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己就点明“仅凭我一己推测”。文中多属个人假说，刊出以求异说并存、方家共议。
一般学者认为陶寺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属龙山时代晋南地区独有文化类型，因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得名，年代约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继而又认为它不再是一般龙山文化遗存，而是一支具有自身特征、分布范围明确的考古学文化。它主要分布于晋南临汾盆地。它在在中华文明起源序列中承前启后。它的社会形态：已出现了早期国家特征——王权国家和礼制社会是两大特点。
作为不才的我认为：陶寺文化是大汶口文化后期及山东龙山文化的核心人物的西迁的结果——它是炎黄争帝这一神话传说的现实基础，更是黄帝氏政权不得不吸纳炎帝氏政权“遗留”精英的的结果。
所谓吸纳炎帝氏政权旧有的“遗留”精英，具体表现是吸纳了帝舜氏等参与国家的管理。
好像我们老一代学者总把帝尧氏、帝舜氏两位黄帝氏、炎帝氏的精英后人混为一谈。实际帝尧氏代表的是“黄朝（唐）”的革新，帝舜氏代表的是虞朝的开始——这之后，大禹是黄帝氏的继续，商汤是炎帝氏的继续。
以下我由汉字数码记述我对帝舜氏为代表的炎帝氏“遗留”的精英，参与帝尧氏国家的管理的明显痕迹：
一、制陶
“帝舜制陶”的事迹，大家大多注意到了《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及“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陶河滨”的具体位置目前学界没有定论：如在山东定陶、山西永济、山东鄄城、山东泗水等说法，且各有文献和考古依据支持。
我认为帝舜氏参与帝尧氏的制陶，应在山西永济（运城市永济市蒲州一带）。《百渡》谓：唐代《括地志》记载“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条也有“陶城在蒲坂城北”的记载。《周礼·冬官·考工记》对此记录更详：“有虞氏上陶”，说明舜部落崇尚制陶工艺。永济陶城村原名“河滨村”，村名直接与舜陶河滨传说挂钩，附近还发现了龙山文化晚期陶器残片，年代与舜所处时期接近。但一般认为考古证据尚不能定论：此地发现的龙山文化陶器遗址只能说明该地当时有制陶活动，无法直接证明是舜本人所为。
史前的制陶业，是社会发展的一件标志性大事。
2023年5月，我和儿子王一峙、画家王蕾、葛一勇自费驱车前去山西、陕西进行学术考察游，在山西临汾尧帝庙看到了大量的模仿帝尧时代制陶结果的石雕仿制器皿，我发现这些器皿的器耳上，都有简化如小鸟翅膀的装饰。我们随即到了山西、陕西的省城博物馆进行核对：果然，这些博物馆都收藏了帝尧、帝舜时期的器耳简化如小鸟翅膀的陶器。我们随即又到了传说是帝舜一处家乡的连云港市博物馆，也发现了这种如小鸟翅膀似的陶器器耳，再检索大汶口文化遗址（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2500年）出土的“高领黑陶罐”（杭头遗址出土，现藏莒州博物馆）等等许多这种款式的陶器，都有如此的小鸟翅膀的陶器器耳，因此我可以说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的西迁，造就了这种独有标志的陶器器皿（图1）。换句话说，帝舜氏带着他鸟图腾的信仰到了陶寺文化的核心地。《考工记》：“有虞氏上陶”、北魏《水经注》帝舜制陶在“蒲坂城北”的记载比较靠谱。总之舜在河滨制陶，改良工艺，使陶器不再粗劣。后世将黑陶也称为“舜陶”，并尊舜为制陶祖师爷不是空穴来风。。
图1·大汶口文化杭头遗址出土，现藏莒州博物馆的陶器——大汶口文化拟鸟翅膀的黑陶罐罐耳
二、天文历法
对此，我曾在世说文丛上撰文，引《管子·五行篇》：“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这个“黄帝”是指管理天下的黄帝之后裔，根据《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等记载，这位管理天下的黄帝之后是“帝尧”，也就是说，《管子》所谓的“昔者黄帝”是指黄帝的后代帝尧。而帝尧“得蚩尤而明于天道”的“蚩尤”，是指炎帝治理天下时的精英等人，以帝舜氏为代表的精英团队。
