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队每年种几十亩棉花。棉花是春天播种，秋天采摘。它的采摘期比较长，大约有一个月，因此秋收时摘棉花（我们叫拾棉花）是妇女们主要的劳动之一。收获的棉花卖给国家一部分，分给社员一部分。把棉花晒干后，送到专门的加工工厂轧出棉花籽，再经过弹棉花这道工序，就成为白白的、纤维很匀称松软的棉花（棉绒），可以用来纺线织布了。
我在家乡时，农民用的还是木制的、纯手工的纺车和织布机。这两种机具据说从汉代就发明应用了，似乎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一直用了2000年。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生活提高，没有人穿土布了，相应的也不需要用原始的纺车和织布机纺线织布了。
用这种简易的纺车和织布机来纺线织布，很费时间。所以那时农村女性特别劳苦，白天要跟男人一样到地里干活，回到家要为一家人做饭，还要喂猪喂鸡，这些做完，晚上再来纺线织布和做针线活。
在诗或歌里，纺线织布的过程是很美的，但实际上这是一项非常枯燥也很累人的活。人们一般把纺车放到炕上，人盘腿坐在纺车前或斜坐在炕沿上纺线。纺线要右手摇车，左手拿着棉花捻，从纺锭上拉出线来。而织布，身子要直挺挺地坐在织机上来回穿梭。很辛苦。织出布来做衣服、鞋。做衣服全是手缝，做鞋要纳鞋底，都是特别费力费时。
织布前先要把线染色，能织出各样的条条布。男性秋冬穿蓝黑条纹土布做的衣服，夏天穿白色为主配以蓝色条纹的上衣。女性穿红等鲜艳一些颜色的条纹布做成的衣服。当时大多数农民只有单褂单裤和棉衣棉裤。春去夏到，脱去棉衣就着单衣。家里较富裕的，有夹衣。冬天的棉衣也是手缝。到了70年代中期，兴起了做黑洋布（相对土布，即用现代机器织成的布）棉袄。主要是年轻男性穿，老一代人仍然穿土布衣服。说到穿衣，有一点也令从城市回来的人很惊奇：乡亲们，无论男女，没有穿内裤的习惯，光身穿裤子。晚上睡觉，除掉裤子，光溜溜。但我一直不能认同，也做不到与乡亲们保持一致。
我在农村的时间长了，入乡随俗，也与乡亲们一样，穿起土布衣服，脚上也是家做的布鞋。再加上长年在地里干活，尤其是夏天，皮肤晒得黝黑，由于用水困难，衣物也不经常洗，沾满灰土。完全一个农民形象了。有一年，我姐姐回来探望母亲，我骑自行车到德州去接她。我把她带来的一个旅行包，捆在车后座一侧，准备让她坐后座上我骑车驮她一起回村。旁边一位中年女性大约是看到一个城市女孩，要跟着一个穿着邋遢，衣服鞋上沾满泥土的青年农民走，就悄悄把我姐姐叫到一边，提醒她不要坐陌生人的车，怕是坏人，那就危险了。这事当时我姐姐怕伤我心，没告诉我。几十年以后，才告诉我的。
再说说与加工棉花有关的事情。也是很有趣的。我们村南就是运河，河对面属于山东省武城县。河南河北那一带都是产棉区，但棉花属于国家统购的作物，不允许个人和集体交易买卖。但我们这边并不禁止民间的棉花加工。
既然我们这边允许加工，所以各生产小队都购置了一二台简易的脱籽机，和一台弹棉花的机器。脱籽机是踏板式的，人工驱动。弹棉机使用牲口提供动力。到了我在农村的后期，弹棉机开始使用柴油机驱动了。这套加工程序我们叫“轧棉花”。
生产队上为什么要购置这一套机械设备呢？加工社员各家分得的一点棉花，没必要。我们是为河对面的人民提供加工服务。原来，对岸的老百姓通过多种途径家里有了一点棉花。这途径可能是生产队上偷偷分给各家的。也有基本采摘完的棉花株上还有一点剩余的，分给社员做烧柴，社员就把剩下的最后一点摘下来。既然他们那边不让加工，只有偷偷地过河到我们这边加工。这项工作都是在冬天进行，从忙完秋收秋种以后到春节的这段时间。
而我们这边之所以做这种服务，是为了获得棉籽。当时的交易是，山东的农民带来籽棉，我们给以免费加工，留下棉花的种子，就算是加工费了。这棉花籽用处可大了，最主要的就是把它送到油坊，换成棉籽油，分给社员，用来改善生活。此外棉花籽也是很好的肥料和喂牲口的饲料。
老百姓也是真有创意。我们这边生产队每天派几个人，白天过河到对面的村里，找到一家人家。这家人在他们村里有一定号召力，能组织起人。这叫去领人。我方人到人家后，安排吃饭，然后给找地方休息。吃过晚饭后，负责联系的人白天已联系好了数人，一般是5～10人。每人用一个大包袱背着20~50斤籽棉。由我们的人带着，趁着夜色赶路，到我们这边来。那些年，河里基本上长年有水，我们这边备有一条小船，可乘七八人，有专人划桨摆渡人来去。我们这边领人的带着队伍到了河边，喊一声，这边的船就划到南岸，接上人，摆渡到北岸，上岸后再步行一里路，到我们村。结冰以后，就从河的冰面上走过来。
我们这边加工地点设在队上场院的几间屋子里。有人值班。对岸来的人来到，一般是接近半夜。路途近就到的早，路途远的有离我们50-70华里的。要经过数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到我们这里后，放下棉花，队上安排他们到各家去休息，吃点干粮喝点水，睡觉等候。我们这边把已经睡了觉的社员喊起来，开始给人家加工。一般用三五个小时就可以把一伙人的棉花加工完。然后由我们的人带到河边，送过河。一般他们就趁着夜晚，踏上归程。路途近的，天亮以前，就能回到自己的村子。如果估计天亮前回不到村，就在我们这住一天，第二天晚上再走。白天是不敢背着棉花走的。路上有公家的人查扣。
弹棉花由牲口拉动机械，只要一个人操作。但弹棉花有一定的技术，弹得匀才行。操作脱籽机由前后两个人用脚踩踏板，使脱籽机转动，前面一个人同时还需要往机器里投喂棉花。机器的两个胶辊之间的距离需要调整的合适，下面有轴的地方需要合适的垫片，以及加油。所以，人工使用脱籽机，是个累活。也需要一定的技术。
轧棉花是一项大家都抢着干的活，就是为了出的工多，可以多分油。我到家几年后，成长为壮劳力，也就成了轧棉花的主要成员。
