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深秋，为了把先父姚文珊的古籍整理遗著《说苑新注》送到山东大学出版社，也为了进一步了解父亲当年的求学经历，我带着两年来陆续搜集并整理好的资料来到济南，走进了父亲曾经学习和生活过的山东大学。
这次山大之行，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两年来，我一直在努力追寻父亲的生平，尤其是他在山东大学求学期间的经历，以及后来从事古汉语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的学术渊源。随着了解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父亲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本遗著，还有一段与山东大学、与两位殷先生、与章黄学术传统密切相关的历史。
我希望通过这次寻访，让那些散落在旧照片、书信、著作和个人记忆中的线索重新连接起来，也希望父亲留下的《说苑新注》能够回到他曾经求学的地方得到应有的重视。
然而，此行带给我的收获，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设想。
一、从旧照片开始，追寻父亲的学术足迹
最初，我是从父亲留下的旧照片开始追寻他的生平的。
我把父亲的旧照片发到网上，没想到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关注。素不相识的人们热心地辨认照片、提供线索，帮助我逐渐了解照片背后的人物和往事。
这是我追寻父亲历史的重要一步。
过去，父亲的许多经历对我来说只是一些零散的记忆。我知道他曾经在山东大学读书，知道他师从两位殷先生，也知道他后来从事古汉语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却并不真正了解这些经历之间的联系。
网友们的帮助，使我开始有意识地梳理父亲的学术经历。我逐渐认识到，如果想真正了解父亲，就不能只停留在对他的怀念上，还需要主动寻找资料，了解他所处的学术环境，追寻他从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又是怎样走上自己的学术道路的。
特别要感谢的是郭万青先生。起初，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是看到了他在我发出的信息下面的留言，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位对训诂学非常有研究的学者。我也开始关注他所发的内容，大多是徐復先生的学术思想以及他自己的学术研究。
慢慢地，我开始了与郭先生的互动，这是一位非常谦逊的学者。
郭先生先后给予了我许多指导和很大的帮助，让我感到真心做学问的人从来都是认真、谦逊、善良、正直、真诚的师长。
于是，我开始从阅读相关著作入手。
子云乡人类稿封面和扉页（上、下）
我开始阅读殷孟伦先生、殷焕先先生和黄侃先生的著作，也在旧书网上陆续寻找和购买那些早已不容易买到的学术文献。
其中，我特别珍惜殷孟伦先生的《子云乡人类稿》（封面及扉页见上图）。据我当时所能找到的资料，这是我能够买到的殷孟伦先生的著作中非常难得的一本。
购买时，我向卖家说明，殷孟伦先生是我父亲的亲老师，我买这本书是为了纪念父亲和殷先生。我还特意告诉他，自己并不是古汉语专业出身，只是希望通过这些著作，更好地理解父亲的学术经历。
卖家听后十分感动，给我打了八折。他还告诉我，这本书原来的收藏者是一位北京的著名收藏家，并叮嘱我好好珍惜，不要随便转手。
这件事让我感受到，珍贵的学术著作不仅承载着知识，也寄托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对卖家而言，这也许只是一次普通的旧书交易；对我而言，却是我与父亲的老师、与那段学术历史重新建立联系的一次机会。
此后，在郭万青先生的推荐和帮助下，我又购买了不少相关著作。
其中有殷孟伦、殷焕先、周迟明、姜可瑜先生的《古汉语简论》，杨端志先生著、殷焕先先生校订的《训诂学》，殷焕先先生的《语言学论文集》，黄侃先生的《文心雕龙》，以及与黄侃、刘师培相关的著作和《黄侃传》等。我还购买了杨伯峻先生的《论语》《孟子》等书。
特别是杨端志先生著、殷焕先先生校订的《训诂学》，让我对训诂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原本不是学古汉语的，对这个领域的知识知之甚少。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渐明白，父亲当年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并非孤立的个人学习，而是与一代代学者的研究、传授和积累紧密相连。
