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牛”这个响亮的名字，在上世纪末有如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在中国足坛长盛不衰。它是青岛这座足球城活的名片，曾经牵动着多少人的爱恨情仇。假如那时中国诞生了无形资产评估体系，我猜想“青岛海牛”的无形资产价值不会低于举世闻名的青岛啤酒或海尔、澳柯玛。
据报道，重新举起这杆大旗并中兴岛城足球的，是曾经誉满天下落叶归根的岛城足坛精英，尽管《青岛史志》足球篇中还未补记他们的名字，但这次为主担纲的HAOHAIDONG，却曾经是被誉为亚洲第一中锋并亲历过中国足球由盛而衰全过程的见证人。他从事专业足球三十多年，饱尝中国足球的酸甜苦辣，深谙中国足坛假黑赌状况，可以说由他重拾青岛海牛大旗，更有宿茂臻等人加盟，使这支浴火重生的凤凰一亮相就底气十足，也吊足了岛城足球人的胃口。但是我今天立意抒发自己的足球梦，一不为追忆师兄的丰功伟绩，二不为晚辈们评功摆好，作为曾经代表青岛足球队征战过七年的足球人(1960—1966)，我想借着这个因由抛出一块引玉之砖，与方家们共同探讨青岛未来的足球梦。
看过海东在海牛选材现场讲的那段语重心长的话，窥见他的愿景和心性无疑都是令人敬佩的。但是综观建国后中国足球发展的历程，从张宏根到容志行到海东到眼下令13亿国人蒙耻蒙羞的国足们，想在中国打造出一支令国人扬眉吐气的巴塞罗那式的足球队，那真无异于天方夜谭，道之远，任之重，恐怕除了上帝之外无人能知道它的成或败，未来的青岛海牛足球队是继续在中国足坛现状中膛浑水，还是能给中国足坛注入一缕新风，增加一点正能量，那只能用未来的实践去证明。
一、中国足球曾经辉煌过
2004年，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代表国际足联(FIFA)向中国颁发了世界足球运动起源纪念杯和证书，证明足球运动发祥于两千多年前的齐国都城临淄。春秋战国时期苏秦游说齐宣王，他看见临淄城里国富民安的场景是:“临苗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踏鞠者。”这恐怕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世界上对足球运动最早的描述。假如按照传说，足球运动在中国的出现恐怕还要提前两千多年。在黄帝轩辕氏的演兵场上就可以见到足球运动。但那时的目的多与显勇和选将有关，是诸多考核和选拔将才的项目之一。后来刘邦又带领一批足球高手灭了秦朝又打败了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唐宋时期就更不用说了，人所共知的宰相高俅就是蹴鞠高手，但那时尚没有足球运动的世界交流，所以也显不出中国足球如何强大。直到现代足球运动的出现，才逐步形成世界第一运动。
1863年10月26日，英国足球协会成立，标志着现代足球运动正式兴起。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上出现足球比赛，1904年国际足联正式成立，标志着现代足球运动世界一体化的正式开端。当年的日不落帝国曾经侵略过世界上90%以上的国家，国人记忆最深的恐怕就是两次鸦片战争了。他们利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和冶金术，制造出坚船利炮强迫腐败的清政府开放五口通商，足球运动也跟随着英国水兵一同上岸，首先在香港、广州、上海、天津等地蓬勃发展起来，有史料记载，中国近代第一场足球比赛是1902年上海的圣约翰学校队与南华公学队的比赛。辛亥革命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国足球雄霸亚洲无人能敌。1913-1934年举办的十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足球队获九次冠军一次亚军。尤其是一代球王李惠堂出现在足坛之后，更迎来了中国足球发展的黄金时期。李惠堂1905年生于香港，幼年接受国学和英式学校的双轨教育，17岁在香港足坛一举成名，征战五年即获得亚洲球王桂冠。他在沪港两地足坛上的奇异表现，令世界足坛对国人刮目相看。1929年他提出“足球即中国的国球”响亮口号，使他成为替国人摘掉“东亚病夫”帽子的第一人。