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三十五岁
我侍奉父母住在北京。当时财政总长是周自齐，派我到财政部总务厅担任佥事上行走。那时郝鹏任该厅文书科长，沈恒祺任会计科长，都是我的旧相识，所以这段日子过得颇为安适。
袁世凯（项城）正准备变更国体，实行帝制，筹备洪宪大典。因为先父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被聘为总统府顾问，与王聘卿（王士珍）等人并称“香山四友”。但先父患有心脏漏血症，哮喘得很厉害。
民国四年（乙卯，1915年），三十六岁
财政部派我担任公估局局长。
民国五年（丙辰，1916年），三十七岁
先父病情更加严重，请了西医来诊治也没有用，最终在三月二十一日下午三至五时（申时）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那时，蔡锷（松坡）已通电反对帝制，各省纷纷响应。袁世凯去世后，道路不通畅，无法将灵柩运回杭州安葬。先父在临终前几天，曾说过想回济南安葬。济南东关外的姚家庄，原来有几百地，姚诗岑曾说那里是上好的坟地。于是在民国五年（1916年）九月，我们将先父卜葬于该地。
我从此失去了父亲。父亲的深恩厚德，我终生难以报答。每每追念他的养育教诲之恩，深感自己能回报的万不及一。只有更加努力地修身反省，期望不致败坏家门声誉而已。
附赵小鲁世丈挽诗（现代白话文参考译文）
（题目：春日哭朱大蜕尘）
春天为何如此匆匆？春日的阴云为何如此昏暗？岁月苦苦相逼，竟与人的寿命相争。造化为何如此不仁，夺走了我坚贞的友人？噩耗突然传来，我痛哭失声。
我与您初次订交时，我才十七岁。惭愧我比您年长一岁，但事事都不及您的才能。您的学问渊博通透，经史子集纵横贯通。为何不让您去著述，在朝廷担任要职？您喜好读书，平时手不释卷，著有《南史节钞》等书。您的志向高远宏大，有整顿天下、澄清宇内的抱负。为何不让您出任宰相，辅佐教化、明正刑赏？您有做官的才干，政绩遍及山东（周齐青之地）。为何不让您担当封疆大吏，成为国家的栋梁？您有识人之明，贤能愚劣都逃不过您的眼睛。为何不让您主管选拔官员，像持秤一样衡量人才？您有应对外交的方略，中外知名。为何不让您主持外交，在谈笑间化解干戈？（提及山东条约之事，后任官员知其内情，委派您驳斥修改，众人都认为不能改变，您据理力争，德国人最终屈服改约。）
您一生清高傲岸，昂首挺胸，不肯屈就。既然遇不到真正的赏识，纵有翅膀也难以高飞。人事已阻碍了您的际遇，上天又缩短了您的生命。可惜啊，您的抱负未能施展，这颗心怎能瞑目？
我与您交情深厚，历时愈久情谊愈坚。我与您缘分不浅，踪迹时常相随。从求学直到出仕，我们未曾分离。您知道我粗疏旷达，为我谋划思虑周全。您知道我愚钝糊涂，时常提点使我清醒。经济上的接济更是小事，常让我住在您家。相交五十年，情谊如同亲兄弟。为何您静极思动，决然前往北京？听您说起意图，我半夜里心绪不宁。见您准备车马，我热泪盈眶。您问我为何如此，我说不清缘由，只觉得这次出行不祥，让我心中不安。哪料到竟成永别，从此阴阳两隔。
去年我探望您的病情，那时病还未深入膏肓。我深深懊悔匆匆东归，以致未能见您最后一面。虽然留下也无力回天，但我的愧疚或可稍轻。从此我废弃医道，不再阅读《灵枢》《素问》。
您家有贤德的夫人，持家严谨，恪守前规。您家有出色的儿子，能继承您的事业，守成家声。您况且著作丰富，更留身后之名。您固然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却感到孤苦伶仃。黄泉之下若有好的居所，请为我留几间房。我也不会久留于人世，将来会去寻您，同游泉下。您死了有我为您写悼文，我死了又有谁为我写墓志铭呢？屋檐外冷风凄凄，桌案上灯火荧荧。哀哉，您的魂魄归来吧，让我再看看您的音容笑貌。
