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起庆丨相信了“预定论”

编者按：本文是一篇由现实观察引发的信仰思考。作者王起庆弟兄从俄乌战争以来的社会现象谈起，结合人们在重大事件中的不同立场与选择，重新思考基督教神学中的“预定论”，特别是关于永生与永罚的“双重预定”问题。文章还由此延伸到人的自由选择、行为结果以及文学创作与审美判断，呈现出作者对人性、历史和信仰关系的个人思考。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个人的认识与体会，读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人的意志、责任与上帝主权之间的关系。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我相信了“预定论”，包括永生和永罚的“双重预定”之说。本来我是不接受此说的，虽然它有圣经的证据，而且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等神学家都支持此说，但还是很难想通。
俄乌战争刚爆发之初，有人说这是一场“被全世界人围观的战争”，是指发达的网络信息可以让全球人看到真实的面貌。既然“被围观”，就应被判断、被干预，这会让人感到放松一些。但不曾想，大围观一下子就变成了“大站队”，有很多人站到了侵略者一边，支持个人野心家残忍的屠杀和对文明规则的践踏。这个事实本身是支持预定论的，因为看到了、知道了也不行，事实面前也不行。好像有什么东西已被先在地确定下了，虽然这个奥秘很难探究。
前两天看到朋友转发的一个贴子，是谈美国中期选举的，其中引用了保罗书信里的一句经文：“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能造就人”。神的眼光长阔高深，早已说出了人的行动的必然性和行动结果的不确定性这个道理。益处与无益处、造就与不造就，涉及人的选择，也涉及人的责任。至于这些选择背后是否存在上帝更深层的预定，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神学问题。
俄乌战争后我接受了预定论，这个感受有一个对照。二战后，有人说“奥斯维辛之后，再写诗是不道德的”。这当然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因为言者受到了纳粹主义巨大罪恶的刺激。时代就像一个人，也有它的情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我们能体会到文学创作中时代情绪的转变。战争屠戮之后“再写诗是不道德的”，或许是说无法再写那种浪漫主义的抒情诗，或田园牧歌情调的诗作了。这也不能绝对从字面去理解，该写还是要写的。再比如，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写青春派诗歌已不太合适。青岛这座俗文化城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受到戴望舒、徐志摩等人诗风的影响，但兴起来的却是一种媚俗的青春派。有一位写散文诗的老一代诗人全国闻名，他诗作的用词很巧妙，后来他写写身体舒服的感觉，也受到推崇，而其内含已很单薄。青春派的诗可写，但不必奉为圭臬和标准。这是个阅读和眼界的问题，视野太窄了。再说，也无法给诗歌定什么标准。这种媚俗的艺术观影响不浅，以致有位年轻诗人写道：“三十的月亮，又大又圆”，电台马上给播出了。他在除夕夜去电台值班，心情很舒服，于是月亮竟在年三十的晚上升起来，且又大又圆。感觉是诗思的重要触动点，直白也是需要的，但不能成为唯一的创作标准。不应以这个标准去测量他人的内心，因为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思辨上，别人走到的地方，你可能并没有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