“蚩尤”，在有关“炎黄争帝”的古史当中，几乎都指炎帝集团本民族阵营中的异议分子，他们不是一个民族的族号，他们被称作“蚩尤”，犹我们往昔称一切敌对分子为“反动分子”相近。继而黄帝氏集团也对自己集团的敌对分子称之“蚩尤”。所以汉代《盐铁论·结和》中说：“黄帝战涿鹿，杀两昊、蚩尤而为帝”。换一句话讲，黄帝氏在涿鹿之战，杀了少昊氏和大昊氏以及这两个亲族之叛变的分裂者蚩尤而得了天下。羲炎民族集团的死硬分子认为，炎帝治理天下时代的精英人物，在帝尧时代帮助帝尧治理天下的人，都是“蚩尤”。帝尧管理天下之时，为其效力的帝舜氏等，就是羲炎民族集团的死硬分子认定的“蚩尤”。
在陶寺遗址发现世界最早观象台、13根夯土柱——从夯土柱的空隙透过的阳光，可以观测20个节令，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判定的主要源头。这就是“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之实质。“明于天道”，具体的说，是以帝舜氏为代表的羲炎民族集团的精英，即帝舜氏等人，带来了炎帝神农氏的农业科学的关键天文气象知识。
《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尧氏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正是“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的印证。而被羲炎民族集团死硬分子斥为“蚩尤”的代表人物就是《尧典》之“曰虞舜”。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出土圭尺和立表，不仅证明当时已有“地中”的观念，也是大禹等后人，追封黄帝成为天下掌管大地的神灵等依据——黄帝氏来到之时，羲炎民族集团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和天、地有关的神灵位置。黄帝氏的后人，将“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的位置换给了黄帝。
图2·陶寺遗址现代仿制测量节气之日影的墙壁
三、文字符号
陶寺遗址出土了文字。
文字由朱砂字书写在陶质扁壶上，它早于甲骨文约800年，有学者释读为“尧”“文”等字。
图3·陶寺遗址出土的朱砂书写的文字，其中“文”字比较可以肯定。另一个字我看是“阳”字（下图）
陶寺遗址发现了早期文字，载体是一件陶扁壶：1984年，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晚期灰坑中出土了一件残破的泥质灰陶扁壶，古人用它来盛水。壶的鼓腹一面写有一个能明确识读的字是“文”字，笔锋清晰，像是用毛笔类工具书写；沿着残片破损边缘，也涂抹了一圈朱砂。
“文”字基本没有争议：这个字与后世甲骨文、金文中的“文”字结构很像。
另一个字符则存在多种释读。它由带角的圆、横画和似跪坐人形的符号组成，常见的释读有“尧”“邑”“昜（阳）”“命”等。以我愚见他应该是“昜（阳）”字。
后来在陶寺中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发掘中，又发现了一片带有朱书的陶扁壶残片，说明这类文字遗存在陶寺并非孤例。
陶寺朱书文字原件现藏中国考古博物馆：陶寺遗址博物馆展出的是复制品。陶寺朱书文字比殷墟甲骨文早约700—800年。
有学者认为二字可连读为“文尧”，可能与追述尧的功绩有关。我认为这两个个体的字，分别当是“昜（阳）”“文”两字。
据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文》解释：“象正立之人，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文身之纹饰为文”。学者认为甲骨文之前中国已存在一定文字系统。而且正写的象形文身的简化字“文”，早在帝舜时期就存在了。
