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以来，马与猴子在一起的图像就多了起来。这一方面马匹上方图画猴子，合乎了当时投笔从戎、入仕当官者急迫“马上封侯”的愿望，也因当时官员仕途的终端，与马和猴子的关系密切——宋代文官中书舍人以上，武官节度使以上，每年九月至来年三月，表示身份的座垫是用贵重的金丝猴皮做的：猴子皮做座垫，应该说出于古老信仰里猴子镇马的见识，而高级官员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当时的祝寿词“绒鞍长傍九重城，年年双鬓青”（侯寘《阮郎归·为张丞寿》），最可见马与金丝猴搭配的贵重程度：“绒鞍”亦即金丝猴皮制成的马鞍。
三国时有“猕猴骑土牛”喻晋升缓慢的故事——所谓猴性急，牛性慢，相对而言“马上封侯”就成了一种吉語。
图1-1 猴子和头冠马纛的马（转引自王子今：《“猿骑”考——借助汉代画像砖的探索》）
图1-2 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头冠马纛的马
现在一些学者说“吉语附形”之“马上封侯”早在汉代就出现了，汉代画像砖中有猴子在马身上者是其证明（1图1-1）。我认为不确。
汉代画像砖有猴子和头冠马纛的马——据《续汉书·舆服制》载：“圣人处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龙，山车金根饰，黄屋左纛。”“左纛”，左骖马头上的羽葆类装饰。此画像砖马额上所冠的东西即为“纛”。马匹出行冠纛，战国时代是大夫以上显示身份的仪表，秦汉则是帝王或帝王特赐大臣的荣耀。猴子和冠马纛的马在一起，说明汉代的超级权贵的马厩里豢养着猴子以祈马匹无恙。此画像砖的主人至少希冀自己能够有此马冠马纛的社会地位，而非“马上封侯”愿望的反映。图1-2是镇守张掖的军事长官冠纛的天马，显然是记录帝王特赐他的马冠纛之莫大荣耀。
猴子和马联系在了一起，我认为和猴图腾的首先崇拜者分不开。
图2 甲骨文象形猴子的“喾”字（《甲》二三三·六）
猴子曾为伏羲氏、炎帝氏、共工氏之多图腾的一种重要图腾，甲骨文有以这种象形图腾为名号的专用字（图2）。炎帝、共工，皆伏羲氏之后。炎帝姜姓，帝俊之后（见《山海经·大荒东经》）。他们的图腾每每需要继承的。
商民族是伏羲氏（又称大昊高辛、帝俊、帝喾等）之后，其所继承的图腾中，必然有猴子图腾。
史传，共工氏活着的时候任职平治水土的官员，死后被奉为水神。共工氏图腾为猴子。如《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妻的后代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大荒北经》说共工生后土，后土之后是夸父，夸父又称“玃父”“玃”，即猴子之类。猴图腾历来被伏羲女娲民族集团所继承，所以夸父和图腾换位，则为猴子，同此道理，炎帝、共工也可以和猴图腾换位。
然而，中国龙图腾的形成之时，出现了这样的错叠：马匹这时也参与龙图腾的异质同构——且不说龙图像有了马匹的什么特征，只说天上的东方苍龙七宿之房星不但寓形马匹，而且这房星就可以代表着苍龙之七宿！特别是地上之现实中有“马八尺以上为龙”（见《周礼·夏官·司马·校人》）的比喻也来添乱，这样人们眼中本来管水的龙神，自然也就有了马的部分形体的特征。《周易·乾·彖传》：“时乘六龙以巡天”就是在这种考量下的论述。
《周礼·夏官·校人》：“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
“马祖”的意思是什么，它是指房星，也就是天驷星。天驷星是东方苍龙七宿房星的另一种名字。“马祖”是天驷星星神。天驷星虽然是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之房宿，但它可以代表整个苍龙七宿。
东方苍龙七宿是商民族的图腾星。商民族认为自己这个民族死后都要到这个星群区域居住。我怀疑天上二十八星宿都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发明的。如果真这样，那么“马祖”星应该是商先王相土的星宿。据《世本·作篇》记载，“相土作乘马，引重致远”，先商民族第三任首领相土被认为是最早馴马驾车的人。《竹书纪年》也记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可见对相土驯马驾车的认可。相土发展畜牧业，对中华民族文明的贡献功不可没。他驯马运载，增强了自己这个民族的实力，让夏民族走下了历史舞台。《诗经·商颂·长发》中提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相土扩张了商部落的地盘的赞颂。相土当然是演戏民族集团的精英，不愧是猴图腾的真正的传人。马怕猴子，是怕猴图腾的代表人相土之流，这是第一。