又吴鹗《朱司使家传》（现代白话文参考译文）
仁和县的朱公，名钟琪，字养田，晚年号蜕庐。幼年随父亲筠舫先生在费县、滕县的官署中生活，熟悉官场事务。筠舫先生勤于政事，家中事务和生产都交给朱公管理，无不处理得当，父亲非常赞许他的能干。
朱公喜好读书，每天必定读完数卷，从早到晚，无论寒暑从不间断。即使宾客文书堆在面前，也不停止阅读，手抄的笔记积满了箱箧。尤其精通南史北史，同时擅长书法。他为人慷慨激昂，如同古代的壮士，但书法却工整秀丽，宛如女子所写。他立身处世尤其光明磊落，不因个人嗜好而受拖累，与世上那些徒然仰慕道学的人不同。
朱公起初以文学进取，但多次科举考试不中，这才尝试做小吏。后捐资以知县身份到山东候补。刚到省城，就奉命代理寿张县知县。寿张向来是盗匪聚集之地，朱公到任后擒获惩治了匪首（所谓“大大王”、“二大王”），境内得以安宁，邻县的盗匪也不敢来犯。任期满了离任，济宁知州立即发文书让他代理嘉祥县知县。嘉祥县是山东最贫困凋敝的地方，老练的官吏都不愿去。朱公任职仅三个月，就颂声大作，他自己却因时间太短未能完全施展抱负而感到遗憾。不久，他进入福建巡抚幕府参与机要，积累资历后补授招远县知县。招远地方贫瘠，但山水秀美，风俗鄙陋，文教不兴。朱公延请饱学儒士丁咸亭、陈用民两位先生讲学，又选择特别优秀的士子，亲自教授，当地文风为之一变。
过了一年调任兰山县知县。前任因事去职，留下巨额亏空，朱公挺身承担，时人认为他有侠义之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兰山县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军队北上京师、东防海港，都经过兰山。兰山北到泰安、东到诸城，都近四百里。军队行进急需车马，有时找不到，就强抓民间车辆，往往有去无回。朱公设立车马局，预先准备数千车马等候，又与其他县约定照此办法办理。军队通行无阻，百姓也称便。但官府的亏空因此更加严重。后来李秉衡（谥忠节）巡抚山东，听信流言，将朱公调回招远。朱公于是上书李公陈述时事，李公转而重视他的才能，疑虑也全部消除。调他升任清平知县。到任后修缮城郭，整治盗贼，政事平和，诉讼得理，治理得从容不迫。清平有巨匪卢池，已接受招安，担任临清等地民团队长，但其党羽仍在暗中劫掠。李公催捕甚急，临清知州无法治理，东昌知府也不负责任。朱公独自定计，准备缉拿盗匪，嘱咐卢池将他们招来，假意设宴，酒宴中伏兵突起，擒获卢池及其党羽五人，解送省城法办。地方上感激朱公，同僚中有人以怕报复为由为他担忧，朱公不居功，也不自知其中危险。李公更加认为他有才干，调他任单县知县。刚三个月，又调任历城知县。单县多盗，他像在寿张时一样治理，并与参将岳某联合，盗匪因此收敛。历城是首县，事务繁重困难，别人当这个官整天忙不过来，朱公却趁此机会，用经学儒术来整治风俗。戊戌政变后，他知道科举八股不足为学，在官署设立“泽古文社”，召集优秀生员，用经史引导他们，以策论考核。我的儿子（吴）曜、侄子（朱）是，都曾在那里就学。一时当地人文振兴，后来那些倡言维新甚至奔走国事的人，很多出自文社。那年李鸿章（文忠）巡视河工来到山东，溥贝子（载振）为查办某案随后也到。两位钦差同时驻节，且都是勋贵，事务之繁杂，供应之劳累，应付之困难，听闻者和见到者都头疼皱眉，而朱公却处理得从容自如。豪仆骄兵，有时加以抑制也不敢违抗，因为他理直而内心无所畏惧，气平而外在无所屈服。次年调任泰安知县。他仰慕石徂徕的遗风，在泰山脚下建仰德书院，用泽古文社的规矩课试士子，成才的也很多。又在白鹤泉边建思鹤堂，召集宾客在其中吟咏唱和，世人比作欧阳修的平山堂。