河两岸人利益同一，共同获益，所以大家一心一意，同舟共济。到了对方的地盘，都是热情接待。那时虽然生活困难，我们领人的，走十里二十里，累了。进了村，有人让到家里，舀给一碗热水喝，让人感到宾至如归。而到我们这边，那些人，大多是中青年男女，个别也有年龄大的，背着几十斤重的棉花，冒着冬季的寒风霜雪，放下重担，有人安排进到温暖的屋子里，喝上热水，让疲惫不堪的身体有个地方躺下睡一觉。也会让人感到如沐春风。来压棉花的人中，有普通的社员，有生产队的干部，也有教师，甚至还有国家干部和回乡探亲的军人。
我也有两次到对岸领人。和一个同伴。我们午饭后过河，步行两个多小时，到离我们村十几里的一个村子里。冬天的田野里很有些荒凉，有人走过目标很明显，因此我们总是背着一个粪筐，让人看不出是从远地方来的人。
那时，山东这边对于村民们到对岸压棉花，一律禁止。平时由村里的干部组织民兵监督村民。但村干部自己家里也需要轧棉花，所以并不积极和认真管。公社和县一级有时直接组织力量查禁，一般是从公社各村抽调基干民兵，在通往运河的路口设卡盘查，有时还晚上直接到河边渡口处搜捕。那时我们县沿河几十公里，几乎每个临河的村都开办压棉花的小加工厂。对山东县里和公社里组织的阻拦和查禁活动，往往由于人手不够而效果不佳。这样我们的压棉加工，基本上年年搞。集体和农户都从中得到好处。大家的积极性也高。
一次，我和同伴在下午晚些时候，到了山东这边的村子，进了熟悉的人家，等到天黑，像往常一样，一伙人在村北面集合，迎着北风，向河走去。那天是个极黑的夜，没有月光，好在我们熟悉道路。趁着夜色，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河边。翻过河堤，来到渡口，喊了几声，对岸我们村的船摆过来，刚靠在岸边，还没上人，十几米二十米外突然窜出来五六个人，闪着手电筒，大声喊：“抓住轧棉花的！”“别让他们跑了！”“快扣住船！”，一边向我们这一行人围过来。这一喊，大家都知道是来抓轧棉花的。人群四散逃跑，有二三个跑得慢的就被人拽住了，棉花包掉到了地上。我和伙伴因为是带路，走在前面，此时已走到水边，离船只几米，我们村摆船的小伙子向我俩喊：“快上来！”我俩就急跑几步，踩着浅水，跳到了船上。几乎同时，摆船的小伙子用船桨一撑地，我们的船就向河中行了二三米。追我们的人上不来，只得在岸上呐喊恐吓。我们几个就拼命划船，终于安全回到我们这边。这也是有些惊险的一次领人的经历。邻村领人的，有人被山东那边扣住过，后来这边去了村干部，经过疏通才给放回来。我们村没有被扣住的。
那时，村里的民兵是配枪的，是真枪，也有子弹。我们村里有到对岸领人的，碰到对方开枪。但只是向天放枪，驱赶河边准备渡河轧棉花的农民。
说到村里民兵有枪，情况是这样。每个村里有一两支枪，是长枪。配给出身贫下中农的年轻民兵。我们小队与我同年龄的一位基干民兵，他有枪。我在家数年，他唯一的一次用途是开枪吓阻外村来我们村里抢人的。我们村一位姑娘嫁到外村，结婚时间不长，与丈夫和夫家人关系不睦，就回娘家，一直不回男方家。大约是想拖一段时间离婚。她家离我们家不太远。突然有一天夜里，村里的狗疯狂地叫起来，接着有人喊声响起，又听到几声枪声。我与大多数乡亲在家睡觉被惊醒。第二天，听说了事情经过。原来是那位跑回娘家的姑娘，她外村的公婆家，找了村里同姓的数个青年人，来我们村抢人。他们在来的前些天，白天派人伪装成卖东西的来我们村里侦察过，确定了姑娘的家，以及院墙高矮，还有来去经过村里的路等。计划好了以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下半夜，他们一行数人乘坐马车来到我们村外，把车停在那里，留下接应的人，约有五六人进到村里，翻墙进入姑娘家院内，撬开屋门，找到姑娘，几个人蒙住她的眼，抬着她出门。但在这个过程中，姑娘和她的家人，大声呼喊，邻居们发现了，就出门阻拦。那位有枪的民兵立即拿着枪出来，同几个乡亲一起追赶，途中朝天放了几枪。那些人一看有人开枪，吓得连忙丢下姑娘，驱赶着马车逃跑了。紧急中，他们其中一人落在后面，被我们村的人抓住了。也是一个青年人。回来审问，他交代了整个事件他们筹备实施的情况。我们村里的人把他关到红薯窖里（我们家乡的红薯窖类似于水井。上口仅略宽于人体，下面挖下去，同时向四边扩大，深约三米。人上下需要梯子。没有梯子，上面再盖住口，关在里面的人插翅难逃）。后来经过中间人调解，我们这边放了人，他们也不再来追索姑娘。经过半年或一年，她就离了婚。
这是上古抢婚留下的遗风。把人抢回去，丈夫强迫与她发生关系，有了孩子后，女性为了孩子，往往就屈服了。当时农村男性娶妻不易，不惜以抢来维持婚姻。
我们村南大队，另一年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也是外村来人抢人。那是白天来的。对方村里来了几十人，拿着木棍、刀等武器，气势汹汹，围住我们村里那家，非要带走我村的姑娘，他们村里的媳妇。我们村里这位姑娘也是结婚不久，从丈夫家跑回娘家来的。女方的本家人来保护这位女子，不让对方带走。双方大有爆发激烈冲突的风险。这时，女子的一位本家，其人是我县某个公社的书记，配有手枪。正巧他在村里。危急中，他亮出手枪，指出对方违背妇女意志，抢人是犯法，犯法的人会坐牢。喝令他们停止行动。对方在他晓以利害，又持枪威吓之下，撤退了。
以上都是在城市里不会见到的奇事吧？记录下来，可见当时的民风及社会现状。
（14）农民太懒？
农村常年粮食不够吃，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农民太懒。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在农村亲见的，社员下地干活时，如果没有队长跟着，大家能少干就少干点，到了地里，干一会儿活，就找地方休息，年轻人打扑克或下四子棋，上了年纪的人闲聊或躺着休息。干活也是不求质量，能凑合就凑合。比如锄地时，在地头上锄的好些，到了地中间，多数人就不认真了，草草了事。间苗时，不爱惜小苗，追求快，常常把好苗也砍掉了。须知，如果砍掉了好苗，断了垄，是影响收成的。到头来还是坑了自己。但当时的农民，认为生产队不是自己的，也就不爱惜队上的财物。也有人觉得，队长和保管，以及大队上的干部贪污，把粮食偷偷地拿回自己家了。普通社员觉得，既然自己得不到，就破坏吧。这样造成收成更减少。
