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天上午，除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和发小，我的叔叔也从小港那边赶来了。大件的行李已经在几天前集体托运走了，但是我随身还有一两个提包。里面装着都是一些准备路上添加的衣物，以及家里和亲朋好友送我的食品。此时正值中秋节后不久。那些食品大多数是一些又干又硬，凭票供应的月饼，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也是弥足珍贵的物品了。一个长辈给我送来了两包面条鱼干，一包是常见那种青蓝色的面条鱼，另外一包是粉红色的一寸多长的小鱼干，只有眼睛那里有一个黑点。说让我到了那边以后当吃饭的佐料。
第三公园离我家当时居住的街道只有不到200米远，所以我们出发的时间很好掌握。回想起来，我那会真是一个出奇幼稚又极不懂事的孩子。对于去内蒙古这件事，虽然其中不乏几分大丈夫闯荡天下的豪情，但更多的还是一个顽童对未知的远方不切实际的好奇和幻想。当我在大家的簇拥下出门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感到这是一次远赴三千里外的旅程，也没有意识到，我和此刻身边的这些亲人，很可能在做一次长久甚至是永远的告别。我欢快的心情就仿佛在小学时代参加学校组织的一次郊外的春游，我甚至都没有向含辛茹苦从小把我带大的外祖母郑重的告一个别！这是我一生都没有消除的悔恨和隐痛。
在我们走向第三公园的一路上，走不多远，就会遇到一个像我一样在亲属的陪同下提着行李，走向那个集合地点的男女青年。其中也包括我的几个同学。
我们将来所属的连队，在我们出发前已经通知了我们。我和小学的同学初克文被编在五连。而另一个同班的同学却分在了九连。那时我们也并不知道，分在两个不同的连队意味着什么。在我的想象里，可能就是广阔的草原上这一个帐篷和另一个帐篷之间的差别，或许晚上我们还要在同一堆篝火旁喝酒谈天，这就是我当年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浪漫想象，而这些想象也有相当的根据，大都来自我们当时被组织观看的一个纪录片《广阔的天地》。
我们到达第三公园的时候。这里平时白天空空荡荡的广场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其间穿行着身着国防绿的军人身影，十分醒目，他们不时地大声呼喊着，按名册点名列队，把出发的人们按编制安排上相应的卡车。在经过一阵混乱后，人们都个个就位，卡车也都发动起来了，最后别离的时刻来到了，车上车下的人们在笑着哭着互相道别。到处是情绪激动的场面，但我的家人们还一直保持着情绪上的平静，但当卡车开动的那一霎那，我看到一直盯着我的父亲脸上，那始终保持着的微笑突然凝固了，他并没有像许多人那样释放强烈的情感，可是那一瞬间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我从没有看到过的东西，似乎是一种突发的恐慌攫住了他，他就带着这种表情一直看着我，直到汽车把我们带离了他的视线，父亲在那一瞬间的表情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中，在我有生之年，永不会磨灭。
我们登程的火车站，是青岛北郊一个叫做城阳的车站。对于这个车站我并不陌生，大饥荒的年代里，父亲在城阳的一个工厂工作了几年。有很多的周末，我都跟着父亲，来回乘坐那种没有窗户没有座位叫做马笼子车的通勤车，来这里公社收获过的田里筛荒，或者挖野菜。
记得我们在这个车站的月台上集合后。领队的人又重新点了一次名。我们这个车厢不知道怎么弄的，好像多出了一个人。兵团领兵的人和办事处的人来回核对了好几次。后来指着一个年仅20岁左右的女孩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女孩让人意外的用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回答道：“薛凤云”，
领兵的人又问：“你有票吗？”
女孩还是一口京腔的回答，“有票啊”，然后就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了票。
这个叫做薛凤云的女孩，后来和我编在一个连队。在回城的年代里，还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她比我大几岁，我一直称她薛大姐。除了这一个小插曲至今记忆犹新，在这个月台上其他的活动，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总之在薛大姐有票这个事实落实了之后，我们就开始按顺序陆续上车了。因为没有家人送行，整个上车的过程十分平静。没有出现几天前（9月8号）第一批知青出发时的混乱场面。后来我知道，我们乘坐的车厢和座位是按照我们所属的连队的序列安排的，这一路上的经历，我在去年发在此处的《此刻，人在旅途》一文中都有所记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