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入股民族火柴企业
在动荡的时局下，青岛市的火柴企业一度全部停顿。不久日资火柴厂慢慢开工，中国企业在观望后陆续恢复生产。然而，日资企业想到的不只是扩大生产规模以弥补市场断层造就的需求空间，依恃军事干预去收买与合并华商火柴厂成了日方的当务之急。
对照日本第一次占领青岛，二十四年过后的1938年又是个农历虎年。如果说局势咄咄逼人，那么现实就是虎视眈眈。在殖民当局庇护下，1938年9月青岛燐寸、山东火柴、华祥燐寸强行以55%的比例入股华北火柴厂，改称“株式会社华北燐寸工场”。
据9月15日出版的《青岛新民报》，第七页刊登题为“华北火柴厂计划扩大营业组织”的消息。中心内容是，“由中日商合营”，青岛华北火柴“拟将该公司扩大成立华北火柴工厂”。
此前十年，华北火柴厂在1928年的当年设立、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发展态势之强劲，可谓后来者居上。华北出品的硫化燐火柴，主要有“忠山、光明、北斗、良心、虎牌”等商标。从报纸可见，工厂配有“排杆机三十六台、切杆机二十二台、理杆机四台、蘸药机三台”，且这些机械“均依电动力”，说明它的生产设备相对先进。
华北火柴厂的初期投资，只有七万五千元。经过最初几年的拓展经营，1932年4月实施股份制改组。在资本金增至二十万元的同时，也宣告成立“中国华北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此时被日资强行入股后，总资本金又增至五十万元。
次日的报纸，同样的版面刊登“华北火柴工厂昨日正式成立”的简讯。据报道，参加工厂成立典礼的中日双方股东，包括宇田川贤治郎、泷川清一、江一山、矢合秀胜、安藤荣次郎、狩野正义、邹道臣、战警堂、苗润屋、高岐峰等。
宇田川，来自青岛燐寸株式会社、后成为华祥燐寸的董事。泷川清一，是泷川仪作的长子，他也是“日本火柴大王”泷川辨三的外孙。矢合，担任山东火柴的负责人。安藤，则是青岛取引所的理事长。狩野，为东华火柴的责任人。
从华北火柴方面来看，创业者之一的山东即墨人江一山，受李代芳之托留守青岛。1932年改组时福兴祥银号的经理邹道臣出任华北火柴的董事长，但此时他已担任青岛商会的副会长。1942年9月至1945年3月，邹道臣正式担任日占时期“青岛特别市商会”的会长。当新的企业组织构架由安藤荣次郎担任董事长时，江一山只充任经理之职。
日方掌控火柴联营组织
早在1929年11月，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成立。它既是中国民族火柴工业寻求联合以抵抗外国火柴经济入侵的尝试，又是藉此将火柴推向专卖进而走向统制的开端。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火柴统税，1933年又大幅度提高税率，这给国内火柴生产和经营带来巨大压力和沉重负担。其时日本已在东北实施殖民统治，火柴亦纳入专卖管理。在谋求产销平衡与售价稳定的共同利益上，“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与“在华日本燐寸同业联合会”达成共识。由此推动作为火柴统制机构的“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在经国民政府实业部批准后，于1936年3月宣告成立。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地民族工业的火柴生产受到严重摧残。1937年10月，“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彻底停顿并进行全面清算。
然而不足一年，名存实亡的“联营社”在1938年8月受日本兴亚院的授意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批准，重新由日资火柴厂续办，成为华北、鲁豫、华中地区的新的火柴联营组织。联营社的理事长则完全由日本人把持，总社由原先驻扎的上海迁至北京，并在天津、青岛、上海三地设立分社。1940年2月，联营社对火柴原材料实施集中采购、统一分配，是日本在占领区推行火柴统制的重要标志。
《青岛指南》的“化学工业类火柴业”的表格显示，当华北火柴厂已是中日合办企业时，中资企业包括振业火柴厂、鲁东火柴厂、明华火柴厂。完全的日资厂是山东火柴厂、华祥火柴厂、东华火柴厂。“附注”言及，“原有兴业、信昌、华盛、青岛火柴厂等四家现尚未复业”。
据1940年3月出版的《北支经济开发论：山东省的再认识》记载，1939年加入联营社的青岛日资火柴企业中，规定年产额一栏的青岛燐寸55987元、山东火柴38732元、华祥燐寸15370元、东华火柴11312元、益丰火柴4057元。日资强行入股的华北火柴工厂，金额则为43080元。在统制体系下，纯日资和日中合办的企业，其规定年产额合计16.85万元。
反观同样数量的华资企业，振业25086元、信昌17888元、鲁东14111元、兴业13302元、明华5433元、华盛4925元，六家工厂累加所得不过8万元的规定年产额，仅为日资关联企业的一半。
粗略估算，日资火柴企业（不含华北工厂）同民族企业相比，联营社的规定年产额数值，五家日资是六家华资的1.56倍。但日资火柴企业的资本额，则占整个火柴业的64.5%。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为名，日资企业占有双重优势。
推行经济统制军事干预