在参加生产队上的劳动时，几乎人人都想方设法偷一点队上的粮食等带回家来。方法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有的人上工时背着粪筐，队长不在时，就藏到里面一点粮食，上面盖上点？妇女们摘棉花时，也在身上藏棉花，带回家。前面说过，大队上有专门的看护人员，有时收工时，截住社员，搜查筐。但一般不搜身。
劳动的人不太多，队上干部又不跟着，大家在地里休息的时候，常就地取材，烧粮食吃。夏收时烧麦穗，秋天烧玉米、红薯、豆子等。方法是用铁锹或镰刀，在地上挖出一个简易的长形灶。烧玉米是把玉米带皮架在上面，大伙一起动手捡来干柴，在灶下面烧火，等玉米皮烧干了，里面的玉米粒也就熟了。烧红薯费事一些，要把红薯埋在灶里，与柴火一起烧一会，然后，灭掉明火，靠柴火未烧完的部分慢慢地烤它，直到熟了可吃。烧玉米、红薯，又能止饿，又能解馋，味道鲜嫩香甜，回味长远。
人民公社这种大锅饭体制，调动不起社员们劳动的积极性。另外，当时搞阶级斗争，各级干部一定要选拔出身好的人来当。有的社员脑子清楚、灵活，大家都觉得他能带领生产队搞得好一些，但由于出身不好，不能当干部。邓公搞改革，先从农村改，第一就是放弃生产队这种集体劳动集体分配的制度，代之以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己生产自己经营，这才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因而劳动生产率很快提升，粮食产量也大大增加。很快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也大大缩小了城乡差距。
“文革”时，国家整体科技落后，当然农业科技也落后，我在家劳动七年，基本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还是沿袭千年延续下来的。甚至比四九年以前还落后。1966年，我们家第一次被遣返回去时，队里有一辆大车，但缺少拉车的牲口，没办法只好用人来拉车，往地里运肥，运回庄稼等。到1968年第二次回去，队上养了几头牛，不再用人拉车了。收割就是靠镰刀、大小镢头，还有连杆拔出棉花的一种大夹子。播种小麦的耧，人拉或牲口拉，耕地平地用的犁、耙，场院里用碾子压麦子或谷子。千百年来就是这样生产。
社会毕竟也在慢慢地发展，我在农村几年，后面逐渐地应用了新的技术和工具。比如在新品种方面，政府有一年引进过一种高粱，是矮秆的，产量比传统的红高粱高，但种植以后，由于害虫多，再就是高粱毕竟不好吃。种了一二年，农民就不种了。其他如小麦、玉米等，也有新品种，但生产队上缺钱买。所以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自己留种。自己的种子品质差，时间长了退化，影响产量。
耕种方面，政府号召合理密植。因为当时农民用的耧，还是古时留下来的，垄距很宽，所以亩产也低。但问题是，如果密植，土地里没肥庄稼也不长。生产队集体生产以后，牲口少，秸秆都用来烧火做饭，很少用来沤肥。化肥当时产量少，既不容易买到，队里缺钱，也买不起。
说到产量，我在家几年，冬小麦，收成好的年头，亩产也就是100-150市斤。查县志，1969年冬小麦亩产39公斤，秋收粮亩产95公斤。我离开的1975年，冬小麦85公斤，秋收粮144公斤。1979年我县小麦亩产平均121公斤；1984年209公斤，比1979年增长71%。棉花“文革”期间大多数年份单产在10-17公斤（籽棉）。按县志统计以及我个人感受，粮食产量基本上还是缓慢地增长，这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应该肯定。
农村很少副食品，几乎一年到头吃不到肉，油也少，菜也少。光吃主食，吃的就多，一个壮劳力，农活忙时，干活累时间长，大约每天要2斤粮食。这样算来，即使最好的年头，粮食也就勉强够吃。
河北气候是10年久旱。偶尔有涝灾。春播和秋播时，碰上不下雨，就不能播种，等雨来了再播，时节过去，收成会大减。主要还是靠天吃饭。
说到电力。到我离开村，我村没有通上电，因此靠电驱动的设备不能用。加工粮食（小麦玉米磨成面）需要到其他村。
大约到了1974年，出现了小型柴油机。有了用它驱动的脱粒机和水泵。我们队里买了一台12马力的小型柴油机。生产队上派我到公社组织的一个培训班里学习了几天，回来后我就成了操作员。开始技术不行，出了毛病要请外村专门技工来修，后来我用心钻研，一般的故障都可以自己修理或更换零件。柴油机主要用来带动水泵从机井里抽水浇地。打机井也是同时兴起的。也用这台柴油机带动脱粒机和弹棉花的机器。直到我离开农村，队上没有拖拉机。
农业劳动是辛苦的。人们用原始的工具，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四季在田地里，夏天头顶烈日，汗流浃背。冬天里寒风刺骨，手足冻裂。个中辛苦，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真正体会。有一年春天，种红薯。事先在屋内培养出瓜秧，剪成20～30厘米长，再移栽到地里。要有人先用镢头刨出坑，然后放红薯秧到坑里，浇上水埋上土，等它扎根生长。水是用扁担水桶从很远的河里挑来。挑水是累活，安排男女壮劳力干。从河里挑水到地里约有300～400米。一担水总有六七十斤重，很累人的。河北春天风大，风起处，沙土扑向人，扑到人脸上身上，灌到人眼里嘴里。社员们就在这样的风沙弥漫中，连续干好几天，才栽完十几亩红薯。
