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爸爸又骑着公司的大国防自行车从崂山的仓库赶回来了，还是中午时分，到家后，他一句话也没和我说，自己拿着那个大大的搪瓷茶缸，去斜对门商店里买了一茶缸啤酒。他默默地自己吃了饭，照例躺下午睡，他是个很能睡的人，直到晚年他病重之前，只要有可能，他总是睡一个长长的午觉。
他还是在同样的时间起了床，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睡着了。我和妈妈坐在旁边，料想他一定要开始谈关于我去内蒙兵团的事情了，因为妈妈已经把我已经报名的情况在电话里通报了他。
睡醒的父亲坐在床边沉默着，我和母亲在一旁等待着那可能倾盆而来的暴风雨，尤其是我，虽然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可是父亲对我的管束一直很严格，除了个别场合，他对待我的态度也十分严峻，难得表现出温情和慈爱。因而直到我离开这个我生活了十六年的家之前，父亲是我生活中一个不容挑战和质疑的权威。
我至今也不太愿意回忆那天下午我和父亲对坐时的心情和细节。我和父亲之间有限的几句对话，也已经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了，可这是决定我的前途命运，改变了我生活轨迹的一个重要时刻！我想这一定是那种心理学上所说的“有意忘却”。
总之，出乎我的意料。父亲再也没有给我讲什么大道理。从我这一夏天对此事的折腾中，他显然是看到了我的决心。几分钟以后，他站起来出了门。后来我知道他是去了楼一家姓郎的老邻居那里，让他们家的老大，我称为郎大哥的那位四方机车厂的六级木匠，抓紧时间给我做一口木箱。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加之时间仓促。父亲没有找到尺寸合适的木材。所以最终箱子做成了一个正方形。而不是传统的那种长方的形状。因为我是在截至最后一天的报的名，从报名到出发，中间已经没有几天时间了，郎大哥那几天每天一下班，就来我们家下料做箱子。在他在做箱子的时候，我就在一旁看着，不时地扫扫刮落下的木花和木屑。为了赶时间，郎大哥给我做的这个箱子，榫卯都开得比较宽，而且油漆也只上了两遍。但不管怎样，我们在托运行李的规定时间之前，总算做好了一只橘黄色的四四方方的木箱。虽然形状有点违反常规，但有一只木箱装行李，在当时青岛知青当中也算是十分体面的装备了。因为记得那一批到内蒙的青岛知青，大部分的人使用的都是那种漂白的柳条编织的柳条包。
这只随我远赴千里之外的北方边疆的木箱，几年后又随我回到了黄海之滨。又几年之后，当我考上了本省的一所大学，它又一次随我远行，陪伴我读完了4年的大学，装着我的大学文凭，再次同我一起回到了故乡。可惜的是，后来由于老屋拆迁，我把它寄放在一个兵团伙伴的工厂仓库里，而他那个仓库搬迁的时候，竟然没有通知我，擅自把这只箱子和工厂淘汰的物资一起当作废品处理了。我还很为此事恼怒了一阵，因为这随我走过千山万水的箱子，在我的心目中，似乎成了我人生旅程上一个无言的伙伴，失去了它，是我生活中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我们集合的那个广场，位于老市北区上海路和临清路之间一片休闲空地，我们习惯地叫作第三公园，但实际上是一个简陋的体育场，有一个水泥和石料建造的简易的观众席，但只环绕体育场半圈。观众席后面的空地上，有一个喷水池和几块不大的绿地，实在达不到一个公园的规模。
记得那天上午，除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和发小，我的二叔也从他居住的小港那边赶来了。方形的木箱装满行李，已经在几天前集体托运走了，但是我随身还有一两个提包。里面装着都是一些准备路上添加的衣物，和家里以及亲朋好友送来的食品。此时正值中秋节后不久，那些食品大多数是一些又干又硬，凭票供应的月饼，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也是弥足珍贵的赠品了。一个长辈给我送来了两包面条鱼干，一包是常见那种青蓝色的面条鱼，另外一包是粉红色的一寸多长的小鱼干，只有眼睛那里有一个黑点。说让我到了那边以后当吃饭的佐料。
第三公园离我家当时居住的街道只有不到200米远，所以我们出发的时间很好掌握。回想起我离家的那一刻，我的心里总是禁不住涌起对自己当年的幼稚和莽撞所产生的自责。参加去内蒙古兵团，虽然其中不乏大丈夫闯荡天下的豪情，但更多的还是一个顽童对未知的远方不切实际的好奇和幻想。当我在大家的簇拥下出门的时候，我丝毫没有觉得这是一次远赴三千里外的旅程，也没有意识到，我和此刻身边的这些亲人，很可能在做一次长久甚至是永远的告别。那欢快的心情就仿佛在小学时代参加学校组织的一次郊外的春游，我甚至都没有向含辛茹苦从小把我带大的外祖母郑重的告一个别！就在我离家后的那个春节，我的外祖母就突发脑溢血去世，我毫不怀疑她的死和我的远行有直接的关系，这是我一生都没有消除的悔恨和隐痛。
在我们走向第三公园的一路上，走不多远，就会遇到一个像我一样在亲属的陪同下提着行李，走向那个集合地点的男女青年。其中也包括我的几个同学。
我们将来所属的连队，在我们出发前已经通知了我们。我和小学的同学初克文被编在五连。而另一个同班的同学却分在了九连。那时我们也并不知道，分在两个不同的连队意味着什么。在我的想象里，可能就是广阔的草原上可以遥望的两群帐篷，或许晚上我们还要在同一堆篝火旁喝酒谈天，这就是我当年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浪漫想象，而这些想象的根据，大都来自我们当时被组织观看的一部纪录片《广阔的天地》。
