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谈丨十架的跌落与举起——由青岛天主教堂十字架说起

编者说明:本站选发本文,并撰写编者按。作者署名见标题;著作权归原作者。侵权请联系编辑。

编者按:这一篇有点特别:它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次三人网谈。 起因是这样——王起庆和宇公各自写了一篇随笔,都与青岛浙江路那座圣弥厄尔教堂有关。宇公写的是1966年8月的一个下午:他和同学洗完海澡,沿浙江路往上走,看见教堂前的广场上躺着两个巨大的铜十字架。起庆写的是双塔之上的那两个十字架所牵出的一条观念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反基运动、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以及中国文人身上那种“以有没有用来衡量一切”的秉性。 文丛编者阿杰读了这两篇,觉得这些思辨很有意义。于是连线两位,各说各话,由阿杰从中接引,把话题展开。谈的中间有几处是原稿之外添进去的:比如“有用”这个标准暗含了一个“谁在评判”的位置;比如现代教育体系在中国形成是多路径汇合,传教士办学只是其中一路;又比如“从观念上不算数,到动作上把形状拆掉”,是同一个判断的两个阶段。 三人各留有若干提请校正之处:宇公指出十字架“埋于龙山路4号”一说源自网络检索,不足据;几个时间点也宜与教堂记载核对。起庆则声明关于鲁迅、胡适、王阳明那几处只是他个人的读法。这些均照原话保留,不作结论。


三人谈丨十架的跌落与举起——由青岛天主教堂十字架说起

对谈者:王起庆、宇公(于营绚)、阿杰

阿杰:两位的大作拜读了。于兄那篇是从1966年8月那个下午写起的:你和同学洗完海澡,沿浙江路往上走,看见教堂前的广场上躺着两个铜十字架。起庆兄这篇则从浙江路的冷风写起,写到圣弥厄尔教堂的双塔。那一年我九岁,事发那天我恰好在现场,好像是暑假,或者是“停课闹革命”不上课,当时哪里凡有游行游街的,小伙伴就约了去看热闹,看到巨大的十字架被卸下来,脸色苍白的外国修女被押着走出教堂,从人群让出的一条通道走出去,拉到街上游街,很多人喊口号,那时还小,懵懵懂懂,不懂事。想不到六十多年后信主,看到两位谈的话题,很感兴趣,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宇公:那天我确实在场。那年七月我刚考完毕业试,在第一海水浴场当志愿救生员,天天上班。八月十八日以后,医学院的高音喇叭天天播社论,红卫兵开始破四旧,马路上时常见到烧书的烟火。到底是谁把教堂顶上的十字架拆下来的,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查到:是造反派逼着青岛建筑公司派人上去,两个突击组还搞了竞赛,看谁先拆下来。十字架是电焊割开的,分块用绳子往下放,有一个卡在斜屋顶上,是工人绑着绳子下去搬开的。现场还停了一辆市立医院的救护车。

王起庆:所以那一下午摆在地上的东西,其实是一整套工序的结果。我们后来常把这类事说成“突然发生”,但翻回头看,它是有程序的:谁下令、谁组织、谁动手、谁围观、谁善后。只是当时站在广场上的十几个人,脸上都是震惊和困惑。

阿杰:这就有了第一层差别。宇公写的是记忆里的那一幕,起庆写的是这一幕背后那条观念史。两位要合起来谈,正好从这两个方向交会。宇公后面把这件事放在更大的脉络里看:犹太人的第一圣殿毁于公元前586年,第二圣殿毁于公元70年,两次被毁之后,敬拜从“圣殿—祭司—祭物”转向“会堂—律法—祷告”。这个类比很见用心。

宇公:我确实是这样想的。圣殿两次被毁,信仰并没有因此断掉,反而让人明白神圣不只依附于一座建筑。教堂的十字架跌落又举起,是一样的道理。

王起庆:我同意这个大方向,但我想把另一条线插进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有过一场“反基运动”,那是五四那一茬知识分子发动的,比义和团式的民众行动另起一个层面。当时极少有人站出来为基督教信仰说话,连蔡元培也只是说“以审美来代替宗教”。这里有一个很长的伏笔:一种很强的思想潮流进来之后,往往并不需要拆十字架,它只需要让十字架在观念里“不算数”。所以1966年那一下,是表面的;更深的,是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的那一层。

阿杰:这就说到起庆那篇最要紧的地方了——“实用的秉性”。文章里点了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两路: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把一切形而上学和宗教的话都判为“没有意义”;实用主义稍活泛,说“有用即真理”。起庆,你自己怎么看的?

