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知道，父亲曾经有过一次去北京的机会，因为母亲经常提起这件事。她有时候会埋怨父亲：“你如果去了北京，也许就不会被打成右派的……”这句话，我从小听到大。小时候的我并不真正明白它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父亲当年有机会去北京，却没有去。后来我才慢慢知道，这件事情背后，还有一段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师承关系。
1956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第一次被批准招收副博士研究生，那一年，殷焕先先生推荐父亲去语言研究所，父亲甚至到北京语言研究所去看过。多年以后，我妹妹已经定居在北京，父亲在我妹妹家里短暂住过一段时间，他曾经让我妹妹陪着他去北京语言研究所。或许此时此刻的他，心情五味杂陈。既是这样，他仍然没有开口说过后悔的话。
为什么没有去？这是我现在特别想问父亲的问题，可是我已经永远没有机会知道真正的答案了。母亲给我的解释一直很简单：她说，父亲舍不得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美丽的青岛，更舍不得离开新婚燕尔的家。所以我常常想，也许父亲当时舍不得的，还有那个未来将出生的孩子。一个年轻人，面对一个可以去北京继续学习、继续深造的机会，却选择留下来——青岛是他的家，妻子在这里，孩子即将出生，而山东大学也在这里。
如今，当我重新去了解父亲在山大中文系的那几年，我越来越觉得，父亲不愿意离开的，也许还有另外一样东西，那就是他最敬仰的先生们，以及他已经真正进入其中的那个学术世界。父亲1952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那个班只有二十个人左右，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直到今天写父亲，我才费了很大的周折，一点一点去寻找到那段历史。那时候的父亲还是一个年轻人，他热爱中国古代汉语，并潜心钻研古代汉语、训诂、音韵、文字，跟随殷焕先、殷孟伦等先生学习。那些先生们，是他真正进入学术世界的引路人。我现在越来越能够理解，一个年轻人一旦进入这样的知识世界，会产生怎样的感情。那不仅仅是“上大学”，那是第一次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走，也第一次相信，自己可以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走下去。
所以今天我再回头看1956年的那个选择，我常常会产生一个猜想：也许父亲并不仅仅是舍不得青岛和家庭，也许，他还舍不得山东大学，舍不得两位殷先生；也许，他当时还想继续留在山大，继续跟随自己的老师学习。这只是我今天的猜想。父亲已经不能告诉我答案，我也不愿意替他说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我只能从他后来留下来的那些讲义、手稿和文字里，试着去理解那个年轻人当时的心情。
而这段师承关系，本身又有着另一层意味。殷焕先先生自己的学术道路，也有他的老师。他早年曾受罗常培、唐兰、袁家骅等先生影响，后来，罗常培先生在成立语言研究所之初就邀请他到北京的语言研究所工作，可是殷先生最终没有离开山东大学。1946年，他已经来到山大任教，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他留下来了，后来，他又把自己的学生推荐出去。于是我现在才看见，这里面原来有一条很清楚的线：老师从老师那里承继下来的学问，再传给自己的学生。这就是我现在所理解的“师承”——不是简单的老师教学生，而是一种学问、一种方法、一种精神，通过一个又一个人传下去。父亲就是这样走进这个世界的。
可是到了1956年，当这条路本来还在继续的时候，他却没有走向北京。他留在了青岛，留在了山大，也留在了家庭。当时的他大概不会想到，这个选择后来会变得如此重要。因为仅仅一年以后，命运就突然改变了。1957年，殷焕先先生被划为极右；1958年3月，父亲也被划为极右。仅仅半年，老师和学生先后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我现在回头看，才越来越觉得，这并不是两个彼此孤立的人生故事。他们原本正在延续一条学术道路，可是这条道路后来被截断了：老师失去了原来的学术地位，父亲也失去了继续沿着原来道路发展的机会。那个时代把许多人的人生改变了，而他们自己，当时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失去的究竟是什么。
所以，我现在重新看父亲留下来的东西，心情越来越复杂。过去，我看到那些讲义，只觉得那是父亲留下来的旧纸；现在不一样了。当我开始真正理解训诂、音韵、古代汉语这些东西以后，我才逐渐看见，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背后，是一个年轻人曾经认真走过的一条路。那是他真正热爱过的东西，是他从先生们那里学来的东西，也是他后来努力带到课堂上的东西。路虽然没有完全走回来，学问却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留下在他的讲义里，留下在他的手稿里，也留下在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身上。