收麦是一年农活中最累人的活。因为麦收时间很短，也就7～10天的样子。熟了的麦子不及时收，麦粒就会脱落到地里。因此，这个季节，男女老少起早贪黑，抓紧时间收获。男人们和健壮年轻一些的女性到地里收麦子。没浇过水的麦地，用手整个拔起来。浇过水的就用镰刀割。
我们家乡在6月初收麦子。正是炎热的夏季。气温常常在30度以上，中午时可能接近40度。一般天刚蒙蒙亮就下地，干一个多小时回来吃早饭。早饭后接着下地，干到中午。中午饭后休息2个小时左右，开始下午的劳动。干到天黑为止。全天劳动约10个小时。拔麦子完全靠手，弯下腰，用手揽过一大把麦秆，两手抓紧，将这一大把麦子从土里拔出来。连续拔几把，再用一绺麦子当绳子，捆成一捆，后面有人装到车上，运回场院。弯腰几乎到180度，烈日下的麦秆，干硬，只有农民结满老茧的手，才能应对，如果细皮嫩肉的手，拔一下就会被麦秆把手刺破。加上热和口渴，是对人体力的强力考验。所以说，麦收一季的劳动，累不死，也要脱层皮。
在场院里，社员们用铡刀去掉麦根，堆到场院里，由牲口拉着石碾子压，把麦秆、麦皮与麦子分离，成为收获了的麦子。留下交公粮和做种子的，其余的就分给社员。有一句短语叫：丰收的喜悦。只有亲自参加从秋天播种，春天浇水上肥，到了夏天收下麦子，才能体会这种喜悦。收在场院里的麦子最怕下雨，一下雨麦子就霉烂，不能吃了。所以场院里的活，也是争分夺秒，日夜奋战。
秋收秋种的各样活，虽然从单项说不如拔麦子累，但秋收秋种的时间长，约要延续1~2个月。要收下玉米、高粱、大豆等作物，还要适时种上小麦。农活也是十分紧张忙碌。麦子越早播种越好，这样能扎根深，有利于来年的长势。所以要抢收，然后要犁地、平地，最后播种。有俗语：晚麦不过霜降。所以要赶时间。秋收的整个季节，我们除了白天，晚上也常加班干活。没有星期礼拜的休息日。国庆节正在秋收节期内，所以从来没有因节日而休息和庆祝。
秋收的季节，青壮年劳力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看守庄稼。前面说过大队上设有晚上巡逻的守护员，但人手少，看护不了各生产小队上所有地块。因此各小队就安排人晚上睡在地里的窝棚里（个别时候，直接睡在地里），看守庄稼。在家乡劳动这些年，我被生产队上派去地里和场院里看守庄稼，晚上睡过各种各样的窝棚。大多数窝棚是用高粱秸或玉米秸搭建。把它们捆成小捆，立着两排排起来，向对方斜插，把两捆秸秆顶部交叉，两边再堵起来就成为一个封闭的窝棚了。人钻进里面睡觉。一般的窝棚可容纳两个人。吃过晚饭后，我和同伴抱着一床被子到田地里窝棚睡下，地下铺着从场院里拿来的谷草，枕头也是一捆谷草。早上天不亮就回家，不耽误早上出工。我后来与家人，讲起在农村住窝棚的事，妻子很好奇的问：“夏天不怕蚊子咬吗？”。似乎没觉得这是个问题，我认真想想，可能是农民夏天天天裸露上身（男性）和腿脚，皮肤粗糙，再加上很少洗澡，身上满是泥土，有强烈的汗臭味，蚊子也就不叮咬了吧。
睡在窝棚里也是别有的体验。扑进鼻腔的是秸秆特有的味道，晚上出窝棚小便，抬头满天星光，周围是无边的黑夜和岑寂，常使人感到恐惧，也别有一种浪漫的风情。我曾看守棉花地到天气都比较冷了。早已是寒风阵阵，大地干净。躺在窝棚里，常听到南归的雁队经过天空时的叫声。还有一年，队上种了过冬的大葱，我被派和一位伙伴看大葱，整个冬天，晚上睡在地窨子里。河北三九天的严寒，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也过来了。
以上说的这种窝棚，可以一定程度抵挡风霜寒冷，但挡不住雨。有一种高级的窝棚，里面的人雨淋不着。一般搭建在西瓜和其他瓜地里，因为看西瓜时间长，从西瓜很小就要防止人来偷一直到成熟。这种窝棚四角用木柱子埋进土里做支撑。上面顶用木棍搭成尖顶，四周围上谷草编成的帘子，最顶上盖一块油布。这样下雨，水会顺着尖顶流到下面，窝棚中间不进水。窝棚顶四角捆在木柱子上，还可以根据天气情况升降。这种窝棚可以看作是一件艺术品。睡在窝棚里，赶上下雨，望着四周的雨流，洒在庄稼和瓜果上，人与大自然是如此亲密接触，有一种融合为一体的感觉。
我在农村劳动时，虽然十分辛苦，生活也很困顿，但也并非没有乐趣。在田野里劳动，可观察体会到自然物候带来的变化。如春风秋雨，草木萌发与枯萎，一年四季是不同的画卷。冬季的田野空阔寂寥。时常看到野兔在收割干净的田地里飞奔。天上常见到南飞北回的雁队，一边奋力飞舞一边变换着队形。引人遐想。社员们也总是苦中作乐，互相打打闹闹，开开玩笑。很多社员喜欢开与性有关的玩笑。有很多荤段子。这既是变相的性欲望的宣泄，也是向少年人教授性知识的方式。男男女女之间也会产生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依恋与爱的情感，作为繁重劳动与艰辛生活的调剂品，也是支撑人生存的精神动力之一。莫言著名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把那个时代集体劳动背景下，人们集体无意识中的性追求，以及其中几个人的爱情纠葛的故事与场景，写得十分精彩的一部文学作品。小说描述的“文革”时期人们的生活、习俗，水利工程包括打铁的场景，以及男女农民的心理描写，我都是十分熟悉的。因而读来也感觉很亲切。
在农村苦难与屈辱的日子里，读书是给我精神上鼓舞的力量。我要专门写一节。此处再说生活中的一项乐趣或者说是安慰。就是音乐欣赏与自己的歌唱。有限的一点乐理知识是在中学里学的。当年我们学校重视音乐课的教学。我记得，音乐课在专门的音乐教室里上课。教我们音乐的是一位中年女老师，姓王。她每次上课都是先让我们练习音阶、曲谱。她一边弹钢琴，一边领我们练习。大约经过初中一年的学习，基本上能看着简谱，唱出简单的新歌。这就是俗称的有“识谱”的能力吧。