我想知道，两位殷先生究竟教给了父亲什么，父亲又是怎样从他们那里获得学识，并将这些学识运用到后来的古籍整理工作中的。
这个问题，逐渐成为我追寻父亲学术经历的重要线索。
二、从一封旧信和一篇论文，寻找父亲求学的痕迹
在追寻父亲学术经历的过程中，一些过去并不为我所知的资料也陆续浮现出来。
郭万青先生曾告诉我，他查到有人正在拍卖一封父亲写给老同学的信。
这封信写于1984年7月，收信人是父亲的一位同班同学张国民先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语言研究所工作。信中，父亲请老同学帮忙借阅各种典籍，为整理《说苑》做准备。
这是一封普通的信，却让我看到了父亲着手古籍整理工作时的一个具体侧面。
我们通常只能看到一部著作完成后的样子，却很难了解它最初是怎样准备的。父亲在信中提到的借阅典籍之事，让我意识到，《说苑新注》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查阅资料、搜集典籍、反复研究的长期工作。
这封信，为了解父亲整理《说苑》的过程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另一个发现，则来自我与人工智能的对话。
我请人工智能帮助查找父亲早年的文章，结果找到了父亲与同学合作的论文《早期中国白话小说中“将”的用法》。这篇论文发表于1957年的一部论文集中，相关研究后来也受到日本学界关注，并有英文译文。该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这一发现让我颇感意外。
在此之前，我对父亲研究生学习期间的学术成果了解有限。如今，竟然能够找到他在那个时期发表的论文，我自然十分珍惜。
动身去济南之前，我特意请朋友帮忙买下论文所在的文集，希望进一步了解父亲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的研究内容。
这篇论文与那封1984年的信，一前一后，让我看到了父亲学术道路上的两个侧面：一方面是他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已经开始进行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是他多年后为整理《说苑》所做的准备。
这些资料使父亲的学术经历逐渐变得具体起来，也让我对这次山大之行有了更多期待。
三、终于看到了父亲的山东大学求学生涯
这次来到山大之前，我已经从不同渠道搜集了不少资料，但始终希望能够找到父亲当年的原始档案。
一位资深训诂学学者曾将山东大学文学院研究生辅导员张洪刚先生整理的20世纪50年代研究生名录转给我。这份资料发布在山大相关公众号或张洪刚先生自己的公众号上，具体发布渠道我当时并不能完全确定。
名录记载，1956年，殷孟伦先生招收了两名研究生，分别是姚文珊和徐文炎。徐文炎先生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大学任教。这条记录让我第一次从学校整理的资料中，明确看到了父亲与徐文炎先生同为殷孟伦先生研究生的事实。
然而，我还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直接的证据，了解父亲当年的学习情况。
直到这次来到山大，这个愿望才终于实现。
在徐超老先生的帮助下，我见到了山东大学出版社的张老师和文学院资料室的李老师。李老师手中保存着大量历史资料，得知我的来意后，他很快找到了父亲的学籍表和成绩表，并立即发给了我。
当我看到这两份资料时，心情难以平静。
此前，我对父亲在山大的求学经历，主要是通过旧照片、书信、著作和他人的回忆来了解。如今，学籍表和成绩表摆在眼前，我终于能够直接看到父亲当年的求学记录。
从成绩表上可以看出，父亲的兴趣爱好一直都集中在古汉语研究方面，他所修的几门相关课程，成绩也都非常优秀。
这些记录让我更加确信，父亲后来从事古汉语研究和古籍整理，并不是偶然的选择。他在山东大学求学期间，已经对这一领域产生了明确的兴趣，并接受了扎实的专业训练。
看着这些资料，我不禁感慨：功夫不负有心人。
从最初发布旧照片，到后来搜集著作、寻找信件和论文，再到如今看到父亲的学籍表和成绩表，我终于能够更具体地了解父亲当年的学习生活。
那些过去只能凭借想象去追寻的岁月，终于有了确切的档案依据。
四、徐超老先生的热情，让我有了回家的感觉
这次山大之行，最先打动我的，是81岁的徐超老先生。
在此之前，我与徐超先生素不相识。他对我父亲也只是有所了解，并不清楚我此次山大之行的真正目的。