“执驹”，控制马驹子。祭祀马祖相土，首先是从控制马驹子开始。这是非常老道的生产生活经验。
“夏祭先牧”。“先牧”，牧马创始人，后奉为司牧之神。牧马的创始人暂时不知，我认为可能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里的人。据说“祭之者夏草茂，求肥充也。”
“颁马，攻特”颁，即《易经·屯·六二》“乘马班如”的“班”，停止的意思，停止公马母马一齐混养。牧草到了夏天十分丰盛，母马怀孕，要和公马分开放牧，否则公马不老实，继续跳母马，造成母拒公腾而流产。“攻”，去除。“特”，喻公马。要把不合良种标准的公马骟去睾丸，让骟去睾丸的马迅速恢复健康。
“秋祭马社”，“马社”到了秋天要祭祀养马之地所设立的后土之社（堆土为之），让发明用马驾车之人配食。配食，一同祭祀配食者。“臧仆”，郑玄注：“始乘马者。”“始乘马者”就是相土。我怀疑“马社”就是相土神位。
“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马步”，灾害马的神灵。 郑玄认为：祭马步可使疾病远离马群。“献马”即向王爷献上调教好的马。“讲驭夫”，即驭夫讲驭马的注意事项之意思。驭夫还要继续调教马匹以适应使用者。这“马步”，有可能就是饲养一只猴子。在冬天，马匹呼出的二氧化碳甚热，猴子也不会冷。
以上我翻译《周礼》有关马政的文字虽然出于周人的记录，但基本上不出殷商人的本意，因为它的祭祀神灵的归属基本上都是殷人的祖神，如我们已知的“相土作乘马”之祭祀对象，再如“秋祭马社”的后土神——此神出自共工氏，而共工氏就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代表基础。甚至可以说上引《周礼》的马政论就是商王族的马政论。因而此马政论就是殷商的权力合法性的技术支持，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兄“终弟及”的商王族王位继承次序的否定，从帝乙到帝辛（商纣王）改为嫡长制王位继承次序，使商王族的王位继承制度上升渠道变得狭窄（“终弟及”，使一个家族单位变成了庞大的家族单位，王位继承人遴选的名额无形中扩大了起来、积极起来），恐怕姬周王族还不容易取代“兄终弟及”的储君式的商王族王位遴选。所以周王族夺得政权时十分注意马政的控制——他们十分策略的使用了控制马匹技术的核心人员：如秦人有两个有名的祖先，飞廉和他的儿子恶来；他们都是商纣王的得力干将，“助纣为虐”的代表人物。武王伐商，牧野之战，恶来被杀。飞廉因之前被纣王派到北边出使，逃过一劫。返回后商朝灭亡，飞廉到了奄地，不断活动，鼓动大家反周。我怀疑飞廉家族，就是精通马政的核心。
周武王去世后，纣王的儿子武庚和武王的兄弟管叔、蔡叔一起叛乱。周公带病东征，平定“三监之乱”，然后继续往东，把参与叛乱的东方部落也平定了，飞廉就在此过程中被杀。继而周公将飞廉的旧部、拥趸强制从山东迁到甘肃（今甘谷县一带）。周朝给他们的任务表面上是驻守边疆，防御西北的戎人，我认为实质是牧养、调教马匹。我从赵国开国国君，是商朝名臣飞廉（蜚廉）次子季胜之后，这个线索上着眼，推知周王族念念不忘商王族起家是因为牧马、调教马匹的事实。
赵国与秦国有共同的祖先叫作蜚廉，蜚廉长子恶来的后代便是后来的秦国，次子季胜的后代便是后来的赵国。周穆王（姬满，前976—前920）到西方各诸侯国巡视，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遗民徐偃王趁机发动叛乱，季胜的重孙造父，御车技术高超，为周穆王调教的骏马驾车善于弯道超车，日行千里，将徐偃王打败，周穆王将赵城（今山西临汾赵城县）封给造父，造父便以封地为氏，后来建了赵国。从这个角度上看，商王族之飞廉一支，很可能就是相土一支的继承人。飞廉的这两支后人，本来应该姓“巳”（‘巳’象形人首蛇身图腾，但是文本上却写作“子”）。但周王族最大的仇敌是商王族，鉴于“爱屋及乌”的反作用，很可能“巳”姓和“蒋中正”一样犯忌讳，不得不为了避嫌，而改姓为“赢”因为巳姓出自大昊，大昊出自少昊，少昊姓“赢”。如果我的推测可准，那么商王族的民族发达，应该起于养马、调教马匹之术，周王族深知当时的战争技术更甚于战略，而马匹正是战争“现代化”的关键——这正如乌克兰反侵略战争的经验：无人机已经有超越现代战斗超音速飞机的作用；马匹在驯马师手下，有远远过人的力量。
《诗经·小雅·吉日》——它称马的“吉日”是“庚午”日。此“庚”字。《礼记·月令》以甲代表春天，以庚代表秋天。秋天是马匹膘肥体壮的季节，秋天又是捕猎的好季节，当时十二生肖动物品种虽然还没有完全的确定，但是金秋季节之“午”日，已定为生肖“马”的生日。且看《吉日》之诗：
