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分析中国问题，需借助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观念和方法，融入历史解释中。他指出，中国的大病根体现在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失败，探究英美自由主义为何无法在中国生根，是理解近代困境的关键。
受殷海光影响，林毓生相信自由主义能提供一种更合理的“人间秩序”。他开始研究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原因，并思考其未来可能性。然而，随着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深入了解，他认识到中国缺乏法治传统、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使直接移植自由主义困难重重。于是，他转向学术，聚焦三个目标：深化对西方自由主义内涵及其制度演变的理解；加深对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理解；探索在中国现有环境中，与西方自由民主文化和制度接轨的可能性。
这些目标催生了“创造性转化”，旨在通过转化中国传统中的有益元素，与西方自由主义融合，为中国提供思想基础。
1966年，林毓生在写给殷海光的信中指出，中国近代缺乏真正的自由主义专著，仅有一些介绍性文章，难以深入分析。他开始关注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和科学主义如何阻碍自由主义发展，并为政治激进化埋下伏笔。1967年，他提到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如迈克尔·波兰尼和爱德华·希尔斯，尤其受希尔斯“自由需要传统根基”观点的启发。他观察到，五四以来，传统被滥用，知识分子因此排斥传统，而认同传统的知识分子又缺乏原创力，未能赋予传统新意义，导致“创造性改革主义”无法出现。
1968年，殷海光赞赏林毓生的“创造性改革主义”，认为它突破了五四以来复古、反古、西化、反西化或折衷主义的循环。这种改革能保留文化认同，减少旧势力抗拒，是“最少抗力的转型”。他进一步分析，五四知识分子追求的“自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to be free”（追求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追求解放），即从旧传统和制度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心态使五四的自由诉求偏离了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价值核心——“个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1969年，林毓生在哈佛大学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研讨会上提出“创造性转化”的概念，并在1972年发表论文《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他指出，五四的整体性反传统思潮拒绝一切传统价值，导致无法通过传统创造道德秩序，而自由主义的个人价值需要这种秩序。由于知识分子急于寻求思想秩序，他们转向科学主义或ML主义，这些意识形态阻碍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深受希尔斯、波兰尼、波普尔和哈耶克等自由主义学者的影响。这些学者在1940年代的伦敦就批判中央计划经济，强调自由需根植于传统。希尔斯认为，自由社会需尊重整体社会秩序，传统通过自制保障他人自由，并为改革提供稳定基础。他还指出，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价值源于宗教信仰的传统，宗教的“个人灵魂神圣性”转化为尊重个人尊严的观念，为自由提供了道德根基。
波兰尼以科学研究为例，说明自由与传统如何协同：科学家在传统知识和方法基础上自由探索，共同推进进步。他进一步强调，公民对真理、正义和宽容的信仰是自由社会的普遍基础，若丧失这种超验精神，社会将分崩离析。哈耶克提出“自发秩序”，认为社会秩序通过个人在普遍规则下的自由行动形成，而规则需通过传统传承。这些观点表明，宗教信仰和传统不仅是自由的根基，还通过道德约束和文化认同维系社会稳定。
从保守主义视角看，宗教信仰和传统是自由社会的支柱。埃德蒙·伯克就强调社会秩序依赖代际传承的道德和宗教价值，激进变革（如五四反传统主义）可能摧毁这些根基，导致混乱。伯克的观点与希尔斯和哈耶克相呼应，认为自由需在传统框架内渐进发展，而宗教信仰为个人提供道德指引，防止自由堕入无序的个人主义。林毓生接受这一思路，认识到中国缺乏宗教传统，可能使自由主义难以扎根。
林毓生认为，中国传统缺乏保障“外在自由”（减少外在强制）的法治传统，因此需引入西方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然而，在“内在自由”（个人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方面，儒家“仁”的哲学可与西方自由主义融合。“仁”强调人的天生道德资质和生而平等，与康德的“个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相通。林毓生提出，通过“创造性转化”，可将“仁”转化为支持基本人权的思想基础，为自由社会提供文化支持。
从宗教信仰角度看，儒家的“仁”虽非严格的宗教，却具有准宗教的道德功能，强调个人修身和对社群的责任。这种伦理体系可为自由主义提供道德约束，防止个人自由滑向自私或无序。保守主义者可能赞同这种转化，认为儒家传统能为自由社会注入稳定性，但也会提醒，儒家缺乏西方宗教的超验维度，可能难以完全支撑自由主义的个人价值。
林毓生指出，五四的整体性反传统主义阻碍了传统转化，导致自由主义无法生根。这种思潮演变为科学主义和ML主义，为20世纪中国的激进政治铺平道路。在《中国的意识危机》中，他分析五四反传统思潮因应历史危机而生，但其全盘否定传统使知识分子转向外来意识形态，助长了中式ML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兴起。
五四反传统主义类似伯克批判的法国大革命，破坏了社会赖以维系的道德和文化传统，导致意识形态政治的兴起。宗教信仰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中国缺乏宗教那样的超验约束，知识分子以科学或ML主义取代传统，追求乌托邦式的解放，最终陷入极权。林毓生受希尔斯启发，认为自由主义需保持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相对独立，以避免意识形态政治的侵蚀。儒家传统中的一元化思维——以思想解决所有问题——在五四时期转化为全盘反传统主义，最终被意识形态所利用。
原载 葛陂小记
20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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