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经历“文革”
我在“文革”中
早在一年前机关学空军做人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整风会上有的领导竟然直接讲反话：“我们之间不是团结问题，是听话不听话的问题”“讲思想教育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这把锁锈死了怎么开！”为这，我直接到党委告状——从此，我有了敢在机关造反的名声，引起了后来的好些人对我的簇拥和造事。如把我从外地叫回来当机关造反领头的，在北京，因为我很“勇敢大胆”，被大家推举为对海军首长当面辩论“首席发言人”……其实我哪有什么能力，更加无政治头脑，后来起来的实权派们苦斗恶斗部长们，例如用烟头烧丁部长的手指等恶劣行为，我极其反感——又成为“逍遥派”了。我一贯反对武斗等恶劣行径。实在也对军内外的各种大派系的恶斗，无知也没有什么兴趣。历来我就厌恶专制庸俗帮派。我始终只是个关心自己的业务圈子里那些人和事而已。
可是“文革”在我身上从开始所谓“单独造反”到受“处理”，到政治部给予正式平反前后经历了十五年。也可算为经历曲折，教训丰富。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我曾经有小诗云：曾因“文革”卷沉浮，终得劳动平等身。“文革”给我上了深深的一课！
长途电话
1966年7月，我正随舰队邓龙翔副司令员带领的工作组，在旅顺基地下属岛屿上检查工作。突然接到青岛的长途电话，是机关里一位年轻朋友打来的，电话里，他急切地告诉我说：“家里动起来了，你快回来吧，大家都等着你！”听了这话，我知道，这是说机关有人在造反了。至于为什么要急着让我回去，我并不知道内情。接到电话后，我找了个理由，尽快返回了青岛。
那天一进机关大门，院子里有很多人，气氛相当热烈。
机关大院分为上下两个区，三米多的高差，中间设置着大挡土墙，挡土墙上面是篮球场以及礼堂食堂等另外两栋楼。我一进门，只见挡土墙上张贴着大幅标语，竟然是“热烈欢迎朱林根同志归队参加运动！”整个标语好长，每张纸有半人多高，红纸黑字，每张纸一个字。
有几位见到我，好像迎接什么人物一样地跟我打招呼：“回来就好，大家在等着你！”有的甚至说是“如今当权派在要手段”，（在这个时候）让我出差在外，是当权派故意安排的，把我跟运动隔开。天啊，我从来没有享受到如此礼遇，让人晕乎乎的。
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我感觉到，有人希望动起来，希望出点什么事。跟我主动交谈的人，有平常在一起的，也有好些其他部处较新面孔，有政治部的，港湾处的，财务处的，还有油料处、军械处的，我自己单位里也有对我特别热情的，包括那位给我打长途的。
我看出来了，他们有人平常和我一样是“灰不溜秋的”，他们要跟我结成一伙“统一战线”。从此我“领着机关这些勇敢分子干开了”。
我成了“领头人”
1976年2月北海舰队五大部机关干部上了北京，行动口号是要求海军批准舰队开展“四大”。
那时北京的首脑机关里，好些头面人物被打倒，靠边站了，主持工作的是海军政委。我们一起去的一百多号人，有的四处游荡，有的到北大看热闹，有的借此机会探亲访友，每天都集中在一起去找政委说事的，约有七八十人。这些人大多是“勇敢分子”，像我一样，是“肚子里有气”的。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请批准舰队开展‘四大’，海军若无权，请向军委、向林副主席报告。”
这些活动经多次直接与政委对话答辩，由于我总是领先口号，对答语言快捷鲜明，发展到后来，我被推选成为这帮人中的“首席发言人”。每天早晨大家出发之前总要议论一番“今天怎么进行”议论之后有人提议“大家不要都说，挺乱的显得我们软弱无力。让这位（老朱）一个人对答辩论”。后来又到海军司令员家里找司令员“请求”。
这样的连续了好多天，后来我们挨整时，曾经指名要找出“那个胖胖的南方人”。南方胖胖的，就是在整我时的标志了。
当时被称为“二月造反”的北京之行，我也“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有如此的机敏和勇敢，头脑清醒语言快捷……
在肖司令员家里，还出现过一个特别的插曲：与对政委不同的是，我们是以尊敬和善意的态度请求首长支持我们的要求。答辩对话中，司令员还主动讲几句党内斗争中的话，他动了感情似的，突然过来拥抱了我，（我话多，也离他最近）并说“今天与大家见面机会难得”。之后首长叫警卫员拿烟来。“不要误解是请谁抽烟。”他转身入座，轻松地点火抽烟了。这个动作使当场人都“莫名其妙”。其实细想起来，是个特殊的背景造成的。