胶澳条约签订后，来泰安的德国人很多，而且骄横，常逾越常规。有个叫费某的德国人，在泰山下因一句小事，将当地人李大全殴打致死。朱公听闻后非常愤慨，详细勘查后上报，并坚决请求辞官，带着死者家属赴青岛起诉。德国人已准备认罪了，恰逢义和团事起，袁世凯巡抚山东，将朱公召回。五天内三次升迁，以知府身份任东路军巡防营务处，代理青州知府。他与袁公一心整治匪患，动用重典，能在奸邪未发时洞察，在祸患初起时消除。练兵筹饷，山东以东以青州为重镇。次年解职，归入道员班次。袁公因匪乱未平，更急于筹措饷银，并重视商业，采取治标治本之计，特设筹款局、商务局，均奏请朱公和唐绍仪总理其事。袁公带唐绍仪赴北洋后，继任的周馥（安徽建德人）、杨士骧（安徽泗州人），又倚重朱公如左右手。朱公也越发施展才干，任职七年，筹款使每年收入增加八十万两白银。商务方面，扶持官银号于将倒之时，在既成事实下争回五矿权，在全省设立商务总会。此外，还设立东阜公司以利运输，设工艺局以惠及工匠，设商埠局以通商，设农桑试验场以重视农业。并创立公立学堂、山东官书局、济南报馆。即便是官立的高等学堂、客籍学堂，也由朱公建议而次第设立。辛丑条约后，清廷开始提议推行新政，但这些举措无不起始于山东省，无一不是朱公所倡导。谈论时务的人于是以山东为模范。
朱公的名声既已显著，嫉妒诽谤也随之而来。恰逢钦差大臣来查办杨士骧，杨公便弹劾朱公及曹州知府丁镗以求解脱，其实都并非他们的罪过。朱公去职后，神态自若，如同平时。山东有人愤愤不平。张之洞（南皮人）、赵尔巽（襄平人）先后调朱公至湖北担任总文案。过了一年，特奏请朝廷予以开复（恢复原官衔）。赵尔巽总督东三省时，还奏请朱公担任度支使、民政使。在湖北、在奉天，时间都不长，未能充分施展抱负，但他的意志风采，一如在山东时。
壬子年（1912年）国体改革，朱公浩然归去，在青岛定居，闭门读书，不再过问世事。袁公就任大总统后，屡次征询政见，因此有时也到北京走走，但做官的心思已淡如止水。议论者认为，民国初年的政治，若有几位像朱公这样的人出来辅佐，其成效或许可观，应当不至于出现喧嚣强横、急功近利、贪图权位利益而被世人诟病的情况。但这又岂是朱公的志向所在？世人都为朱公的才能未能尽用而可惜，却不知朱公的节操未曾稍屈更为可贵。民国十年（1921年），世道日益混乱，风俗日益败坏，道德沦丧，名节败坏，越来越严重。朱公幸而早逝，不然的话，他该会如何地痛哭长叹啊！
朱公于丙辰年（1916年）三月在北京寓所去世，归葬于济南，送葬的人堵塞了道路，他感人之深竟到如此地步，也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夫人是华亭袁氏，有才干韬略，尤其能以勤俭辅助朱公。妾邹氏、言氏先于朱公去世。妾张氏在朱公灵前服毒殉节，被救活后，进入教会坚守其志。儿子二人，长子朱曜，曾任知府、财政部公估局局长、官硝厂厂长；次子朱晟，在财政部任佥事上行走。女儿二人，长女嫁叶景葵，次女嫁王传经。朱公去世时六十四岁，所著《南史节钞》藏于家中。
吴鹗评论说：朱公以知人善任闻名，所办理的事务多属创举，而其才能仿佛天生具备。他能根据别人的长处来任用，既教诲又劝诫，使之人不跌倒也不懈怠。上级官府如果需要人才，向朱公咨询征取，无不得到满意人选，或者没有他办不到的事，当时的舆论很推重他。他幕府中的宾客李黯、李熙，尤其是天下奇才，可惜他们默默无闻而终。如今只有袁大启、叶景葵，在银行业干得出色。我（吴鹗）从政时间久，各种事件没有不参与的，深知朱公内心的隐痛，他的志向很少能假手他人而告成。如今我也老了，无法报答朱公的知遇之恩，真是惭愧啊！惭愧啊！
