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此前在本文丛读到的作者写的那些篇目——回忆录、纪念父亲的文章、父亲在山大中文系读书的那些年——原来背后是这样一份扎实的功课：核实、查资料、读书、跑济南。作者并非中文系出身，但为了弄明白父亲的治学经历，她硬是把殷孟伦、殷焕先、黄侃等先生的著作读了一遍，还读了杨伯峻和杨端志两位先生的注本；还带着父亲的《说苑新注》遗稿去了父亲当年就读的山东大学。文末的一句话“写完回忆录，并不意味着已经真正认识了父亲”，大概也是这个系列之所以值得写下去的理由。
附图是1957年中国语文杂志社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卷《语法论集》，其中有她父亲与同学谭永祥合写的一篇。一份旧物，一桩实证，也算给这篇札记留了个注脚。
最初开始写回忆录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这件事会持续这么久，更没有想到，它会逐渐改变我对过去、对家庭，甚至对自己的认识。
起初，我只是想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写下来。
我经历过一个特殊的时代，也经历过一个家庭在时代变迁中的种种遭遇。那些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为记忆的一部分。有些事情记得非常清楚，有些已经模糊，还有一些虽然一直留在心里，却从未认真梳理过。
我开始写，是因为觉得这些经历不应该就这样消失。一个人的生命经历，尤其是与时代、家庭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的经历，不仅属于个人，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人把它们记录下来，随着亲历者逐渐离去，许多具体的人和事就可能永远消失。这是我最初的想法。
但真正动笔以后，我才发现，写回忆录远比想象中复杂。记录的愿望只是起点，如何确认所记录的内容，才是写作真正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我的回忆录，是从我家被遣返的那一天开始写起的。那一天，不必记在日记本上，它就刻在我的心底深处。那是彻底改变我们一家人命运的一天，也是我家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从那以后，我们便走上了一条漫长的人生流浪之路。
回过头来看，过去两年，尤其是今年以来，我的生活几乎被写作、阅读、资料整理和各种思考占据了。最初，我只是想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记录下来，把我们这个家庭曾经经历的苦难，以及苦难之后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真实地保存下来。没有想到，随着写作的深入，这项工作逐渐超出了我最初的设想，也把我带进了一个原本并不熟悉的世界。这不仅是一次对往事的回顾，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发现和重新认识的过程。
从记录一个家庭的苦难史开始
我写回忆录有一个明确的初衷：真实地记录我们这个家庭曾经经历过的苦难，以及苦难之后家庭命运和生活所发生的变化。
父母的遭遇、家庭的变故、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种种事情，以及那个特殊年代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深刻印记，都需要有人把它们记录下来。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有些记忆依然清晰，有些细节却需要反复回想。重新面对那些往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有些事情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当我重新提起时，仍然会触及内心深处。
我希望写下来的不是经过修饰的故事，更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而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记录。因此，我始终非常在意事实。对于记忆中的事情，我会尽可能核实时间、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关系；对于不确定的细节，也不愿意轻易作出判断。我不想为了文章的流畅而改变事实，更不愿意为了某种表达效果而歪曲历史。
我认为，回忆录首先应该对得起自己的经历，也应该对得起那些曾经真实生活过的人。
而且，我并不希望这部回忆录仅仅停留在苦难的叙述上。苦难固然是家庭历史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但苦难之后的生活、人的选择、命运的变化，以及家庭成员如何继续走自己的路，同样值得记录。一个家庭的历史，不应该只有苦难，也应该有苦难之后的生活和希望。
从纪念父亲开始，重新认识父亲
2026年是父亲姚文珊去世二十周年。在整理回忆录之后，我又开始撰写纪念父亲的系列文章，回顾他的生平、学术经历，以及他留给我们子女的精神财富。
最初，我以为自己对父亲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毕竟，他是我的父亲。我从小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成长，知道他崇尚知识、崇尚自由，热爱文学，对古代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
但是，真正开始整理父亲的遗稿之后，我才发现，自己过去对他的认识，其实更多来自家庭生活和个人记忆。父亲作为一位学者，究竟经历过怎样的学习过程？他的学术知识来自哪里？他与自己的老师、同学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他又是怎样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的？这些问题，我过去并没有真正深入了解过。
于是，我开始阅读父亲留下来的著作和手稿，也开始寻找与他有关的历史资料。这一过程让我逐渐意识到，写完回忆录，并不意味着我已经真正认识了父亲。恰恰相反，正是写作和整理，让我有机会第一次真正走进父亲原本不为我所熟悉的学术世界。
