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秋天，我们娘儿仨在老家农村安家了。房子还是我家的旧房子。原先借住的那户人家搬走了，由生产队上管着。我们回来，就还给我们。房屋更破旧了，只好先住下再说。早先，青岛这边的人为了能让村里收我母亲，与大队干部几次协商，把我也随迁，又加上将给我母亲的安家费不给个人，而是放在生产队上，由队上支配。这笔钱究竟有多少，我们始终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名目从厂里领出来的钱。但我母亲知道有这么一笔钱，所以回到村里以后，母亲就找到队上，要求用这笔钱给我们修理一下房子，再买一些在农村生活必须有的东西。队上也同意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由生产队上的姓孟的保管员，带着我分别到了西边8里路的故城和东南也是8里，但是过河了属于山东省的四女寺，去了两趟，买回来几件生活用品和几件农具。
生活用品有一口大锅，当时不说直径多少厘米，农村人叫几印（不知是否这个字）的，我们买的是8印的，似乎是最大的了。回来后安在堂屋的灶台上。一般家庭就这么一口锅，贴饼子，?红薯，煮菜，烧水，都用它。一只风箱，那时农民的燃料主要还是庄稼的秸秆。还有一只大水缸和2只铁皮水桶，一根扁担。这只大水缸很大很重，高约1.2米，直径约一米。我们推着一只独轮小推车，是那种旧式的，车轮是铁的，直径约有40厘米，装在前面，后面车身上延伸出两根车辕。把大缸扣在车身上，从8里外的四女寺运回村里来。
运这个缸无比费力。你想，这只水缸总有150-200斤重吧，而这种小推车，重量几乎都落在后面。人要用力抬起车辕推动车行走。那位孟保管员在车辕上拴一条绊绳，绕在肩上同时承受一些重量，让我在前面用一根绳子拉车。我们十分艰难地把这只水缸运回来。
生产工具方面，买了一把铁锨，二把镰刀，一把锄头。过了一段时间，队上又用我们的安家费买了一批红瓦，安排人铺到房顶上，初步解决了漏雨的问题。
我们回到农村的时候，好在正是秋收时节，生产队上打下什么粮食就分什么，我们也学着乡亲们把分下来的玉米锤，在院子里晒干，把玉米粒弄下来（用大锥子穿，用另一只脱了粒的玉米芯搓），再骑自行车到加工地点，去粉碎成玉米面，回来蒸窝头或贴饼子，做口粮。
在青岛的父亲心里盘算着一家人的未来。他有危机感。既然整了母亲，父亲作为反革命家属也必然受影响，何况他自己四九年以前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这种危机感随着对他工作的调整，而更加急迫了。事情是这样：父亲从参加工作一直在职工食堂工作，他工作勤恳，不计得失，在与同事交往方面，一向抱持着吃亏是福的观念，从涨工资到评先进，处处让着他人。上班总是早到晚退，自觉加班加点，所以他很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文革”前的一次涨工资，大家一致意见，给父亲涨了两级工资，这在当时是少有的。后来父亲长期担任食堂成本核算员，这项工作被认为是关键岗位，关乎部门的总体效益和经营结果。说明父亲的工作表现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肯定。
母亲被遣返后，食堂的主管部门厂总务科新来一位副科长，是转业军人出身，他知道父亲的情况后指示食堂负责人：“他老婆是反革命，遣返回乡了。怎么能让他在食堂这种关键岗位上，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
这样就不让父亲在食堂干了，把他安排到总务科下属的维修组。这个组是由一些木工瓦工等人组成的一个小部门，负责厂里和家属院的房屋等维修工作。父亲也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就让他跟着这些师傅当小工。
这个活比食堂的工作轻松不少，往往是上班后跟着某个师傅到哪里去修理某方面，上班好长时间才出发，到了那里也许半个小时就把活干完，然后就找地方休息抽烟闲聊，混到下班时间回家。当年大锅饭体制下，都是这么干活的。
