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号甲与我们家关系最近的是三楼赵德发家，赵德发是我妻子的亲二舅，二舅母是我和妻子的红娘。
二舅家本来住在23号，四九年后搬到这个院，当时是这个院除了房东最早的住户。二舅年轻时就在大连义聚合学徒当伙计，后来干到了“柜上”的高管。上世纪三十年代，义聚合扩大经营，在平度路开了一间永安百货店，二舅任副理，只干了一年半，没有股份，所以四清时没被划成资本家，而成了“资方代理人”，就这样儿子在部队入党时，还多调查了两年。
公私合营后，永安百货与青岛公私合营建华轧钢厂合并，二舅任供销科长，后来建华合并到三钢，最后归到青岛钢厂。退休后的二舅迷上了钓鱼，经常见他头戴草帽，扛着几套渔具早出晚归，脸晒得黑黝黝的，却很少见他钓回鱼来，他是在钓逝去的时光和未来的憧憬吧？
二舅母生在蓬莱一个大户人家，虽识字不多却知书达理，精明干练。她是我们院和23号的组长，街道上有什么活动总是积极带头参加，遇到救灾捐款这种事，她必定是第一个，而且必定是捐的最多的一个。每逢周二下午，她便组织两个院的老人在我们院学习，一般是一位退休的张老师读报纸，老人们议论一番，然后二舅母传达居委会布置的工作。我有几次从院里经过，看到老人们的认真态度，忍不住想笑，却也是真佩服。院里当时还有一块水泥黑板，由父亲负责，父亲有时也替张老师读报。
二舅母心地善良，处处为别人着想。孩子们看她年纪大了，为她雇了一个小保姆。邻居们吃惊地发现，早晨小保姆在睡懒觉，二舅母却在为她做饭。儿女们埋怨她，她说：“小姑娘正是贪睡的年纪，让她多睡会儿，我又累不着。”小保姆后来跟了二舅母十几年，直到结婚。二舅母病危时还想着她的一个老同事，对女儿说：“鞠大姨无儿无女，孤苦伶仃，你们要像亲人一样照顾她到老。”这位老人九十多岁了，至今一直由二舅母的女儿为她打理一切。
二舅家的文正哥高中毕业后参军，在部队入了党，68年复员时因有文化又是党员，被分配到市南教育局当小学老师。那个年代还是“文革”高潮，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小学老师是“臭老九”，文正哥不愿干，想方设法被分到青岛卷烟厂。在厂里他老老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得到了领导信任，群众拥护，先后担任过车间跟班主任，车间主任总支副书记，实业公司副总，分厂副厂长，劳动服务公司经理书记，是卷烟厂除厂长蒲强外唯一的法人代表。退休后的文正哥游泳、散步，经常参加战友、同事聚会，其乐融融。
文正哥的大妹文源继承了二舅母精明强干、组织能力强的遗传基因，在学校时是班级文娱委员、校文艺宣传队队长、校体操队队长，现在仍是同学群的群主，很有号召力。文源高中毕业跟我一样下乡到了诸城，又一起招工回了青岛，被分配到台东商业。改革开放后不甘寂寞的她，跳槽到武警的三产企业，当了一家金店经理，走南闯北开拓经营，业务搞得红红火火。后来部队不允许搞三产，她便退了下来。退休后的文源热心公益，热衷文艺，被选入市北区老年体协秧歌队，多次到全国各地参加比赛并得奖，虽年近七十，仍活跃在自己热爱的舞台上。
小妹文玮则继承了二舅母善良热心、乐于助人的基因。二舅母一句“照顾好鞠大姨”的临终嘱托，便让文玮几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地照顾着这位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母亲的同事。鞠大姨今年九十四岁了，住在养老院不能自理，文玮隔一天去一趟养老院，嘘寒问暖，送汤送饭，鞠大姨逢人就说“就是亲闺女也不能这样啊。”文玮现在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小区楼长，在居民和政府之间上传下达，排忧解难，忙得不亦乐乎，也是“女承母业”吧。文玮的儿子李赛在北京读中医学，本硕博连读十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毕业后分配在北大医学院第三人民医院工作，任主治医师。
二舅家隔壁住的是张星五，张大爷四九年前也是义聚合的高级雇员—东方百货的经理，因为他有股份，四九年后就划成资本家。公私合营后张大爷成为青岛制楦厂工人，他退休后小儿子采泉顶替去了那个厂，后来合并到皮鞋一厂。
采泉在青岛职工业大跟我成了同学，只是他读的是英语专业，我读的是日语。改革开放中他先是开了几年出租车，是最早的那批的哥之一。后来与妻子小杨又开饭店，开业时还请我们邻居们去品尝了一顿。再后来夫妇俩陪女儿去了丹麦，前两年妻子在台东碰到小杨，他们已经回国了。
采泉的哥哥采仁就业在木器二厂，改革开放之初就下海弄潮，自己当了小老板，因为有不少业务关系，听说生意做得不错。采泉姐姐采玲与我一届，初中毕业后支边去了青海建设兵团，后来回青在一家集体企业干财务。
三楼杜如坚大叔是我们院唯一正宗的工人阶级，他是东方红织布厂的挡车工。杜大叔杜大婶是一对忠厚善良的老人，他们每次见到我总是笑眯眯地嘘寒问暖，我至今还记得他们和蔼的面孔。
杜大叔后来患脑中风后遗症，卧床不起八年。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他的儿子杜振东当时已结婚不在家住，却八年如一日，每天回家为杜大叔做饭喂饭，端屎端尿，翻身擦澡，深深感动了邻居们，被邻居们评为我们管区的“孝子”。
杜大叔退休后女儿振华顶替进厂，振华能吃苦，干活从不偷懒，曾被评为市级劳模。后来振华调到三聚成菜店工作。
振东与我们隔壁的张栋华同班，是我的二中学长，比我高两级，比我大两岁，算是同龄人吧，有许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我们最开心的事就是晚饭后三个人聚在楼梯口聊天，聊国家大事，聊学校新闻，聊理想目标，聊心中烦恼，聊老师，聊同学，我因此认识了他们班许多同学：高鹤亭、毕万强、江志展、张天柱、薛玉祥、范值宁、陈家启、胡善俊、陈振邦、滕伟……可惜张栋华、高鹤亭、毕万强、陈振邦都中年去世了。
印象深的一件事是：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与苏联友好，我们学校是学俄文的，与苏联达尼洛夫市的一个学校结为友好学校，许多同学跟那里的小朋友书信往来。振东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叫柳芭。每当对方来信，他都会拿给我们看，那满篇的俄文像艺术字一样非常好看（振东的汉字也写得很漂亮）。有一次对方寄来一张照片，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大眼睛，长睫毛，卷头发，振东很得意地向我们显摆，我们也确实羡慕。后来中苏关系紧张，苏联来信都要先送到二中党支部，审查完后才交给本人。再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在那个“红色恐怖”年代，杜大婶害怕这些东西成为“里通外国”的证据，悄悄地把柳芭寄来的信件、电影明星照片、纪念章都处理了，振东知道后心疼了好长时间。
振东毕业后被分配到港务局工作，先是在装卸队，每天扛200斤大包，走在晃晃悠悠的翘板上。他从不叫苦叫累，很快赢得同事和领导的好评，入了党，被提拔为队长、支部书记，选送到山东省经济学院干部函授班，后来调到港大服务公司任经理、书记。2003年港务局派他到山西太原筹建办事处，他单枪匹马从零做起，在太原一干就是十年，为企业打开了局面，创造了效益，自己也广交了朋友，建立了人脉。现在还有不少山西、陕西的朋友不断来青岛找他，或参观学习，或观光旅游。
振东家嫂子生女儿时，母亲还在青医附院妇产科没退休，从首次孕检到孩子出生，母亲都帮着联系大夫，陪在身边，跑里跑外。嫂子过了预产期却没有任何征兆，母亲根据经验安排她住了院，结果第二天就生了。这件事振东一家感激不尽，念念不忘。
振东女儿出生那天是阴历小年，外面下着雪，“瑞雪兆丰年”，振东便给女儿起名杜瑞。杜瑞就业于江苏路小学，工作很优秀，有几年专带毕业班。当时岛城著名私营企业、建设了奥帆基地的银海集团与江苏路小学合建了江小分校银海小学，杜瑞被学校派去建校并参加管理。后来市教育局下文不允许公办教师在私立学校工作，杜瑞调回德县路小学。因在银海的出色表现，集团老总多次邀请杜瑞回去，杜瑞也感觉在银海更能发挥自己的才干，于是去年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回到银海，现在是银海小学常务副校长，主管教学。杜瑞也算我们院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了。