他的运动生涯保持到43岁，一生共射进1860个球，1936年和1948年又两度率领中国足球队参加柏林和伦敦奥运会。1948年挂靴之后作为中国足球队的教练员，他又率队获得1956年和1958年两届亚运会足球冠军。1954年担任亚足联秘书长，1966年担任亚足联副主席和国际足联副主席。1976年在联邦德国《环球足球杂志》组织的世界球王评选活动中，他与巴西的贝利、匈牙利的普斯卡什、英国的马修斯和西班牙的斯蒂法诺一起，被评为世界足坛五大球王，获得了中国近代足球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至高荣誉。由于历史的原因，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闭关锁国，国人对于世界足球运动发展状况知之甚少。只听传说李惠堂带领由港台队员组成的中国足球队，于1960年与巴西国家队战成1:3,他带领的台湾木兰女子足球队，在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雄居亚洲无人能敌。李惠堂1979年因病去世，享年75岁，他把一生贡献给中国的足球事业，可惜我们对他的研究太少，他给全球华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不知谁人能去发扬光大。
新政权成立以后，第一支中国足球队是1953年派往匈牙利代培的班底，也就是老一辈足球人尚能记得的张俊秀、张宏根、年维泗、任斌、张京天、姜杰祥、丛者余、王路等一批人。那时台湾的中华民国尚占据着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以新中国的足球除了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交往之外，几乎不参加任何世界性足球赛事。1959年全国第一届运动会时，中苏匈三国足球友谊赛，中国队获得冠军。但那是因为中国建国十年大庆，兄弟国家前来捧场作戏举行的友谊赛，中国队1:0胜匈牙利，匈牙利1:0胜苏联，苏联1:0胜中国，但那种比赛与现代意义的真正足球赛相去甚远。但是那段时间应该就是新中国建立之后足球运动的黄金时期了。因为接踵而至的三年大饥荒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三十年当中，原本在民间普及较好的足球运动，也由兴旺逐步走向了衰败。两千年前“临苗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踏鞠者”的景象，只在大跃进之前(1958年)还保留了一点点。但那时却不是“富而实”，而是“穷而乐”。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有幸在这“穷而乐”的足球氛围中长大。那时青岛中小学生对足球运动的喜爱和痴迷，造就了青岛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几乎当时全国主要省份的专业足球队中，都有青岛籍的球员。
改革开放之前(1979年)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完全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足球运动的管理也是如此，上有国家体委球类司领导，下有各省市自治区专业足球队，即便是实行过一段全国分甲乙级足球联赛，但也没有连续的完善的联赛机制。三年大饥荒之后直到1965年才恢复了全国足球乙级联赛，不幸又迅速陷入假球黑哨和赌球的陷阱之中，所以综观新中国六十多年来足球运动所走的路，是一条与世界各国发展足球运动完全相反的怪路，它既不是李惠堂时期以民间自发管理为主的老路；又不是欧洲南美等国家所走的新路；同时又完全违背了“国运盛球运盛，国运衰球运衰”的定式。改革开放之后国运连续昌盛了三十多年，而中国足球队员的钱是越赚越多，可是球却越踢越臭，简直臭不可闻，都变成了相声斗艮的笑料。这到底叫作什么路?邪路?不归路?还是“有中国特色”的路?我们这个全球GDP第二名的泱泱大国，足球在全世界的排名却是第96名（2013.2.14国际足联刚公布），在亚洲也仅第八名。而眼下中国注册的足球运动员，仅及日本的十分之一。而三十年前还是中国手下败将的日本足球，目前却稳居亚洲头名宝座，在全世界列第二十八位，谁能知道这疑难问题的答案呢?
