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犯了什么禁，触碰了什么“天条”，人家又不说，我只好对文章动干戈，一次次翻查，哪一段、哪个词“敏感”了，疑神疑鬼，删了若干。后来终于“审查通过”。
不料贴出来后，存活了不到半个小时，平台给了个“红叹号”。
二十年前我在《青岛广播电视报》，采写、编辑了无数稿件，也在一些国家级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好像很少遇到“红叹号”这类事儿，越活越倒退。
今天翻出来再删，死马当活马医，这次该差不多了吧？
一篇回忆吃饭的文章，还是在微不足道的自媒体上，贴出来竟然那么难。
酒桌上打包，最受欢迎的是粮食，水饺、煎包、锅贴、馒头，对，就是简单的馒头，整个酒桌最便宜的，那些几十、上百的剩菜不要，馒头却要带走。
当然有馒头干净的原因，人们担心桌上的菜被许多筷子插啦过，甚至嫌疑口水污染。
面食朴实可靠，看着也舒服。我指的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对面食没那么珍惜。
我们这一代遭受过饥荒，对粮食有着特别的情感，爱的疯狂，爱的恐惧。
我小时候拿着粮证粮袋去粮店买粮，几斤苞米面，几斤豆子，一路嘟囔着，排队划名目数字，再去交钱，张开粮袋把秤好的粮装妥。找回一分两分的硬币，放在最结实的衣服口袋里。粮和钱，都是家里的命根子。
定量少不够吃怎么办？挖野菜，吃地瓜叶，吃榆树皮。
我和铁路宿舍的小伙伴在山坡上拾草，能逮个蚂蚱烧着吃就谢天谢地。
夏天粮店卖地瓜跟过节一样，晚上扯着灯泡在大街上过磅，家家户户推着小车拿着麻袋，浩浩荡荡老鼠一样往家里搬运。
其实也吃不了几天，那时候人们肚子里没油水，干巴巴的总是饿。地瓜一瓜多吃，切成片晒地瓜干，干了硬了顶饿。切成条做“地瓜枣”，味道跟果脯差不多，但做起来麻烦，不能晒过头，保持水分软度，孩子们都偷去当了零食，不合算，干脆大人们以做地瓜干为主。
地瓜干嚼起来特别费劲，干巴巴没什么味道，累的牙根都疼，不过我这是说的平时，在缺粮严重的时候，地瓜干也是美味佳肴。
还有地瓜丝，用刀切或用擦丝刨子，把地瓜丝晒干，碴稀饭时放一些进去，干稀结合，充饥调味。
听说地瓜是从国外引进的，老外的番薯真救了不少人的命。
饿极了办法多，到海里去挖嘎啦（蛤蜊），逢大潮的海滩上乌压压的人，我吃苦耐劳的三哥挖的手指头出血。
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有名的“三年灾害”，饿死了不计其数的老百姓，你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粮啊，计划供应，还要粮票，城市里的居民一家一户几斤几两，多半两都没有，每个人吃饭绝对定额定量。
我当时五六岁，吃饭的时候眼前一碗糊糊，两片地瓜干（主食），桌子上有几块疙瘩头咸菜，感觉甜美的地瓜干还没吃就没了，风卷残云，一丝不剩。
我只好转圈看着爸爸、妈妈和几个哥哥，贪婪的目光落在他们的地瓜干上。
妈妈叹了口气，掰下一块地瓜干，放到我的眼前。
大哥拿着地瓜干的手有些哆嗦，摇摇头，最后还是掐下一小块，递到我手里。
我把“乞讨”来的地瓜干猛地塞到了嘴里，要求自己这回慢慢地嚼，慢慢地咽。可肚子里仿佛有钩子，咕嘟就给拽了下去。
吃完饭，肚子还是空落落的，饿了就喝水，挺着一个大肚子，走路发晕。
那时候家里人都是全身浮肿，腿上一按一个窝，好长时间起不来，我经常和三哥互相摁着玩，他腿上的窝子更深。
我有时候长时间地盯着腿上的一个个凹陷小坑，锅碗瓢盆胡思乱想，想着想着就睡了过去。
和珅曾经对纪晓岚说：“行将饿死之人，都已经不能被称为人，那就是畜生。他们只要能活着，什么草根、树皮、泥土都可以吃。”