但父亲想，母亲当年的仇人，以及厂里那些乐于整人的人，不会放父亲在一个小部门就不管了，恐怕还要斩草除根。父亲怕的是，接下来找个借口把他也赶回农村，一家人生活可怎么办？
父亲想到了支援三线，摆脱青岛这些人。这些人了解母亲也了解父亲，他们长期对母亲和父亲有成见，不会放过我们家。而如果到了一个新地方，又是小地方，可能会安全。再说，支援三线是当时政府号召的，去了之后，是进步光荣的表现，这样或可免于灾祸。父亲虽然文化不高，但他有生活的智慧和果断。他不固守一个地方。当时搞三线建设，大多数城里的工人并不愿意离开大城市到小城市去。父亲主动提出要到三线去，也是顺理成章。
通俗地说，三线就是指小城市，支援三线是政府让大城市的工厂到小城市，帮助新建工厂，大城市的厂去技术人员，在当地招一部分工人，建起工厂来。青岛由于是轻纺工业发达的城市，有10多个国营的纺织厂，因此就让分别到山东内地的一些小城市或县，帮助建厂。让大城市的工人到小城市，所谓三线城市建立新厂，上面是出于战备的考虑。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备战备荒”。
青岛各厂支援三线的工作统一由市纺织局某部门负责，因此父亲报上名以后，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就与父亲联系沟通，看青岛联建的三线工厂哪里要人，再问父亲是否同意到那个小城市去。曾经有一段时间里（大约是1969年上半年），设在山东北镇（当时的惠民地区驻地，今天的滨州）的青岛帮建的棉纺厂要人，青岛这边就通知父亲做好准备离开青岛到那里去。但不知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又没有消息了。
时间到了1969年秋天，通知父亲山东临清棉纺厂要人。前面说过了，父亲是怕待在青岛被赶走，尤其是进入1969年以后，又兴起了“疏散运动”。那时一方面是强调备战，一方面是城里无法解决那么多人的口粮和就业问题，所以要求各地把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及家属，迁回农村去。既然有这种运动，那么首当其冲的还是家庭有问题的人。我母亲已经被遣返了，把父亲和剩下的人也赶回老家去，正是名正言顺。所以父亲特别担心此事。一说临清可以去，父亲很高兴，也是因为临清地处鲁西北，离我们老家村180华里，往来也方便。所以父亲立即答应了。在办手续的过程中，负责的人又问父亲，家里是否有够年龄的子女，可以带去安排就业。这真是个好消息。父亲事先不知道有这政策。我姐姐当时正好前一年初中毕业了，正在上高一。实际上学校也不正规上课。
这样，马上办理我姐姐就业的手续。在1969年秋天，我父亲就带着我奶奶，大弟弟搬家到了临清。姐姐就业，先期派往石家庄棉纺厂培训，几个月培训结束，就到临清棉纺厂工作了。父亲到棉纺厂后仍安排到职工食堂工作。
来临清不久，厂里给他们分配了宿舍，里外两间，是厂里新盖的宿舍。红砖楼房，四五层高吧。一个单元三户，共用一个厕所和一个水管。在当时这是整个临清最好的住房了。临清是聊城地区下属的一个县，棉纺厂建在县城里。生活水平无法与青岛相比。父亲带全家到这里来，进一步受迫害的威胁，不能说没有了。但比在青岛，总是减轻得多。虽然时间长了，厂里一些人，包括个别领导，也因为我母亲遣返回农村，以及父亲历史上有“污点”而另眼看待，但总体上比青岛原来单位强多了。只要父亲不犯什么大错误，几乎就不存在被赶到农村的威胁了。
姐姐也挣钱了，减轻了家里的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考虑到小弟弟年少，在临清受教育更好，所以，父亲到临清后，我小弟弟基本上就在临清生活了，虽然户口还在农村。
由于老家和临清离的比较近，两边来往方便多了。从临清回我们老家，坐长途汽车到德州，从德州再回村里。从老家到临清也这样。我是骑自行车来回的时候多，180里路，骑车要多半天时间。顺风大概每小时能骑行25-30里。如顶风，估计也就是20里，甚至更少。我曾数次往返临清和老家之间，顺风时，从临清出发，中午刚过就回到村。下午接着下地干活，那时很看重挣工分。而赶上顶风，就几乎要一天的时间，骑行非常吃力，回到家也非常累。
