于是他离开了市南区，到青岛市北部的李村、沧口一带打工维持生活。曾到建筑工地做小工，却失手从八层楼的脚手架上摔到地上，幸亏摔到了一些水泥袋等较软的物品上，没有摔死，经过约一年治疗，才基本康复。事主又回到了市南区他原先住的这一带。因为他的户口还在这里。没有了住房，只好找无人管理的地下室或自己搭建棚屋居住。其间屡遭驱赶，3年前政府给安排到现在的地方居住。
约在10年前，他开始专职“拾荒”为生了。部分原因是他年龄渐大，已不能干力气活。2012年初正值年前冬季的寒冷季节，他的住处着了一把大火，几乎烧光了他的全部家当。这对他是又一次打击。但他又顽强地挺过来了，也因为他的事情被更多的人知道，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帮助，使他渡过了难关。
三、性取向
该事主自述小的时候，母亲有时以女孩的装束打扮他，如为他梳小辫子让他穿裙子等。
自述小学和中学时并无性别身份认同方面的异常，也并不认为自己的男性性别不好。后来正常结婚，有了孩子，也是正常的男性生活。但女儿与妻子先后死去后，对婚姻及自己的男性身份就开始不满意。自述在1990年左右，约在他35岁时读到一篇变性的文章，就有了变为女性的想法。从此希望有经济能力去做变性手术。但由于经济条件一直不好，始终无法实行这种想法。
他小的时候，一直穿着比较破烂的衣服。即使是单衣也由于补了多个补丁，变成了很厚的夹衣。所以他长大以后，看到女孩穿着漂亮的衣服就很羡慕，幻想自己也能穿上好看的衣服，能享受别人羡慕的眼光。
第二次结婚后，据事主讲，在有过一段短暂的夫妻性生活的时期后，她的妻子就拒绝与他同房。她由于婚姻的失败而对男性持有非常不好的看法，延及对待现在的丈夫。再后来婚姻破裂，此后事主也就没有再找对象结婚。
前面讲过，据事主的陈述，他自1998年母亲去世以后，开始着女装。1999年的某天，事主自述第一次穿上裙子出门上街。感到刺激与快乐，并逐渐公开着女装。他说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下岗失业后，生活困难买不起衣服，就捡衣服穿，而捡来的衣服大多是女装，这也是促使他着女装的原因之一。
使人认为他是同性恋的一件事情是在2003年到2004年，大约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与另一位男性、一个20多岁的哑巴同住。据事主讲，他们之间的性活动只是“胡闹腾”。事主直言，他们之间相互手淫过，但并无其他性行为。约一年后，哑巴“犯事”，被公安机关抓走。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自然结束了。事主对这一段生活的总结是，一种巧合而已。这也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段与同性同居的经历。
他有完整正常的男性内外生殖器官。现在也会有遗精。他有疝气的男科病，没有钱手术治疗，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对于着女装，他的解释是喜欢。曾有一个时期，他换上男装，但觉得不舒服、别扭，于是又改穿女装了。今年春天某电视台请他做节目，在节目最后请他穿男装亮相，他也配合。但回来后依然恢复女装。
对于通过手术变为女性，他到现在仍然有这种想法。最近又咨询过相关专家，不过由于手术费用昂贵，他付不起也只能搁置。
四、分析与讨论
儿童是成人的父亲。据此，我们也许可以通过事主的成长史，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将他塑造成今天的那些偶然和必然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带给事主的永久的影响。
（一）遗弃
如果我们能追溯到事主在婴儿时期与他母亲或其他抚养人建立起的某种性质的依恋关系，也许可以找到了解他今天性格的一把钥匙。
我们假设：如果他出生并生长在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里，与他的母亲建立起安全正常的依恋关系，那么他后来被送到其他家庭，这种遗弃的伤害，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大的创伤；而如果他生活在单亲或贫穷或其他不正常的家庭里，他与母亲或其他抚养人之间建立起不安全的依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被送给另外一个家庭，更在原有不安全的基础上再加上一重，形成新的更加严重的创伤。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给予他营养与爱恋的母亲的乳房，以及作为他第一个性爱对象的母亲身体，一定会给事主留下永久的印记。在过早地失去之后，重新回到母亲的身边，再次以象征的方式，重新吸吮母亲的乳房，与母亲亲近，可能成为事主一生追求的回归愿望。
而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尽管他没有实际上得到母亲的抚爱，一方面，为了补偿，也会以幻想的方式，构想出理想母亲的模样，并且像第一种情况一样希望回归母亲的怀抱；另一方面，幼年的创伤给予他心灵上的不安全感、无归属感，可能是他最终以退行的方式应对人生的心理上的源头。