民国六年（丁巳，1917年），三十八岁
张勋复辟事变发生。因为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黄陂）继任大总统。黎虽是汉口革命元勋，但兵权多属袁世凯北洋旧部，不太服从他，总统府与国务院也不能合作，议会更是多有掣肘。张勋坐镇徐州，一向宣称效忠清廷，部队留着辫子。此时他乘机而动，带兵进入北京，直接挂起龙旗，宣布恢复清廷。但他所联络的军人，并非都支持他。段祺瑞（合肥）于是从天津赶到马厂誓师，偕同其师长李长泰，宣布张勋罪状进行讨伐。段祺瑞派段芝贵（香岩）为讨逆军总司令，派冯玉祥疾驰至廊坊，接收其旧部第十六混成旅（原文误作十七旅）。安徽督军倪嗣冲等人响应。而保定的曹锟督军，张勋曾事先派人接洽，此时也表示与讨逆军合作。
我因为先父曾担任过袁世凯武卫右军的执法营务处官员，所以与段芝贵公是世交，他招我充当他的幕僚。我随即参与了接收天津电话局以保障通讯的工作。半夜得知廊坊接收成功，就立刻赶赴北京。三天后大局已定，张勋复辟失败。冯国璋（河间）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我被授予陆军少将衔。
民国七年（戊午，1918年），三十九岁
我纳唐宛宜为侧室。唐宛宜是广东中山县人，王祝三是她的义父，经他介绍而成。我租用了王祝三在北京东拴马桩住宅的西偏院居住。唐宛宜十四岁跟我，十五岁怀孕，我禀明家中后接她回家。她十六岁那年（推算约为1919年）六月十七日生长子传榘。十七岁生次女传雅（字尚柔），后嫁辽阳唐秉初。十九岁生三女传懿，后嫁天津刘绍宸。二十岁生四女传训，后嫁湖州沈蕴昌。二十二岁生次子传一。二十三岁生五女传荣，因揆初姐夫家无子，便寄养在大姑家，取名喈喈，后嫁潮州郭启新。
段祺瑞（合肥）既是参战勋臣，又有讨逆首功，且是北洋宿将，声望日隆。他任用徐树铮为外蒙专使。徐树铮才气纵横，文武双全，但不免稍露骄矜之气。他因陆建章反复欺诈，将其在家中枪杀，因此遭到直系忌恨（陆是冯玉祥的旧长官，故冯尤其恨他）。当时直系以冯国璋（河间）为首，包括直隶督军曹锟、江苏督军李纯及吴佩孚等。皖系以段祺瑞（合肥）为首，包括安徽督军倪嗣冲、浙江督军卢永祥、山东督军张怀芝及段芝贵、吴光新、曲同丰、徐树铮等。我因参加讨逆之役，故与皖系较为接近。
徐树铮略历（现代白话文参考译文）
徐树铮，字又铮，江苏徐州萧县人。袁世凯督师山东时，他曾以平民身份上书万言陈述政见。袁世凯命我先父与他接谈，先父很器重他，向袁世凯汇报，资助他学习陆军，交给段祺瑞（合肥）试用，所以他拜段祺瑞为师。他与王祝三交情很深，告诉我我们是世交，他是因为得到我先父的赏识，才有后来的地位。后来我查阅先父日记，里面记载着：“徐州布衣徐树铮，以万言书求见袁世凯，命我接见。此人才气纵横，定当杰出，但须收敛才华，归于规范，否则恐怕容易招致灾祸。”我把日记给徐树铮看，他也深表敬佩。
徐树铮酒量极好，擅长唱昆曲，文章颇为精深。我的舍弟朱是（去非）曾担任他的秘书，也有文名。但有时批拟公文偶有不妥，徐树铮修改后，仍会详细批注其来龙去脉，常常长达数千字。他曾教授曾毓隽（云霈）的女儿和我的夫人读《孟子》，讲解得清晰透彻。他出使外蒙古时，很能运用怀柔策略，深有成效。
直皖战争时，皖系失败。徐树铮蜷缩在柳条筐里，逃到天津，后远游欧美。等到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他回国，从天津乘火车去北京，行至廊坊时，被冯玉祥派部下拉下车枪杀。先父日记中的话果然应验了，所以一并记录下来。