二、我记忆中的足球城
青岛被誉为足球城，那恐怕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据我辈人的记忆和老人的传说，青岛地区足球运动的黄金时代，大约是从抗战胜利后到六十年代末期吧。
众所周知，青岛于1891年建置，1898年沦为德国人的殖民地。1914年，日本借口参加一次世界大战，派兵赶走了占据青岛的德军，第一次强占青岛达8年之久。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却拖到1922年才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了青岛的管辖权，著名的五四运动就是1919年全国上下为了青岛的回归而掀起的大规模示威运动。由国人管理青岛的16年间，尽管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建立伪满政权，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但是作为一座新生的移民城市，青岛还是利用这16年难得的发展机会，使民族工商业和城市建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值得纪念的是沈鸿烈市长时期，还利用地方财力修建了不少医院、学校、廉租房，街道(人力车道)、公园，体育场、劳动人民休息亭。
现代足球运动在山东的起源，与香港同出一辙，1898年英国占据威海和刘公岛，本应与青岛同步归还中国，但拖至1930年才归还中国，32年的殖民生活，把现代足球首先带给了威海人。抗战胜利后，内战开打，山东地区大批难民自1947年开始大批涌入青岛，一时间，西大森、大连山、广饶路一带的难民棚户区，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其中一大批足球运动高手也随之来青。我们记忆中的礼贤中学的谷元荣老师、崇德中学的梁景环老师、第一体育场的李宏文场长、外贸的扬昌老师都是从威海过来的。当时的青岛市区狭小，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都集中在中山路、大鲍岛、小鲍岛和第三公园附近，尤其是当年日侨集中居住的第三公园，就成了百业兴旺的中心，也成为当时青岛足球比赛的天然乐园。民间自发联谊的足球队比比皆是，振青队、北联队、学联队等等，星期天或节假日，第三公园的足球赛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和青少年围观，平日里，周边学校的中小学生更是占满了场地，欢天喜地地踢小野球，那时儿童们崇拜的球星大都有绰号，比如，店员工会的大老黑(王德章)、黄台路小学的杨大脚(杨海峰老师)、船厂的大老贾(贾寿庆)、小胡(胡亦明)、酒精厂的海里蹦(盛铭三)、青岛七中的沈蕴昌老师、茂昌公司的小宋(宋敬臣)、水产的小狗熊(徐宗贵)，单纯我们崇拜的守门员就有熊君、唐大个(唐纪青)、李昭春(后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曲连科、李义忠等。我们同年伙伴各有不同的崇拜偶像，有崇尚速度型的，有热爱技术型的，有偏好头球的，有赞赏踢大脚的。1956年全国银行大区赛，华东区队的青岛籍运动员赵英奎、张家禄、严忠志、王守国都有上佳的表现。他们的技术动作就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我们这批踢小野球长大的孩子，就是在这种丰厚的足球土壤中长大的。那时的男孩子踢足球成为课外活动的首选，几乎没有不会踢两脚球的小孩。放学之后，马路上把书包一摆当球门，直踢到天黑尽兴才回家。这就是当年足球城中的足球氛围，也是1960年前后向全国各专业足球队输送大量足球运动员的练兵场。上世纪五十年代，国民经济刚刚恢复，百业待兴，老百姓基本上过着食不果腹、衣难蔽体的穷日子。