临清是一个县城。但它历史上曾是一个比较繁华的都市。明清时期，漕运发达，临清是运河上重要码头和货物转运站。政府在此设立税务机关“钞关”。旧址修复，现在成为临清著名景点和历史遗存。那个时期，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于此，带动商业十分发达，有“小天津”之称。家乡村里老一辈的人中，很多人干过“拉船”的活，就是拉纤。从德州到临清，因是逆水向上游行船，故需要纤夫拉船行进。
清末，铁路兴起，漕运衰落，临清的地位不复从前。四九年以后，临清短暂设市，后来降格为县了。但由于传统的原因，到“文革”我们家在临清时，仍留有相当的传统的东西。比如，商人逐利，头脑要精明。有些人因此被认为狡诈，人称“临清猴”。又善于交际，嘴巴很甜，喜欢高一辈称呼人。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妇女，见到我这个小伙子，也一口一个“叔叔”“叔叔”地叫。让人不大习惯。
还有一点，临清毕竟有一定的工业基础，生产的某些生产生活用品，比别处多。我在家乡时，往来临清与家乡，记得在临清买过自行车的链条和轮盘，这在我们那边很难买到。也给乡亲们买过。那时没有拆迁，到处还是老房子，依稀可见旧时商铺林立、买卖发达的街市情景。旧房子的基础，还有人家的院墙，有不少是用当年临清供给朝廷用的大青砖垒的。上面刻着工匠、监制人的名字。现在这东西恐怕早成了文物了。
世事的变化无法预测。我们家待在临清直到1979年发生改变，这年母亲回到青岛退休，小弟弟顶替母亲到厂上班。又过了一二年，父亲在临清退休，因为母亲在青岛，政策允许，他的户口也迁回青岛。而姐姐在1974年结婚，后来她与姐夫先是调到聊城棉纺厂。于八十年代初期调回了青岛。我和妻子带着女儿也于80年代中回到青岛。这样临清就只剩下大弟弟了。他在那里结了婚，安家在那里。我回到青岛后，也曾想办法把大弟弟一家办回青岛。种种牵扯，中途放弃了。
我最近一次回到临清，与大弟弟一家见面是2021年。我们去了国棉厂旧址和家属院。厂房大多荒废了，从家属院到厂区的大道，原先上下班时间，人流如织。到了晚上，厂外的工人俱乐部、灯光球场热闹非凡。现在只剩下一片荒凉和岑寂。不过最近一二年，当地把旧厂区开发成“国棉厂文化创意园区”，恢复仿建当年的一些建筑和场所，借此满足人们的怀旧心理并发展经济，也是一件好事。
（11）吃粮是大问题
古语说：“民以食为天”。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似乎认为人生下来就有粮食吃，吃几乎不是人生应该考虑的问题。我在回到农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无怪乎古时某皇帝，大臣向他报告，灾民没有粮食吃，他却说“何不食肉糜”。
写到缺粮，我在这里要插叙一段乡亲们口中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人的事。
我们回到村里，与社员们共同劳动，时间不久，就发现几乎人人都会说到1958年“大跃进”之后，成立人民公社，开办“大食堂”（即社员集体吃饭，不允许各家开伙），而后饿肚子，人人吃不饱，饿死很多人的事。
综合乡亲们的说法，1958年虽然是个丰收年，但由于上面征粮太多，实行大食堂吃饭，各家不允许开火。大食堂供给的饭量根本不够吃。村里干部贪污腐化，加重了缺粮。接下来三年旱涝灾害。普遍吃不饱，得病的人多，出工的人少，农业产量大降，造成严重缺粮，以致饿死人。据乡亲们说，那三年中，我村以及周边村里老人大部分饿死了，青壮年因病因饿也死不少，以至有的村，人死后，没有人抬棺埋葬。
我们小队一户人家的老人（男性），临死前一直喊：“我饿啊，我饿啊。”死时手里攥着一块半干的萝卜。不知几天没有粮食吃了。这是他的邻居亲眼见的情况，说给大家听的。我的东邻，我们关系很好的我喊他大哥的，他的父亲当年饿的瘦成没有人样了，走路常常重重地摔倒到地上。不久就死了，也应该算是饿死的。