这就是创伤带来的影响。并且早年的这个创伤是致命的。尽管由于压抑，事主已没有记忆。但弗洛伊德的话很可能是对的：时间不能改变被压抑物。
由于缺少稳定连续有利的发展环境，事主成长过程中的“俄狄浦斯”期同样没有充分体验。3岁来到新的家庭，新的母亲与他之间，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从事主的自身，也许早期经验的固着，使他无法与新母亲认同和亲近。而这个新母亲也许因为不是自己亲生所以无法给予合适的爱抚与吸引。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事主父亲角色的缺失，事主自己讲，他从小没有得到父亲的关爱和影响，虽然有记忆父亲拉着他的手在室内走动，但仅限于此。此时父亲因为病的缘故，已不能与小孩有细腻的感情方面的交流。这样，这个小男孩，由于这些原因，与母亲与父亲，三角之间不能形成和维持适当的吸引力与张力，吸引、愉悦、拒绝、压力、惩罚、恐惧、克制、升华等情感体验，都不充分。
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一个男孩只有通过“俄底浦斯”期，与母亲的性爱的澎湃与克制，对父亲的仇恨与和解，才能形成并强化对男性性别的认同，形成符合文化文明发展的“超我”，并成为人格发展的基础。否则，会出现种种心理与行为的问题。尽管会在很久以后才表现，可早期的经历却是最初的根源。
又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从事主叙述的早年与他的性身份认同有关的事例，是他记忆中，母亲有时给他施以女孩的打扮。我们是否可以怀疑，她本人就有性身份认同方面的某种程度的混乱？而这种混乱又带给儿子最初的也是强大的影响？目前缺少更充分的材料，我们只能推测：她的丈夫在他时值中年的时候，就由于疾病，变成一个废人，无法满足她生理与心理上的需要。在这种状况下，她会更加将她的热情倾注到孩子身上，终于使她的孩子终生无法摆脱严重的恋母情结。
“俄狄浦斯”期的问题似乎是留给事主一生永久待解答的疑问，也成为他一生回归的目标。尤其是当他后来在遇到人生的种种不顺之后，退化退回到“俄狄浦斯”期似乎是他找回幸福和安逸的唯一方式。
（二）贫穷与歧视
贫穷带来的痛苦与心理伤害是在对比中才具有意义的。事主在建国前属于中等家庭，在青岛市中心地带购置了房产。他们家与历来的市政府（从德占时期的总督府到国民党时期，再到建国后）在同一条路上，相隔不过一二百米。按现在的用语，这一带属于“高尚社区”。这些区域从来就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居住的，不过是建国以后，因为阶级和革命的原因，一些过去的有钱人沦落到贫民的地位，另有新的权贵来到这个区域居住。事主家的贫穷与此区域的生活条件优裕的同学或同龄人的对比，足以加强他的自卑感。
前面讲过，事主就读的小学和中学，是青岛一流的学校。笔者与事主就读过同一所中学，有过亲身的体会。在那个重视家庭出身的年代，笔者一班约50名同学，填家庭成分时，约有40人，占总数80%以上的同学为“革命干部”或“革命军人”。事主作为剥削家庭出身、家里经济条件又这么差，可以想象他从小感受到的压力与歧视。
阿德勒认为，自卑感不独是人的心理，也是全部人类文化的基础。追求优越感则是人生的目标。
事主的自卑感，肯定会随着一重又一重的挫折和磨难而加重，环境得不到改善，追求优越感的内心愿望，只能一次次地压抑。
“文革”结束前，他和他的家庭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挣扎，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贫穷一直事主家庭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使事主承认母亲对他总体上是好的。但这个妇人独自承受着照顾生病的丈夫、抚养两个孩子的生活重担，也常常在面临生活困难、情绪低落时，对事主发脾气甚至拳脚相加。事主的哥哥长大以后与父母关系恶化，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原因所致。再后来，事主与两任妻子的矛盾，也常是由于没钱看病，没钱买衣服等，导致吵架。
由于出身不好，事主从小忍受着社会的歧视。被骂为“狗崽子”，经历过抄家挨斗。在办理返城过程中，尝尽了无权无钱的下层人“求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窘困滋味。
进入新时期，政治的压迫没有了，但他的经济情况依然没有变好。综合来看，还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是久在底层，让他失掉了奋斗的勇气，还是久受压迫使之成为一种“自觉的习惯”，而不想去改变？
（三）社会的责任
阿德勒认为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归纳于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而事主在上述阿德勒所谈的三个领域，都只能被认为是一个失败者。他的命运如此坎坷，其中社会究竟应该承担多少责任，他个人又有哪些弱点？