1954年开始粮食定量供应，物质上的匮乏并没有影响人们精神上的快乐，多年战乱好不容易盼来了太平日子，人们心中充满了感恩和快乐，在精神生活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足球比赛就成了一个极好的项目，人们锻炼身体、保家卫国的热情空前高涨，艰苦奋斗需要健康的身体，中学里颁布了“劳卫制”体育锻炼标准,国家体委公布了各项运动的等级运动员标准(少年级、三级、二级、一级、健将级)，学生们重视体育锻炼蔚然成风。足球运动更成了重中之重的项目。1956年组建的“山东体育训练班足球队”，从教练员到运动员几乎绝大部分是青岛籍的。1958年，该班与山东师范学院体育系合并，成立了山东体育学院。这支足球队就成为正式的山东足球队，但那时的山东足球队到青岛来，与青岛的业余足球队比赛很难取得胜利。这就是当年被誉为足球城的氛围和水平。
据我的记忆，1960年前后，除山东队之外，在全国各专业足球队踢球的青岛籍球员就有:黑龙江队的李德权、大连海运学院队的王少华、北京队的赵礼基、刘克全、北京体师队的迟志春、萧湘梓、八一队的刘国江、杨臣书、刘金海、周统林、胡延祥、林维玉、戚文灏、鞠连祥、罗友林、北京体院队的马恒远、马敬祖、肖德然、曲声新、孙世森、王兰田、青海队的崔成基、陕西队的吕大庸、许文礼、内蒙队的车仁强、新疆部队的胡国伦、贾少仁、侯方才、徐州部队的韩作平、陈锡钊、南京部队的赵书田、徐广祥、戴春蕃、昆明部队的矫欣本、全国海军队的安殿平、马承和、张协纪、张循纪、浙江队的王德林、郭学礼、四川队的许义德、于敬德、湖南队的徐修章、广州部队的刘连泽、上海警备区的王明新、张克智、火车头队的李天恩、王叶仁等。当然山东队的大部分运动员都是青岛籍的，仅举1960年3月山东队参加兰州赛区全国足球乙级联赛上场主力阵容为例，守门员唐纪鸣、左后卫何柱一、左中卫郭承文、右中卫李克伦、右后卫吴洪月、左前卫宋敬臣、右前卫杜华、左边锋陈和庆、左内锋孙毓璧、右内锋王汝晨、右边锋姜燕栋、教练员唐纪青都是青岛籍，只有少数替补队员是济南烟台的。
再如1963年在威海举办的全省足球锦标赛，青岛队以全胜的战绩获得冠军，并保持自己的球门不失一球。这就是青岛这座“足球城”的威风。
以上所述仅凭个人记忆，难免错误或挂一漏万，这里仅证明作为足球城青岛是名不虚传的。有如此雄厚的基础，出类拔萃者的涌现就是自然的事了。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入选国家足球队的青岛籍球员就有姜杰祥、赵书田、伊秋文、马恒远、邢天恩、相恒庆、杨安利、HHD、宿茂臻、李霄鹏等等。
一个甲子过去了，沧桑巨变，那么从足球运动在民间发展这个角度来看，青岛足球城的桂冠还在吗?六十年来，青岛市区的面积由92平方公里扩展到1102平方公里，全市包括县级市总面积达到10654平方公里，约相当于一个以色列国家的面积，人口也由建国初期的几十万发展到800万人。但是从事足球运动的青少年却比五十年前少得可怜。假如您还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青岛的业余足球比赛场景，再对照下目前青岛的业余足球比赛，水平已经相去太远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大批专业足球运动员回归故里，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企业足球队。仅仅比较著名的甲级队，就有4808厂队、外贸队、沧口银行队、船舶修理厂队、四方机厂队、二航校队、商业局队、教工队、学联队、公交公司队、化工厂队、铸造机械厂队等等。记得1967年山东足球队莅青与银行外贸联队一场比赛，结果是2:2,平分秋色。那是一场代表青岛业余足球水平与山东队的正式比赛，那时青岛业余足球队员的身体素质和技战术水平，与吃专业饭的专业足球队员没有多大的差别。