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董治安先生的女儿从国外回来探望母亲钱曾怡先生，作者便动了去看她的念头。董治安先生与作者父亲是同班同学，父亲获平反后每次回山大，都是董先生夫妇接待——这层同学之谊，如今落到了下一代人的见面与相识上。
文中有两个“网上得来”的缘分：网名“山大小树林”的，是袁世硕先生的公子，正是他，把董先生女儿的联系方式给了作者。作者还由此弄明白了一件事——小时候听父亲常念叨的那些同学名字里，袁世硕先生其实并非同班同学，而是早于父亲毕业留校、被冯沅君先生指名留下教书的。
另一处值得一提：董先生的女儿说，姚伯伯在她家里很开朗，每次来都说笑；而作者记忆中，父亲在家是沉默不语的。作者把这一点归到“回到母校、见到老同学”上——此文的分量，大约就在这一句里。
这次山东大学之行，最初的缘起，是我得知董治安先生的女儿恰好从国外回到济南，看望她的母亲钱曾怡先生。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去见见她。
董治安先生（1934—2012）是山东大学著名的文史学家，毕生致力于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研究，也是高亨先生学术的重要传人。他在山大读书期间便跟随高亨先生，专注于先秦两汉文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继续追随高先生做研究与教学。董先生与父亲是同班同学。
父亲离开山大多年，中间又经历了人生中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岁月；平反之后，他才得以重新频繁往来于山大，回到熟悉的校园，与当年的师友恢复联系。每次回山大，董治安先生总会为他安排、接待。董先生夫妇，是父亲在山大同学中始终保持亲密交往的老友。对父亲而言，这些往来并不只是同学之间的叙旧——经历过长期的离散和坎坷之后，能重新回到山大、见到当年的同学，意味着他曾经被迫中断的生活重新接续起来。他们没有刻意渲染什么，只是一次次见面、往来和照应。
因此，当我得知董先生的女儿回到济南时，便很自然地想去见见她。父辈之间的交往早已成为往事，但那段情谊并没有随岁月流逝而消失。它留在父亲的记忆里，也延续到我们这一代人的相识之中。
在网上，最早与我互动的是一个网名是“山大小树林”的人。我不知道他是谁，只是直觉告诉我，他与山东大学中文系有很深的渊源。经过几次互动，我终于得知，“山大小树林”是袁世硕先生的公子。
袁世硕先生，山东兖州人，文学史家，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经冯沅君先生推荐留校任教，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助教。小时候父亲常与母亲唠叨的几个同学名字里就有他，听他称呼起这个名字来，那么自然亲切，我那时以为袁世硕先生也是父亲的同学之一。直到今天才知道，袁先生早于父亲毕业留校，是被冯沅君先生指名留下跟随冯先生教学的。
有一天，“山大小树林”说，要把海元的微信发给我吧，可以直接与海元联系。海元就是董治安先生的女儿。就这样，我同她联系上了，并聊了较长时间。她说最近要回济南看望妈妈，我一听赶紧说，那我一定要去济南看看你，也看望你妈妈——八十年代初你妈妈来青岛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忘记过她。
我开始思忖着要带些什么样的礼物去看望钱阿姨，思来想去，觉得还是买一束鲜花送给她吧，这大概是最真诚也最美好的祝福。到了中秋，海元把钱阿姨发给所有人的信息转发给我看：“谢绝一切问候探望礼物。”——恭敬不如从命。
把手里的资料整理好之后，在阔别济南多年后，我终于再次踏上了去济南的路。
这是我第一次去山大。此前虽然去过济南无数次，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山大看一看，因为我觉得山大离我很遥远，它与我没有任何关系。这一次却是我专程来到父亲的母校——山东大学。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峰回路转时，会被使命召唤着走向前方。
一路上，海元不停地给我发信息，告诉我一定要在哪里下车、在哪里坐地铁，到山大南路下车，出站不远处就是校门。我一听：“济南还有地铁？不是为了保护地下水资源和泉水资源，济南不建地铁吗？”看来我是有多少年没来济南了啊。