民国八年（己未，1919年），四十岁，至民国十年（辛酉，1921年），四十二岁
我担任财政部直属的直鲁豫京兆四省官硝厂厂长。官硝厂的设立，是基于盐政统一的考虑。因为硝石是制造火药的原料，产于乡村的墙根屋角，仲春时节产出，乡民扫取后，用柴火熬炼，沉淀底部的为硝盐，浮在上面的结成硝石。质量好的晶莹剔透如冰柱，称为“凌硝”，可制作鞭炮、火药及硝酸银。硝石原本属军部管辖，与硫磺并称。而硝盐味苦，再经提熬，可充当食盐，腌制肉类颜色发红，味道尤其鲜美。但因私盐冲击官盐销售，妨碍盐政，故将硝盐事务划归盐务署管辖。规定所产硝盐，由官方定价收购，然后挖坑用开水销毁；硝石则由军部领取执照出售。
但此事属于创办阶段，拨款很少，而四省地域辽阔，稽查极为困难。除了京兆、直隶地区尚能服从命令外，山东、河南的分局，都正值督军专权之时，藉口抗命。我经过悉心研究，撰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分析各地的产质、产量、用途及未来计划，可惜这本书在后来的乱事中遗失了。值得记录的是：硝石质量以雄县、霸县出产的最佳，可得百分之八九十的纯硝；直隶其他县次之；京兆又次之；山东再次之，其西部曹州府所属地区更差；河南开封、兰考（原文兰州疑为兰封或兰考之误）产的最劣，纯度还不到百分之五十。但如果运到总厂再加提熬，也可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其销路可售予上海、苏州、杭州的鞭炮业，因为南方不产此物。但销量不大。日本军部曾来采购过两次，由天津驻屯军委托大仓洋行（原文火仓洋行）代办。签约后，经其技师化验，双方各保存样本。第一次用的是雄、霸产的硝和总局加提的硝，对方没有异议。第二次，正好山西方面派人托售烤硝，因总局库存不多，就把山西硝卖给了他们。经其技师化验，也称合用。但运到日本后，对方却说硝质太劣，派参谋金井来交涉。我笑着回答：“我方用的是土法熬炼，不懂成分。技师是贵方所派，亲自抽样验收，只能由技师负责。”他无话可说地走了。后来大仓洋行的人来说，他们这里的化验方法是没有“白银锅”的，提验法是先提炼出硝石，剩下的是硝盐，所以提得不净；而东京兵工厂的化验法是先去除硝盐，剩下的是硝石，所以成分较纯。我当然不再深究。实际上，是所供硝石的产地不同导致的。
对于规定要销毁硝盐，我认为很不合理。化无用为有用，是古有明训。现在将有用的东西，花钱收购，再费工销毁，似乎不明智。而且埋在土里，是否可能被人重新挖出熬炼，流弊很多。于是我找了一位叫叶瑾仲的技师研究，他说硝盐也可用来制造漂白粉和硫化碱等。我便自己出资，托他去日本聘请技师、购买机器、建造工厂。我们凿井修池，用碳素板建造了三间贮气室。计划先将硝盐气化，通过铁管输入贮气室，再经石灰调匀，制成漂白粉。没想到彻底失败了。原因有三：一、含硝的盐腐蚀性很强，导致碳素板极易损坏，铁管也易破漏。二、硝盐气化时，硝轻盐重，硝先蒸发，盐后蒸发，遇冷后，硝气先凝结，堵塞管道，盐气无法通过。三、贮气室内的气体，没有机械搅拌，下层石灰接触不到气体；若用人进去搅拌，氯气又让人难以忍受；若在室外用木耙拉扯搅拌，则搅拌孔又会漏气。所以办了一年多，赔累不堪，只好停业。我私有的中兴煤矿公司股票也赔了进去。这实在是由于知识不足，匆忙试办工业的过错。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年），四十三岁