“二月上京造反”理所当然是我后来被挨整的原因之一。也是“文革”中我的一笔硬账。对了？错了？谁清楚其中的所以然。
进了学习班
机关经过几次闹动，政委认定了我是“造反派”头头了，他先后四次单独找我交谈，特别介绍他打济南时抓日本鬼子的战斗故事，表明自己战斗英勇没有历史问题，他与我交谈目的很明确，而且很讲究方式：第一次是与卫生部副部长一起来的（我的建筑科当时就是我们活动场所）说是感冒了，让我弄点开水吃药（显得很随意，避免突然见面造成可能的尴尬）我们很融洽的交谈了一些，后几次他还讲了好些别的干部的事，最后一次他直接提出来让我到他家里去：今天家里没人，我们好好交谈一下——我很不习惯，没有去成。宋政委与我交谈也总不忘记对我的适当批评和嘱咐，希望我加快进步。后来我进了“学习班”。他与新起来的班子配合得很好，最后是被上调到北京做更大的工作去了——从政委的主动接近我，可以看出当时我是“造反派头头”的位置，但是我很快就挨整了，他应该感觉到在我身上下的功夫是用错了地方的。
后来我进了“学习班”，这是一帮子有严重问题的人。在这里却有过一次让人哭笑不得的插曲：学习班当然不准回家，还要参加些劳动。形势一变，人就有变，前面我讲过那位急着打长途电话催我回机关的人，此时的身份是重点帮助我转变立场的人了。这里讲一个小故事：由于我生性好动，即便是在这里，也不误我的强身计划——“每天要出两身汗”雷打不动，于是在学习班里，有体力劳动时，看上去我格外卖力，这却被那些人认为我“表现不错”，于是他找我谈话，并“代表领导层”，表扬我从劳动如此卖力来看态度有所转变，“领导上希望你继续努力，早一点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我哪吃这一套，当然不买账，我回答说：现在我明白了好些道理，从今以后，我就会更热爱毛主席，凭劳动吃饭。我让他碰了个不硬不软的钉子，进一步惹恼了他们。就说“你要是这样的态度，后果要自己负责！”
而我凭着性子来。我就是我，“我行我素”，难怪有人说我是茅房里的石头。
我该走了
1969年秋，我接到通知，命令我复员——离开部队，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接到命令，我内心很平静，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面对长期对阵，我是失败者，我该走了。
人民军队培养了我，我也奉献了全部青春年华。但真要离开部队，要说心里不难受是假的，内心虽然相当迷茫，但也感到一阵轻松——我对机关里那种脱离实际的生活已经十分厌倦了，火热的社会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接到命令的那天，机关的人们正在开业务会议。我从他们面前走过，他们的表情是木木的。有的似笑非笑，有的似曾相识似的跟我打招呼，我在心里坦然。
领导对我做了交代：去向、待遇……我相信他们相当的解脱，因为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和问题，他们不用对我进行任何说服教育工作。
交代过程中，双方都显示出结束式的轻松。双方都在微笑，我觉得，这种微笑中的告别，倒真有点男子汉的气派。对视中，我好像在说我输了，我走了，没什么。他在微笑，好像在说，你是该走了，输的是你。
我把要走的消息告诉了妻子，为了调整一下气氛，我带全家一起到山上游玩了一天，还照了相。可惜临走时忘了将孩子的玩具带走。
照片上的玩具，作为最后的纪念留在了那身后的台阶上了。人走了或许就该留下点什么。这颇有点象征意义。
奇怪的小会
可是在要离开部队之前，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参加一个小会。会议只有三个人，我、领导，还有一位陪会的杨科长。
不是什么都办完了吗，怎么还开会？我有点疑惑。
会议的地点是处长办公室，三人的小会，不叫欢送会，叫交流意见会。
这是一个奇怪的会。
按规定，对离队的干部，干部处有个例行公事般的伙房加餐小宴。
那天，我全家都去了，连我母亲，一共五个人，是干部处的吕干事出面作陪的。按惯例，单位里有人要走，通常还要开一个欢送会。
可是，今天却不是欢送会，是意见交流会。当时同时要复员走的还有其他三四个人，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来“交流”呢？
首先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
可是，我看见这位领导，对我说的话记录得特别仔细，我当时奇怪，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的话有意义吗？很重要吗？肯定不是的，这让人疑惑？