济南的方向正南正北，可我还是辨不清东西南北。走进校门口前，我给徐超老先生打了电话，告知我到了哪里，他接着告诉我进门后往哪里走。我听了更懵——那时我还没有辨识方向的能力，尽管我的方向感比一般的青岛人要好很多。只好边走边问。
徐超先生引我进入餐厅落座不久，只见从未谋面的董海元匆匆从外面来到。无需自我介绍，我们就彼此相认了，还颇有些一见如故的感觉。大约我们心里都有这样的感觉：是上一代人共同记忆里那段年代久远的同学情谊，自然而然地把我们拉近了距离。于是，我们开始了共同的话题。
有海元在，一切都仿佛有定海神针一般。此前，现今的山大文学院早已没有了父辈那一代人的踪影；但是海元在，其他人就知道了董治安先生与钱曾怡先生是我父亲的同班同学——这可不一般啊。出于对董治安先生的尊敬，现今的山大人自然也对突然出现的我，对董先生的这位同学的后代，有了一种无须多言的认知。山大的师承体现在这里，是非常难得的历史传承。
第二天下午，海元又急匆匆地从钱曾怡阿姨所在的康复医院赶回来找我。她想陪着我在校园里走一走，让我感受一下山大的氛围。我跟着她走到了一片树林那里。她说，这就是“山大小树林”。当年山东大学从青岛搬到这里之后，逐渐开始栽培植被，小树林就这样悄悄地、慢慢地长大了，现在已经成长为一片高大的树林。这片小树林，也是他们这些孩子小时候最喜欢玩的地方之一。我于是明白了袁世硕先生的公子为什么叫“山大小树林”，那是对童年的记忆吧。
我们又一起去寻找那张1989年山大中文系专升本函授部拍毕业照的图书馆。那张照片经过好多山大校友辨认，最终确定为山大新建的图书馆。可惜我们找到的不是那一个——那个图书馆已经成了老图书馆，我们看到的是后建的新图书馆。无论如何，都要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这座图书馆的题字，是蒋维崧先生的笔墨，非常珍贵的留念。蒋先生与我父亲同一年离世……
我们一边在校园里踱步，一边聊着各自的故事，更多的是聊父辈们的往事。实际上海元比我了解得更多更深，因为她是在山大校园里长大成人的，她的一生都离没离开山大这个中心，父辈们的同学、先生们的故事，她讲起来如数家珍。我笑说，你们是吃喝拉撒睡都在山大完成的啊。他们后来也都陆续考上山东大学，却没有一个人选择中文系，都学了理工科——这倒颇有些与我父亲的想法一致。
若不是因为时间关系，我真想一直听她讲下去，那些父辈们之间的经历与故事。
她说，姚伯伯在我家里很开朗啊，每次来济南来我家都很开心地说笑，完全不像你描述的那样沉默不语。我说，那是因为在你家，见到了你爸妈，昔日的老同学，又回到了山大，他怎会不开心，怎会不开怀大笑？可他在家里，我们的确是极少看到他有这样放松的一面。他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沉默不语，极少说笑。这只能说明一个原因：回到母校，见到老同学，大概就是他一生中最向往、最难忘的时光，没有之一。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父亲在山大待了多少年，如今才想明白——他从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从1952年到1962年，在山东大学待了整整十年。无论后来是以什么身份留在校园里，毕竟那是十年的青春年华，与先生们、与留校的同学们朝夕相处了那么多年。这种感情与深深的印记，怎么能一下子就从心里抹去呢。由此，我也终于理解了父亲对山大的感情为什么这样深厚。
如果我没有写回忆录，没有去深入了解父亲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与“两殷”先生、蒋先生之间的师徒关系，了解他在山大十年的经历，大概也不会得出这样的答案。海元似乎默认了我的判断。
我们都很遗憾，我父亲与董治安先生过早地先后离世，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就这样，因着父辈之间的同窗情谊，我与董海元也算是有了缘分。这趟山大之行，的确使我收获颇多。
临了，海元说，就在这里给你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吧。
图书馆那三个大字，是蒋维崧先生留下的笔墨。我站在这里，也是为了让蒋先生的笔墨留在我的印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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