日占时期推行的统制，与日本的国内政策如出一辙。在日本，1932年火柴工业实施生产统制，1936年开启销售统制，1938年火柴开征物品税并实行定价管理，1939-1940年火柴作为生活物资推行配给制。在中国，1939年12月，青岛对已纳统税的火柴业开征营业税。从1940年开始，日本人实际控制的“联营社”对火柴原料实行集中采购、统一分配，从而完全把控生产和销售，达到对占领区火柴工业的统制。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加速日本国内经济的军事化程度。从1943年起，日本占领当局将火柴原料征做军用，迫使部分火柴厂再度停产。此间日方控股的华北火柴厂，也处于半停产状态。作为日资大厂的山东火柴工厂，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企业不失时机地将华阳路的工厂改做军用。全市的火柴销售，受到日军和日商的严密控制。1944年，青岛的火柴供给实行配给制，中国人每户每月仅有两盒的限量。
战时统制经济之下，火柴生产所需的进口原料自然受到更严格的限制。火柴大厂分配所得尚可勉强开工，小厂配给的有限原料往往无法单独生产。有鉴于此，“共同制造”的运作方式出现，即多个火柴小厂依托于一家中等规模厂，使用各自分得的原料生产，按照投入的比例核算，形成临时性的联合与协作。
在1939年6月划归青岛管辖后的即墨地区，几家火柴厂中，金口的振东、牛齐埠的福来、蓝村的中亚以及海滨火柴厂等，就在1940-1945年间、借助临近沧口的明华火柴厂，先后三次完成这种“共同制造”，这成为此段时期火柴生产独有的奇特做法。
在火柴原料极度短缺、生产又断然不能停顿时，1942年下半年，青岛燐寸、华北火柴、振业火柴，包括京津地区的几家火柴厂还各自出产商标图案完全相同的“硫磺火柴”。这种因缺乏自日本进口的石蜡，而使用硫磺替代得以助燃的火柴，在擦划点火时发出刺鼻的气味，民间称之为“阴火”。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国内也生产同样的硫磺火柴，而且中日两国使用的火柴商标在图案上完全相同，只是国内的硫磺火柴使用中日两种文字对照。在中国生产的火柴商标上出现日语字样，虽易理解却颇为罕见。
战争期间的华北火柴厂，以日中合办的形式经营。抗战胜利后，李代芳以国民政府大员的身份接收华北火柴并出任董事长。民族资本的华北火柴逐渐掺杂了官僚资本的成分，并在众多火柴厂家中充当起行业的领导者，这为十几年后华北火柴厂在新政权下走向国营青岛火柴厂奠定雏形。
对民族工商业的影响
以战前的1936年和日占时期的1941年的日资火柴业为例，日资工业投资从514万元增加到614万元，增幅近20%。再以1940年的华商资本统计数字为例，火柴业七家工厂的资本总额126万元，每厂平均资本18万元。火柴杆加工业六家工厂的资本总额38万元，每厂平均资本6.3万元。
日资增长的因由，来自对华商企业的收买、合办，并借此扩大投资规模和生产数量。随着统制的实施和扩大，日资调整工业布局或投资方向，都成为其攫取最大利益的可能。
1940年元旦，进入日占青岛后的第三个年头。这天《青岛新民报》头版下端的“恭贺新禧”广告栏目，并排着日本总领事馆、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陆军特务机关、青岛在勤海军武官府、日本宪兵队等五家核心机构的名单。
所见31个版面的报纸，每页都刊载了“恭贺新禧”广告。它们来自本市和省内多地，包括政商各界以及部分独立的个体。位于肥城路大陆大楼三楼的“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青岛分社”，也刊登出较大版面的贺年广告。
1940年9月5日《青岛新民报》头版右下角的广告，刊登“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青岛分社征求火柴经销店广告”。整个范围涉及27个城市和地区，共计88家经销店。
可以看出，在济南征求10家和青岛8家的经销店数量最多。包括即墨4家、四沧和胶县2家、蓝村和金口各1家在内，青岛地区的经销店数量应当位居首位。而济青两地皆属沦陷区，加之联营社亦由日本人实际控制，这则征求火柴经销店广告的背后，透露日资企业出产的火柴，会以青岛燐寸和山东火柴为核心的日资企业以及日中合办的华北火柴工厂的出品为主。
第二次占领青岛的近八年间，火柴生产同其他行业一样，除去日本工业资本延续其在青岛的经营并且最大可能地攫取收益外，殖民统治和军事干预不仅对民族工业造成致命打击，来自中日两方管理层的大小头目更是对广大民众和辛勤劳动者带来双重的剥削和压迫。
仅以军事管理下的华北火柴厂为例，日本人的蛮横引发血案、封建把头的倚强凌弱、工厂管理的非人待遇以及对大量女工和童工的虐待等等，都是在不平等的国家关系和不对等的人际境况下引发雇佣冲突和劳资矛盾的核心因素。
以振业火柴为代表的民族企业，虽然竭尽全力得以保全其组织框架的独立性，但在经营管理方面明显受制于人、屡屡碰壁。1936年前后，振业公司受到华北火柴的剧烈竞争性的冲击。加上随之而来的日占青岛的外部环境和负面影响，火柴生产遭受创业以来的重大挫折。其他的火柴生产厂家，大多都面临萎缩和困难的境地。
综上所述，日本全面侵华期间，民族火柴工业始终处于管控和压制的阶段，企业的发展更是完完全全从属于殖民统治和战争需要。
20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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