王起庆:我对实证主义者有一点异议。他们把叙事限制在语言逻辑之内,对“不可言说者”就不说,说“逻辑是世界的边界”。但问题在于,边界之内、形而下的东西、有限存在者,也不是那么容易实证的。比如“人”这种有限存在者如何实证?他有没有把头探到边界之外?硬要把他从形而上、从永生的上帝那里“证”回来,是做不到的。

阿杰:我补一点在他们两位之外的看法。起庆谈到“有用即真理”时,说如果从这种信念引出“上帝有用”。我想,“有用”这个标准本身,预设了一个“谁在用它”的位置。谁来判断有没有用?判断的人如果自己就是那个被限制在有限里的存在者,那么他衡量一切的时候,用的尺子必然是他自己。这样一来,被“证”出去的不是上帝,而是提问的人把自己封在了边界之内。这大约是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共享的一个难处——它们都没有给“超出自己”的那件事留位置。

宇公:所以我才把“传教士办学”这一节写进去。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和基督徒在青岛乃至全国办大学、中学、小学、医院、福利院、孤儿院,这些东西是有用的,而且是长久的用处。如果只看“有用”,它们恰恰是“有用”的。

王起庆:这里要小心一点。我文章里也提到,如果只以“有没有用”来求问信仰,那是“太实用、太狭促了”。传教士办学是有用的,这一点不必回避;但它不是信仰的全部理由。它有用,是因为它本来就在做该做的事——不是因为它有用才算数。

阿杰:这两句可以并置来看,未必要强行统一。宇公看重的是历史后果:这些学校医院给中国带来了数理化、生外史地白话音的现代教育体系,这是实绩;起庆警惕的是评判尺度:如果拿“有用”当唯一的秤,那么凡是不好上秤的东西——灵性、尊严、盼望——都会被抹掉。前者说的是事实层面,后者说的是方法层面,两者其实可以共存,只是不能互相顶替。

宇公:我接受这个分法。我文章里还有一句比较绝对:“如果没有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办的现代学校……我们会仍然困囿在四书五经、珠算口算的蒙昧时代。”这句话我想再收一收。

阿杰:这句确实可以留个余地。现代教育体系在中国形成,是多路径汇合的结果:传教士办的学校是重要一路,清末新政自办学堂、留日学生的译介、本土学人的自建,也都在其中。所以更稳的说法是“其中一路”,而不是“唯一一路”。这不是要减损传教士的作用,恰恰相反,把它放回多方汇合的背景里说,它的分量才立得住。

王起庆:我文章里也有几处,咱们一起看看。比如鲁迅与胡适那段,我用“人性”和“制度”来区别两人,这只是我自己的读法;还有王阳明“唯我论与实用主义的怪异组合”那句,也是我的概括,都不必当作定论。

宇公:我还有两处史实,也请阿杰考虑:一是十字架“埋于龙山路4号”之说,来源是网上检索,到底埋在哪里;二是1980年整修、1981年4月祝圣、1982年4月复活节正式开放这几个时间点,最好与教堂方面的记载对一遍。

王起庆:说到这里,我倒想回到1966年那个下午。宇公说他当时“惊呆了”,又说如果我在场,按我的天性会“感到茫然”。这两个词不一样:前者是震骇,后者是不解。震骇过去了,就剩下不解——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场“反基运动”是知识分子的动作,1966年那次也是所谓“知识青年”红卫兵的动作,两者中间隔着近四十年,但背后那根尺子几乎没有换过:都是先判它“没有用”,再判它“不该存在”。

阿杰:这就把两位的文章联在一起了。从“不算数”到“拆下来”,是同一个判断的两个阶段:先在观念上取消它的位置,再到动作上取消它的形状。而十字架后来重新举起,也只是把形状还了回来;观念上那个“不算数”是否也一并还给人家了,这是另一回事。所以我看这一篇的分量,不在“十字架跌落了”,而在“十字架为什么会被认为可以拆”。