从父亲的遗稿走进一个陌生的学术领域
为了了解父亲的学术经历，我开始阅读他曾经学习和研究过的那些著作。
我购买并阅读了殷孟伦先生的《子云乡人类稿》，以及殷孟伦、殷焕先、周迟明、姜可瑜等先生的古汉语研究著作，也开始接触杨端志先生的《训诂学》、殷焕先先生的《语言学论文集》，以及黄侃先生的相关著作。与此同时，我还阅读《论语》《孟子》和杨伯峻先生的注释著作，试着补充自己在古代汉语、训诂学和语言学方面原本并不熟悉的知识。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
我并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研究者，过去也没有系统学习过训诂学和古代汉语。要理解父亲的学术经历，就必须先了解他所处的学术环境，了解他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了解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
我开始追寻父亲与殷孟伦先生、殷焕先先生以及黄侃先生之间的学术联系，试图弄清楚父亲究竟从怎样的学术传统中获得了知识，又是怎样将这些知识延续到自己的研究之中的。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所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父亲个人的学术生涯，而是一段跨越数十年的学术传承史，其中涉及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教育、师生关系、学术研究和后来的人生变迁。
那些已经过去七十多年的事情，原本离我的日常生活很远。如今，因为父亲留下的遗稿、书信、学籍资料、成绩表、旧照片和论文，我开始一点一点地接近它们。每发现一份新的资料，我都会产生新的疑问；每弄清楚一段关系，又会发现还有更多值得追寻的线索。
这项工作远比我最初想象的复杂，也让我对父亲的学术经历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带着父亲的遗稿，回到父亲的母校
今年，我终于带着父亲的遗稿和自己整理的资料，踏上了前往济南的路，走进了山东大学。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有目的地走进山大。过去，我虽然多次去过济南，却从未专门到山大寻找父亲的足迹。这一次，我带着许多问题而来，希望通过与山大老先生和老师们的交流，进一步了解父亲当年在这里的学习和生活。
徐超老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张老师和李老师也给予了我许多帮助。李老师帮助查找父亲当年的学籍表和成绩表，让我有机会看到父亲在校期间留下的原始记录。那些已经泛黄的资料，对我而言格外珍贵。它们不再只是一个家庭保存下来的旧文件，而是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一位学者的历史凭证。
这次访问也让我接触到更多与父亲有关的人和事，进一步了解到父亲与同学、老师之间的联系，以及山东大学在学术传承方面所保留的历史脉络。
我还带去了父亲的《说苑新注》遗稿，希望能够为这部遗著寻找一个合适的归宿，也希望山大能够关注和支持这份学术遗产的整理与传承。未曾想到的是，山东大学出版社顺利地接收了我带去的父亲的全部遗稿。这让我感到，自己此前所有的辛苦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这趟山大之行，对我而言，不仅是一次寻访，更是一次认识上的推进。我开始明白，父亲的学术生命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而结束。他留下的著作、手稿和学术联系，仍然值得后人继续整理、研究和了解。
父亲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山东大学中文系殷孟伦先生的研究生。作为殷孟伦先生的弟子，父亲不仅承接了先生在古典文献与传统学术方面的教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厚的学术谱系。通过父亲留下的遗稿和相关资料，我逐渐意识到，父亲的学术道路并非孤立展开的：在他的身后，是殷孟伦先生的学术传授；而在殷孟伦先生身后，又可以追溯到殷焕先先生所代表的学术传统。父亲正是通过师承关系，将这一传统延续到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之中。
这条学术脉络原本有望在师生之间继续展开，却未能按照既有的轨迹自然延续。
1957年反右运动的风暴席卷而来，殷孟伦、殷焕先两位先生都遭受了严重冲击（两位先生的遭遇和程度各有不同）。两位先生原有的教学、研究和学术活动受到严重影响，山东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培养也随之中断。父亲与老师之间原本可以继续展开的学术交流和传授，被迫中断。由殷焕先先生、殷孟伦先生再到父亲的师承关系，也因此遭遇了历史性的阻滞。
一段原本有望继续发展的学术传统，就这样被时代的变故截断了。
多年以后，正是通过父亲留下的遗稿、书信和相关资料，我才逐渐看清这段学术传承的来路，以及它被历史中断的过程。随着这些材料不断呈现，我也越来越意识到，其中仍有许多值得重新梳理和研究的内容。父亲的遗稿不仅保存了他个人的学术思考，也为我重新追寻殷孟伦先生与殷焕先先生之间的学术联系、重新连接这段曾被历史中断的学术脉络，提供了重要线索。
而我作为他的女儿，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把这些资料保存下来，把能够查证的历史还原出来，让那些曾经真实存在的人和事，不至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
写作让我不断学习，也让我重新认识自己
回顾这两年的写作经历，我发现自己经历了一个不断向外延伸的过程。