母亲当年反复说：“你如果去了北京，也许就不会被打成右派的……”母亲因为父亲的帽子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经济压力，还是来自精神身体上的负担，都很沉重。现在想来，这句话其实并不只是埋怨，那里面有一个妻子对丈夫命运的惋惜，也是一个家庭面对命运时，永远无法回答的一个“如果”。
如果父亲当年去了北京呢？也许人生真的会不一样，也许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现在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替那个已经无法说话的人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人生没有“如果”。我们只能知道，那个年轻人当年站在一个岔路口：一边是北京，是新的机会；另一边是青岛，是家，是妻子，是即将出生的孩子，也是他已经熟悉的山东大学和自己的先生。他最终选择了留下，而我，就是那个当时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年父亲真的去了北京，我的人生会不会也有所不同？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可是现在，我已经不想去寻找答案了，因为无论答案是什么，都已经无法改变。我更愿意相信，那个时候的父亲只是做了一个年轻人认为自然的选择。他没有想到历史会突然改变，他没有想到老师会成为极右，更没有想到，第二年自己也会被划为极右；他也不会想到，几十年以后，他的女儿会坐在这里，翻看他的讲义，试图从那些泛黄的纸页中重新认识他。
而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在父亲活着的时候，多和他谈谈，多问问他的过去，多听听他的讲述。那时候我以为，我已经很了解父亲——他是我的父亲，我们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我知道他的沉默，知道他的习惯，知道他喜欢什么，也知道他不喜欢什么。可是现在我才知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共同生活几十年，也未必真正了解他的内心，尤其是一个不善言辞的父亲。他的一生有那么多事情没有说，而我们当时也没有真正意识到，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有一天会永远没有机会再听到了。
父亲去世二十年以后，我才开始真正理解他。我现在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他：想问他当年为什么没有去北京，想问他当时是不是舍不得青岛，是不是舍不得母亲，是不是舍不得那个未来将出生的孩子；也想问他，是不是舍不得山东大学，舍不得两位殷先生，舍不得自己已经走上的那条学术道路。我还想问他：当1958年一切突然改变的时候，他心里究竟是什么感受？后来重新站上讲台的时候，他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人生？那些没有继续完成的学问，那些没有能够走完的路，他有没有遗憾？可是这些问题，我一个也问不到了。
有时候，我越看父亲留下来的东西，心里反而越难过——替父亲难过，也替我自己难过。替父亲难过，是因为我现在终于能够看见，他年轻时曾经拥有过怎样清晰的方向，又怎样眼看着那条道路一点一点离自己远去；替自己难过，是因为我终于有能力去理解父亲的时候，他却已经不在了。我只能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他的讲义、手稿、书籍和那些泛黄的纸，一点一点地猜想着。也许，父亲心里一直有许多没有说出来的话；也许，他也曾经有过许多遗憾；也许，有些话他曾经想说，却没有说；也许，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就这样永远留在了他的睡梦中。
父亲留给我们的，除了那些无声的影响，还有太多的遗憾与无奈。有些是他的，有些是母亲的，有些，是我们兄弟姐妹共同的人生。可是二十年以后，当我重新去寻找父亲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些遗憾并没有真正消失，它们只是沉默了，藏在那些已经无人回答的问题里，也藏在我对父亲越来越深的思念里。
我曾经以为，写父亲，是为了记住他。后来才发现，也许我是在用这种方式，弥补我这一生最大的一个遗憾：父亲还在的时候，我没有好好听他说话。现在，我只能通过这些文字，重新听他说话。只是这一次，他不再坐在我的面前，而我，也终于开始真正听懂了。
父亲已经离开二十年了。我仍然有许多话想问他，可是没有答案，只有思念，还有那条已经无法重新走回去的人生之路，留在漫长岁月里，成为我们共同的遗憾与无奈。
翻看父亲留下的照片后才发觉，他一生最开心最难忘的时光，是在他参加1981年山大校庆活动时，和同班同学一起聊天拍照的神情，他那时是真的开心地笑出来了……他，终于又和亲爱的山大连在了一起。
（连载完）
作者：姚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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