以上饿死很多人的事，是大家百口一词，异口同声地说的。普通社员说，村干部也这么说。可能是不过几年前的事，人们记忆犹新，死的人都是他们的亲人或邻居，悲惨的场景造成的心理冲击还没有完全淡化，人们还心有余悸，所以经常被提起。我们刚回去，听到这些话，感到很震惊，这不是很反动的话吗？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公社，怎么能饿死人呢？然而，说这些话的，大多是出身好的贫下中农。
下面引用官方的记叙。《故城县志》记载：
168页：“1958年……9月全县即实现人民公社化。……由于急躁冒进等严重脱离实际的做法，……加之自然灾害严重，造成1959~1961年的农业生产显著下降，人民生活遇到暂时困难。……通过贯彻上述文件，全县制止“左倾”错误，扭转了农业生产的继续滑坡。是年（1962）全县农业逐渐好转，至1966年基本上恢复到1957年生产水平。”
574页：“解放以后一段时间内，农民粮食占有量较少，吃粮处于紧张状态。公社化后，农民主要从集体分配粮食，最少者为1961年，年人均口粮123.5公斤，日均0.35公斤。”
20页：1961年“10月，上级拨付救灾款14万元，口粮33.9万公斤。”“12月中旬，沧州专区支援故城粮食239.5万公斤。”
132页：人口变动表。1949年人口死亡率11.69‰。1959年,12.32‰。1960年,20.64‰。1961年,26.23‰。
但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留待有心人去考证吧。
我小的时候，跟母亲在乡村生活，母亲是教师吃商品粮，我们不愁没粮食吃。到青岛以后，即使经历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间短，而且终究还是基本能吃饱，只是吃的差。
回到农村，尤其是1968年秋天随母亲第二次遣返回村以后，随着生活的时间长久，越发体验到吃这个人生的大问题。当然不只是我们一家，乡亲们人人如此，家家如此，去年如此，今年还是如此。
收成常常只够半年或多半年粮，甚至连半年都不够吃。一般麦收分到的麦子，只够吃一个月，而从麦收到秋收要3个月。秋收的粮食一般只能吃过冬天。过年以后到麦收来到的3个月，又是饥馑的季节。俗话说，无米下锅。我们家有父亲的支援，没有这种情况。与我们一个小队的社员家庭中，据我的观察，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长年缺粮。这些家庭往往是劳力少，分得粮食少，又不善通过其他途径得些钱，买粮食。
说到卖点鸡蛋换些钱，这是大约一半以上家庭来点钱的唯一途径。乡亲们有戏言：红薯面子当细粮，鸡腚眼子当银行。农民们一般家里养十几只鸡，多是母鸡，平时涮锅的泔水，碾米剩下的米糠等拿来喂鸡，下了蛋自己舍不得吃，积攒一二斤就卖到村里的供销社代销点上。卖的钱首要就是买家里点灯用的煤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农民家里很少用酱油、肥皂。基本上没人刷牙，也就不用牙膏牙刷。
缺粮的季节里，邻居家大婶做饭时候，常手拿一只瓢，来我家，对母亲说：“他婶子，家里又没粮了。”母亲就接过瓢来，从我们家的粮口袋里给装满瓢。有了粮食时，她会再还回来。吃粮几乎全是粗粮。当然收下麦子的季节也吃白面，但由于农民没有余粮，因此也就没有办法掺和着吃。只能收下麦子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以吃面为主。秋收以后的大半年就只吃粗粮了。说到吃面，很多家是把麦子全磨了来吃，也就是说为了节约，整个粉碎，不筛出麦麸。