宇公:十字架现在还在塔上,高约4.5米,是淡蓝色水泥包铜的。教堂也重新开了门。

王起庆:形状是回来了。

阿杰:两位的思路汇总起来,意思其实已经完整了:一位从见证写起,一位从观念写起;一位问的是“谁拆的、怎么拆的”,一位问的是“凭什么以为可以拆”。至于两处史实的核对、几处重复的删并、若干断语的收窄,就按方才说的处理。剩下的,交给读者。

(本文由王起庆《实用的秉性》、宇公《十字架的跌落与举起》两篇合并整理,对话由阿杰参与,调整成稿。)

附:王起庆《实用的秉性》、宇公《十字架的跌落与举起》原文

王起庆丨实用的秉性

眼睛不停地流泪,以回应初冬这飕飕的冷风。从浙江路溜达过来,走到圣弥厄尔大教堂后面,于哥和我坐下来休息。我们望着大教堂双塔上两个巨大的铜十字架,于哥回想起当年的一幕:1966年红卫兵造反派冒险登高,将两个十字架截断,从高塔上卸下。于哥从海水浴场洗海澡回来时,正看到已经破损的十字架躺在地上。我说,如果我当时也是目击者,可能会感到茫然,因为天性愚钝,不会明白。又想起臧克家在这座大教堂初建时写的那首诗《罪恶的黑手》。一连串的联想在大脑中闪现,这里不细说具体的内容,只把这些联想的点记下来:

首先想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反基运动”。如果说义和团算是普通民众的一次反基行动,那么这次反基却是知识分子的行动。当时绝少有人站出来为基督教信仰说话。就连蔡元培这样对推进西方先进教育模式有巨大贡献的人,也只是说“要以审美来代替宗教”。20世纪初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思想有很多,如马克思主义、进化论、实证主义等,而这些思潮虽然比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时间要短得多,效应却很大。
鲁迅和胡适都不是基督徒,但他二人也没有盲目出击。如果真正感受到了西方的文化气质,应该就能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基督教信仰的底蕴,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理论书籍,都是这样。对于文明进步的看法,鲁迅注重“人性”,胡适则重视“制度”。鲁迅的看法更接近于《圣经》的“人论”。制度在于其方法论的意义,由什么样的人来支持某种制度,才是最关键的。没有纯粹客观中立的思想意识,价值观更是一种具有强烈趋向性的东西。政治则是“关于我们与他们的事情”,所以非常麻烦,调和的努力也往往是苍白无力的。
20世纪初,欧美兴起反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潮,如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经典之作,他主张激进的实证原则,否定所有通常被视为形而上学或宗教的东西,认为它们毫无意义。读这本书,有一种硬邦邦叫人不舒服的感觉,就像读《韩非子》,或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时的那种感觉。我没有能力说清楚这种理论观点正确与否,所感受到的可能是一种“异质反应”而已。
反形而上学,难免会连上帝一起反掉。因为上帝是个灵,不在他们“实证”的范围之内。但是,实证主义者不像以前的启蒙理性主义者那样激烈地抨击基督教信仰,而是把叙事限制在语言逻辑的范围之内:对于“不可言说者”就不说了,“逻辑是世界的边界”,边界之外的东西不能被“实证”。但他们忘记了一点,边界之内、形而下的东西、有限存在者也不是那么容易实证的。比如对“人”这种有限存在者如何实证,他是否已把头探到了边界之外。硬是要把他从形而上,从永生的上帝那里“证”回来,这是做不到的。
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要比逻辑实证主义者活泛一些。他们主张“有用即真理”,那么,宗教信仰具有教化人的作用,所以是真理。如果从这种信念引出“上帝有用”,也就太实用、太狭促了。
胡适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影响,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主张。我想,他可能也受到了王阳明理学的影响。王阳明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在王阳明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唯我论”和“实用主义”的怪异组合。一面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自我夸张;一面是“学以致用”的务实方法。
对中国文人来说,影响更深的是儒家文化传统中实用主义的秉性。我们虽然不会去进行严密的逻辑实证,但却会以“有没有用”的苛求抹掉灵性的事物,尤其是对待宗教信仰。这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