然而，当他得知我要来拜访时，便十分热情地表示欢迎。
他不仅提前为我准备了进入学校大门的凭证，还专门为我写了一幅书法作品。
当时，他提前发来信息，告诉我这是进校的凭证。我并不明白他的意思，还在电话里问他：“我没有门卡，进不去吧？”
徐超先生告诉我，他发来的信息就是进入学校的凭证。
我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为了让我能够顺利进入校园，他已经提前替我考虑到了这些事情。
当我到达学人大厦时，远远就看见一位老先生站在门口等候着我。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动。
我没有想到，一位81岁的老人，一位此前与我素不相识、对我父亲也不甚熟悉的老先生，竟然会如此认真地迎接我。他不仅提前安排好了进校的事情，还亲自站在门口等候。这种真诚的关怀，让我感到格外温暖。
进入餐厅后，徐超老先生招呼我赶紧坐下吃饭。我这才发现，他早已替我精心挑选了一些菜品和食物，还嘱咐我：“你自己喜欢什么，自己选吧。” 看着这些提前为我准备好的食物，我又一次被感动了。
落座后，徐超先生把他提前为我写好的书法作品递给了我，还特意用文件夹小心翼翼地装好。
这幅作品的原件，我会好好珍藏着。
右起两列写着：
蟠桃岁结千年实，
彩凤朝衔百福书。
左侧题款为“婉如女史雅鉴”，并署“丙午秋，徐超”。作品上还钤有印章及山东大学百廿校庆纪念印记。
徐超先生既是殷孟伦先生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也是蒋维崧先生的书法弟子。这幅亲笔题词，不仅是他送给我的一份珍贵礼物，也让我感受到老一辈山大人在传统文化修养上的积淀。
我们开始边吃边聊。
原本以为，初次见面总会有一些拘谨，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慢慢熟悉起来。没想到，与徐超老先生交谈时，我竟然没有丝毫拘束之感。
没有陌生人初次见面的生疏感，也没有拜访长辈时的局促，反而感到格外自在、亲切。
那种感觉很难准确地用语言表达。若一定要说，大概就是宾至如归，甚至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我带着父亲的遗著来到山大，本来是想寻找他当年的求学经历，追寻他与两位殷先生之间的学术传承。却没想到，在这段寻访的过程中，我自己先感受到了这样一种温暖。
徐超先生对我的关心，不仅仅是礼貌的迎接，更体现在这些具体而细微的事情上。
他并不完全了解我此行的目的，却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欢迎和善意。后来我才明白，这种自然而然的关怀，也正是我所理解的山大精神的一部分。
五、在餐厅里开始的正式交流
聊了一会儿，徐超老先生才问我：“你这次来山大的目的是什么？我能帮到你什么？”
我便把此行的想法和目的告诉了他，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带着父亲的《说苑新注》遗著来到山大，希望通过这次寻访，进一步了解父亲当年的求学经历，追寻他与两位殷先生之间的学术传承，也希望能为父亲留下的这部遗著找到合适的归宿。
听完我的介绍，徐超先生立即拿起电话，联系了山东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请她赶紧过来一趟。
就这样，我原本以为需要专门安排、另行联系的事情，竟然在餐厅里便有了进展。
出版社的张老师是一位年轻的80后女孩，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后来分配到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
为了方便交谈，徐超先生又带领我们来到茶室，开始了正式的沟通。
张老师听完我的讲述后，显得有些吃惊。她毕竟年轻，对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并不熟悉。看到我带去的全部资料后，她很快给文学院资料室的李老师打了电话，请他过来一趟。
就这样，在短短几个小时里，我见到了原本没有想到会见到的人，也接触到了许多此前未曾想到的故事。
这次山大之行，开始时，我只是想带着父亲的遗著回来，寻找他当年求学和从事学术研究的线索。没想到，一次原本由我主动发起的寻访，却因为这些人的热心帮助，不断有了新的进展。
每一个新的接触，都可能带来新的信息，也让我对父亲的学术经历有了更深入了解的机会。
六、我带去的资料，也成为山大文学院整理历史的珍贵资源
李老师手里保存着大量历史资料。在之前找到我父亲的学籍表和成绩表后，他又认真看了我带去的全部资料。