二楼邻居于维丽，性格有些孤僻，她似乎对全院邻居都不待见，唯独与我们家友好往来，因为我们一直与对其他邻居一样尊重她，后来她被女儿接走。于维丽大女儿张曦跟我一样下乡诸城，就业于诸城粉末冶金厂，现在退休了在青岛居住，是诸城知青活动的积极分子。二女儿张暾山东戏曲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山东吕剧团弹中阮，后调到淄博京剧团，又调回青岛在市图书馆工作，从市文化局退休。退休后张暾又重操旧业，参加了一个民乐团，我曾看到她在舞台上演出。
二楼东北角的那间房换过多位邻居。我们搬过去后，开始男主人是张元，业大英语专业的老师，女主人李德英是市五金公司业务员，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张立昆那时是个漂亮的小姑娘，经常跑到我们家跟在妹妹们后面玩。
张家搬走后，搬来电视机厂的左书强。左姨的前夫是军人，在部队因公殉职是烈士，左姨再婚后两个儿子也没改姓，据说这样可以享受烈属待遇。左姨小儿子永新是个调皮鬼，有一次还是四五年级吧，他与左姨不知为什么吵架离家出走了，左姨急坏了，全楼邻居也帮忙四处寻找，过了两三天他自己回来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左姨的父母是两位慈祥的老人，来我们楼上住过一段时间，是左姨为他们养老送终的。左爷爷去世时，我父亲跑上跑下帮了不少忙；我父亲凌晨去世时，我和妻子到街上找医生接救护车，是左姨在家里一直陪着我母亲。这就是“远亲不如近邻”吧？
左姨后来找的老公是市图书馆副馆长叶叔叔，叶叔叔也是一个好人，可惜两人性格不合最终还是分手了。
左姨走后那间屋搬来一户“新市民”，男主人姓应，浙江人，女主人姓李，东北人，女儿小雪是个乖巧懂事的小姑娘。小应在青岛也打拼十几年了，开始在一家煤气公司送液化气，后来腰伤了，不能干了，与公司解除了合同。他认为自己是工伤，但公司不承认，于是就上访（当时我在单位分管劳工还给他出过主意），经过几年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为自己讨回了公道。这几年他干过饭店勤杂工、看门人，卖过冰糕、矿泉水、海星、玉米、水果、棉花糖、西瓜，现在给“美达美”送外卖。
小雪妈妈开始在市场卖调料，她人长得漂亮，又能说会道，是市场上的“调料西施”，与几家饭店、部队单位关系不错，有几个大客户，生意挺好。可是前两年市场撤了，她也就“失业”了。现在她每天清晨五点给人打工炸油条，干到八点，回家休息一会，十点去干一家家政，下午再干另一家家政，一天干三个活，早晚不见太阳。
小雪因为长得漂亮，从小就讨人喜欢，刚上幼儿园小班，就是班级各种表演的主力，经常被挑上演节目。小时候小雪还学过画画、舞蹈，这都是些免费的初级班，上学后她就没再上过任何辅导班，我问她为什么不学了，她回答我：“妈妈说太贵了，上好学校的课就行了。”
前年那间屋的房东要卖房子，小应一家便搬走了。小应和小李最大的心愿是攒够了钱，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为此他们无怨无悔地拼搏着。我衷心祝愿他们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也衷心祝福小雪有一个美丽的人生。
二楼与我家一墙之隔的是张栋华家。张栋华的父亲四九年前是个买办经纪人，母亲四九年后在街道服务站工作，张栋华是张家最小的孩子，他的几个姐姐哥哥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当时住在我们楼上是他和父母、小姐姐以及两个外甥。
张栋华学习很用功，成绩也不错，他还很有体育天赋，在二中校运会上拿过二百米第一名，是校田径队的，他参加的4*4接力曾破过市纪录。高中毕业后他就业在异型管厂，听说他一直单相思地追一位二中的学妹没追上，对他打击不小，郁郁寡欢，在院里见人也不说话了。后来脑膜炎后遗症复发，四十几岁就去世了。
张栋华的小姐高中毕业后下乡招远，后回青岛跟一位中学老师结了婚，还是我父亲介绍的。他的两个外甥的父母都是医生，从青医附院调到黄岛中医院，姐夫任副院长。女外甥高中毕业后就业在一家皮鞋厂，改革开放后去了美国“洋插队”，安下家后丈夫也去了。男外甥开始在黄岛开了间牙科门诊做牙，后来听说在一家体检中心工作，也算“子承父业”了。
贾叔一家“文革”前搬来我们院住在一楼，搬来不久贾叔就病故了。贾婶当时在市南区服装二厂工作，一人拉扯着六个孩子，以她微薄的工资支撑着这个家，她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妇女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传统美德。
贾婶后来在院里开了个裁缝铺，她手艺不错，为人热情，左邻右舍有缝纫活都愿找她，我们家的衣服几乎都是她做的。当时她的孩子多我分不清，记不住名，贾婶告诉我：“他们是永字辈，名字是‘盛强壮得没饱’”，于是我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胜、强、壮、德、梅、宝”。六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永梅最有出息，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橡胶研究所做翻译，经常出国。记得她第一次出国回来还送给我一个精致的小皮钱包，我很喜欢，一直珍惜地用了很长时间。后来永梅去了德国定居，后又去了加拿大，在加拿大已经十几年了。贾婶其他几个孩子也都很出色，老大永胜单位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在海洋仪器研究所当工程师，老二永强是一所高校教师，老三永壮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在岛上也小有名气。
去年我在公交车上碰到贾婶，她有八九十岁了吧，还能一个人乘坐公交车，身体精神都很好，前些日子听说她去了国外女儿家。据我所知贾婶是我们院老一辈中唯一健在的老人了，衷心祝福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文革”期间，可能是拥军优属吧，街道办事处安排了三户军属住进一楼。王家是老两口、两个女儿和儿子一家三口，安排了两间屋。王大爷个子不高，精神矍铄，王大娘和蔼善良，说话慢声细语，儿子是复员军人在四方机厂工作。
崔家是夫妇俩领着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女主人小丛在煤店工作，那个年代煤也是紧缺物资，小丛为邻居们提供了许多方便。
后院梁家男主人当时还是现役军人，女主人在豆腐社工作，是个车间主任。因豆腐社离我们院很近，经常看到她穿工作服大水靴回来给三个儿子准备午饭。
三户都是质朴厚道人家，在院里与邻居们和睦融洽，友好相处了十几年。“文革”结束后，因一楼是房东王仁堂未交公的私房，落实政策还给了他家，三户人家先后搬走了。
其实四九年前住在21号甲的是王氏兄弟中的老四王芗斋，老二老三住在23号。日占时期，王芗斋因会几句日语被推为日伪青岛总商会副会长，没干几年便躲到上海去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将他关进牢房。后经王家高价行贿国民党高官，特别是将刚盖好还没入住的八大关别墅让宋子文先居住了一段时间，王芗斋被放了出来，只是没收了部分财产。
四九年后为响应国家发展重工业走工业化道路的号召，义聚合三兄弟将大部分资产投入到建华轧钢厂（即今天的青岛钢厂），王芗斋是私人股东并被任了个副科长。三反五反时他曾被揪出，“文革”中又被翻出旧账在常州路看守所蹲了三年（68年至71年），“文革”后落实政策把这一段平了反，但他已经丧失语言功能了。青岛钢厂为王芗斋分配了娄山后大枣园宿舍，他与妻子小儿子在那里同住直至84年病逝。
王芗斋在龙口路期间，因为上海有买卖，大部分时间在上海，21号甲的二楼三楼便交给了妻子娘家的兄弟姊妹等一大家子居住并照看管理。我的两个小学同学的中学同学杨清华是王芗斋的妻侄女，她当年就出生在我家后来住的房间里。王芗斋在张店路、河南路还有多处房产，四九年后他跟妻子娘家人都从21号甲搬走，老二王仁堂搬了过来。