那时青岛市业余足球的普及水平恐怕是建国60年来最好的时期。几乎每一家大的工厂都有实力不俗的足球队。星期天或节假日，汇泉广场、第三公园、第二体育场、沧口广场等足球场上，成了欢乐的海洋。人头攒动，欢呼声此起彼伏，运动员与观众都沉浸在快乐足球的氛围之中。球员之间的友爱之情处处可见，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比技术比配合比灵感，比团队合作精神，绝少侵人犯规。整个赛事很少功利色彩，绝无铜臭气。所以比赛中精采场面层出不穷，跌宕起伏激动人心的场面有着无比的吸引力。请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大饥荒刚过去，人们还吃着瓜菜代低标准的定量粮食供应，从事如此剧烈的足球运动，人们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答案非常简单，就是为了兴趣、为了健康、为了竞技、为了交友、为了欢乐。那时虽然也有输赢，但足球场上绝少看见暴力、仇恨、报复、黑脚、欺诈等不道德的作风。运动员的心灵是高尚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偶尔再去看现在的青年人足球比赛，心里却老大的不舒服。且不说现代青年人的身体素质远不如我们那个时期的青年人，无论速度、力量、耐力、灵敏各项的表现都好像是掺了水的酒，完全变了味。再看看人心的涵养就更令人大跌眼镜，球员们香烟不离手，脏话三字经不离口，球场暴力屡见不鲜。正式比赛中裁判员胸中的魔鬼也不怕公开引起众怒，足球比赛失去了原先的欢乐，好像变成了观众发洩胸中郁闷的公开场所，把上帝赐给人类这样一种宝贵的献艺和示爱的场所，变成了追名逐利和寻恨报仇的肮脏场所。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国人都把目光转移到欧洲的五大联赛而不屑于一顾中国足球的重要原因吧。
足球城的基础丧失殆尽，金字塔的顶尖从何而来?看到中学因怕担责任而取消长跑运动的举措，看见满大街酒店药店的广告商标，看看医院人满为患和看病难的现状，真的令人十分忧心。再看看国家的奥运金牌战略和许多专业运动员的悲惨命运，真叫我欲哭无泪。临淄城里富而实的和谐场景只能存在于回忆中吗?
三、我的足球梦
在冷兵器时代，中国功夫(武术)打遍天下无敌手。周星驰可能也被中国足球恶心透了，作了一个嫁接梦，他把少林功夫与中国足球结合起来，创造了一部无厘头的《少林足球》电影，胸中的块垒一吐而快，同时赚足了眼球和钞票,但是一走出电影院又要面对怒其不争哀其骨软的中国足球队，奈何!奈何!
面对着睡梦中射门而当真一脚把太太踹到地上的队友，我们老弟兄们曾经回忆起1960年在山东队时的激烈辩论。林彪掌军权之后提出了“突出政治”的治军口号，在极左思潮控驭下各行各业都飘到了空中。在当时的山东足球队内也出现了两种思潮。一种思潮是技术决定一切，另一种是只要突出政治就通百通。业务学习时双方争执不下，后者有领导撑腰自然得理不让人，技术不好但政治挂帅的队员咬住一条，只要政治好，一切都可好。后来逼得技术派的队友发了狠话:“眼下全世界政治最好的两个人，你让毛主席把球门、赫鲁晓夫踢中锋，看看能不能赢球。”此话一出，全体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心知肚明既不敢承认又不敢否认。此事可能给所有队友留下终生不忘的记忆。现在看来，双方主张的都有道理。只是阐述的不完整而已。如何打造一支优秀的足球队，成为永恒的课题。