在农村时，我姐姐知道我喜欢唱歌，就经常在来信中，抄给我她和同事中传抄的一些歌曲。在“文革”时期的文化沙漠中，年轻人私下传抄一些违禁歌曲。也是公开放映的电影中的插曲，不属于违禁。比如，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南斯拉夫电影《桥》插曲等。属于违禁的一些外国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惨然的微笑》（又名《马来亚的姑娘》），还有一些中国的老歌：《夜半歌声》等。我凭着中学学的那一点乐理知识，几十遍地看着乐谱学唱这些歌曲。当然这都是在劳动之余自己独自学习的。唱熟以后，被一起劳动的伙伴们听到，有的也有兴趣学，我就教他们唱。后来，我有机会听这些歌的音频时，发现我自己看着曲谱学唱的，大部分音准和旋律是对的。
唱歌缓解了繁重农活给身体带来的疲劳，增加了生活中的欢乐与希望。当我读到捷克作家伏契克的书《绞刑架下的报告》其中的“二六七号牢房”章节中关于歌唱的部分，引起强烈的共鸣。那激情的语言也更激发了我对于音乐的喜爱，虽然这种爱好与当年落后贫穷的农村生活格格不入，但确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下面引几段伏契克的文章，当年读过几十遍，几乎能背诵下来的。
“现在连看守们都听惯了二六七号牢房里的歌声，他们已经不再敲门命令我们安静了。二六七号牢房在歌唱。我歌唱了一生，我不明白，在这临终之前，当我对生命感受特别强烈时为什么要停止歌唱。至于老爹佩舍克呢？啊，没想到，他也是非常爱唱歌的。他既没有音乐的听觉，嗓子也不好，还缺乏记忆音乐的能力，但他却如此善良而诚挚地迷恋着歌唱，他在歌唱中找到那样多的欢乐，使我几乎听不出来他是怎样从这个调子滑到另一个调子的，该唱“拉”的地方他却固执地唱成“索”。我们就这样歌唱着，在满怀愁闷时我们歌唱，在明朗愉快的日子里我们歌唱，我们用歌声送别那也许永远不会再见的同志，我们用歌声欢迎来自东方战线上的捷报。我们就像人们一向那样欢欣地歌唱，永远地歌唱，生命不息，歌声不止。没有歌声便没有生活，犹如没有太阳便没有生命一样。如今我们更是加倍地需要歌唱，因为阳光照不到我们这儿。”
我安排到供销社工作以后，对面中学的一位音乐老师，听说我喜欢音乐，经常给我抄一些歌曲。记得抄给我一首日本歌曲《故乡》，我试唱了一下，觉得词和曲调都很美，就抽时间自己识谱唱下来了。歌词中一段：“在山上捉野兔，我的故乡；在河里钓鲫鱼，我的故乡。山明水秀，稻谷金黄，可爱的故乡。我怎能离开你，我的故乡。”歌词描绘出的诗一般的意境、朴素而普世的情感，配上优美的旋律，具有非比寻常的感染力。
直到1993年，我才在电视上听到这首曲调演奏。1993年5月9日—5月18日，第1届东亚运动会在上海举办。日本运动员入场时，播放的就是这段音乐。熟悉的旋律让我回想起初学唱时的情景。
互联网兴起后，我通过网上搜索，知道《故乡》歌曲是一首日本传统的民谣，已传唱百年。它是由日本作曲家冈野贞一与作词家高野辰之合作创作的艺术歌曲，1914年由日本文部省收录于小学音乐教材。中文版有多种版本传播？歌曲通过“追兔之山”“钓鲫之河”等童年场景的四季意象展开叙事，以自然风物为载体，呈现游子对故土双亲安康、旧友近况的牵挂，并寄托衣锦还乡的愿景?歌词融合具象的故乡景观与含蓄的思念情感，形成视觉与情感的双重表达，延续了冈野与高野作品中典型的乡土情怀创作脉络?（来自百度百科的介绍）。当年那位老师抄给我的《故乡》的歌词与现在常见的不同，不同的版本。在此，感谢使我首次接触这首著名日本民歌的中学音乐老师。
（15）挖河去（上）
关于河北省东部治河工程，主要是为天津输水及根除天津、河北的水患，起于毛泽东1963年作过的指示“一定要根治海河”。据有关资料，从1965年开始，到1980年结束，根治海河历经16个春秋。河北省每年前方骨干工程出动几十万人，后方配套工程出动几百万人，治理了海河流域南系大清河、子牙河和漳卫南运河三个水系。
家乡人把这种水利工程叫作“挖河”，每年春秋两季由公社、大队再到小队一级一级地分配指标，提前确定参加人，到时出发到工地。派定人员这事，是自愿报名与分派结合。谁都知道这是一项苦累的活，但又有可以免费吃饭的好处，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家境好，不在乎省下一些粮食的家庭，不愿意让家里人去挖河。毕竟活累，一去二个月左右，撇家舍业。而想省下粮食，多挣点工分的家庭，就愿意让家里人去。
挖河必须是壮劳力，因为这么长时期的连续累活，既要有力气，也要有耐力，所以太年轻的劳力不行，一般要20岁以上。但40岁以上的人，体力又不济了，也干不了。我们小队，前述姓H的四类分子家男孩多，每年挖河，他家必出一个劳力。最早是家里的老大去，老大结婚以后，老二就年年去。
我长成以后，总共参加过3次挖河工程，全是秋季。一次是在我们村，对我们村南的南运河这一段清淤。由于就在我们村南面，住在家里，这样相对的不那么辛苦。这一段时间，外地来的民工，有的住在靠近河的岸边搭的地窨子里，有的借住在村里老百姓家里，我家的一间“跨屋”里也住了人。这所谓“跨屋”，这个跨，我不知写的对不对，农民住房一般是三间正房，有一个门。正房一边或两边各有一间小一点的房，盖的矮一些，单独走门。用途类似于储藏室。
另有一次是到离我们家40多里的地方挖河，应该是在我们县大杏基村一带，疏浚的是清凉江的支流，现在叫江江河。这条河不宽，河面估计可能也就一二十米或再稍宽一点的样子。
那次可能是本县的工程，各队出工的人多。我们小队去了有五六个人，住在一户人家院内的一处小房子里。这个小房子估计是搭建来放柴草或是干什么的，特别矮，人几乎是爬着进去。不过，反正整整一天也不在屋里，只有晚上回来睡觉。干活累得很，倒头就睡了。但我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屋子矮小，挤的人多，空气不好，睡觉铺着的麦草混合着人出汗的气味，很难闻。
有一天早上上工，时间大约已是快到小雪的时候，天已经很冷了，河底残留或涨出来的河水到晚上结一层薄冰。泥土到晚上也冻住了表面。
我们干活，要过到河的西面，河上有用木板临时搭的一座小桥，人们推着小推车通过。早上，也许我还有点未醒，迷迷糊糊的，经过桥上时，一脚踩空，连人带车掉到河里了，河水虽不深，也就是到腰，但身上的棉衣全湿透了，只好返回住处，脱下衣服晾晒。这一天没出工。第二天，实际上棉衣并不完全干，就穿上上工了。