杨清华的堂兄杨浩春是义聚合的高级雇员，当年住在23号，四九年后被划为“资方代理人”，曾任市南区工商联主委，作为统战对象任过副区长，1963至1986年任市南区政协二、三、四、五届副主席。
我们院大门口有一间门房，23号也有一间，还有一间车库，改革开放之初，这些房子的主人把临街的墙开了门，改造成门头房。我们院开了一家花店，现在的主人是从临沂来青岛的小付姑娘。小付孤身一人在青岛已经打拼十年了，开始租住在我们隔壁，楼上楼下照看花店很方便，后来房东把房子卖了，小付便搬到了仍离花店不远的大学路。我们这里离青医附院不远，周围又有几所学校，因此每年春节、情人节、清明节、教师节等几个节日小付的生意很不错，她的“仙花坊”还加盟了“鲁青花行”连锁经营，网上也有销售。
23号的网点房本来房主自己开了个小五金店，卖些钉子铁丝活页和油漆涂料等，虽然价格有点贵，但方便救急，生意还能维持。前几年老板娘因病去世，儿子便把房子租给了“赛妮理发店”。理发店老板小薄是东北人，来青岛干理发十几年了，在青岛生的女儿也上五年级了。小薄对女儿舍得投资，让她学英语、学舞蹈，最近为了让女儿有个好形体，又准备让她学模特。小薄开始在龙口路北段开店，迁到这里也四个年头了，她手艺好，态度好，待人热情，人又漂亮，挣得不少回头客，有一次我在等候时听一位客人说已经“跟”了她十年了。
我的头发稀少，很难理，但妻子对小薄给我理的发型很满意，我也就成了“赛妮”的回头客了。小薄曾经把我作为老年人享受七五折待遇，后来可能觉得我不像老人又取消了这个待遇，我也乐得自己“年轻”，不再去争取了。
这个汽车屋和旁边的平房开始是牛大爷一家居住，顺便卖牛奶并设了一处公用电话。那个年代很少有家庭电话，更没有手机，这部公用电话给邻居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后来房子被岛城第一批股民之一的赵哥买下，才正式改造成为网点房。
这几年我们院“荣幸”地成了“学区房”，房价扶摇直上，房子便成了“摇钱树”，院里的房屋几经易手，现在除了王家和我们已经没有老住户了。新房东们不是为了居住，只是为了户口，所以买房后几乎都出租了，楼梯、走廊、天花板这些共用部位便无人维修管理。政府只关注外表光鲜，几年刷一次外墙，却不管内部破败，八九十岁的老楼如同耄耋老人疾病缠身，无人照看。这是老建筑的悲哀与无奈，也应该是政府关注民生，保护文物的当务之急吧？
23号房东王升三（王德聚）是王氏兄弟中的老三，义聚合经理。他为人很低调，我与他邻居几十年，现在竟然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妹妹们还记得他，长得挺高，胖胖的，也爱穿背带裤，很有派头。公私合营后，王升三也入建华轧钢厂工作，并负责木工建筑等。他工作认真负责，受到好评，曾被评为钢厂“老黄牛”。
王升三的女儿王化玲是与我同级不同班的二中校友，我们的经历差不多，她高中毕业后也下了乡，先是去了海阳，后又转到昌乐。后来她也几乎与我同时回青就业，都在饮食服务行业，我分到台东区的一个饭店，她先在四方，后去了市南。
王化玲现在住在23号二楼，因为这一层都是王家的，她又对生活质量有追求，所以把整个一层重新装修，虽不能说豪华，却也温馨舒适，不像我们楼内破烂不堪。
王升三也是两房太太，大房生了三男四女，二房有二子一女。二房的大儿王化山是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出生的，所以小名叫光复。王化山是青岛话剧团演员，当年在岛城小有名气。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看话剧是在永安大戏院，青岛话剧团演的《赤道战鼓》，内容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序幕：追光灯亮起，照在舞台中央一个非洲小伙身上，他赤裸上身，皮肤黑亮，肌肉隆起，奋力击打一面大鼓，咚咚咚的鼓声回荡舞台，直抵人心。我兴奋地对身边的同学说：“那是王化山，我的邻居。”
王化山也很讲究生活情趣。他后来搬到信号山路，有一天我看到他领着两个民工来我们院挖竹子。我们院有一片竹子，长得很茂盛。竹子盘根错节，很难挖，王化山累得满头大汗，却兴致勃勃，不时擦一把汗，笑眯眯地盯着竹子看。他一定是看到新院子里修竹丛丛，绿意盎然了吧？
王化山的前妻、国家一级演员唐乃芳也是岛城名人，曾在23号住过。她以一部《夜幕下的哈尔滨》而一举成名，王刚也是因这部电视剧而走红荧屏。
王升三的小儿子王化东55年出生，顶替母亲康宝璐就业于德县路小学。王化东极具音乐天赋，二胡、手风琴、黑管、巴乌、圆号不用人教，上手就会，一支曲子拿来就能演奏，听说他还教过钢琴。他买过一辆面包车，为了进出院门方便，把院门口的台阶改为斜坡，可惜没过多久，他刚过五十就去世了。
当年二楼还住着王化山姨家一家人，姨康叔玫酷爱国画、刺绣，退休后先后在市老年大学、青岛书画研究院学习，作品多次在《老年生活报》《半岛都市报》上刊载。姨父刘洪礼曾任潍坊发电厂厂长，青岛发电厂党委书记。我姑父当时是青岛电厂副厂长，姑姑又与刘洪礼姐姐刘淑萱都是山大医院最早的一批护士长，姑姑和姑父的结合，就是刘家姐弟做的媒，所以两家关系很密切。刘洪礼上世纪五十年代病逝，遗体埋葬在北京八宝山。
刘家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和我一批下乡诸城，她与我最要好的同学王宗海一个组，去了诸城最艰苦的山区桃林花石子。在村里她能吃苦，人缘好，大队和贫下中农让她办起了“服装厂”（一台缝纫机，厂长、工人就是她一人），负责给全村男女老少做衣服。她精湛的手艺，热情的服务，得到全村社员的好评。1971年大队推荐她到城里就业于诸城化肥厂，她曾在县职工“七二一”大学学习，后来留校当了老师。调回青岛后，在青岛大学高职学院任副教授。
23号整个三楼四九年后被山东大学（后来的海洋学院）承租当作了教工宿舍。1958年至1968年高我一级（67届高中）的二中学兄牛青山一家在这里住了整整十年。青山的母亲开始在山大医院幼儿园工作，我妹妹小时候就在那个幼儿园。后来李阿姨调到妇产科，与我母亲成了同事，我们家大人都叫她“老李护士”。李阿姨见到我和妹妹总要打招呼，现在我还记得她慈祥和蔼的面孔。
青山的父亲是山东海洋学院(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系教授。牛教授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气象学家，毕生从事气象学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气象学专业人才。他是1952年应海洋学家郝崇本先生聘请，由四川大学来到山东大学海洋系担任教授的，全家也由四川成都迁来青岛。
青山家是典型的书香门第，他兄弟姐妹四人，当时外祖母还在世，七口人住在一起。几十年历尽沧桑，现在老人们都已故去，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也六十七岁了。他们在各自工作领域都是佼佼者，各有建树，目前都已退休，安享晚年。
青山的母亲与我母亲因是青医附院同事，年龄相仿，又是邻居，差不多同时退休，关系很好，青山家搬走后母亲和李阿姨的走动反而更频繁了。退休后的两位老人都照看孙女，带着孙女串门便成了常事。冬日的暖阳中，夏天的树荫下，看着孙女们兴高采烈地“过家家”，老人们除了回忆共同的同事，回忆工作中的往事，谁家有什么“好事”也愿与对方分享，有什么烦恼也爱向对方倾诉，彼此安慰，互相开导，共度温馨的好时光。后来我跟青山聊起来，都认为领着孙女互相串门是两位老人晚年生活中的一大乐事，老一辈之间的深厚友情让我们深受感动。
那时23号一楼住着四户人家，进走廊第一家是曹家。曹志安大爷高高的个子，红脸膛，满头白发，很慈祥的一位老人，曹家是23号除房东外最早的住户。曹大爷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小时候聪明调皮，经常领着院里的小朋友爬墙上树，玩四九年军捉特务的游戏，他总是拿着一支木手枪当司令。他从小就拉二胡，是江苏路小学、二中宣传队成员。高中毕业后，因家庭问题，他比同班同学晚一年就业，被分配到浮山所百货店，后调到台东区一个办事处从事经济管理、综合治理、司法等工作。退休后他仍在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工作，为法制建设贡献余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家庭电话还很少有人家安装，曹家有一部。我父亲那年半夜病危，妻子凌晨两点到他家借用电话通知妹妹，把他全家人都惊动起来了。这事过去三十多年了，当时的情景妻子还记忆犹新。