先母七十正寿，在天津祝寿。从济南来的宾客有孙念希、沈景臣、邹心一等人。孙念希介绍他的表弟马骥良与我的女儿（朱）传棠联姻。我便先推荐马骥良到华北银行练习，以便观察他。华北银行是我和郝鹏（字雨苍）、李思浩（字赞侯）等人组织的，任命章晴孙为经理。郝鹏是我在山东的旧交。李思浩在民国初年于财政部盐务署任佥事，为人极其诚恳忠厚，精通公文，办事勤勉廉洁谨慎，是我知交中最可信赖的持久朋友。我晚年多依靠他。
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年），四十四岁
先母患腹内肿瘤，肿瘤日益长大，肿痛。医生说是恶性瘤的可能性大，屡经医治无效，我非常忧虑。
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年），四十五岁
张弧（字岱杉）任财政总长。当时吴佩孚势力很大，钟世铭任盐务署长，与张总长不太融洽。于是，（张弧）将官硝厂委派给了钟世铭的人。我辞去官职，担任了中兴煤矿公司的常务董事兼营业主任。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年），四十六岁
长女传诗出嫁，嫁给绍兴马骥良。马骥良在华北银行服务颇为勤勉谨慎。这时他的兄长马贯之来主婚，孙念希、王子香做大宾。婚礼在国民饭店举行，宾客极一时之盛。但马家家境清寒，由孙念希垫款一千元承办。我除了置办妆奁，另外赠予他们六千元。
张弧再次出任财政总长，钱方轼任盐务署长，任命我为盐务署总务处处长。张总长很有才干，是袁世凯时代有名的三位次长之一，曾与盐务稽核所总办英国人丁恩订立盐务借款，统一盐政。但他为人豪放，不拘小节，有时也受人蒙蔽。如果有人能把事情原委说清楚，他会毅然更正。钱方轼是钱嵘世伯的第三子，留学英美，极为诚笃，在稽核所多年，丁恩很器重他，但对旧式公文不太熟悉，所以命我主持总务处。凡是场产、运销两厅的事务，也让我参与以备咨询。
曾有三件案子批下来要求盐务署照办：
（一）青岛日本归还的盐田，招商投标承办事。因第一中标人自动放弃，第二中标人是山东东纲盐商张竹铭，第三是青岛商人丁敬臣，第四是青岛商人隋石卿。丁敬臣是江苏人，在青岛经商，不懂盐务，为人颇刁滑，他与久大精盐公司的景本白（景学钤）联合，景本白代为接洽稽核总所丁恩，丁恩同意由丁敬臣接办。但这些盐田在山东，按理由东纲盐商承办最合适。但张竹铭懦弱，丁敬臣恐吓他，使他不敢接受。隋石卿在青岛没来接洽。所以只得给了丁氏，但要求他与东纲合作。于是丁、张、景联合成立了永裕公司。后来丁敬臣回青岛，隋石卿唆使盐户殴打他，几乎毙命。
（二）吉黑榷运局报销事。当时奉系张作霖入关，声势很大。吉黑榷运局长阎廷瑞是张作霖信任的人，大中银行孙仲山代为说项，要求批准其报销。张总长已经同意批准，但其中多有不合手续之处，我不肯副署。张总长打电话责备我，说他是总长，责任由他负，我为何阻挠。我便当面陈述原委，张总长立即改了批示。
（三）北京女子商业银行募股事。该银行是陈香元创办，盐务署曾答应入股但未交款。这时陈香元呈文部里，请张总长批示照付。但该行亏损已停办，账册已送到警厅，此时付款必遭非议。所以我驳回了，不予支付。
后来王克敏代理财政部，告诉我有人要对张弧不利。张弧乘汽车避往天津，而查办命令下达。接替我盐务署总务处长位置的徐某和参事李律阁奉命检查案卷，想找些问题弹劾。就查了上述三案，但因查不出弊病而作罢。李律阁当面告诉我：“你是个好小子。”张弧后来对人说，公文交给朱某核办后，不看也可以签发，决不会有差错。