这次劳动，还记住的是吃饭的情况。村里派的村民做饭。农村吃水困难，这个村水井离伙房远，所以对于吃的菜，根本就不洗。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当时中午就是白菜汤，这也是当时标准的出工时的菜。一大锅水，把白菜下到里面，煮熟后，放点盐，再在表面浇上一勺油，就是事先做熟的豆油。这样一大锅汤的表面，飘着油花。所以，人们说当时缺油水，就是指的这个情况。也因此，人们吃粮食就特别多。粮食不够吃。
其他地方，例如在砖瓦窑上时，伙房吃的菜还是洗的，虽然按现在的要求，洗的不干净，但好歹还是洗一下。而我们这次在杏基，我是亲见过的，白菜拿出，做饭的人把外面的烂叶子扒掉，就直接拿到锅上方，用刀削碎，直接放到锅里了。
所以到我们吃的时候，锅底里沉淀着、菜叶上也混杂着泥土，更可怕或说可笑的是，那时白菜普遍都长一种小虫，我们叫蜜虫子，这些虫子就飘在菜汤上，盛到碗里，吃时就用嘴吹一吹，吹到碗边，随一部分汤离开碗。但吹不干净，总是吃下去不少。我们就开玩笑说这是“吃肉”。
我们挖的这条河，河堤很陡，从河底挖起土和泥运到河堤上，用独轮车推。看过去的回忆文章、摄影及电影，有的地方或有的时期治河是用人力用土筐挑土或抬土的。但我参加的几次，没有这样干，都是挖土装到独轮车里，人推着送到指定的地方。一般是自己一个人，从挖土，到装车，再推土到倾倒的地方。一车土，大多时候是湿土，大约也有二三百斤吧。装在独轮车的两边两个大柳条筐里。即使走平路，也要使劲才能推动车行进，因为走的路也都是工地上临时开出来的小路，比较松软，推车走这样的路，格外费力。
遇到坡度较大，一个人就推不动，需要有人在前面把车拉到坡上。这人背一条绳子，一头跨在自己肩上，另一头拴一个铁钩，拉某个车时，就把钩子挂到车前方的横梁上。
我们在杏基这次挖河，从河底到堤上，坡度可能有45度，即使人在车前面拉也不可能，这个角度人无法弯腰用力。不知是谁在什么时候发明了特殊的方法，就是在坡顶立起一个小推车，但要把轮胎扒掉，用钢丝绳穿过车轮，钢丝绳成180度，用两个人拉车，这次是从上往下拉，而装满土的车，就被拉到坡顶了。
我主要说说我参加的第三次挖河。
先要插叙一下：这次挖河，地点在河北省东光县，秦村镇一带的漳卫新河段，记得这一段河道是西南东北方向的，我们的营地在河西，当时河里没有水，我们的任务是挖深和加宽河床，从河底挖土，推到东岸的堤外。
具体的位置现在无法判断的十分准确了。但河的东岸就是山东省的宁津县所属，我们从河底挖出来泥土就推上来倾倒在河堤旁，靠近村庄的空地上。
秋天挖河，结束的时间是确定的。因为这是由老天爷决定的。俗话说：“小雪不封地，不过三五日”。干到临近小雪的时候，每天早晨起来，地面都会冻上薄薄的一层，干活时要用镐挖开，以下才是松软的土。但到了小雪，地面冻得就会厚到一寸或更厚，镐头就很难刨开。不得不停止这一期的工程。民工们也就遣散，可以回家了。
开工的日子应该是在9月下旬，我记得我参加的这一期是干了60多天。具体是哪一年，我自己记不清楚了。感谢互联网，我在网上查到河北省政协《文史精华》杂志，其2009年第1期上面有一篇文章，恰恰是写挖河的。标题是“我的海河民工经历”，作者袁树森。但网上只有标题，没有文章内容。又要感谢《孔夫子旧书网》，竟然有这一期，我立即下单买下。到后阅读，不但解决了哪一年，而且作者也是参加了这一季的挖河的，更由于作者还正是我们公社的，当时是以连为单位管理的，他和我是一个连。他当时在连部（每一个公社为一个连）任司务长，所以他不但亲见劳动，还能从全局的角度，提供更多的情况介绍。
这样确定我参加的是1971年秋季的工程。那一年，我刚过19周岁，严格说来，力气是有了，但耐力还是不行的。但靠着坚持，我还是干下来了。
历代都有水利工程，都要征调民工干活。可能越往古代，工具越原始，只能是手扛肩抬。我们干水利时，至少有了独轮车。其他大约跟古时一样吧。参加治水挖河，大概历来被看作是特别苦和累的活，农村里流传着一句猥亵的话，说的是“四大累”：挖河、打坯、拔麦子、╳╳。当然这种话，只是在干活时，没有女性时说。一笑置之。
男孩大了以后，除了其他原因，开始爱显摆，证明自己已成长为一个标准的男性，有了男性的力量与身体，从动物心理学上说，也许是引起异性的好感？鬼知道。那要证明这一点，就能做一些在村里只有成年男人、身材又结实有力的男人才能干的事，这就包括能干砖瓦窑上的活和能去挖河。
快到秋季的时候，我就跃跃欲试了。约了我最好的同伴，也是我们一个小队的刘兄，他与我同龄，生日比我稍大一点。我们一起早早给队长提出了要求。这也是队长求之不得的事。当然获得了批准。
到了出发的日子，做准备。自己准备的是一个铺盖卷，说是铺盖卷，不过是一条旧被子。没有褥子。每人自带一个谷秸编成的小草垫。准备铺上睡觉的。又一个小包袱，装上棉衣和其他不多几件衣服。我记得，我带着有秋裤，但是一条穿了好几年的旧秋裤。再就是自己带着吃饭的碗，毛巾。我记得，我还带了两本书，有时在地窨子里，晚上靠着小煤油灯，看一会儿书。
这次我们大队一共去了六七个人。每人一辆独轮车，两边捆上大筐，带上一把铁锨。每人从生产队的场院里往筐里装上一些柴禾，路上生火做饭用的。大队上又发给半口袋玉米面，是我们一路上的口粮。路程现在地图显示80多公里。但肯定的是，现在有了大路，路也是比较直的。当时没有这么好和直接的路。全是土路不说，肯定要绕路，可能有100公里左右。
待集合齐人，装好东西，已是午后。所以这一天，我们只走了三四十华里。先从我们村走到德州，25华里，从德州市里穿过。从东北方面出德州，一路向东北。出发前，公社给了一个地址，就说在某县某公社某村的工地上。我们就一路打听着往那里走。出发和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忽然起了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觉得与他们有些相似。都是自行前往政府指定的地点出劳工。不过陈胜他们是去戍守，我们是去挖河，出劳工。