和珅说的对，你看那个夹边沟，因为饥饿死了多少人！因为能抠唆一星半点吃的东西，那些知识分子精英、右派，把命都豁出去了，有人半夜跑到坟地剜尸体的肉。什么社会把人逼成了鬼？长篇纪实里的大量细节，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阎连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他从记事起最大的恐惧是饥饿，其次才是死。因为饥饿是实实在在的，每一天睁开眼，没有食物是撑不下去的。
挨饿留下了后遗症，珍惜粮食，“吃了不痛瞎了疼”，老一辈的谆谆教诲刻骨铭心。许多年后，满桌的山珍海味不要，那些面食总是不一样，价格无法衡量，心理因素里面的阴影面积很大。
我记得杰克伦敦写过一个遭受饥饿的人，被人救起后，食物应有尽有，但他还是偷偷地往床垫底下藏面包。
饥饿后遗症各种各样，我在参加旅行社组织的旅游中见过，有的老人一直背着烧饼猪头肉，最后变质发臭才扔掉。其实团餐够丰富的了，又不是战争年代。
检点起来，我也有这类毛病，“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怕晚上饿了临时抓不到吃的，我阁楼上总是放着一些馒头干、地瓜枣、小点心。
家里蒸米饭也是满满的一大锅，一次能吃好几顿，加热加工时放菜放肉做成炒米饭，怕变质变坏，最后那一大盘硬生生吃掉。
变态的节约，对粮食的畸形依赖，现在年轻人哪里会理解！
我女儿出门不带水，更不带吃的，我让她拿着保温杯，她嘲笑我油腻，“有钱什么水买不到？吃的也满大街，超市、便利店，饭店酒店扎堆，要外卖也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真是老了！”
语气里满是不屑。
改革开放使人们吃饱了饭，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也大有人在。
我在多年前写过一篇《朴素》的散文，里面提到一个熟人，他曾经上山下乡，为一块三合面的饼子，差点被老乡打死。回城后兜兜转转，在亲戚的帮助下进了体制，自从当了领导山吃海喝，酒池肉林，他原先爱好的文学被弃之敝屣。
我在文章结尾写道：“……你越来越臃肿了。你的心灵，你的灵魂，不该被一层层的物质裹住。你的笔早已滞涩，多年来竟然没写过一行诗。我似乎看到一棵绿色的树，被植在了红色的地毯上。你整天说营养过剩要减肥，我却看到你形销骨立。”
我们的饥饿后遗症，当然包括精神上的，不仅现在，过去更严重。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甚嚣尘上，文化极度贫乏，我们的课本里灰蒙蒙一片，青黄不接。
小学一年级就应该学会的汉语拼音，我是当兵到部队后才自学掌握的，以前遇到生字查字典，只会用偏旁部首，费时费力。后来我发现许多中老年人也不识汉语拼音，看来都没怎么正经念过书，缺乏基本的系统教育，稀里糊涂毕了业。
没有书读，其认知和审美的饥饿可想而知，文革时期学校图书馆被“破四旧”，我藏在裤腰里拿出几本。一些经典作品破破烂烂，少皮没毛，小伙伴们偷偷摸摸互相交换着看，几乎所有的社科知识，都来自课外的那些所谓“禁书”。
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书籍禁锢才被打破，我在书店、报刊亭看到了译介的西方文学、哲学、艺术类书籍，如饥似渴，感觉眼花缭乱，恨不得把那些书统统划拉到怀里，最好能找辆解放牌大卡车，给我放到自己屋里。
可怜我们这先天不足的一代，瘦骨嶙峋的精神和身体，踉踉跄跄的大半生，饥饿的刻痕难以消除，只是比我们遭逢战乱的上一代，略强点而已，认了吧。
原载 杜帝语丝
202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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