四弟去非（朱是，字去非）因肋膜炎在天津去世。自从先父母护送祖父母灵柩回杭州，安葬于丁髻峰后，（我们一家）就与堂叔燮臣公一起来到济宁同居。燮叔奉侍我的叔祖母和婶母沈氏，带着去非弟同来。弟弟原名祥晖，因为祖母钟爱，有些骄纵，惹人厌烦。第二年婶母因肺病去世，继母孙氏对他不加怜爱。于是他发奋读书，改名朱是，字去非，别号硁斋，与我同窗共读。他非常聪颖，远超过我，擅长诗词，能作骈体文。性格耿直，不徇私情，嫉恶如仇。但戆直不合时宜，郁郁不得志。后来被徐树铮（又铮）赏识，在外蒙古充任秘书，很受信任。直皖战争后，徐树铮失败寓居天津。等到徐树铮遇害，弟弟大哭得病，竟至一病不起。知己朋友都感到痛惜。他生有二子，长子早夭，次子宪武；有二女。
我曾写祭文痛陈往事，附录如下：
时维中华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某月某日，身着丧服的兄长朱曜，恭敬地备下清酒与各样祭品，致祭于亡弟去非的灵前，泣告道：
唉！去非，你就这样真的去世了吗？
难道是因为众人都浑浊而你独清？众人都沉醉而你独醒吗？为何你怀着澄清天下的志向，反倒因此缩短了自己的生命？为何你肩负着启迪后辈的责任，却未能看到他们成长有成？为何你如此看重兄弟情义，竟最终舍我而去？是时运不等人、命数当尽吗？抑或是世风日下，连你这般被压抑的磊落正直、刚正不阿的浩然之气，也不容许在世间宣泄不平吗？唉，悲哀啊！
回想弟弟你四岁时，才来到任城（今济宁）。刚开始学习基础知识，就已经懂得尊敬兄长。第二年不幸丧母，由祖母抚养。祖母对你爱护怜惜，使你带着些骄矜之气长大。祖母去世后，你失去了庇护，与继母关系不睦，于是放纵饮酒，沉溺玩乐，行为渐渐不拘约束。
到了十六岁，你到济南求学。当时我父亲（你伯父）是当地文坛领袖，常有诗坛文社的聚会，“泽古社”的各位先生中，以吴、李二位尤为杰出。你与他们切磋学问，于是也跻身于当时的名士之流。
弟弟你立身处世，以刚直不阿自誓。你侍奉主君（指徐树铮），始终如一。然而，刚直则易受挫折，为邪曲之辈所不容；执着如一则难以与世俗苟合，最终导致困顿潦倒。虽然气节得以保全，但功名事业终究受阻。命运与自身相悖，才有了今天这样的结局。
起初你治理恩县，政绩堪称最好。但代理期届满，接任者迟迟未到，局势突然因盗匪而败坏。后来你追随徐公（徐树铮）做事，徐公倚你如同臂膀。但徐公自身遭遇困顿，你也只好更加收敛锋芒，隐居避祸。
你以廉洁标准约束自己，以至于生活艰难。你以坚贞节操激励世俗，因而朋友稀少。抑郁苦闷，无处倾泻，只能将情感寄托于诗文，但这已是次要的宣泄了。唉，悲哀啊！
性情至真至纯的人，最怕遇到伤感之事。何况弟弟你所经历的，都是深痛巨创：心怀爱国，国家却陷入混乱；尽力事主，主君却遭害身亡；经营财务，财政却匮乏难支；教诲儿子，儿子却早年夭折。今年元旦，你为徐公遇害痛哭，同时又哀悼亡子，百般感触齐聚心头。你决意离世，恐怕是下了决心的吧。弥留之际，你只是沉沉地一笑。
上天不保佑善人，我又能说什么呢？抚摸着你的棺木，我放声痛哭，涕泪交流。你留下的子女，由我这活着的人来负责照料。你的魂魄若有灵，请来享用一杯酒吧！唉，悲哀啊！请来享用吧！
曹锟因贿选受到各方攻击，吴佩孚又与冯玉祥积不相容。奉天督军张作霖联合段祺瑞、冯玉祥合力讨伐曹锟。吴佩孚兵败出走。于是由段祺瑞（合肥）出任临时执政，李思浩（赞侯）任财政总长，张训钦任次长，我充任财政部总务厅厅长。当时冯玉祥、张作霖都因有功驻扎北京，不断索要军饷，极难应付，多派我去支应。