他是千千万万“文革”受害者之一。没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在改革开放以后，落后于时代的步伐，无法向上发展。
1980年、1983年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曾在我国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先后进行过有关神经衰弱、抑郁的相关研究。
在刚刚结束“文革”的当时，他的研究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文革”中有过惨痛的经历，凯博文认为，这些经历是他们“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其中有一些人当过“知青”，返城后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精神上陷入迷惘与痛苦之中。
“他们还被遣送到遥远的（贫穷的）乡村去和农民一起生活……许多人就这样荒废了年华，没有完成学业。他们与家人分离，相距甚远，无法交流，也缺少资源来继续学业或者维持以前作为城里人的那些兴趣，另一方面，他们通常无法被贫穷的农村社区完全接纳。他们变得日益不满，许多人变得愤世嫉俗，……当他们最终返回城市的时候（实际上许多人未能返回城里），他们发现自己‘迷失’了。
“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机会通过高考，因为他们已经落伍了，根本不是新一代学生的对手，后者有全新的科学和技术教育背景。这就是我们的病人中的一个群体的易感性的发展轨迹。
“……一些人经历了同样毁灭性的个人悲剧，导致了人格的重大变化：其中有一些人困苦不堪，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让他们愤怒、憎恨，带给他们异化的感觉；其他一些人因为害怕和遭受的伤害退缩进自己孤立的小圈子里，自暴自弃，不再有以前那些期望，也防止自己受进一步的伤害。还有一些人则围绕他们所经历的重复的、各种各样的损失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形成了延长的，甚至继续不断的悲怨反应。”［2］
上文的论述也许过于悲观和不够全面。但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分析了包括事主在内的一代青年人，尤其是那些在政治运动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部分青年人的历程。也包括事主和事主的第一任妻子一生的不幸和悲惨的结局。
（四）替代性满足？
S.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谈到神经症患者的症状，他写道：“症候可使人产生现实中所缺乏的满足；满足的方法则为使里比多退回到过去的生活，因为它和退化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
“……精神病人常摆脱不了过去生活的某一时期；现在才知道这个过去的时期正是他的里比多得到满足和感到快乐的时期。……症候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产生了那种早期婴孩的满足方式。
“……症候大都不依赖对象，因此与外界的现实失去接触。我们知道这是丢了唯实原则而返回唯乐原则的结果。……它们不去改变外界的情境，只在体内求得一种改变；也就是说，以内部的行动代替外部的行动，以适应代替活动——从物种史的观点看来，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退化作用。”［3］
一方面，我们似乎可以说，事主的未充分正常发展的性心理，当遇到连续的外在的压力，为了摆脱焦虑，便退行到幼年童年时期，以着女装的方式满足了他多项心理欲求：重回母亲的怀抱得到庇护与安慰，以与生理性别相反的方式可同时得到男性和女性的青睐，对曾欺负他骗他的那些男性的不屑，对成功、关注、赞扬的期望与渴求，还有对妻子和女儿的思念之情等。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何以事主会产生以母亲为模仿对象的“自居作用”？还是要回到他的早期经历。3岁前与母亲建立的亲密依恋关系，以及痛苦的离别带来的伤感，在潜意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痕；或是不安全的依恋关系，促使他在幻想中把母亲理想化。结果都一样。他会更加珍惜与养母的情感。在他幼小时候，他被亲生母亲抛弃一次，他可不想在长大以后再一次被母亲（养母）“抛弃”。