我认为“昜（阳）”字的释读比较准确，早期的文字，一个字就像一幅图画一样，欲了解它的意义，就必须了解它产生时的背景：一，使用它的人，应是有太阳崇拜之信仰的人；二，我们尚没有材料可以证实帝尧氏有太阳崇拜的举动；三，帝舜之“舜”通“俊”，帝舜氏很可能有冒用祖先、上帝神“帝俊”的可能，我们都知道1942年9月出自长沙子弹库的战国楚帛书，就有“夋（俊）生日月”的记载，也就是说帝俊伏羲氏和女娲生了日月。帝舜氏在文献上出自颛顼氏，颛顼氏“受之”少昊氏的天下，再传给了重、黎氏，重、黎氏就是伏羲女娲所出的族群。《国语·鲁语上》谓：“商人禘舜而祖契”，商人即来自重、黎氏（伏羲女娲），重、黎氏是颛顼氏的后人，也就是商人的祖先。如果帝舜可能冒称帝俊，那么他就是伏羲女娲之后；《虞书·尧典》“羲和……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之“羲”“和”，都可能是帝舜氏手下通天文气象的原羲炎民族集团的“蚩尤”，而这些跟随帝舜氏到帝尧氏政权效力的人，极有可能冒称伏羲、女娲（女和。女娲又称女和；见《山海经·大荒东经》。在《山海经·北山经》炎帝少女女娃又称“女和”——这可能也是冒称。这种冒称有点像过去东北土匪的匪帮名号或特定绰号可能因收编、重组或同门接替而延续，甚至父子两代都用同一名号）——“帝舜”音通“帝俊”，极有可能也有冒称之意。
但是帝舜氏之太阳崇拜则一定在他掌握帝尧氏政权之后才会露出痕迹。
我们从商王族崇拜太阳、以太阳神为国徽这一点上讲，陶寺朱书文字之“昜（阳）”字，是太阳崇拜这种信仰，作为治国的纲领，一定会由帝舜氏提出。国家无运作纲领则国家不利，纲举才能目张。
依愚见，石峁遗址在大禹兴建石城之时，已有一座太阳神神庙，这座太阳神神庙是帝舜氏建的。这座太阳神神庙建在共工国当中。大禹杀了共工国宰相相柳（相繇）之后，拆毁了帝舜氏在共工国内建筑的太阳神神庙，建起来象征着黄帝文明的代表建筑物——石峁石城，于是帝舜氏兴建的太阳神神庙就被拆毁了。当然，这一段历史仅凭我一己推测，我的推测逻辑就是：帝舜氏篡夺了帝尧氏政权，需要建立维持一个维持国家运行的信仰，帝舜氏先是推出了太阳神兼祖先神伏羲女娲崇拜。窃以为我们国家目前在帝舜和帝尧两者的关系方面研究并不卓著。我和王一峙、画家王蕾、葛一民企图找出二者之间国策运作之依据，奈何我们个人队终不及国家团队，只好偷偷摸摸地摄几张照片为证而已。
在大禹建筑石峁石城之前，帝舜氏为了给国家设立信仰而兴建的太阳神神庙之石雕，主要嵌在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的南护墙墙面上，部分嵌于墙体的堆积层中——墙体倒塌了，原太阳神神庙之石雕显现出来。
1.南护墙墙面：国家考古队发现了20多件石雕仍镶砌在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上，排列组合无明显规律。2.大台基西南角墙体在2022年发现的大型人面石雕，镶砌于西南角，整体呈圆弧状转角石，标示建筑转向与空间变化。3.倒塌堆积层（夹道内）：多数石雕出土于南护墙与夹墙之间的倒塌堆积中，即太阳神神庙雕塑被拆解打碎后嵌入护墙，后随墙体坍塌埋入堆积层。4.宫殿西南廊道转角处：一件弧形巨型神面石雕位于此处，巧妙标示出建筑转向（以上1、2、3、4叙述见诸《百度》介绍）。
这些石雕多是被拆解打碎后重新嵌入墙体，以愚见它们并非供人观赏，而是承担加固城垣的建筑功能。
在此中，我们发现大汶口文化崇拜有加的“◇”符号存在（图4·左。图4·中，在商王族青铜彝器、玉雕图案上崇拜的“◇”符号更是屡见不鲜。图3·右，商代晚期“父乙”盂腹部图案上的“◇”符号）。因此我认为这座太阳神神庙是大汶口文化、商文化之间的产物，是商代三星堆太阳神神庙延续的一座神庙。这座神庙产生的时间在帝舜氏被大禹政变之后；夏朝被灭之后，商王族再建祭祀伏羲女娲的三星堆的神庙。按逻辑讲石峁遗址的太阳神神庙就是帝舜氏控制了帝尧氏政权之时建造的——显然帝尧氏没有明确的国家信仰纲领。帝舜氏政变了他，是社会的需要（古本《竹书纪年》辑佚有“昔者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记述了这场政变）。