当晚，我们到了一个村，经向人打听，找到一户人家，户主同意让我们借住在他新盖的一处房子里。这处房子是三间土房，但门窗还未安装上，我们就在房子内的地上铺上草垫睡觉。又向房东借来一口锅，贴饼子吃了。记得房东看到我们只吃饼子，给我们拿来了几块萝卜咸菜让我们就着饭吃。我们谢了他。
到陌生的地方投宿，这似乎是古已有之的习俗，那时还保留着。这次挖河，来回的路上我们共住了3晚，投宿过3个地方。可能是政府通知过？反正看我们是挖河去的，一说要借住，村里人就互相商量着、指点着找谁，没有碰到拒绝的。我们也不是找村里的干部，就是碰到谁就问谁。
第二天一早，弄点吃的后，又继续上路。我们此行从行政区域说，是从河北故城，先经过山东德州，再往东北入河北景县，出景县后进入吴桥县，出吴桥就进入东光县，目的地所在。第二天晚上，我们借住在吴桥县某镇上的一处敬老院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农村敬老院的情况。我在我们县里没有看到过。
住在这里的老人都是当时所说的五保户。就是没有人奉养的老人，由村里或公社里养起来，虽然也就是满足最基本的吃喝，但是全不收费的。说明“文革”时期也有这种福利政策。这次是住在敬老院的屋内，也是地铺。
第三天走到下午，开始沿河堤向东北方面走，河西面都是挖河的民工驻地了，一般是以公社为单位，称为“连”。大约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到了我们公社所在的连。也一样是安寨在离河边100米左右的空地上。向南向北距离村庄大约都是3华里。所以后来，我们都分别到南北的两个村子去过。以后再说。
（16）挖河去（下）
一个连的民工人数，估计在100-150名。伙房和连队办公室在最北边，是在地上搭建的帐篷。整个连队驻地，只有它这一座是地上设施。由它往南，依次排列着约20个地窨子，就是各村民工的住处了。关于参加根治海河的民工的住处，有的说是借住在民房里，有的只说是住工棚，但没见过详细的描述。也没有看见过资料照片。有的照片只是治河的劳动场景，一般是很多人推着独轮车或肩扛手抬的照片。像我们住的地窨子，没看到文章描述或当时的照片。
我们住的地窨子是连队的先遣队给建好的，每个村一个。它东西长大概有10米，宽大约有2.3-2.5米。里面是睡觉的炕，人南北方面睡。炕的南边是一排走道。最东边是门口，有台阶上下进出。
建造应该是这样，把10米乘2米多的整个地面，整体向下挖二三十厘米，挖出来的土在地面上和上水，筑成环绕这块面积的土墙，高约二三十厘米。之上搭上木条，上面盖上油布，是为房顶。室内南边的走道，再单独向下挖半米左右，实际上是挖一条沟。这样，地窨子的室内，炕离顶大约有一米多一点，记得人坐在炕上，几乎头要顶着屋顶了。而走道可以直立走路，但也几乎碰到顶。门口处是几级台阶，供上下。门口吊着一块用谷草编成的?帘子。权当门。
地窨子一半在地下，因而湿气很重。本身不通风不透气。此地当年水位高，地窨子里的走道，人反复践踏，就由土变成了泥。我们睡觉的炕上铺上带来的麦秸和谷草垫子，人睡在上面。大多数人不带褥子，直接睡在草上。
洗脸用的水，是从门外挖的一个大坑中舀上来的。前面说了，此地水位高，我们来之后，在门外二米的地方，挖了一个坑，向下挖大约1.5米左右，就出来水了。也是修一个台阶上下。刚来时，天气尚暖，取水洗脸洗脚尚可，后来天冷了，用这水就不舒服了。尤其是接近结束的那段时间，早起，水坑里的水结一层薄冰，要砸开冰取水。水凉砌骨头。
说说吃饭。民工的粮食由国家供给，在治理海河的数年中，每人每天按2-3市斤提供。以国家规定的价格购买。但国家也给民工工钱。所以对于民工个人，挖河不交饭钱。我前面说了，这也是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因为当时农村普遍缺粮，能给家里省下粮食，是去挖河的最主要动力。
3天一顿面食，其余是玉米面。玉米面做成窝头，一天3顿吃这，早晚是玉米面粥，外加一块咸菜。中午是菜汤。真正的汤，不多的一点菜叶。浇上点油。3天一顿的面食，是每人一个大长馒头，我们叫面龙，或叫蒸龙。不知龙字是不是这么写。像俄国的大列巴面包那么大，说是一斤二两干面做成。民工常常吃一个面龙还不够，那就再加一或二个窝头。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又没有油水，所以吃的特别多。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早饭，我吃了七个窝头外加一大碗玉米面粥。每个窝头是二两干面做成。我们用的碗是特大号的碗，叫大涮碗。一碗约有一升半。现在想，那要多大的胃装得下这么多饭！
整个工期，好像吃过一次肉。可能是过八月十五节日时。大致的生活情况就是这样。
说到干活，工作时间是从天不亮出工，到了工地上还是黑天，要推上一二车土，天才亮。中午回到工棚吃饭，饭后稍休息一会，我估计整个中午饭时间约有一个小时左右，就继续上工，下午干到太阳落山，回到工棚，基本就天黑了。
前面说过，干的活就是从河道里挖土，运到河堤外的地面。距离很长，一二百米，中间有一段坡路。要专人在前面，用绳子拉着车上去。
在工地上和上工路上用庄稼秸秆围起来数个小空间，挖一个坑，就是厕所。好在当时人粪被视为宝，每个工地上都有不少的拾粪者。几乎是人刚解决完，刚离开马上就有人拿着叉子把排泄物捡走了。不存在污染环境或臭气弥散的问题。
劳动时间长、重力气活，再加上缺少油水，营养不够，因而民工的身体应该是到了极限，推一车土，人都要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这么苦的活，河北文史上登载的文章中，一方面承认挖河：“非常艰苦非常累。”但又说：“尽管如此，民工们没有一个喊冤叫屈的，都是比干劲、争上游的豪迈气概。”这是写文章的人运用了“文革”时期官方的辞令了。实在说，我自己和周围同来的乡亲，谁都明白，不就是为了多挣工分，以及省下家里的粮食吗？