粗粮中以玉米为主，有三分之一的高粱面，秋冬红薯是主要的粮食。我们家乡种红薯比较多，是因为红薯对土肥要求不高，产量也比较高。吃红薯能使人虚胖，所以每到冬天，人们往往脸上貌似长不少肉，习惯上开玩笑说叫“红薯膘”。还有一点，红薯入肚消化比较快，人容易放屁。而放屁出来的气味又全是红薯味。晚上，以小队为单位，社员都要到队上记工分，小队也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就在牲口棚里，饲养员睡觉的屋里，有一张破桌子一个破板凳。一般常聚集着10多个大人孩子，每人都放屁，那种特有的气味也就散不出去而弥漫在室内的空气中。相同的情况，全大队开会时，5个小队，开大会就在大队部里。这是一处三间高大的房子，以前是村里地主家的，土改时，地主被赶出去，做了生产队的办公室。原先这是一处有东西厢房的大院落。我回到村里的时候，只剩下北房三或四间了，厢房门楼院墙都没有了。大队部的三间房子，只有东间还保留着门，另外二间就是敞开的。开大会时，村民们就挤在这三间房子里，没有桌椅，全是席地而坐，约能到会百余人。农民劳动辛苦，出汗多，又不常换衣服，常年不洗澡，冬天再加上人人放红薯屁，空气之龌龊可想而知。古语有云：“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玉米面的窝头尚可吃，高粱面的窝头或饼子很难下咽，而且吃下后，消化不良大便不畅，是很不舒服的事。生产队产的粮食不够吃，但公粮是每年必须交。交多少我不知道，这事队长和保管负责。但那时人人知道的事是每个队都瞒产，千方百计地向上汇报收成不好，以达到少交公粮的目的。交公粮是到8里外的故城粮库。队上收了粮食，脱粒后在场院里晒干，装到口袋里，过秤后由几个社员，一般是壮劳力，装到小推车上送到粮库去。我参加过多次送公粮。一般每次去三四个或四五个人，每人装上三或四口袋粮食，大约是三四百斤。这样大约每次送交1500-2000斤的样子。
我们用的小推车是橡胶轮胎的，直径约60-70厘米，车轮安在车架子中间，两边装东西，这种车子重量在车轮两边，又低一些，比过去旧的车，就是我说的我家安家时，队上保管带我买大水缸的那种，要省力和方便操作。
这种小推车是主要的生产工具，我回到家的前几年，我们家没有，另外我年龄小也驾驭不了。几年后，大约在我十八岁或以后一点，我们家就买了一辆这种小车，它从此就长年伴随我左右了。生产队里劳动，几乎天天用到它，推土推肥推种子推庄稼，到故城德州推化肥，到集市上卖菜等全用它。
推着粮食到国家粮库交公粮是很累的活。队上干部基本上都不跟着去。这样，我们几个青年人，到了镇上，往往是其中年龄大一点一位哥们，提议大家搞点小钱花。找到一家茶馆，从粮食口袋里倒出二三十斤左右，卖给茶馆。每人大约能分一二块钱的样子。事涉违法。然而集体的东西，不沾白不沾。大家都这样想和做。
与乡亲们推着独轮车到国家粮库交公粮，大多数情况下是沿运河大堤去和回。多年以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记叙推车情况以及心情。现从中摘录几段：
沿着这条河堤路，我与乡亲们多次在夏天秋后推着独轮车去8里外的镇上交公粮。这是个力气活，必须派青年劳力去。粮食打下晒干后装进大口袋里，每个口袋装100斤左右，每人推3、4袋。如果是4袋正好车架两边一边放2袋。如果是3袋，就两边各放一袋，再横到车梁上一袋。木质的车架被压得吱吱响，车轮碾过坑坑洼洼的土路，带起泥土。我们这些推车人穿着家织的粗布衣裳，脖子上搭条同样也是土布做的汗巾，脚上是家做的布鞋，绳子纳的底子，踩在地上，留下特有的花纹，煞是好看。肩膀上使用一条绊绳，绊绳两头扣在小推车的两个把杆上分担手的重量。
推车时双手要与身体协调，保持车轮上方两边力量的平衡。在此基础上，用肩膀、手、腰、胯、脚的力量，通过手握住车把杆和肩上的绊推动车子前进。推着几百斤物品每小时也只能走5、6里路。到了镇粮库，验粮、过磅、扛上高高的粮堆倒下粮食，任务就完成了。此时人人一身臭汗，个个饥肠辘辘。掏出带的饼子，找个茶馆烩一烩吃，再喝上一大碗水，就又启程往回返了。回程就轻松多了，一路上，大家开着玩笑，时不时说些淫秽的笑话，吹着河堤上凉爽的风，像归巢的鸟向自己的村子走回去。
送公粮，走8里来回16里路，用广东话说是“毛毛雨啦”。推化肥、推煤、卖菜等，往东30里来回60里到德州，往西40里来回80里到我们的县城——郑家口，往北50里来回100里到王同火车站，都走过。都是当天去当天回。
推着几百斤东西走几十里，一步一步地量过，一步一滴汗地踩过，需要的是一种忍耐的精神。明知是苦，明知是几乎不能承受的沉重，明知推了这趟还有那趟似乎没有尽头的苦力，但只能无奈地接受、无奈地忍受、无奈地前行。