一楼第二家老栾家，夫妇俩一个是孚得鞋厂的书记，一个是微电机厂技校书记，女儿曾在市南商业公司干过团委书记，是一个“一门三书记”的革命家庭。儿子小栾也在职工业大学过英语，是我们楼上张采泉的同学。前几年小栾要卖房子，正好那时我们想买房，小栾知道后便让我们优先，并表示可以再优惠点儿。虽然每平米才一万左右，但我们觉得老房子没有独立厨卫不方便，没有买。现在那房子每平米要四五万了。
一楼的牟家老两口听说是入城干部，都享受离休待遇。张传英大姨离休后还干了几年街道居委会主任，她办事认真负责，热心为大伙服务，在邻居中很有人缘。牟家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其中有两个是聋哑人。有一年我三姨从东北带着表妹来看我母亲，表妹也是聋哑人，那年五六岁。她一来就跟牟家那个年纪相仿的小聋哑人交上了朋友，每天在院子里比比画画玩得很开心，连饭都不顾的吃。回东北那天，小表妹没跟我们说，自己跑到23号找到小朋友告别，那依依不舍的样子我和妹妹们至今还记得。张大姨前些年就把房子租出去了，最近听说已经卖掉了。
一楼最里面一户是杨老太太领着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一起生活。杨老太是天津人，是个热心的京剧票友，我父亲也爱唱两句，我记得他们曾在街道办事处唱过折子戏。后来小女儿在家里住，女婿是印尼华侨，我现在还依稀记得他的模样。
有人说龙口路上除了40号华岗外没有名人，其实中段三个院原先的主人：21号甲、23号的义聚合王氏兄弟，25号的沙雨辰当年都是青岛商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
25号的沙雨辰，又名沙震，回族，1905年生于北京牛街。1937年从北京来青岛，在聊城路成立怡和商行做古玩生意，后来搬到中山路用自己的名字改为雨辰商行，成为岛城三大古玩商行之一。上世纪四十年代，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岛城古玩行业盛极一时，沙雨辰很快便成为青岛回民中屈指可数的富商。
沙雨辰为人仗义，乐善好施，在聊城路时就曾开设粥棚舍济穷人，青岛清真寺建立之初便捐赠大量钱款，后来也是不断给寺里捐款捐物，被推选为青岛回教协会理事。1946年5月当局同意了青岛回教协会提出建立回民子弟小学的意见，沙雨辰不但自己捐款捐物，还与其他回民代表到南京上海募捐，47年回族复真小学开学，沙雨辰被选为校董。沙雨辰因在回民中的声誉，被选为第一届市政协委员。
四九年后回教协会改组为清真寺理事会，沙雨辰仍被选为理事。理事会鉴于回民因饮食不便就医难的现状，决定建一所回民医院。沙雨辰无偿捐出自己住宅的一层楼房和后院平房，在龙口路25号建起了主要针对回民的和平医院。56年公私合营时，和平医院归到市南区医院。
56年的公私合营也把雨辰商行与另一家著名古玩店北京商行合并到一起，成为“中山路旧货委托商店”。
近几年沙家又出了一个比沙雨辰还有名的名人沙洲，沙洲是沙雨辰的曾孙。他以青岛话为基本元素，创作、演唱、制作了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说唱歌曲，比较有代表性的《真惊了》《挖嘎啦》《青岛小嫚》《逛栈桥》等，成为国内嘻哈歌手的领军人物之一。沙洲的歌诙谐幽默，老少皆宜，很快在青岛成为青少年的偶像，连影帝黄渤也是他的粉丝。2012年作为青岛城市文化的代表人物拍摄了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的专题纪录片《Six degrees》，向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展示了青岛的街头文化。
我想沙洲恐怕没在25号住过，但这里是他的根，从这里他走上了说唱歌坛，也一定会从这里走向世界。
沙雨辰1947年买下了25号，人称“沙公馆”。25号的过去就是那种人们常说的“花园洋房”，主楼是一栋德国人建造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塔楼上的避雷针顶着一弯新月，那是沙家买下房子后自己安装上的伊斯兰教的标志。占地3.4亩的院子分前后院，一条鹅卵石甬道从大门口通到房前。甬道两旁种着冬青、松柏，前院还有丁香、玉兰，春暖花开时，满院飘香。后院有一片草坪，绿草如茵，周围的平房是仓库、养鸽子的鸽子笼。每年的开斋节、古尔邦节（宰牲节）前，沙雨辰总要买几头牛几只羊在后院养着，节日期间拉到清真寺宰杀给穆斯林们过节。
京剧大师马连良1953年来青岛演出时，谢绝了主办方的安排，执意住进美如花园的沙公馆，当然也因为他本人是回民，受到了回民票友沙雨辰热情相邀的缘故。
25号似乎是地杰人灵、音乐人才辈出的摇篮，不仅出了个沙洲，还出过“大师级”的名家—山东省音乐家协会管乐委员会理事、青岛战友情交响乐团团长苏乐平和他的弟弟在青岛演艺集团文艺院团担任领导职务、目前被瑞士卡拉多斯音乐学院聘为单簧管客座教师的苏乐天。
上世纪七十年代，25号经常飞出或激越或缠绵，或雄壮或舒缓的悠扬乐曲，那是苏家兄弟领着一帮文艺青年在倾情演奏。他们吹拉弹唱，中西合璧，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一会儿高山流水，一会儿林中鸟鸣，挥洒着对音乐的热情，诠释着对音乐的理解，放飞着对音乐的理想。那时苏乐平就被大家公认为“大师级”的坊间吹奏乐老师，后来兄弟俩都以精湛的艺术功力考入部队文艺团体。
转业后的苏乐平先是在专业文工团工作后又调入青岛市文物局康有为博物馆，在搜集康有为文物方面为我市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苏乐平是岛城单簧管协会资深顾问，弟子桃李满天下，并且个个成绩不菲，岛城吹奏乐比赛的前几名几乎总是被他的学生包揽。凡是考入中央音院、西安音乐学院等名校的学生，履历表中总要自豪地填上“在青岛师从名师苏乐平”。国家顶级交响乐团中，也会看到苏乐平弟子的身影，有些甚至是“首席”。令人欣喜的是苏家后继有人，苏乐平的女儿在国家交响乐团任竖琴演奏员，获中国十大青年竖琴演奏家荣誉称号。
我初中同级不同班的同学孙韵平也在25号住过。她从临朐下乡回青就业在四方的一个电冰柜厂，后来当上销售科长，那个年代冰柜是紧俏商品，有同学便走她的后门，搞到冰柜票，才能买到。
孙韵平的老公刘增才是她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后支边到青海建设兵团，鸿雁传书11年才与孙韵平结婚，而且只能两地分居。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刘增才以地区第二名、农建师唯一的身份考入青海师专，79年只读了一年多专科的他又考入北京师范读研究生。毕业后刘增才回到青岛，成为海大的副教授。他讲课天马行空，妙趣横生，深得学生们的欢迎，他的课总是座无虚席。刘增才多次作为自学成才的励志典型、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被岛城各主流媒体做过专访，也是岛城的知名人士了。只是他怎么从马列主义哲学教授转换成《易经》研究的国内重量级人物着实让人费解。
孙韵平的姐姐孙韵梅也是岛城知名人士，原江苏路小学特级教师、校长，曾荣获过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齐鲁名师等荣誉称号。我还记得她的模样，高高的个子，大眼睛，一头短发，端庄文静，秀丽干练。
25号还住过青岛的另一户回民望族金家。金家的两个儿子先后娶了沙家的两个女儿，都在25号住过，而他们的后人又与院里苏家的孩子青梅竹马，长大后结为连理。几家人既是邻居，又是亲戚，成为我们周围邻居中的一段佳话。
金家老二金邵伟曾是九中的外语教师，后转行到外贸纺织品公司搞业务。改革开放后，许多外贸人员把公司的客户变成自己的，人才大量外流，业务量急剧萎缩。金邵伟却不为名利诱惑，仍在公司里坚守岗位，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连年超额完成计划，成为青岛外贸界的一面旗帜。现在金邵伟经营着本市一家纺织品公司，业绩斐然，其女婿苏杭在其熏陶培养下也成为业界翘楚。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平医院搬走后，25号先是被运来一车木材“暂借”存放，后又不断运来煤块煤面，最后终于变成煤店。那个年代煤炭是紧缺物资，我还记得寒冬腊月北风呼啸中，人们穿着各种御寒服装，天不亮就排队。买到煤后，地排车小推车各种运输工具齐上阵，我家离煤店近，就用自行车一趟趟往家运。