五十年代末期，由于当时信息传递手段的落后，中国只对匈牙利足球知之较多，场上布阵刚刚从塔式(一个守门员、二个后卫、三个前卫、五个前锋)发展到WM式(一个守门员、三个后卫、二个前卫、五个前锋、中锋落后)。听说巴西又改为四二四(即四后卫二前卫四前锋)，当时专业运动员崇拜的偶像大多是欧洲球员，而南美的球员只听说有迪迪和瓦瓦，黑珍珠皮里(贝里)刚刚崭露头角。而巴西运动员平日训练的方法就是在运动场上抓鸡。随鸡的灵敏躲闪而锻炼运动员的随机应变能力，这一话题成了队内热议的话题。然而队友们的心中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当时山东足球队内唯一有运动健将身份的队友是大跃进放卫星时跑马拉松获得的荣誉头衔，而实际却是上不去场的替补队员。而当年山东足球队仰仗着人高马大的身体优势，惯用长传吊冲的战略战术，有一次在青岛的比赛后，被位老球迷一语点中要害，他说:“看见你们踢球，让我记起了三十年前的东北风足球队。”言外之意就是这种足球风格已经相当落后了。自从国家体委派杨忠琪来山东当主教练之后，山东队的足球风格才逐步向技术型转变，讲究传接球质量和尽量减少无效劳动，提高成功率，渐渐地向现代足球技术靠拢。因为自1962年青岛的专业足球队（山东二队）解散之后，一直到郭承文先生拉起专业足球队，近三十年中青岛市没有自己的职业足球队，业余体校培养的足球人才大都输送到各专业足球队中去。直到海牛队的出现，青岛才有了自己的足球名片。而且最初的海牛队员也大都来自山东队的退役队员。所以海牛队的风格与山东队大同小异。
邓小平先生是一位足球迷，他说过一一句至关重要的话:“中国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他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他是要打造一支德艺双馨的新足球人队伍。他把希望寄托在未来。试看全世界所有著名的球星，无一例外是从小踢野球出身。但是天才的足球技术仅仅是成功的一半，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品。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成功的世界球王李惠堂先生成长的道路吧。他1905年出生在香港，4岁便回到梅县老家接受启蒙教育，七八岁就开始踢野球，他把门前两颗柚子树上的柚子摘下来当球踢，把自家大门外的狗洞当球门，练得一身精准的足球脚法，12岁又回香港接受英式教育，仍舍不下心爱的足球，上学路上也练习带球护球，达到了人球合一随心所欲的程度。所以17岁在香港足坛一鸣惊人， 不久就获亚洲球王头衔。李惠堂有扎实的国学基础和英文基础，也接受过香港学校的基督教文化，有着高尚的品德和人格。他自述的足球理念是:“稍有进境，切忌引而自满，更不宜自大。当知让为古人八德之一，亦为裨益之本源。节其源，伐其本，是无异于自塞进步之门也。鄙意以为，初习宜先习道德后习球艺，道德沦丧，便不可收拾矣!可不畏哉！”可见他的足球理念与中国功夫同出一辙，都是未曾习武先学做人。
他带队赴印尼比赛时，对手恶意将他左小腿踢断，按照当地法律，该球员是要判刑蹲监的。但是李惠堂有一颗大爱之心，说：“原谅他吧！如果判刑他的老婆孩子怎样生活?”于是他向警方做了假证，说对方是无意犯规，官方免了那人的罪，那人手捧鲜花跪倒在李惠堂的病床之前痛哭忏悔，他被基督的大爱所感召，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球王。他说自己踢球不为出风头，不为博掌声，不丧失人格，保持绅士风度。不动气，不怀恨，不存心伤害对手，假如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胜利，那是胜之不武！比失败还可耻！可以做一个有道德的失败者，要把奋斗精神与高尚人格结合成为一个真正的足球运动员。写到这里，他的光辉形象已经在我们心中油然定格，李惠堂完全像被卖到埃及当奴隶的约瑟，中西合璧的文化涵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律己行为，不为汪伪政权高官厚禄所动的高风亮节，在中国足球史上真真是空前绝后的。写到此处文章就要戛然而止了，我的足球梦还能有超过李惠堂先生的模式吗?