仿几句海涅《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的诗描摹一下吧：
车轮在转，车架在响，
我们推车，日夜匆忙——
苦难的日子没有尽头，
我们只能忍耐没有悲伤，
我们推，我们推！
2004年6月27日
胆子大的人，在收获的秋季，会利用月黑风高的夜晚，到地里偷生产队的玉米锤（我们家乡叫玉米棒子）。其他作物不好偷。为了保护生产队的粮食，大队上长年安排一二个人专职看庄稼。他们白天不用下地干活，大队上给记工分，晚上到地里巡逻。抓住偷粮食的就带回大队部审问处理。我在家几年，经历二位因偷粮食而被抓住的。一位青年人，他父亲是四类分子，所以他被抓住后受到相当的皮肉之苦。据说，除了被用棍棒殴打，还被吊到房梁上。另一位是中年人，家里有五个孩子，就他一个人是主要劳动力，生活困难。他夜里去偷队上玉米被抓后，第二天用绳子绑了他，脖子上吊着用绳子穿起来的玉米锤，押着他在村里的主要街道上游街示众。这个场面我亲眼所见。只见他光着膀子，低着头，双手被绑，大队上专职看庄稼的人牵着绳子引着他在村里走。我看到他满头大汗，很狼狈也很疲劳的样子。游完街，就放了他。下午就又跟我们一起到地里干活了。大家谁也不提这事。一定程度上同情他为了一家人吃粮而铤而走险，实属无奈之举。还有一点要交代。这位因偷玉米棒子被抓游街的社员，是烈士子弟。他的亲哥哥，参加解放军，攻打太原时牺牲，是在册的烈士。我在家乡的前几年，他们兄弟的老母亲还在世，不确定她有没有享受烈属的经济方面的补助。她和乡亲们一样，过着贫困的生活，直到去世。
（12）买粮食、换粮食
我们这个生产小队，有人口约30户，120~130人。土地约有300多亩。这样算下来，人均不到三亩。由于产量低，几乎年年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呢？除了节省，就只有买了。在省的方面，一半以上家庭在冬天，没有太累的农活，就吃两顿饭，而且以粥为饭，没有干粮。粥，我们那里叫粘粥，玉米面或高粱面加水熬成。有的家里只给下地干活的男人吃干粮，妇女孩子只喝粥或吃点红薯。
说到买粮食，哪里来的钱呢？指着生产队上一年一度的结算，即使劳动力最多的家庭也分不多一点钱。印象里我们队前面讲过的H姓一家，就是老爷子是四类分子的那家。当年他四个儿子都还没结婚没自己过日子的时候，有一年年终结算，他家分到了100元左右，这几乎成了一件多年后大家还常议论的大事。
生产队上的钱从哪里来？一是卖粮食卖棉花，还有西瓜等的收入（据说交公粮不给钱。在这之外，属于国家统购的粮食、棉花，卖给国家，国家按规定价格给生产队钱）；再就是靠我们村里的砖瓦窑每年分的钱。但生产队每年的花销也不少。大致有：买种子化肥浇地买柴油等。除去开销，用于分给社员的不多。所以买粮食要指望生产队分钱，基本靠不上。那就只有千方百计地自己解决了。
在当时，农民们还被允许保留一点自留地。农民们就拼命利用这有限的一点土地，尽量种些经济作物，以便能换些钱来买粮食，买其他生活必需品。其他大的花销，也要靠数年积攒来准备。如盖房、娶媳妇、为老人准备棺木、打发老人等。
穿衣是自己织的土布，很少有人家买衣服买布料。那时姑娘订婚，一般是男方为买几身衣服布料。再有的开销是学生上学要买书本铅笔等，这也是重要的开销，所以“文革”时期，我在农村时，一般家里的孩子上完小学就下来，这个年龄人也长大一些，可以帮助家里干活了。
有些生产工具需要用钱买，像前面说过的我家买的独轮车等。
在自留地里，村民们一般是种一些早成熟的鲜菜瓜果一类，可以多卖点钱。那时没有大棚种菜，都是天然，要靠时令。农民们就尽量赶早，精耕细作，多施肥，勤浇水。
有一年，我们队上一家人在自留地里种了一种脆瓜，这种瓜不甜，但成熟早，所以他们家也卖了一些钱。也有家里种棉花的，也是可以卖钱的。那时，国家对于棉花实行统购制度，收下来后只能卖给国家，不能私自加工出卖。
也有人独辟蹊径而赚了钱的。像我们队上一位姓时的，他当过队长。某年他在自留地里种小榆树树苗，虽然生长期要长一些，大约需要两或三年的样子。长到手指粗，七八十厘米高的时候，就可以卖了。记得他当时卖的是一角钱一棵。树苗种的很密。他家的自留地里种了几千棵。这样一下子就有了大几百元的收入。