“吉日维戊，既伯既祷。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从其群丑。”（“戊”在五行上属于土，这里的“戊”借代祭祀马神的日子。“伯”在这里指土地神后土。后土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创造的土地神。周朝虽然取代了商朝，但是掌管马的神灵依然使用商朝创造的。这日子是“秋祭马社”的日子，“社神”就是土地神后土。“四牡孔阜”，四匹驾车的公马来自高大的王城城埠，然后登上猎场所在的大大的山丘上捕猎。猎队跟从的猎狗简直如小熊、小虎。“群丑”，指跟从成群狗的人，这些狗，有如狗熊、老虎的儿子。）
“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兽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从，天子之所。”（金秋马匹生日的日子，我们作为天子的臣工，也驾车帮衬而去，公鹿母鹿一群群沿着漆水、沮水等待我们来驱赶。然后汇聚到天子所到的地方。）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遥望中原，物产富庶什么都有，驰骋奔跑，到处是成群的兽，成对的猎物。我们追，我们赶，要让天子大显身手。)
“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宾客，且以酌醴。”（既张我的弓，也拉我的箭，射死小母猪，也杀大犀牛。猎味犒劳宾客，喝足了甜酒。）
这是一首写周王打猎并宴会宾客的诗。当时的打猎就是一场战争演习。第三章、第四章按今天流行的理解翻译，我并没有什么创见，第一章、第二章我略述管见，以往翻译者忘记了夏、商、周是有城池的，城池就是一个大大的人工建筑的大土台子。再就是“地生月，精为马”“月者土地之精”这不是传统的古老见解，祭祀马神之所以是社神后土，将后土神定位女性，是周人的发明，定后土为女生，这应是周人抑商的方法，用殷商的马政却把马神改变了雄雌。商王族似乎还没有把后土神固定为女生。为什么这样说？
《周易·坤》“利牝马之贞”《彖传》释：“牝马地类，行地无疆”。然而《易经·说卦传》十一章之“乾为天……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这显然这和“牝马地类”相矛盾。这种矛盾就是“文王八卦”更改“伏羲八卦”的矛盾。这可见《小雅·吉日》诗篇作在“伏羲八卦”流行的时代：这个时代马匹属阳。所以“吉日庚午，既差我马”的马是阳性的，而“文王八卦”流行的时代，马竟然成了从属阴性的。这种混乱三千多年并没有人指出，这是中国人盲目迷信“周公”“孔子”的失误。也许我很狂妄，但是古人缺少这种狂妄矣。
唐人殷尧藩《李节度平虏》诗之“记取红羊换劫年”，说了一个量子纠缠时代才会有的事情——这个事情到了宋理宗时代，由柴望才完整的说出来：
宋理宗赵昀（1225—1265）时，柴望上治国书籍《丙丁龟鉴》等，他认为丙午年属马而为火年——火色红，马代表火等。这是将午与马相对应的例子。由此可见，马象征火的时间，应该在天干地支与五行相配合的时代出现之后。这和今天流行的十二生肖对位十二地支说法是完全一致的，这见于东汉王充的《论衡·物势篇》。这以前生肖马有对位地支“未”的；地支“午”有对位生肖马和对位生肖鹿的。《丙丁龟鉴》，认为丙午为火年，马代表火。丁未年也是火年。火色红，就此而言红马火羊不吉利。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这一现象值得注意：作为有水神象征的猴子，和作为象征火的马组合在一起，火在水上，是否这就寓意着“未济”？“未济”是《易经》的卦名，按宋人朱熹解释：“未济，事未成之时也。”我总觉得“吉语赋形”的猴子和马在一起的图案与“红羊劫”理论有点不太靠谱。算了，就不去动这个脑子了。
拙文写到这里可以止住了。至此我必须说一说孙猴子。吴承恩不知知道否孙猴子是中华民族猴图腾的民族领袖伏羲女娲、炎帝、共工氏、社神后土？知不知道孙猴子是商王族的祖先相土之化身等等？知不知道社神后土在商代还没有确定下该是男生还是女生？
马怕猴子是几千年中国的认知，殊不知道发明马政、养马经等商王族祖先首先驯服了马匹，马匹害怕猴图腾的代表人物，转而成了马害怕猴子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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