八十年代末，据说有人看中了25号地角，要在这里盖市政府宿舍楼。老楼88年拆迁，两座新楼盖起来后，项目负责人因贪污受贿被捕，于是一座楼安置了拆迁居民，另一座被外贸食品公司买下，居民们92年入住。
前些年，妻子在街道当组长，25号也是她的“管辖范围”。后来女儿生孩子，妻子在家看外孙，我便干了两年“替补”，有两件事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一件是2014年老院安装暖气，我到25号挨家挨户调查摸底，征求意见。那时是冬天，二楼一家老两口都八十多岁了，我去那天两位老人穿着羽绒服，坐在床上盖着棉被，抱着热水袋取暖，听说要安暖气，激动得跳下床握着我的手连声道谢，那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让我感动不已。后来我又陪工作人员逐户测量设计，忙完已经是夏天了。一天晚上，有人敲门，开门见一陌生人提着一个西瓜，进门后她说：“我是25号的居民，感谢大哥为我们安暖气忙里忙外地忙活。”我完全没想到做了这么点儿分内事却被邻居们记着，心中既感动又欣慰。
另一件是五楼平台的违章建筑，2012年十六户居民联名举报，报纸、电视都曝了光，市城管执法局局长还在民生在线直播答复，后来听说违章房主与举报人达成了协议。2014年五楼房主要装修，又惹恼了楼下邻居，再次举报，惊动了市区两级政府。城管想挨户落实一下邻居意见，社区让我陪同。我陪城管小袁楼上楼下转了一圈，发现只有几户举报者坚决要求拆除，大部分邻居还是随大流或无所谓，有意见也不想得罪人。小袁了解了情况回去交差，我也完成任务。没想到晚上涉事房主找到我们家，希望我们能帮忙说说话。这种事我们哪能帮上忙，只是不提名地讲了一下了解的情况，她也知道是谁举报，表示回去自己想办法。后来听说她们自己解决了，这事便不了了之了。
25号除了老邻居，这几年又结识了几位新邻居。退休后参加了市老年大学的太极班，有一天在沂水路早市见到班里的一位女同学。对这位同学有印象是因为她在班上学东西快记得牢，动作规范标准，觉得她年轻，很是羡慕佩服。经交谈得知她就住在25号，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她姓于，年纪比我还大。于姐因工作原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后来太极班的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她自然成了群里的骨干。在群里大家也才了解到于姐兴趣广泛，音乐、摄影、书法都很有造诣，特别是她的游记，文采飞扬，知识丰富，被大家公认是我们班的才女。
于姐看过我的《金口路》系列，给予很高的评价，她对我说，写作首先要“走心”。“走心”这个词我第一次见到，仔细想想很有味道，于是后来我再写东西时，便总是用“走心”来要求自己，力求写得更好。
今年社区主任把我拉进社区合唱团，第一次活动坐在身边的团友自我介绍姓刘，住在25号。老刘叫刘良琨，原来在燃料公司石炭线负责机械设备的安装维修，后来公司派他到职工业大上了四年学，回公司担任了设备科长。25号的煤店后来搬到后院，开了两个门，给煤店留了两间门头房，都在黄县路上，一间是车间，一间是门市兼仓库，门牌是龙口路25号甲、乙。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燃料公司改制，龙口路煤店要卖给职工个人，老刘为照顾年老多病的父亲，把这两间房买了下来。2012年出租办起了咖啡馆，当时还是很时尚的，生意兴隆，现在周边已是咖啡一条街了，生意便萧条了许多。老刘酷爱旅游，前些日子夫妇二人到广西、柬埔寨转了半个多月，途中发回很多美丽的风光照，很是让群友们羡慕。
龙口路上现在第一个双号院是34号，这个院在湖南路拐角，另一个门在湖南路上，门牌是湖南路2号。这是一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北舰干部家属楼，住有五六十户人家。我认识住在这个楼上的李素珍大姐，李大姐是这个院的组长，她是个认真负责的热心人，每周的组长会从未缺席，社区布置的工作她从不偷懒，总是出色地完成任务。
李大姐退休前是北舰文工团的歌唱演员，有一副好嗓子，七十多岁的她性格乐观开朗，在社区参加活动时，见到人总爱微笑着用一句歌声跟你打招呼。她受过专业训练，是社区合唱团的绝对主力，但她从不自傲。李大姐还是一个婚庆锣鼓队的骨干，打鼓间隙她经常引吭高歌，为现场增添喜庆气氛，引来围观人群的叫好和掌声。
34号门前的人行道上，原来有一口水井。那些年青岛市用水紧张时，每人每天定量15斤，附近的居民便都到那口井打水洗菜洗衣服，几乎家家都备有水桶扁担，对面北舰汽车队的战士也用井水洗车。“文革”初期，有人跳进水井自杀身亡，部队战士把水抽干，把人捞上来，发现井里还有子弹，还有不少金银元宝，那都是人们害怕“破四旧”抄家扔进去的。自从水井淹死人后，再也没人到那里打水了，后来部队把井填死了，现在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龙口路中段从龙江路口到张店路口有过一个农贸市场，马路两侧卖菜卖肉卖蛋的，卖大米面粉各种粮食的，卖花盆碗筷土特产的，卖烤地瓜小食品的，熙熙攘攘热热闹闹。虽然下班回家到门口割点肉买点菜，进门就能做饭，很是方便，但每天从清晨到夜晚，汽车的轰鸣声，小贩的叫卖声，顾客讨价还价的嘈杂声，此起彼伏，也确实扰民，市场开的时间不长便“挥师北上”，移到北段张店路了。
龙口路中段有太多太多的故事，我经历过、听说过的却太少太少。但即便我经历过、听说过的也远远不止我写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必须顾及、尊重当事人或当事人家属的感受和意见。有些故事会揭开尘封已久的伤疤，有些则会打破平静安宁的生活，尽管这些故事很精彩，甚至很具有“历史的、社会的”意义，我也只能忍痛割爱。
这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我的女儿对我的评价是“有意思的不能写，写的都是没意思的”，有点儿尖刻，有点儿绝对，有点儿伤人心，却也有点儿道理。虽然写的不是“一地鸡毛”，但也确实有些是“鸡毛蒜皮”，没有意义。不过这不就是我写作的初衷吗？我当初就是想借助一条街，一个院，一座楼这样的平台，回忆、记录某段时间住在那里的人们的生活轨迹，喜怒哀乐，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并没有想去反映什么深刻的意义。
但我要求自己，即便是“鸡毛蒜皮”，也必须真实，真实才有生命，真实的“鸡毛蒜皮”也就是我们草根的“个人历史”。无数“个人历史”汇集起来，就是我们的“社会历史”。
为了安慰自己，借用点儿阿Q精神，说点儿让人听不懂的话：“没有意义”就是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
龙口路北段
龙口路虽然不长，但我对北段还真不太熟悉，因为平时不大经过这里。这一段挺奇怪，路牌上从27号至60号，应该有34个门牌号（不包括甲、乙、丙等），但是却有15个找不到：28、30、32、（34号在中段）、45、47、49、51、53、54、55、56、57、58、59；而剩下的19个门牌，其中一条支路和一个胡同里就有8个，这条支路我只走过几次，那条胡同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从没进去过。
北段自南向北是从一段繁华的小商业街开始的，第一户27号就是一个小超市，再向北鳞次栉比都是门头网点。27号前有龙口路上唯一的公交车站，220、411路车经停，为这条路上的人们提供了出行方便，也为这段小商业街增添了客流量。
其实北段的“第一个院”应该是黄县路37号，这个院位于龙、黄两路的拐角，门牌是黄县路，院门却正对着龙口路，而且龙口路27号就是这个院的“偏门”。院里的小楼是一栋二层带阁楼的独栋，花岗岩筑基，淡黄色墙面，大斜面红瓦屋顶上有长方形的老虎窗。小楼的正门处有6级花岗岩石阶，6根石柱支起门廊，门廊上方当年是一个方形的露台。露台的斜上方有一面山墙，山墙上面有圆形气窗，气窗的周围是花岗岩的石饰。