看到他家赚到钱，其他村民也种起榆树苗，后来价格就不断回落，不值钱了。所以早看到商机，比别人先行一步才能赚钱。就像当代香港的富豪李嘉诚，他所以被人称为“李超人”，就是能先于别人看到商机或危机。
我们村的这位姓时的村民，在别人都大种榆树苗的时候，他养起了老母猪，下崽来卖。又赚了一大笔钱。总之，在当时，单靠生产队里分配，是富不了的。只能自己想办法。但也有问题。在自留地里种东西和在家里养点家禽家畜被允许。但搞其他，当形势紧一些的时候，就可能挨整挨斗。
当时也有些人，从事一些商贸活动。比如贩卖一些东西，或凭借手艺干点活。但做一点可能问题不大，时间长了，别人发现你干的大了，就可能出事。还有一个前提是如果因此耽误出工，就可能出问题。
我们村里别一个大队，有位仁兄，专门到集市上买旧自行车，回来家后进行一番打磨修理，磨掉锈迹，上点油，换换不好用的零件等，然后再到集上卖，每辆车就可能多卖个5块10块。但他后来，被村里批了一顿，不敢干了。我一个亲戚，是外村的。也是因为抽空到处贩卖点物资，而被扣上“搞资本主义”的帽子，挨了一顿斗。另有胆子大的，贩卖化肥。我知道我们村有人从当地想法购入化肥，坐火车运到东北去卖。具体能赚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了。
为了省钱，用同样的钱多买到一点粮食。我和乡亲们除了在当地的集上买粮食，还到过临近的县，如山东恩县（今山东平原县恩城镇），说是70华里。写此文时我用高德地图查了一下是36公里。还有一次是到山东陵县（现属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40公里。这是比较远的，到恩城往返140华里，到陵县来回160华里。都是当天去当天回。但因为远，所以要下半夜就动身。去的时候是空车，轻松些。到了那里集上，经过挑选，买好后，装到带去的口袋里，放到自行车上，一般都是买一百斤左右。回来就比较吃力了。如果再遇上顶风，是十分辛苦的。
自行车骑行，去的时候能平均15，最多20华里吧。也需要四小时左右，而驭上粮食，最多能骑行15华里，就要五六个小时。大部分路都是土路，坑坑洼洼，骑行起来吃力得很。
有一次，约有晚上八九点了，我们还骑行在回村的路上，是无月的黑夜天，几乎看不清路，人也饿了渴了，我们三四个人，常有人摔倒，要大家停下来，帮他扶起车。远处看到几点亮光在一片的黑暗中，很令人怀疑是不是鬼火，大家都有些恐惧。近了才看清，是路旁的一所学校，一二间屋点着油灯。我们停下，到屋里讨了水喝，又继续上路。
还有一次，也是驭着买来的粮食，夜路往家赶。一个乡亲的车越骑越沉，实在蹬不动了。下来看看，链条上、齿轮上沾满泥。怎么办，又没水冲洗。有人提议，用尿冲洗。于是大家依次上前往链条上齿轮上尿尿。暂时解决了困难，勉强骑到家。
除了在本地买粮食。我与乡亲们有一年还到山东南部去换粮食。用我们当地产的土布（也叫粗布）到枣庄一带换粮食。多年以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记录这事，现从中摘引几段：
一年春天，家里瓮中无米。无奈，只得加入了“南下”的大军。原来，我们家乡是产棉区，民间都织土布，逢到灾荒年景，就用它们去鲁南换粮食。说起来也是互通有无，鲁南一带粮食多但穿衣困难——那时买布需要布票。
我们一行四五人，每人用个破包袱包着一丈二丈土布，步行二十多里路到德州，傍晚时爬上了南去的运煤的火车。一夜颠簸，第二天上午车停薛城，我们下了车。
历尽艰苦，大家在数里外的村子里换到了粮食。我记得我年龄小（当时我大约十七八岁）力气不够，只背了80多斤红薯干。又搭货运火车回来。
经过几天几夜忍饥挨饿的旅程，我们换来粮食回到德州。那是快黑天的时候。我从火车上跳下，只感到渴得难受极了，胸膛里嗓子里都好像着了火。一眼看到不远的工房外有一个大保温桶（应该是铁路工人饮水用的），便不顾一切地跑了过去，趴在地上，用嘴对着水龙头喝起来。我想那时我的高级神经活动已被一种生存的本能驱赶到一边去了，根本未想这样做对不对。