与我们村工地紧挨着另一村的一个民工，也许是他年龄大一些，当时约有40岁。也可能他有病或体质不太好。看他推着一车土，格外吃力，也显得格外劳累。他常常一边推车一边叹息：“累死了，累死了。早晚累死拉倒。”说这话时，脸上呈现出令人悲悯，甚至近乎绝望的表情。
管理方面，连队里我们只认识连长，他是另一个村子里的人，当时有30多岁的样子。他当了多年的带队连长，有过经验的人告诉我们这些新手，他非常凶。但我参加的这一期，并没有发现他怎么凶。有一段时间里，别人告诉我，连长知道了我的情况，即我是四类分子的子弟。他对其他人说过对这样的人要注意云云。也是那个时代搞阶级斗争的一个反映吧。碰到他的时候，他也没跟我说什么。当然，我像大家一样，每天上工下工，平平常常一个普通的民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别人传过来的话，真假我也不知道。
其实民工还是好管理的。前面说过，每个人都是冲着工分和粮食来的。都知道，只有干活，才能得到这些。不干活，来这里干吗？所以，没有人捣乱。我的观察，来这里干活的人中，四类分子子弟不少。除了上面说过的原因，在挖河的工地上，人际关系单纯一些。只是吃饭干活。没有生产队干部的歧视，也是四类分子子弟愿意来此的原因。在这里，干活是衡量人的唯一尺度。因为工程量是层层分下来的。大家都多干，才能早日完成任务。邻村的一个民工，年龄比我略大一些，他是个四类分子子弟，长得高大魁梧，力气也大，干活不偷懒，装的土比一般人多，受到人们称赞。
我们村里来的民工里，负责的（应该叫班长）是姓田的一位年轻人，他比我长几岁，出过几次河工，算是有经验了。为人很好，处理问题公正，对我们也很体谅，有民主作风，有事平心静气地与大家商量。得到大家拥护。所以我们一起出河工这一段，大家团结的很好。
身体不舒服，可以请假。给村里的负责人请假就可以。一般最多是半天。说到生病，我印象里，连队里没有医务室，营或团部在哪、有无医务室，我不知道。好在都是年轻人，很少得病。偶尔感冒拉肚子，就到南面村里，找那里的赤脚医生，买一点药吃。
我本人拉过肚子，还陪同一位伙伴去看过医生。总起来，在这个工期中，我大约有二或三个半天的请假。其中一次是到北面村里的代销点上买东西。
说是买东西，只是一半的动因，另一半是看女的。你想全是男的民工，几十天里看不到一个女性，性欲强烈的青年人是非常压抑的。听说北面村里的代销点上有2位女性售货员，民工们就常常议论，以此为话题。说句难听的话，是“意淫”吧。想象和过过嘴瘾之余，就是到那个村里，亲眼看一眼，算是解一解馋。
这种欲望非常强大。我也不能例外或说是脱俗。说出来，可能人会不信。人会这么龌龊？实际上这不是龌龊，是人的正常需要啊。几乎所有的民工，都是轮流着到代销点买东西，顺便去看女人。
当我和同伴到了那里，见到了其中的一位。那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长相、穿着普普通通。不知怎的，见了她，不知他人，我是激不起丝毫的欲望和冲动。为什么呢？并非我是坐怀不乱的圣人，也许是年龄以及我心仪的女性与她相差太远吧。因为我在村里，愿意交往的女性，至少从年龄上说相仿，20岁上下，是青春年少，含苞待放的少女。不是这样年龄大，似乎失去了青春活力的女性。原谅我冒犯了这位女性。
治河的工地上，有时有文艺团体来慰问，其中有女性演员。我们这一期没有。听资深的民工讲，当慰问团来到的时候，民工们都来看女演员。人山人海，以至要多层人墙保护女演员上台和下台。
关于挖河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吧。小雪两三天之后，我们就离场了。人们离家二个月，此时是归心似箭。当宣布明天就回家的当晚，我们村的一个人，一晚上也不等了。他连夜自己出行，往家赶。据他后来讲，到下半夜，他在野外，找了一个背风的地方，迷糊了一觉，就又前行了。
我们是第二天早上出发的。返程一是熟悉路，二是要回家了，不知不觉走得快。因此在路上只住了一晚。
这一晚我们住宿在经过的吴桥县一个村庄的小学里。我们被安排在一间闲房里打地铺。夜晚也有老师住在学校。记得晚上没事，我还到老师的办公室玩了一会。住在这里的是一位年纪约有35岁左右的男老师。看到他桌上有《参考消息》这份报纸，我就拿起来翻看，他也没有阻止。那个时候，参考消息还是内部刊物，但控制的不是很严格了。在挖河工地上时，我也看过一次这报纸，是从我们公社陈庄村的一个人手里借来看的。陈庄是我姑奶奶家。他与我姑奶奶是本家，所以我们认识。他是我们县郑口中学毕业的。“文革”开始时，他还在学校里，所以他给我讲过学校里运动的事。他也来挖河，我们经常见面说话。他村里的一个人此时在连部里任职，担任保卫方面的工作，白天不干活，晚上在工地上搭一个棚子，看守我们的工具。《参考消息》是从保卫员那里借来的。这一时期的《参考消息》登载有联合国恢复我国席位的新闻。
海河工地上的连部订阅有参考消息，是确实的。我挖河回来的第二年或隔了一年，前面说过，治理我们村南的卫运河了。村南的堤里堤外都住满了民工。我们常到工地上，用自己腌制的咸鸡蛋去换他们的窝头。有一次进到了连部里，看到一个人正在看参考消息，我说：“我看看吧。”那人就递给我让我看。我很想每天都去看，但思考半天，觉得实在不好意思，就作罢了。但内心是很想看的。毕竟《参考消息》经常用外电的文章，文风与国内报刊上文章不同，不是那种教条式、陈腐式的说教。
回来说我们挖河返程。第二天一早，吃点东西后，我们就马上上路。记得经过德州时，同来的一个伙伴一直有肝炎，想到德州人民医院看一下。所以我俩就与其他人分手了。这样我俩晚几个小时才回到家，到家天已经黑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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