这个院的房东据说四九年后去了海外，我最早的记忆这个院是黄海制药厂，后来是市南工业局，市南工业总公司，市南经计委，再后来便“城头变幻大王旗”，先后挂过丰源实业总公司、广开源节能科技公司、《青岛文学》编辑部、市南区法院司法鉴定中心的牌子，现在是江苏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都叫它“诊所”。其实在社区医院看病还是挺方便的，病号少，不用排队，还不用挂号，也可以做各种简单的化验检查，签约药费还可以大比例报销。只是附近的居民还是不太信任这里的医生，平时只看见老人在这里拿些慢性病、常见病的“平安药”。再一个原因是这里离青医附院很近，人们还是习惯去青医看病，所以这里平时总是很清静，没有一般医院的那种嘈杂。
院子西南角有一间门头房，曾经是“国风连锁大药房强生药店”，平时买药的人不多，经营时间不长就关门了。现在是“市南区康复指导中心”“江苏路办事处康复服务指导站”，却没看到有人在这里“康复”治疗。
这间门头房与院里西侧的一排临街二层楼都是后来盖的，临街房本来中间有个门，门牌就是27号。九十年代后期曾开过洗浴中心，妻子和女儿经常在那里洗澡，后来洗浴中心关了门。我的23号邻居赵哥是岛上第一批股民，很有商业头脑，他打算在这里开饭店，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都准备好了，墙外还搭建了一个楼梯直通二楼，却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开业。这事最终黄了，中间的门被堵死，向北移了二十米，在张店路路口又开了一间门头，开始是农行的一个储蓄所，后来农行搬到对面，这里成了一家超市。这家超市刚开始是当时岛上挺火的大成超市的一个连锁店，我当年工作过的丰泽惠商贸公司还与它有业务关系，给它供过货。
丰泽惠与这条路上的许多小网点都有业务关系，张店路路口的一个水果摊叫“燕兴商店”，老板是姊妹俩；对面有一家门头房是在36号部队院墙外，老板娘好像是军属，卖些营养品、针头线脑、铅笔蚊香之类的商品，我经常光顾，早几年关门停业了；再往北有一家稍大点的是“泰能超市”，用的是泰能液化气站的房子，门牌是29-4。老板姓魏，也是泰能的人，中等身材，浓眉大眼，不像生意人，却在龙口路上坚持了十几年，最近我从那里经过，看到也换了门头。
龙口路北头60号的花岗岩院墙破墙开了一间水果摊，名叫“金丰”，也经营十几年了，至今还开着。
北段因离青医附院近，这些小商店卖些核桃粉、蛋白粉营养礼盒，八宝粥，蜂蜜，水果等，适合人们看病号用，“适销对路”，生意都不错。
29号四九年后曾经是“青岛市驻军蔬菜副食品供应站”。那时周围没有房子，用席棚围一个大院，每天凌晨从四面八方运来一车车蔬菜禽蛋，清晨又运往四面八方各个部队驻地，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龙口路中段的“马路市场”被取缔后，又在29号开了一处农贸市场。这个院子不小，有两个大门，院里拐了一个弯，开始露天，后来盖上了塑钢屋顶。市场内蔬菜、肉蛋、粮食、调料、海鲜，种类齐全，井井有条。因为附近没有农贸市场，所以不但周围龙口路、龙江路、龙华路、黄县路、张店路，甚至连金口路、鱼山路、莱阳路、大学路的居民也来这里采购，很是为群众提供了方便。
我的邻居小李，东北人，在这个市场租了个调料摊，她人长得漂亮，嘴巴又甜，价格也公道，很有些回头客。特别是有几个部队食堂、机关学校、饭店宾馆等大客户，除了调料，她丈夫还隔三差五地送点豆腐豆皮等豆制品，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可惜好景不长，后来龙口路北头沂水路上又开了一处露天农贸市场，面积更大，品种更多，蔬菜更新鲜，人们又都到那里去了，龙口路市场客流越来越少，终于开不下去停业了，现在成了洗车场。
市场外当时有个面食摊点，要上三、四级高台阶，那里品种齐全，我经常去买馒头、饼子、锅饼，现在也关门换了门头。倒是旁边一处大排档一直经营至今，早晨卖油条、油饼、稀饭、豆腐脑，白天卖散啤酒，也有烤肉串、辣蛤蜊几样小菜，天暖和时，就在门前人行道上摆几张小桌几个小凳，客人围坐在那里吃喝得也不亦乐乎。
市场大门北面有一间门头房“崔家老号脱骨扒鸡”，这是一家老字号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市场三路开业，至今也四十年了。老崔家的烧鸡口味独特，湖南的亲家母每年夏天领着孙女来青岛度假，老人孩子吃不惯海鲜，却吃服了老崔家烧鸡，所以我也隔三差五地光顾这家店。现在打理这家店漂亮的老板娘是老崔家的儿媳妇，她说家里的年轻人都不愿干这行了，又累又脏又不挣钱，好多门店都关门歇业了，她不想让老崔家这块牌子倒了，在龙口路上已经坚持十五年了，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31号现在是“市南区城市绿化工程总公司”，有一段时间城管龙口路中队也在这里办公。有一次妻子的中学同学在龙口路上卖水果，被城管没收了车子，妻子托在绿化站工作的朋友的女婿给要了出来。这个同学只是表示了感谢，没有“意思”一下，朋友向妻子埋怨她不会办事，妻子只好自己花钱买了点儿东西答了人情。
29号现在又设了好几个门头，门牌分别是-1、-2、-3、-4，31号也扩了好几个院，分别是甲、乙、丙，29、31号这一片当年都是泰能液化气站的地盘。
液化气那时可是紧缺物资，谁家能办下个“户口”是很“展样”的事，我们家一直用的是妹夫的本本。每当用完了气便去站上换，站里摆了一片钢瓶，要尽量挑新的干净的，因为做饭炒菜钢瓶很容易油渍麻花，锈迹斑斑，工作人员不收或者让你当场擦洗，很麻烦很费时间。后来站上有人专门用钢刷刷瓶，再后来旧瓶都淘汰了全换成新瓶了，新瓶都编着号封着口，很正规很安全。新瓶用了没几年，液化气也淘汰了，废钢瓶也越来越不值钱，开始50，后来30、25，现在5块钱也没人收了。煤气站的地盘也全租出去了，成了一片小商业中心。
龙口路与龙华路拐角处的31号甲原来是一个粮店，平房，两个门，一进门右手是办公室和收款台，三个窗口。那时买粮还要粮证，每人都有定量，粗粮细粮都有限额。左手很敞亮的一间大屋，柜台和仓库在一起。墙边墙角垛着一包包大米面粉，柜台是十几个大木箱，盛着各种粮食。售货员站在柜台后，穿着反穿衣白工作服，眉毛、帽子上总是挂着白白的面粉。小时候经常跟着大人去买粮，那时候年纪小，扛不动也提不动帮不上多少忙，倒是粮店当时可以借粮袋，于是还粮袋便成为我的固定任务了。
那时龙华路房管所也在这个院子里，一进门两间平房，院子很大，经常堆放着粗粗细细的陶瓷管，大人买粮时，我们便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粮店和房管所都搬走了，那里盖起了一座五层楼房，听说是粮食局宿舍。楼下曾开过一家“金麦园饭店”，面积不大，只有四五张桌子，停业了几年，现在又在装修，准备开业。“金麦园”是粮食局的一个知名品牌，希望新开张的饭店能将它发扬光大。
31号丙至39号在一条胡同里，这条胡同我从没进去过，只是这次为写文章进去转了一圈。31号丙应该是前几年盖的新楼，33号则是老楼，似乎也是军产，女儿的一个同学是北舰干部子弟，就住在这个院。35号从外面看也是老房子，可进门是水泥地，一圈平房好像是新盖的，院里挂着环卫工人工作服，摆放着垃圾车、扫帚簸箕什么的，是环卫工人宿舍吧？
37号和37号甲门对门地藏在胡同的“小胡同”里，这里曾出过一位岛城名人，我们这些现在六十岁以上的人大部分都知道：当年与曲露露齐名的岛上两大美女之一“小青岛”。其实“小青岛”小时候名字就叫“青岛”，因为出生在青岛，当干部的父母便给她取名“青岛”，而她出生在江苏江宁的姐姐名叫“江宁”。也许是青岛靠海的缘故吧，长大后她改名“海青”。人们送她雅号“小青岛”，是不是也含有她能够代表青岛“颜值”的意思呢？
前些日子微信朋友圈里流出一张“小青岛”与曲露露的近期合影，两人虽然都上了年纪，雍容大方的气质却仍流露着当年的风韵，让人眼前一亮。
岛城两个美女都与龙口路有缘，“小青岛”的娘家在龙口路北段，曲露露的婆家在龙口路南段，两位美女为龙口路的传奇涂抹了绚丽的一笔，这也是我们龙口路值得炫耀的“资本”吧？
43号也有“门头”，叫“龙口路环卫工作站”，附近的邻居们都叫它“垃圾站”。这里以前是一片荒地，野草丛生，一片美国杨树密密麻麻，临街有个公用厕所，周围百姓习惯叫它“大茅房”。改建垃圾站时，周围邻居因怕夏天臭味、凌晨噪音而坚决反对，我记得拖了好几年才建起来。当然现在垃圾站的机械化程度很高了，封闭也好，从那里路过一点儿异味也闻不到。垃圾站是两层建筑，公用厕所在二楼，这在岛城也少见。