这时发生了“金佛郎案”。查“金佛郎”指的是庚子赔款中法国的部分，是用金佛郎支付还是用纸佛郎支付，差额很大。用金佛郎支付则国库损失大，用纸佛郎则受外交挟制，相关的国际款项支付都会停顿。段祺瑞命李总长解决此案。当时张训钦次长也不明真相，密嘱我向李总长询问原委，说这件事必定会招致非议，除非对国家有大利益，或者对私人大有好处，否则都以不办为妥。我于是在夜间无人时，亲往谒见询问。李总长当即上楼取来公事皮箱，出示段执政的批示，里面有几句大意是：“查外蒙事件，就因为稍有迟疑，以致坐失良机。赞侯（李思浩字）还未明白此意。只要有利于国家，就应当断然办理，不要顾虑。”才知道办理此案的决心完全出于段执政，并且是出于爱国，绝非卖国。于是告知张次长，共同进行。
当时各省督军专权，山东督军张宗昌扣留盐税，就命我去交涉。我向他陈明利害，张宗昌勉强表示顺从，并邀请我担任山东财政厅长，我婉言谢绝了。所以有关山东的事务，李财长都交给我办理，双方感情处得不错。金佛郎案拟议解决后，德国赔款、奥地利赔款等事也相继办理，外交关系日渐融洽。于是准备发行公债，外交方面也表示承认和赞助。当时李总长对于吴光新在上海协助浙督卢永祥所用的军费，以及张作霖、冯玉祥的索饷，在无法应付时，常常用私人借贷来垫付，打算在公债发行后呈请报销。但事情还没办成，变乱又起。
郭松龄原是奉军将领，与张学良关系密切，这时受到冯玉祥的策动，从山海关回师攻打奉天。李景林时任直隶督军，也属奉系，但张作霖对他遇事责难，此时李景林便联合郭松龄，扣留了奉方将领。而冯玉祥表面与李景林联合，又密派张之江率兵进驻杨村。等到郭松龄兵败，冯玉祥又唆使学生在天坛集合游行，手持红旗，向执政府攻击，并烧抢了曾毓隽（云霈）和李思浩的住宅。曾毓隽被禁锢，李思浩避居东交民巷道胜银行沈吉甫的楼上。我直接去谒见他，告诉他赤化祸乱将起，我打算去天津联络李景林、张宗昌两位督军共同讨赤，李思浩表示赞同。我便先到冯玉祥的军需处长魏某家坐谈，等到下午四点京奉火车快开时，才赶到车站攀上车。到天津后，立即到潘复（字馨航）家告知此意。潘复是张宗昌的顾问，很赞成。当时直隶财政厅长郝鹏、长芦盐务局长张小岱都在座。于是在晚上一同到河北督署谒见李景林。刚开始交谈时，李景林不以为然，说事前李总长既无表示，事后段执政也未到天津共策患难，现在还有什么用。潘复见势将决裂，又知道李景林与郭松龄的关系，便借故溜走了。当时已过夜里十二点，李景林邀我吃夜餐。饭后，我私下对李的警察厅长岳屹说，我想直言责备李督军，如果李督发怒，希望他能设法营救，岳屹答应了。我便直接向李景林陈述利害，指出冯玉祥决容不下他，可以从其进兵杨村得到证明。张宗昌督军有青岛可退，李总长已有安全住所，而您若失败，将无处容身。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与山东联合，声言讨赤，既可得到外交和人民的同情，也可得到张作霖的谅解，即使失败也有地方可退。李景林这才恍然大悟，说他连夜思考，没找到好办法，现在决心已定，就连夜发出了讨赤通电，与冯军开战。起初打胜了，再战却失败了，只得乘船逃走，经青岛到了济南。我也追随前往。张宗昌命我去奉天为李景林疏通解释。等我回到山东后，正值苏浙皖三省联帅孙传芳，命靳云鹗进攻山东，进驻兖州。张宗昌又命我去兖州游说靳云鹗罢兵。靳云鹗答应了，交还了火车一千辆。
我于是就去就任德韩铁路局局长（因津浦路北段只通到德州，南段只通到韩庄，故称德韩铁路）。当即在济南旧工程处大楼成立路局，局员全用旧部下，任命苏步滨段长兼车务处长，所以事情容易开展。（待续）
编后：原文是文白混杂，为便于阅读，现改为现代白话文
原文请见 沈保立丨我的外公朱熙齡回忆录（朱旭初自传·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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