当时我还在麻木不仁地说着，笑着，不当回事。可是我真的错了，原来他们在准备材料，他们在找把柄，看看能否记下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这是后来才明白的。
会议进行中，还出现了一个怪事，他们从门诊部要来了一张单子，交给我一张病历卡，说，“这是最后定下来的，你身体不是很好，给签发了医生证明。”证明里写着“中耳炎”三个字，还有医疗补助，费用是500元。单子让我看了一下就收走了。
我有中耳炎，给了500元补助？我什么时候得了中耳炎？真是有些蹊跷！这样，我的复员费就比别人多了500元，从5600元到6100元。
500元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额啊！但我根本不相信有这样的好心人，为了照顾我，千方百计出点子办这种好事。对这突如其来的“财运”，我丝毫高兴不起来，总感觉这里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什么事呢？却无法弄清楚。
会后，那位陪着开会的科长讲了一句话，“他们给增加了病情证明”，这话也让我摸不着头脑。
事情直到十年后，部队党委给我下达平反结论时，金处长接见我才解开这个谜——有人向厂军管会送了黑材料。定性为敌我矛盾。
要我复员，总要有理由，这个人有病，算是很充分的理由了吧！
可是，我十年来是我最健康的，我常年坚持锻炼身体也是出了名的，论年龄，当年我只有38岁，常年风风火火，加班加点，我想不到的是，让我复员当工人的理由竟然是因为我有中耳炎！
这是个奇怪的小会。
他们为了“搜集黑材料”专门开这样一个会，所以没有请其他几位和我一批复员的人参加。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一套完整的计划。会后我人走了当了工人，黑材料紧跟其后，送到了工厂军管会。这才在工厂演出了一场险些致我死地的丑陋恶剧来。好在我命大，一来得道多助，我有那么多战友的支持，二来大势逆转，“九一三”就像我的战友老王所说的“他们进去了，你就不会进去了”。
可怕的厄运，只闪现在历史的瞬间就消失了。这是后话。
我安安稳稳地离开部队，开始了船厂维修电工的生涯。
我进了北海船厂，大批判斗争在升级，有人抓住我一句玩笑话要我作检讨，后来有人告诉我，厂军管会要成立对我批判的专题小组，还派人给我谈话：要我严肃对待，“协助组织弄清自己的问题”——这些做法让我不知所以。
这时，我的朋友们接二连三找我“通风报信”，在市工商局“支左”的首席军代表王学英，专门约我谈话说：有消息说你的问题是部队有人搞了材料，与当时你对海军的造反上了纲，并说的按目前政策划线，你是出了线了，我们这些（在军队的熟人）都帮不上忙，你要有充分思想准备。现在的政策可能性“先抓后批判”——老王停了一下又说“对家属你可以放心，我们都会给予照顾好的……”。老王之后，还有市房管局军代表老耿、小田，也专门到我家里来说这事。同时厂里的气氛也变了，停止了我正常的工作……
突然的袭击，让我无法承受，也无处诉说——我在被基本看起来之后，我想得很多，灾难来临人在工厂，无处申诉，单凭我的本性不能遭受在工厂中无端的侮辱，思想的煎熬，最后我“找到了一条独特的出路”：我想以“工伤事故”触电死亡，来结束灾难——维修电工，正在天吊行车上搞维修不慎触电，人必然从高架上甩下来，无可挽救。
这是我的小聪明，想出了这样的计策，我一展多少天来紧锁的眉头，心里很高兴。这能保全家庭不受政治牵连的招式。那天夜里，我对正在熟睡的妻子默默告别“对不起了，我们夫妻只能到此分别了”。
事情的转机是“913事件”。有些大人物被拘了，好友们纷纷告诉我“他进去了，你没事了”。我的好运又使我逃过了一场灾难——好些人多还不知道这个巧中巧的人命关天的大祸——事情的真相，“从部队送黑材料”到又另外一些好心人不服气，最后是以组织的名义，从军管会里撤回了材料，这些故事，我是在直到十年后1980年给我政治平反时，会见了金处长才明白了来龙去脉。
“得道多助”吧。回顾历史，原来我有太多的朋友战友和支持者——我木讷、我迟钝，长期以来，我总以为大家对我有看法，感觉孤独感觉苦闷，感觉人们不理解我。在关键时刻，才知道支持我的同情我的，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里，竟然有那么多的战友。过去远没有认清这些可爱的伟大力量。我感觉幸福和充满自信。
作者复原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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