垃圾站背后是一个街心公园，人们称其为“龙口路小公园”，公园中心一棵粗大的松树遮天蔽日，很有些年头了。公园里有供人休憩的凉亭，还有单杠双杠等健身器材，早晨青年人在这里晨练，白天老人领着孩子散步聊天，一处休闲的好去处。
龙口路北段双号院第一户是36号。龙口路上的建筑有名的不多，除了一处“名人故居”、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还有一处则是因其“神秘”而闻名岛城，那就是36号。
36号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在一个寸土寸金的学区房中心，这样一栋欧式别墅却闲置荒芜七八年无人居住。春夏秋三季整个楼外爬满了爬墙虎，像披了一层绿色铠甲，连门窗都看不见，网友们称之为“绿堡鬼宅”。
冬季院子里则萧瑟破落，大门紧锁，楼外墙上爬墙虎的枯藤残枝随风摇曳毫无生机，仿佛小楼裸露肌肤的血管中没有血液流动。爬墙虎像是时光的帷幕，遮着盖着什么，这种幽静冷寂的格调更增添了小楼神秘的味道。
36号神秘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是从这里走上了死亡之路。资料记载，1946年3月16日，戴笠飞抵青岛，住在龙口路26号别墅（即今36号），准备会见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不巧柯克去了上海，戴笠便于第二天飞赴上海。3月17日上海上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飞机无法降落，决定转飞徐州，结果在南京附近江宁县撞上岱山，机毁人亡。
36号建于德占时期，二十年代时曾是横滨正金银行行长安西政一郎的住宅，其女儿安西笃子当时在黄台路上的青岛日本女校读书，如今是日本著名作家，以一本《张少子的故事》蜚声日本文坛，多次获得日本直木文学奖、女流文学奖、神奈川文化奖。
四九年后36号像岛城其他的敌伪房产一样，收归国有，成为北海舰队的军产。36号本来院子很大，五九年舰队隔出一部分在湖南路开了一个大门，门牌是湖南路1号，作为舰队司令部汽车队驻地，36号院剩下的一部分做了汽修厂。2010年楼上的住户搬走后，36号便闲置起来，开始还出租给个体汽修厂利用院子里的设施干活，后来部队不让搞三产，汽修厂也撤了，36号完全荒废了。这么寸土寸金的地角闲着这么个大院和一栋楼，不知舰队首长们怎么想的？
在网上曾见到一位叫“阎鸣”的网友介绍说：“文革前，我家住在龙口路36号，当时龙口路是舰队司机排，专供司政用车。司机排的官兵住在一楼，舰队党委秘书姚永伯叔叔也住在一楼。二楼住着上校曹烈夫伯伯一家，上校张曙光伯伯一家和我家，三楼住着蒋工程师一家，“文革”前夕我们家去了南方。在龙口路36号的日日夜夜，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舰后勤部部长吕传德一家住在这个院，吕部长家当时住二楼、三楼和一楼的一间屋。吕部长的两个外孙与女儿是小学同班同学，小哥俩中的一个曾与女儿同位，是个调皮鬼。记得那时我和妻子每天晚上都要给女儿削一铅笔盒铅笔，却总是第二天放学回家后没有一支囫囵，后来才知道原来同位每天都偷偷把女儿的铅笔插到课桌缝里掰断铅。这个同学的父亲后来从北舰司令部作战科参谋一步步升任上海基地司令、南海舰队副司令，从湛江退休，全家人将家安在了广州。
1991年吕部长去世后，他的小女儿在院子里种了几棵爬墙虎，没想到爬墙虎这么强的生命力，几十年过去了，一到夏天仍爬满整个建筑，将这座楼装饰成绿色堡垒，成为岛城一处风景。
龙口路与张店路路口曾有一个远近闻名的豆腐社—市南区豆腐社，这是一家公私合营的小作坊，平房，有一根高高的烟囱，高出屋顶的木质气窗总是冒着一团团白气，独特的卤水香味弥漫在空气中。我的邻居梁大姐曾经是豆腐社的车间主任，当年她送给我们家的豆腐渣，被奶奶用萝卜缨或者白菜帮一炒，便成为难得的美味佳肴，至今难忘。
豆腐社后来归属青岛市酿造总公司，2002年酿造公司改制成灯塔酿造公司，豆腐社被拆除，在原址盖起了六层高的“灯塔宾馆”。这两年我经过那里，发现“灯塔宾馆”变成了“如家酒店”，成为如家的一个加盟店了，酒店旁边的几个小饭店也不断地变换着门头。
38号原址有一座二层小楼和几间平房，住着警备区的基层干部，2000年后，警备区在此盖起了五层高的干部家属楼，有军、师职干部家属入住。现在警备区降格为师级单位了，这里的住户也变得复杂了，但这座楼还是军产。
40号是龙口路上唯一一处市政府命名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华岗故居。华岗是中共早期革命家、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1951年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校长时就住在这里。小院不大，一条贝壳镶边的鹅卵石甬道夹在百日红、紫荆、迎春和丁香之间，从院门口通到楼前，甬道的鹅卵石和贝壳都是华岗在海边捡来的。院里的树木郁郁葱葱，草坪绿草茵茵，别墅是一座花岗岩筑底的二层小楼，有阁楼和地下室，黄色的墙面，凸起的飘窗，与美丽的小院相得益彰。那时候，山大的师生，谁都可以走进华校长的家门，只要他在家，你一定会受到热情接待。
当然，40号也传出过不和谐音。我曾经在网上见过一篇文章，作者是当年山东大学的一位领导（名字忘记了），他曾领着诺奖获得者李政道的老师束星北教授到40号拜见华岗校长。华校长当时非常器重束教授，亲自派人到浙江大学把他请到山大，并安排住当时学校最好的房子，领取最高的工资。束教授在40号华校长家里直言不讳地反对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一定要管科学（自然科学）”等观点，两人产生了严重分歧，互不服气，激烈争论，不欢而散，并从此形同陌路。作者感叹本来想让两位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领军人物加强联系，加深感情，却好心办了“坏事”。
40号自1960年起成为“青岛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附近老住户都简称它“情报所”。大约十几年前，本来不大的院子里又盖起了一座三层建筑，挂上了“青岛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和“青岛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两块牌子。40号美丽幽静的景色从此荡然无存。
42号院子很大，里面有三座楼，都是北舰的干部宿舍楼，分别是1、2、3号。其中2号楼是德国老建筑，三层，花岗岩筑基，十七八级石台阶直接通到二楼，开始是师职干部楼，后来师职们陆陆续续搬走了，现在的住户已经很复杂了。3号楼是北舰的首座“套房楼”，建于62年，当时是处长楼，现在已经落伍了，但贵在位置好，是学区房。1号楼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北舰后勤部的处长楼。
我的高中同学潘政新住在42号。政新豪爽大方，待人热情，在同学中间很有人缘，大家亲切地叫他“政政”。前两年班里第一次大规模聚会，三十几个人，还有几个外地的，就是他组织的。听说他们小学、初中同学大点儿的活动，都是他出面张罗。政新很有体育天分，他篮球打得好，是校队的主力，当年被市少体挑去培训过。他参加航海五项枪炮班得过青岛市第一名。政新看起来大大咧咧，却写得一手好字，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青岛书法艺术促进会副会长，青岛田琳书画院常务院长。“文革”初期，政新参军入伍到东海舰队，在部队入党提干，后来调到北舰俱乐部，转业到市园林局，在那里退了休。
政新的父亲潘友宏是一位老红军，生前任北舰副司令。在新四军任团供给处主任时，“皖南事变”中，身携巨款，孤身突破重围，保住了全部资金。四九年战争中，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四九年后，历任华东军区海军后勤部部长，南海舰队后勤部部长，北海舰队后勤部部长，1969年9月任国务院交通部军管会主任（相当于交通部部长），75年回北舰，任顾问组组长，北舰副司令员。潘友宏是开国大校，荣获过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四九年勋章。