写回忆录，让我重新梳理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也让我重新审视家庭与时代的关系；写纪念父亲的系列文章，让我开始重新认识父亲的为人、他的学术追求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整理父亲的遗稿，使我走进了一个原本陌生的学术领域；阅读殷孟伦、殷焕先和黄侃先生的著作，使我开始追寻父亲的学术源流。就在最近，我又买了山大文学院整理出版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史料丛编》，这又促使我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山东大学文学院自1951年以来的历史沿革。而带着父亲的遗稿访问山大，则让我有机会把家庭记忆、文献资料和真实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
我渐渐发现，写作并不只是把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写出来。有时候，写作会带来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会引导我去阅读、查找、访问和研究。
有些事情，经历的时候未必真正理解；有些人，虽然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记忆中，却未必真正了解。经过多年之后重新回望，再通过资料和文字去梳理，才会发现其中还有许多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我也常常会反过来审视自己的记忆和判断：当年我是怎样理解这件事情的？现在的认识有没有发生变化？有没有什么细节是自己过去忽略了的？
这种反复思考和核实的过程，让我对许多事情有了新的认识。
我从来不是一个兴趣单一的人。从小，我就喜欢音乐、小提琴和外国文学，同时对地理、天文、历史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对我来说，了解不同领域的知识，并不是为了获得某种专业身份，而是出于一种长期存在的好奇心。我希望知道事物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样子，它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如今，这种兴趣也延伸到了写作和研究之中。我可以因为一座山的岩石构造而产生兴趣，也可以因为父亲的一篇论文而追寻它背后的学术源流。无论面对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历史，我都希望尽可能弄清楚事物的来龙去脉。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在写作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兴趣和问题，并愿意花费时间去寻找答案。
对过去两年写作经历的一点体会
说实话，这两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我确实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整理回忆录、核对历史资料、撰写纪念父亲的系列文章、阅读大量过去不熟悉的专业著作，再到带着遗稿访问山大，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投入相当多的时间。有时，为了弄清楚一个人物、一段师生关系或者一份资料的来历，我会反复查找和阅读；有时，一份意外发现的旧材料，又会引出新的研究方向。这些工作并不是简单地坐在电脑前写文章，而是阅读、思考、查证、整理和写作交织在一起的过程。
这让我确实感到疲惫。但回过头来看，我并不认为这段时间只是忙碌和消耗。
我完成了回忆录，也开始系统地整理父亲留下来的学术资料；我从一个女儿的个人记忆出发，逐渐走进父亲的学术世界；我重新认识了父亲的老师、同学和他所处的学术环境，也开始接近一段已经过去七十多年的历史。这些收获，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设想。
写作有时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最初只是想记录一些事情，却因为记录而发现了更多值得了解的内容；原本以为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经过重新梳理，才发现还有许多需要弄清楚的地方。它让我不断回头看，也让我不断向前走。
如果说写回忆录，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次回望；那么，整理父亲的遗稿和撰写纪念文章，则是一次向父辈精神世界的深入探寻。我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父亲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家庭记忆，更有值得继续整理和传承的学术遗产。
这项工作还没有结束。今后，我还想继续阅读父亲的著作，进一步研究他的学术生涯，梳理他与殷门师承之间的关系，尽可能还原那个年代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学术面貌。我知道，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不断学习。但我愿意继续做下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是在寻找父亲，也是在不断发现新的知识，拓展自己的兴趣，重新认识过去的人和事。
最初，我拿起笔，是想为自己的家庭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录。后来，我发现，写作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它让我有机会重新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也让我走进父母曾经生活的年代，走进父亲的学术世界。过去两年，我写下了许多文字，也读了许多过去没有读过的书，认识了一些过去并不熟悉的人和事。这些经历让我感到，写作的意义并不只在于最后完成了多少篇文章，更在于写作的过程中，我们能够重新发现什么，又能够从中获得怎样的认识。
这篇札记，既是对过去两年写作经历的一次回顾，也是给自己留下的一份阶段性记录。至于接下来还会写些什么，我想，还是让生活和兴趣带着我继续走下去吧。
作者：姚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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