看到这些材料后，李老师显得十分惊喜。他告诉我，我带去的信息是学校此前从未见过的，属于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尤其是有关两殷先生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以及父亲平反后两位殷先生与父亲之间频繁交往的资料，更是他们此前不了解的。这些经历距离今天已经很遥远。对年轻的张老师和李老师来说，20世纪50年代的学术环境和人物关系，毕竟不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
李老师还告诉我，他们正在整理殷先生那个时期的相关资料和照片。我带去的材料，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线索和资源。
听到这些话，我很受触动。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寻找父亲的资料，希望弄清楚他的求学经历，了解他与两位殷先生之间的师承关系，以及他后来学术道路的延续。
我原本以为，这些努力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对父亲的思念，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他。
没想到，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我带去的资料竟然也能够帮助学校进一步了解和整理那段历史。
原来，这些年来我所做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把那些散落在个人记忆、旧照片、书信和文献中的历史线索重新连接起来。
我们交流了很长时间，彼此补充了许多信息，也在交流中逐渐达成了共识。
七、山大的师承精神从来没有消失
在与张老师、李老师的交流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他们对父亲学术遗产价值的认识。
看过我带去的全部资料后，两位老师认为，山东大学有责任为殷先生的亲传弟子、章黄学人的第四代传人姚文珊先生的遗著做一些工作，为山大文脉的传承与发扬光大作出积极努力。
这不是我个人的想象，而是殷先生后期弟子们与唐山师范学院教授郭万青先生的一致共识。
听到山大老师们也表达了这样的认识，我又一次深受感动。
为了追寻父亲的学术经历，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寻找资料，重新阅读相关著作，梳理父亲与两位殷先生之间的师承关系。我所做的这一切，最初只是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父亲，也希望他留下的《说苑新注》不至于被遗忘。
而此刻，山大的老师们却主动把父亲的遗著与学校的学术传统、文脉传承联系起来。
他们所看到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女儿对父亲的追忆，也不只是一部等待整理和研究的遗著，而是一个学术传承中的重要环节。这让我感到，自己此前所做的努力有了新的意义。
父亲当年在山大求学，师从两位殷先生，接受了深厚的古汉语学术训练。几十年后，他的女儿带着他的遗著和相关资料重新来到山大，而今天的山大人愿意认真对待这些遗著，愿意为保存和传承这段学术文脉作出努力。
我们所说的师承，不只是学生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多少知识，也不只是某种学术方法的延续。它还包括对前辈学人的尊重，对学术历史的珍惜，以及把这些精神财富继续传递下去的责任感。
我原本担心，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当年所处的学术环境、两位殷先生所代表的学术传统，是否还能被今天的山大人理解和珍视。这次交流让我有了切身的感受。
徐超老先生让我感受到山大精神在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张老师和李老师则让我看到了这种精神在学术工作中的延续。
一位是亲身经历过许多岁月的老先生，两位是对20世纪50年代历史了解不多的年轻人。他们的年龄、经历和表达方式不同，却都愿意认真对待我带来的资料，也愿意帮助我完成这次寻访。
山大的师承精神从来都是存在的。即使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山大人依然珍视人文精神的传承。
这正是这次山大之行带给我的最深感受之一。
八、重新认识父亲：章黄学人的第四代传人
其实，刚开始整理父亲的资料时，我并不知道父亲是章黄学派的传人。