我在社区组长会学习时认识的王作洲大哥住在44号。王大哥今年76岁了，他出生在东方菜市，58年搬到44号，在龙口路住了一辈子，对这条路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充满了深情厚谊，他是这条路上的活字典，对这里的老人几乎没有不认识的。
王大哥小时候是个“孩子头”，就爱领着小伙伴们上墙爬树，钻沟下海。有一次跟小伙伴们从东方菜市南面“衙门桥”旁的下水道入内探险，竟然一直走到海泊河旁的五号炮台，王大哥还记得下水道很宽敞，最宽处两边能跑开汽车。因为这次“疯”的时间太长，回家后被父亲揍了一顿。
王大哥十五岁就参加工作，就业于青岛印染厂。他心灵手巧又勤奋好学，成为厂里的革新能手技术大拿。那时印染厂是青岛少有的几个有出口任务的企业，有一次，厂里的日本产的核心设备八色印花机被一个实习的大学生损坏，一批马上到期的出口产品不能生产，这不仅影响创汇，更重要的是影响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厂领导急得火烧火燎。厂长找到王大哥，问他能不能修理，王大哥对设备检查了一番，毫不犹豫地立下军令状，“没问题，两天修好。”在其他工种的配合下，王大哥加班加点，不到两天修好如初，没耽误订单时间。王大哥的老伴说他给厂子“出老力了”，年年是厂里的劳模。所以王大哥的一位任科协秘书长的邻居，几次想调他到科协情报所，厂里就是不放。王大哥那时也舍不得厂里的高额奖金，去意也不坚决，便一直在印染厂干到退休。退休后的王大哥又在街道居委会干了几年主任、组长、支部书记，继续为社会奉献余热。
44号房东四九年后去了美国，二十多年前后人曾回来拍照留念。现在这座楼外表光鲜，内部却破烂不堪，但因产权不清晰，虽然住着北舰的干部家属，部队却没有进行维修。
龙口路还有条支路，我以前只是去基督教堂时走过几趟，也不知道这条小路还有路名。我见过龙口支路路牌上是从46号到60号（现在的路牌上没有号了），实际只有46、48、50、52四个院，没有54、56、58，而60号的门牌则是在龙口路上。
52号坐落于基督教堂的正南面，本来是一块空地，安放着石桌石凳，是做弥撒的信徒们的休憩之处，坐在这里，面朝大海，涤荡心灵。“文革”中，教堂的神职人员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只脚，自顾不暇，某军工厂便占用了这块地，盖起了一座六层宿舍楼。“文革”后，教堂对这块地念念不忘，一直向有关部门追讨自己的权益。据说青岛平改坡高潮中，周围的楼房都改了，只有52号因地皮官司没有动。
支路的顶头是一个大院，院里便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苏路基督教堂”。院子大门朝南，我觉得应该是正门，按顺序应该是“龙口路60号”，却没有门牌。
背面沿着弯弯曲曲的石头台阶下去，有一个小门，是江苏路15号，我感觉是个后门，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教堂叫“江苏路基督教堂”？
教堂的地理位置很好，背山面海，院子很大，如童话古堡般的教堂坐北朝南，矗立在院子北面。正面山墙上的圆形老虎窗的彩色玻璃被阳光照耀得五彩斑斓；红色的屋顶，黄色的墙面，绿色的钟楼，褐色的基座，在蓝天白云下如同一幅油画，肃穆典雅。教堂南面平坦宽阔，初建时视野极佳，能看到波光粼粼的大海，后来被鳞次栉比的高楼遮挡，看海便成为回忆了。
这座教堂的设计方案，还是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对比，最终投票选定的。1907年6月，青岛的柏林福音传教会（信义会）通过远东的各大西方报纸刊登招标启示，向东亚的西方建筑师征集基督教堂的设计方案。库尔特罗克格（CurtRothkegel）的方案在十多个设计方案中脱颖而出。教堂于1908年4月19日奠基，1910年10月23日落成。
如今许多建筑的构件仍能正常使用，如印有“R.KAPPLER&SOHN.TSINGTAU”标志的筒瓦，这是德国卡普勒家族在青岛大窑沟开设的窑场烧制的，还有室内暗红色花纹地砖、暗红色木地板、暗红色带靠背的实木座椅，条石台阶等等。
我的奶奶、母亲、姑姑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的乳名便取自《圣经》，是当年岛城有名的张牧师为我起的。小时候经常跟着大人做礼拜，却从没来过这个教堂。因为基督教分很多教派，我奶奶她们做礼拜是在龙山路4号，我经常去的是那里。
前些年国内兴起了“圣诞热”，我才一睹基督教堂内部的庄严肃穆。教堂不大，进门是个小礼堂，门口有圣经可供借阅，一排排长条椅背上可以摆放圣经。礼堂尽头一扇圆形窗前，摆着一个大十字架，礼堂舞台上有一个木制讲台，看样是牧师传经布道的地方。舞台上方有一架大管风琴，阳光透过高大的彩色玻璃窗射在琴上，想象着若隐若现的五彩之光配以唱诗班庄严的赞美诗，神秘、肃穆感油然而生。从礼堂里可以上钟楼，被玻璃罩着的机械齿轮轴承嘀嗒嘀嗒不紧不慢地转动着，提醒人们时光不可阻挡的流逝。
著名作家、学者沈从文先生曾这样描述在基督教堂外感受到的恬静：“一个人走在青岛那个高地的教堂门前，坐在石阶上看云、看海、看教堂石墙上的薛萝，耳听到附近一个什么人家一阵钢琴的声音……”时光荏苒，历经百年沧桑的教堂风貌依旧，每周有宗教仪式在此举行，同时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外国友人前来参观。
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在《老街故事》中写道：“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以后，德国侨民又再次增多，在龙口路上端建了德国俱乐部，设有电影厅，放映德国电影。又建有德国学校，招收德国侨民子弟，四九年后曾作为护士学校。”我打听过附近七八十岁的老人，没人知道德国俱乐部和德国学校，只是有人记得龙口路60号有个小礼堂，里面放过电影，应该就是这里了。
60号进门三段“Y”字型石台阶，通向左右各一座两层小楼。右面一座是有礼堂的，四九年后是青医附院护士学校，开始当作教室，晚上从墙外路过，可以看到教室里灯火通明。后来成了宿舍，从窗外可以看到高低床和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服。现在门洞上方“进修公寓”四个大字，表明了这座楼的用途。
左面一座四九年前住着教堂的神职人员和勤杂工人，现在二楼是青医附院退休院长一家，一楼则住着医院的职工。院子里本来有一扇门与教堂相通，青医在这里设立护校后，为安全起见把门堵死了。
龙口路的“头”—1号，是日占时期伪市长赵琪的宅邸；龙口路的“尾”—60号，是德国人建的基督教堂，一头一尾，空间的坐标，见证了青岛这座曾经的半殖民地城市的一段屈辱史，也给这条路涂抹上浓厚的历史印记。
六十年前，龙口路南端青岛建置的发祥地—总兵衙门，被“大跃进”的产物“新建礼堂”取代；风风雨雨三十年后，青岛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东方饭店，在我写此文时正在拆除中。弹指一挥间，时间的纵轴吟诵着百年青岛的变迁与发展。
如今的龙口路仍然默默无闻，这也正是我们的希望，希望在未来的大青岛版图上，龙口路默默地占据着自己的位置，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安居乐业，幸福和谐，向后人们平静地诉说这条路的沧桑与新生。
几年前曾写过一篇《金口路和金口路上的同学》，提到了许多同学，写龙口路才发现女儿在这一条路上的同学，比我两条路（金口一路和二路）上的都多。从1号开始数：周天天、张岩、张岩（男）、成玮、孙溥、曹明韬、赵琦、孙恺、刘勇、张健、宁琳、牛舜、金康、常正飞、王延彬、侯冉、马黎、高婷、李正怡、傅静、王海涛、谢宏、刘欣、尹华、李瑛、金辰，竟然有26人！女儿让我代她向同学们问好，我很乐意地加上了这一段。
（本文插图为蜚声岛城的《王鹏—钢笔绘青岛》作者、青岛钢笔画协会副会长王鹏先生现场写生，谨致谢）
文中部分图片源自网友提供及网络。
原载青岛城市档案论坛
2019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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