正喝着，屁股上被人重重地踢了一脚。爬起来一看，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正怒气冲冲地准备再踢第二脚。我连忙逃走，那人一边追着，一边骂道：“混帐王八蛋！到这里来喝水。这一桶水全让你糟塌了。”
想起来，也是我的不对。怎么可以不讲卫生，嘴对水龙头喝水。再说我当时那狼狈相——破衣烂衫，煤灰满面——人家怎能不讨厌。不就是因为没粮食吃吗？一个人，倘到了几乎饿死渴死的境地，那他还会顾什么脸面，讲什么卫生？
政府和铁路部门对饥民扒火车去换粮食，并不强行阻拦。我与乡亲们在车站扒火车，要先询问火车的方向，铁路上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是扒车换粮食的，就指给我们应该上的货车。这也是我以前闻所未闻的事。
我也曾到临清买粮食，那时我父亲已调到临清上班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托熟人用汽车运到德州，我再骑自行车驭回村里。
那些年在农村，吃尽了没有粮食吃的苦。真是一言难尽。与乡亲们买粮食的路上，拼命骑行后休息的时候，还有在地里出大力汗流浃背劳动的时候，乡亲们常常半开玩笑地说我：“我们这些人，祖辈就是农民，也就这样了；你这城市里长大的小孩，竟也被打回农村，受这些不是人受的苦……”后面往往是一声叹息。
我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年里，也确实为自己鸣不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进入老年以后，这才设身处地地想想农民们。他们一生辛苦劳作，在我们家乡直到如今大多数人生活和医疗保障，还是比较薄弱。我不过在一生中就有那么七年半的时间，在农村里过了一段吃不饱穿不暖出苦力的日子，后来说不上很好，但起码吃喝不愁，生活和医疗有保障。可中国的农民，包括我家乡的村民，当年我和他们一起劳动，几年后我离开了，但他们一直劳作几十年，现在往往还要继续劳动。只要能干得动，就得出力，因为他们那么一点养老钱（大约一二百块钱吧），实在不足以安逸地养老。尤其是怕得病，现在虽然也有医疗保险了，但只是报销一部分。如果得了大病，成千上万的花钱，他们哪里有钱？
说到看病。我在家乡时，人们得了病，小病就扛着，因为即使请村里的赤脚医生看，拿点药，也要几毛钱或一二块钱。对于没有很多收入的农民，花钱看病，也很心疼。一般情况下，老年人得了病，常常请赤脚医生或乡村的中医大夫看看，抓几副药吃。治不好也就听天由命了。我在家乡几年，没有看到哪位老人晚年病重时，到县城或城市看病、住院或动手术。我说的远，指东去德州人民医院（约15公里），西去县医院（约20公里）。更不要说去大城市看病了。
有些青年人或中年人，没有钱也照样有病得不到好的治疗，早早离世。我的一位表叔，从不到20岁得了肺结核，整天咳嗽吐黄痰。挨到近30岁过世了。我们村里扬水站上操作柴油机的一位乡亲，当时也就40岁左右。在德州医院检查出癌症，把家里养的猪卖了治病。一头猪当时可卖五六十块钱吧。很快花完。没有东西可卖。也就没法继续治，不久就去世了。
赤脚医生的有些治疗方式在城市人看来不可思议。例如给人注射青霉素从来不作皮试。注射用的针头、针管，用完后放到热水里冲洗一下，就给下一个人用。
当然，政府也在努力地培训赤脚医生和接生员。那时是新旧交替。比如接生，我们村里，有人家请没有受到现代医学训练的接生婆接生，也有人请受过西式医学训练的、政府认可的接生员接生。但有一点，也要肯定，那时农村的赤脚医生和接生医生，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态度很好。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有人需要，随叫随到。到了病人家，处理完，到了吃饭时候，病家常常留下医生吃饭。那时医患关系很好，从没听说，病人对医生治疗不满意或试图追究责任。医生受到普遍的尊重和信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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