宇公丨十字架的跌落与举起

青岛有个天主教堂,教堂的两座钟楼各有一个十字架。
这是我童年从贮水山、观象山、观海山,中山路、浙江路、太平路,由远处到近处,经常看到的青岛最高最美的建筑。
1966年8月的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我和同学洗完海澡,沿着浙江路向上溜达,走到天主教堂时,我们惊呆了!看到教堂广场上躺着两个巨大的铜十字架,还有一大堆破碎的东西。还看到高高的教堂上扎着一层层脚手架。大约有十几个人在围观这个场面,大家的脸上都透露着震惊和困惑。
那年7月,初中毕业考试完,同学们都回家等发毕业证,我在第一海水浴场当志愿救生员,要天天到海水浴场上班。到了8月18日以后,风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家附近的青岛医学院的高音喇叭天天播送社论和消息。红卫兵开始到处破四旧了,马路上时而可见焚烧书籍的烟火。可不知道是谁把教堂上高高的十字架给破断了扔在地上。(资料显示:教堂高56米,铜十字架高4.5米,重约1吨)

最近和起庆老友到海泊路看美展,顺便到天主教堂逛了逛。我说起“文革”中看到十字架被扔地上的事,他说应该写出来,查查到底是谁干的。
还真查到了相关资料。

青岛新闻网 2004-04-29 02报道:

《青岛地理》考察队员徐建军报道


原编者按:最近从市文物局获悉,我市现在要对天主教堂等四处经典建筑进行大修。所以,关注这座老建筑,了解它对我们城市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编发了下面的文章。

我的父亲徐学德,至今还保留着这样两张老照片,多年压在玻璃板下。他常说,这些照片记载着“文革”初期,天主教堂被破坏的那段历史。
据父亲回忆,“文革”开始后,很快就搞起了“破四旧”活动。“红卫兵造反派”冲击了天主教堂,砸毁了号称亚洲最大的管风琴等,但对高耸屋顶的十字架却无可奈何。于是,他们转而借助青岛建筑公司,勒令公司派工人前去执行砸毁任务。因教堂顶有两个十字架,所以公司组织了两个突击组(两张图片,分别为当时两个组的成员合影),并展开竞赛,看哪一个队能最早拆下十字架。
因家父是公司职工医院的医生,也就“有幸”亲临现场,参与安全保护工作。父亲说,十字架是由电焊割开的,分块由绳子从屋顶放下。其中,有一个十字架在下放时,因屋顶是斜面,被卡住了。一位大胆的建筑工人身绑绳子下去搬动,才让这个十字架落到了地面。
父亲还记得,当时有许多人在现场观看,青岛市立医院还专门派了一辆救护车到现场,以备不测。在施工现场,父亲说还有记者在拍照。所以,他认为在青岛日报报业集团和我市的档案部门,一定还能找到相关资料。
这两幅照片上的人员,就是上去拆十字架的工人,父亲也在其中。这些工人,个个胸戴大红花,站在被拆下的十字架上。后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上书“向万恶的四旧开炮!”等“文革”标语。
往事不堪回首,对那段往事,父亲已不愿再提起。于是,只好由我代笔记下这段历史。

可惜文中提到的天主教堂被破坏的两张老照片,在网上不见了。

又在AI上查到了相关资料。

“青岛天主教堂(圣弥厄尔教堂)的十字架是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期间被拆除的,时间大约在1966年夏秋。
当时红卫兵在教堂钟楼搭起脚手架,将两座塔楼顶端的铜十字架锯下。 十字架被取下后埋于龙山路4号基督教堂地下,后来又被挖出。 与此同时,教堂内捷克制造的管风琴被砸毁,经书、祭衣等宗教用品被抄出烧毁,维昌禄主教的墓穴也遭到破坏。
“文革”结束后,1980年青岛市政府拨款对教堂进行全面整修,十字架按原样重新制作安装。 1981年4月教堂恢复宗教活动并举行了祝圣仪式,1982年4月复活节正式开放。 现在塔顶的两个十字架高约4.5米,为淡蓝色水泥包铜结构。”

青岛信息网载,“青岛晚报 2014-03-15 13报道摘要:

浙江路天主教堂重新开放 

浙江路天主教堂是青岛的地标性建筑,自2011年11月启动大修。近日天主教堂又重新开门纳客。 
镶嵌玻璃全手工制作
据孙明介绍,纯手工耗时两年制作、采用传统工艺镶嵌的数万块玻璃,是此次教堂大修的最大亮点。在教堂主厅,记者仔细观察,每扇窗都是由数百片形态色彩各异的玻璃组成。 “这118扇窗户的数万块玻璃是上海一家专业公司花了两年时间才制作完成的。 最早的玻璃在‘文革’时期被破坏了,是根据那仅有的几块小玻璃让制作公司找到最合适的制造工艺。 ”窗户图片是根据国外的教堂资料设计制作的。
将举办管风琴音乐会
另一亮点是教堂内的管风琴。“文革”期间,管风琴受到严重破坏,资料也无从获得。后来,在比利时音乐家左汉的牵线下,天主教堂与德国乐博管风琴制造公司2007年达成协议,耗资1090万元购买了一台德国原装管风琴。如今,管风琴又可以为唱诗班优美的歌声伴奏。教堂神父陈天浩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举办管风琴音乐会等活动。”

上述翔实资料表明了青岛天主教堂被破坏,“十字架跌落”的史实。
由此,我想到了圣经记载的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历史。

资料显示:公元前586年,巴比伦摧毁第一圣殿。
所罗门圣殿是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存放约柜,象征神与人同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圣殿被焚毁,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
这次被毁的意义主要有:
- 神学上:先知传统把它理解为百姓拜偶像、背离盟约所带来的审判,提醒人圣殿不是“护身符”,真正的根基在于顺服神。
- 信仰上:圣殿被毁后,犹太人失去集中献祭的场所,开始更重视律法、祷告、安息日和群体记忆。

公元70年,罗马摧毁第二圣殿。
公元70年,罗马将军提多镇压犹太起义,攻陷耶路撒冷,圣殿被焚毁,仅存西墙,即今天的“哭墙”。
这次被毁的意义更为深远:
- 结束献祭制度:圣殿被毁后,祭司献祭体系无法继续,犹太敬拜从“圣殿—祭司—祭物”转向“会堂—律法—祷告”。
- 推动基督教发展:新约记载耶稣曾预言圣殿被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圣殿被毁后,“敬拜不再局限于圣殿”的观念获得现实印证,基督教进一步从犹太教内部群体发展为跨民族、跨地域的信仰。
- 改变“神圣空间”的理解:圣殿两次被毁促使信仰思考:神圣并不只依附于一座建筑,也可以进入文本、伦理、群体生活和人的内心。

从信仰角度看
《诗篇》27篇说“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这里的“殿”不只是石头建成的建筑,也指向人渴慕与神同在的生命状态。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罗马将军提多为什么毁灭圣殿?
两者都不是单纯“恨犹太人”而毁殿,而是出于帝国镇压、战略威慑和宗教象征性打击;但圣经传统又把它们理解为神对犹大背约的审判。

“文革”中红卫兵为什么要破坏教堂?
显然是被所谓“造反有理”“大破四旧”“打倒封资修”等口号煽动的疯狂暴力行为,暴力所向包括教堂庙宇、名胜古迹,还涉及抄家、焚书、批判、武斗、打人、杀人等等,不胜枚举。
改革开放后,青岛天主教堂重新修复,上万块彩色玻璃修复,管风琴耗千万元购新,十字架重新安上塔顶。天主教堂恢复了宗教活动,也成了青岛地标性旅游景点。
“十架举起”,使我想到了全世界医院的“红十字”标志;想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基督徒在青岛乃至全国开办的大学、中学、小学、医院、福利院、孤儿院,为国人造福延续至今,传播了“爱”的福音。
试想,如果没有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办的现代学校,何来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地理、白话语文,形成的科学教育体系,使我们能学习文明的生话,我们会仍然困囿在四书五经、珠算口算的蒙昧时代。

作者:王起庆(在海一方)  于营绚(宇公)  周晓方(阿杰)
作者原创,世说文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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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三人谈丨十架的跌落与举起——由青岛天主教堂十字架说起》 发布于202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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