这种强烈的隐藏在潜意识中的情感左右着他对当前生活事件的决策，谈到这点，我们可否批评他卖掉唯一的住房为母亲治病，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是非常的不明智，这也成为他日后生活更加窘迫的一个关键点？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很可能完全服从了潜意识里那些在早年埋下的情感的力量，而忽略了现实的思考。意识的力量很多时候无法改变潜意识的决定。
我们注意到，每当问起事主是什么时候开始着女装，他总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在母亲去世以后。这个时间之所以记忆犹新，那是因为从这个时刻起，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切断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回到自己思想的世界中。
这样做引出下列两种结果：
第一，如弗洛伊德所说，“在自居作用中，对象已经丧失了，或被抛弃了，它后来在自我内部又重新形成起来，自我按照这个丧失了的对象在自身中又作了部分的改变。而在另一种场合，对象被保留下来，自我对该对象的高度精力贯注，而以自我的牺牲为代价。”[4]
第二，“一个神经症患者如果一人独处的话，就会被迫用他自己的症状形式来代替那个把他排除出来的庞大的集体形式。他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创造了他自己的宗教，创造了他自己的妄想系统，因而以一种歪曲的形式重建人际各种机构……（引文同上书）”
我们再直白地说一下，当事主在现实中得不到爱与关心，就只好到幻觉中寻找。被所有人抛弃，母亲是他的唯一。现实中这个对象逝去了，事主则在思想中以她自居，扮演着她对那个小男孩的呵护与关怀。
无疑，逝去的妻子和女儿，也是他渴望追回的“记忆”。同是下放的城市青年的妻子是他的初恋，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两个来自被迫害的家庭，渴望得到心灵关怀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这一段应该是事主也是他妻子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尽管在生活方面过得艰辛，可毕竟也能品尝到生活的甜蜜。不幸的是命运却又一次将幸福打碎。当回忆过去的种种时，包括悔恨（恨自己未能尽好一个丈夫的职责，为妻子和女儿创造舒适的生活）在内的情感，左右着他的心理，让他迷失，分不清抑或不愿意分清现实与幻想的界限。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也是被集体所排斥的多余人。阴差阳错，他一直是这个社会中的“另类”。早年是阶级划分的结果，伤害巨大而绵长，为他一生的不顺定下了基调。后来当社会和人们以有钱和成功来衡量一个人的时候，他仍然不合时宜，从而一次又一次地被集体排除。
生命的动力当前行遇阻，则只好后退。它的能量依旧，总要向某个方向行走。遁入幻觉，也是一种曲折的前进。摆脱焦虑的办法是退行到幻想的世界。
考虑到他的经历，他也有权利用自己的方式追求成功。也在某种程度上也获得了期望的成功。当他接待诸多记者、同情者、好奇者采访时，当他站在电视台的演播厅里，面对主持人、嘉宾和观众，手握麦克风展现他的男扮女装的形象讲他的曲折经历时，当他听着人们表达对他异装癖好的既有不解又有宽容时，当他听到人们对他同情及赞扬时，当他拿到不多不少的出场费时，可能也会获得成功带来的快乐。当然，为这种短暂的成功，他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事主自己深知隐藏在这种替代性满足后面的更多无奈、失望与绝望。没有房子、没有钱、没有妻子儿女，他说：“我就像一个没有线的风筝，随风飘落，随风而去。”
从1956年某天，一个男婴来到人间，到走过56年后的现在。事主的一生以“文革”为中心点，既印着深深的时代印痕，也摆脱不了那些偶然事件带来的影响。正像老弗洛伊德所说：“它把现在和过去的影响集于一身。”[5]
2012年6月写，7月修改
参考文献：
［1］ 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已公开其起名，本人似默认或同意
［2］《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美]凯博文著，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3月第一版
［3］《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一版
［4］《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 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
［5］《精神分析纲要》，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苏永生
原作出处：《苏永生心理咨询文集》
转载说明：本作品系作者原创，并经作者授权转载
苏永生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