所以综观世界上任何一支优秀的足球队，无一不是一支和谐的足球队，队友之间在场上的默契连语言都是多余的。每一次巧妙的配合都是心灵的感应，在那瞬息万变稍纵即失的机会面前，创造出激动人心不可思议的奇妙场景，这正是足球运动的魅力所在。而这种心灵感应的基础就是爱心。只要大家都有爱心和集体荣誉感，不计较个人名利，这支队伍就一定有战斗力。如果只给队友送出“上刀山球”，那么肯定他的心中充满着仇恨、嫉妒或幸灾乐祸，这种队伍是万万踢不好球的。试想，假如一支球队输球就急眼，净打歪主意想投机取胜，甚至不惜报以老拳黑脚，这种心态无异于流氓痞子,他们是输不起的。偶尔赢球就倒地装死赖着不起来拖延时间，这些小人之举最令观众气愤。这种球队代表谁谁就跟着蒙羞蒙耻，这就叫胜之不武。足球运动应当是君子的运动，是公开公平公正进行的。费厄泼赖就是一种大家都必须要遵守的公约行为，游戏规则被破坏竞赛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所以要打造一支优秀的足球队，队员的身体条件和技战术水平仅仅是一方面的条件，而队伍自上而下的精神面貌或者叫队的灵魂则是起决定性因素的条件。所以打造一支队伍的高尚灵魂是非常艰难的系统工程，一个运动员的道德品质的高低，他们在赛场上的表现就会暴露无遗。试想蹲在监狱里的那些中国足协的高官们，他们能塑造出一支高尚的中国足球运动队吗?他们的拜金主义和丧失人格的行为只能令国人蒙羞。前几日又在媒体看到一则令我心动的消息，台湾的干亿富豪，我们的青岛老乡尹衍梁先生①捐出了自己百分之九十五的财产，在国家刚刚公布基尼系数临界红线的情况下，为什么大陆的富豪们纷纷携款外逃，而没有像尹先生这样做善事的呢?1999年我有幸在高雄与尹先生有一餐之晤，他那谦虚谨慎朴实无华的人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多么期望他能把在青岛大润发超市投资期的钱用在支持家乡足球事业的发展上啊。
重举青岛海牛大旗的精英们，你们的前辈们可能更能理解“青岛海牛”这个名称的深层含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生活在老街里的人们，在那绿树红瓦碧海蓝天的岛城街道上经常会听到两种悦耳的声音，一种是星期天发自江苏路基督教堂的钟声，那震撼人们灵魂的钟声，它儆醒世人远离撒旦，请求主耶稣赦免自己的罪过，努力做一个心灵美的人。另一种声音就是遇到雾天会听到海牛的哞叫声，这种引导航船远离凶险礁石的海牛叫声，也同教堂的钟声样充满了人间的爱。所以我猜想，当年师兄郭承文先生把外贸机械足球队改名为青岛海牛足球队那初衷也是为了爱。不仅要爱值得自己爱的人，也要爱不值得自己爱的人。他要求每一个足球运动员，除了你会踢两脚足球之外，首先你得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人有二十桩罪: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渎、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性情凶暴、不爱善良、卖友求荣、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上帝、有虔诚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以上种种都与南宋儒学大师朱嘉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修身养性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在场上靠的就是智慧和灵感，而真正的智慧和灵感是来自信仰和诚实，没有信仰的人，是令人可怕的。我的足球梦，就是发扬光大师兄郭承文所首创的青岛海牛精神在新一代掌门人的带领下，把新组建的海牛足球队打造成道德高尚球艺精湛为岛城八百万人民争光添彩的子弟兵。让它给污水一潭的中国足坛带来一缕新风，用邓小平先生所期望的那种全新的体育道德作风，给中国足球的复兴注入一点正能量。愿师兄在天之灵安息。
2013年3月3日
注：
①尹衍梁，父亲是日照人，母亲是青岛人。1999年12月原定宴席前一日他正遭丧母之痛，但依然履约，谈吐淡定，令人敬佩。
作者简介：
作者曾是1960-1966年连续七年代表青岛足球队参加各种大赛唯一的球员，又是岛城金融证券业的奠基人之一。1962年自山东队转业进银行，1988年任青岛证券公司总经理，1993年在人民银行青岛分行计划资金处长位上为主筹建青岛证券交易中心，任副总经理兼青岛证券登记公司总经理。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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