这里顺便写下我的一点猜想：石峁遗址里的太阳神神庙神貌应该是帝舜氏主持雕刻的的。《左传·昭公元年》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这个“后帝”指的是帝尧氏，这个“唐人”指伏羲女娲的一支号“实沈”的族群，迁于石峁遗址在地范围者。
在今天出土的太阳神神庙之浮雕上，有一块浮雕十分惹人深思（图5左），它实际是一幅神庙建造者族群记号的会意浮雕：
它以两条白虎星宿神兽象征西方白虎——老虎本性善于泅水，二虎象征着水，水牛被殷商人奉为“圣牛”，水牛头象征着伏羲女娲迁于后来称文“大夏”的一支后代（图5中。商代晚期“古父己”卣的腹部的水牛亦即圣牛图案）。这支后代很可能有共工氏加入者；如若此说可准，那么共工氏民族集团将由伏羲女娲的后裔所组成。在甲骨文里，“实沈”的“沈”的字，是由两边的流水和中间水牛头组成的字（图5右。甲骨文“沈”字）。这里还得要缀上一句：西方白虎的形象，在商代往往造型似老虎，因为商代人理解西方白虎是虎形龙。在商代应该是龙虎连类并举。
帝舜氏控制了帝尧氏政权之后，在大禹“攻共工国山”（见《山海经·大荒西经》）之前。大禹“攻共工国山”之后，帝舜氏有可能已经被大禹政变了。
大禹拆毁帝舜氏太阳神神庙，证明黄帝氏文化系统里当时可能没有太阳神崇拜。因为帝舜氏太阳神神庙主要信仰内容——太阳神神貌，在石峁遗址当中被作为石城城墙建筑材料，比比皆是（图6）。
四、龙图腾崇拜之国策
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纹陶盘，应是帝舜氏推行龙图腾信仰的举措证明。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述的：“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董，氏曰豢龙。”这一段记述乃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帝舜氏在掌控帝尧氏政权之后，推行了龙信仰的政治举措。
从此龙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合一，使中国人从此有了“龙的传人”之自信——“龙”，龙图腾崇拜，“传人”，龙图腾的代表人是伏羲女娲的传人。
图7是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纹彩陶盘。可不要小看了这种彩陶盘：像图7这个龙盘历来被我们许多专家所误释：它不是一条龙，而是一条一头双身龙！
图7的一头双身龙，“一头”指伏羲女娲是彼此不分的夫妻，“双身”，一条是伏羲龙图腾之身，一条是女娲龙图腾之身。传说伏羲女娲是“兄妹兼夫妻”，“一头”是他们并出于少昊氏、颛顼氏（见《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国语·楚语下》：“颛顼受之（少昊氏之天下，令伏羲氏——重氏，司天，令女娲氏——黎氏，司地）”），“双身”，伏羲女娲是雄雌一头明于天道双身龙。
这是中华民族的天大之事，不知道我们中国的的学者几乎都忽略了它！
以愚见，帝舜氏在黄帝氏后人决策中国时能定下身后几千年的民族信仰，真是万万不可忽视！
我之所以推断帝舜氏在帝尧氏执政时代推出了中华民族的龙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因为《左传》叙述帝甲仿效帝舜豢龙之事的思考的缘由。豢龙，帝甲领悟到帝舜氏豢龙国策的长处，而感到自己政治手段不足的必然。
其实大禹的儿子启早也考虑到应该用龙图腾崇拜以凝聚国家（见《山海经·海外西经》）：“夏后启……乘两龙，”《大荒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乘两龙”即龙图腾崇拜之借代：“两龙”龙图腾代表男女祖先的政治措施），虽然如此，结果夏后氏并没有使豢龙之成为流传的国策，显然夏后氏执政的政治手段并不成熟。夏朝启时期推行龙图腾——这种政治举措的模仿，是政治上趋同进步的行为，也是政治上不自信的心理所致。