有一次，在与殷先生的后期弟子们以及郭万青先生交流时，我疑惑地问道：“我父亲算章黄传人？”
他们都明确地回答我：“是的，是嫡亲的章黄第四代传人。”
听到这个回答，我才真正意识到，父亲所承接的学术传统，远比我原先想象的深厚。
过去，我知道父亲在山东大学跟随两位殷先生学习古汉语，也知道他后来一直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却并不清楚，这些学习经历和学术实践背后，还有着如此清晰而深厚的学派传承。
我这才明白，原来训诂学的学术传统和师承脉络有着如此深厚的积淀。学术传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它关系到学问从何而来、怎样传授，又如何通过一代代学人的研究和实践继续发展。
正是这一认识，促使我开始主动寻找黄侃先生的著作，在郭万青先生的指导下，我先后买来了他的三本书，希望通过阅读，进一步了解父亲所承接的学术传统，也试着走近那个我过去并不熟悉、却与父亲有着深刻联系的学术世界。
回想起来，我对父亲的认识，也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寻找、不断学习的过程中逐渐深入的。
最初，我只是想了解父亲的生平；后来，我开始追寻他的学术经历；再后来，我才逐渐认识到，他的学术道路背后，有着一条深厚的师承脉络。
而这条脉络，正是我此次山大之行想要进一步追寻的东西。
九、父亲的灵魂回归山大
这次山大之行，让我看到了父亲的学籍表和成绩表，也让父亲留下的资料有机会重新进入山大的历史视野。
更重要的是，我在与老一辈学者和年轻一代老师的接触中，亲身感受到了学术传统的延续。
我带着父亲的遗著来到山大，本来是希望替父亲寻找一个学术上的归宿。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我先感受到了来自山大人的关怀，也看到了他们对父亲学术遗产的珍视。
从徐超先生提前为我准备进校凭证、亲自在学人大厦门口等候，到他为我挑选食物、送给我亲笔题词；从张老师听完我的讲述后立即联系李老师，到李老师找到父亲的学籍表和成绩表，并认真阅读我带去的资料；从双方交流中不断补充新的信息，到他们明确表示愿意为父亲的遗著和山大文脉的传承作出努力——这些经历连在一起，构成了这次山大之行最令我难忘的部分。
我寻找的是父亲的学术传承，而我在山大感受到的，不仅是学术，还有学人的风骨与温度。
父亲当年在山大求学，跟随两位殷先生学习古汉语，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兴趣与研究方向。几十年后，他的女儿带着他的遗著重新来到这里，希望寻找他当年的足迹。
如今，父亲的学籍表、成绩表以及相关历史资料，终于让我更具体地看到了他的山大岁月。而这些资料，也让今天的山大人有机会进一步了解那段历史。这让我感到，父亲与山大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彻底中断。
我所理解的“回归”，不仅是把父亲的遗著送回他曾经求学的地方，更是希望让他的求学经历、师承关系和学术成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让他与两位殷先生之间的学术传承得到认识，让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有机会继续被珍视。
父亲的遗著回到了山大，而我也在这里重新认识了父亲。
这次寻访让我更加相信，山大的师承精神并没有丢失，山大的人文精神依然在一代代学人之间延续。
父亲的灵魂回归亲爱的山大。
而我的寻访，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我又有机会与董治安先生的女儿交谈。董治安先生是父亲的同班同学，毕业后留校，跟随高亨先生从事先秦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是山东大学享有盛誉的学者。
与她的谈话，又将为我了解父亲的求学岁月和同窗经历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这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殷孟伦先生的第一批研究生徐超先生送给我的题字，一份珍贵的礼物。
如今在山大校园里四处可见徐超先生的笔墨。
（待续）
作者：姚婉如
作者原创，世说文丛首发；图片由作者提供，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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