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未踏入祠门，墙内一树苍苍的冠盖便攫住了我的目光——好一株参天古木！该历经多少春秋风雨……
入院后，我径直走向那棵树。树下立一石刻，赫然题着“眉山第一树”。立于荫下，恍惚间有历史的风扑面而来。这树历经沧桑，该藏纳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旧事……
我的大学老师萧华荣先生，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两部研究六朝王谢世家的著作：《华丽家族》写谢氏，《簪缨世家》述王氏。他得出如下结论：自魏晋以降，除皇室外，再无绵延五代而不衰的世家大族。中国虽号称文明古国，却因缺乏家族传统的延续，许多辉煌如浮云过眼。蜀地偏远，战火罕至，于动荡中独守安宁，苏轼一家便是这安宁的受益者。“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门联如评，精准得当——唯这父子三人，配得上如此盛誉！
是父是子。除三苏，更有谁能担得起这四字？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洵因《三字经》而成为励志典范，至今鼓舞无数学子。然而在彼时，二十七岁已属年长，他拖家带口仍不忘苦读求进，实属不易。他的顽强与执拗，一半传于苏轼，一半予了苏辙。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此乃苏轼名之由来。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这是苏辙名字的出处。
兄弟二人一生的命运轨迹，仿佛正是为了印证父亲当年的预见。所谓知子莫若父，莫过于此。
厢房一副楹联摘自苏轼一首七律。这一联选得极好。在我看来，此句与“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一样，道尽人生的无常与漂泊，而这一联尤甚——它写于黄州贬谪期间，是逆境中的真实体悟，并非凭空抒怀。
原诗如下：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春。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
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一幅温馨画面，再现了苏轼姐弟受教于母亲膝下的光景。三苏父子能成一代文豪，程夫人功不可没。司马光在为她撰写的墓志铭中称：“贫不以污其夫之名，富不以为其子之累；知力学，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荣于世，勉夫教子，不愧为古代一贤母。”
程夫人嫁入苏家，实属“下嫁”。程家富庶，苏门清寒，她却从未倨傲，亦不仰仗娘家。苏洵年轻时游历四方，屡试不第，在世人眼中或属“不着调”之流，程夫人却始终未以冷眼相待。她深知丈夫天资过人，更欣赏其独立不羁的品性。苏洵见夫人为家操劳、教子尽心，却能安贫守志、“甘此蔬粝”，深受触动。他对夫人说：“吾自视，今犹可学，然家待我而生，学且废生，奈何！”程夫人答：“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自此，苏洵闭门苦读，发奋向学。《三字经》若改为“苏老泉，二十七，得妻勉，读书籍……”或许更为恰当。
程夫人对二子精心教养，激励他们“奋厉有当世志”，“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亦不悔于国家。”她常讲述古今治乱成败之事，涵养其品德、情操与气节。一日，程夫人为苏轼兄弟讲《范滂传》，她敬重范滂的刚直不阿，更钦佩范母的平凡风骨。苏轼听罢，脱口而出：“母亲，儿若为范滂，您许否？”程夫人动容道：“汝能为滂，吾独不能为滂母乎？”是母是子，堪称双绝！
苏府院内翠竹丛丛。苏轼一生怀有深厚的竹子情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我深信，每一株挺拔的青竹，都曾予他灵感与启示。
苏轼有妹皆早夭。传说中的苏小妹，实为后世文人的附会。现实中他有一姐，人称八姐，嫁与程家，与丈夫程之才实为表亲。因受婆婆虐待，不幸早逝，苏洵遂与程家绝交。后苏轼贬至岭南，程之才任广南东路提刑，对苏轼多有照拂，两家积怨方得冰释。
三苏祠历经多次修缮重建，唯有那口老井仍是旧时模样。我立于井畔，久久不忍离去。不禁遐想：是怎样甘甜的井水，才浇灌出苏轼、苏辙这般参天巨木？井边有株黄荆树，不知何人所植、生于何年，与老井相守，别具神韵。
洗砚池中，水波轻漾，仿佛仍荡漾着一代文宗的诗韵……
“轼年十二时，于所居纱毂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如鱼，肤温莹，作浅碧色。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试以为砚，甚发墨，顾无贮水处。先君曰：‘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赐轼，曰：‘是文字之祥也。’轼宝而用之，且为铭曰……”
这篇《天石砚铭（并叙）》作于苏轼中年之后，可视为他在历经磨难后的一番心灵独白。
如今祠内一片空地上，植有数株海棠。苏轼尤爱此花，在黄州时，他甚至自比海棠，一如庄周梦蝶。他那首《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士人不知贵也》，实为七古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
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
……
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
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宋仁宗景祐三年，眉山彭老山草木一夜凋零。也正在这一年，苏轼诞生。相传，此山的钟灵毓秀，便尽数汇于这位千年一遇的文豪之身。造化钟神秀，苏轼属于眉山，更属于天下。他终将走出蜀地，走向永恒。而祠中那艘石船，依旧静静停泊——无论苏轼走得多远，家乡的牵挂，始终如初。
清末民初学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写道：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夏商周三代以降，浩浩数千年，王国维只择出四人：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苏轼，担得起如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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