青铜技术（出土铜铃等7件铜器，采用复合范铸技术）、礼乐制度（出土鼍鼓、土鼓、石磬固定组合）等文明特征，也在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十分耀眼，但这已经不是本章节叙述的要点，故而略之。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南，学界多认为它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
“尧都平阳、舜都蒲坂”是汉代以来流传的关于尧、舜建都地望的传统说法，尧都今山西临汾，舜都蒲坂今山西永济蒲州，两地均在晋南，相距约二百华里。但蒲坂至今未发现规模相当的史前城址，其“舜都”之说主要靠文献支撑。另外百度说，永济当地文献还提到尧“初都蒲坂，后迁平阳”的说法，认为蒲坂曾是尧的旧都。
陶寺遗址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石家河文化和陶寺遗址的关系。
在瞿锐园《古史选译·二·尚书·尧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中认为当中四仲星的记录，依据天文学的推算，时间在公元前2357年。也就是说，距今4357年左右，帝舜氏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帝尧氏政权的控制。因此距今4500 年至 4200 年的石家河文化发生，至少在它的前段时间，大概其中有帝舜氏的思维在内。若把晚期（后石家河文化，又称肖家屋脊文化，距今约 4200—3800 年）也包括在内，其中太阳崇拜的玉雕创作内容，就应该有帝舜氏的意见。
石家河文化的核心地在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石家河遗址与石峁遗址相距约1000公里。它们在距今4000年前后有着非常密切的远程交流。帝舜氏在控制了帝尧氏政权之后，指导着自己的拥戴者修建祭祀伏羲女娲的太阳神神庙完全可能。所以陶寺遗址当中象征文明进步的器物出现，也可能离不开帝舜氏的思想指导。
石家河玉雕反映的的核心内容是太阳神崇拜，这似乎就是石峁遗址太阳神神庙供奉内容的翻版。应该强调指出，因为羲炎民族集团许多精英人物的参入，玉雕的核心内容已经叠加进入了云彩崇拜。《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录的：“昔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正准确地反映了史前时期神灵位置的调整（图8）——正因为黄帝氏入主中原时代天、地神灵的位置皆物各有主，所以不得已“昔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我前面说过，楚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石家河文化，而石家河文化是这一传承链条中承前启后的一环——拙文《从〈九歌〉排序看屈原自炫颛顼又自炫黄帝的后代——〈九歌〉探究》曾论《云中君》的排序在《九歌》第二，正是说明石家河文化的神灵排序插进了黄帝氏，能够非常明确证明黄帝氏进入中原此时已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状态。这一点应该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而这一现象正是三星堆祭祀内容的由来——毫无疑问楚王族与商王族来自同一民族。
图8是象征伏羲女娲之日月鸟的石家河文化玉雕。伏羲女娲生了太阳月亮，太阳月亮都由鸟承载着巡天。象征伏羲女娲之日月鸟的脚下，就是云彩，而这朵云彩，就是黄帝氏的象征。
图9是石家河文化多种太阳鸟承载日月巡天的玉雕。太阳鸟的爪子抓着象征的太阳和月亮。而象征黄帝氏的云彩在太阳鸟的尾巴下。
图10是石家河文化之象征“日头”玉雕。此“日头”就是三星堆商代的青铜人头的来源。
图9·石家河文化玉雕之象征伏羲女娲的日月鸟抓着日月去巡天
图10·石家河文化之象征“日头”的玉雕
我认为：楚王族在接受黄帝氏、夏后氏领导中国方面态度十分鲜明。作者：王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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