我们到达第三公园的时候。这里平时白天空空荡荡的广场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其间穿行着身着国防绿的军人身影，十分醒目，他们不时地大声呼喊着，按名册点名列队，把出发的人们按编制安排上相应的卡车。在经过一阵混乱后，人们都个个就位，卡车也都发动起来了，最后别离的时刻来到了，车上车下的人们在笑着哭着互相道别。到处是情绪激动的场面，但我的家人们还一直保持着情绪上的平静，但当卡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我看到一直盯着我的父亲，那脸上始终保持着的微笑突然凝固了，他并没有像许多人那样释放强烈的情感，可是那一瞬间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我从没有看到过的东西，似乎是一种突发的恐慌攫住了他，他就带着这种表情一直看着我，直到汽车把我们带离了他的视线，父亲在那一瞬间的表情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中，在我有生之年，永不会磨灭。
我们登程的火车站，是青岛北郊一个叫作城阳的车站。对于这个车站我并不陌生，大饥荒的年代里，父亲在城阳的一个工厂工作了几年。有很多的周末，我都跟着父亲，来回乘坐那种没有窗户没有座位叫作马笼子车的通勤车，来这里公社收获过的田里筛荒，或者挖野菜。
记得我们在这个车站的月台上集合后。领队的人又重新点了一次名。我们这个车厢不知道怎么弄的，好像多出了一个人。兵团领兵的人和办事处的人来回核对了好几次。后来指着一个年仅20岁左右的女孩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让人有点意外的用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回答道：“薛凤云。”
领兵的人又问：“你有票吗？”
女孩还是一口京腔的回答，“有票啊。”
然后就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了票。
这个叫作薛凤云的女孩，后来和我编在一个连队。在回城的年代里，还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她比我大几岁，我一直称她薛大姐。除了这一个小插曲至今记忆犹新，在这个月台上其他的活动，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总之在薛大姐有票这个事实落实了之后，我们就开始按顺序陆续上车了。因为没有家人送行，整个上车的过程十分平静。没有出现几天前（9月8日）第一批知青出发时的混乱场面。
三十年前，火车的速度比现在要慢很多，从青岛到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要走三天的时间，从青岛这个海角乘火车外出，没有别的选择，必须首先经过那条百年前德国人修建的胶济线，从济南渡过黄河进入河北后，从丰台绕过北京，再穿过山西的一段地域，沿一条所谓“战备线”进入内蒙。
渡过了最初的离情的侵扰，车上的年轻人很快活跃起来，至少男青年是如此。车厢里充满了喧闹和笑声。也有不少人兴致盎然地观赏窗外的景致。我相信，多数人是第一次坐火车，而这条铁路将成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今后十年人生悲欢的见证。
这是一群十五六岁到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正是人生充满活力怀抱好奇的时期。所以多数时候，大家都围拢在车窗前，饶有兴趣地看着沿线不断变换着的景物。记得第二天早晨七点多经过天津的时候，正是人们上班的高峰时刻，在经过市区铁路桥的当口，可以看到街道路口上汹涌的自行车流。于是有人就恶作剧地组织大家拉开车窗，齐声向外喊着：
“王师傅，王师傅！”
这喊声还真引起了许多行人的注意，毫无疑问，这些上班的人流当中，肯定有不少“王师傅”。当孩子们看到这些骑自行车上班的人群望着列车那迷惑不解的神色时，就爆发出一阵阵开怀的大笑。
从开车之始，车上供应的餐食似乎都是同一款式，炸肉蒸米饭。盛饭的器皿是那个年代流行的铝制饭盒。这些饭盒都磕碰的很严重，有的甚至已经变形，一看即知是客运火车上长期使用的器具。那个年代来自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们，很少有到饭店吃饭的机会，所以火车上供应的餐食虽然很简单，但毕竟是职业厨师做出的饭，味道终究和家里的粗茶淡饭不同。所以我至今还记得那炸肉的味道，只是分量少了一些，至少我觉得有些吃不饱，但是也没好意思，当然也不知道是否还有权利再要一份。好在那时我的旅行包里有家里临行前给我准备的各种零食。
有一个邻近车厢的小伙子，大概是多拿了一份晚餐，和带队的人发生了争吵。我记得他个头不高，穿着紧绷着屁股的鸡腿裤，留着遮耳的长发，戴着一顶军帽，这是当年青岛人称作“老杂”的派头。他在两节车厢衔接的那个空间里，神情激动地对几个劝解的人说，“你告诉他，白和我来这一套，咱们将来在劳动中看！”
我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觉得这样一个当时在我看来街痞派头十足的家伙，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心里感到一丝怪异。
我对面坐着的是一个浓眉大眼，面阔口方的男孩，我已经知道他姓袁，家住的离我家不太远。上车以后几个小时内，他一直像一个小孩一样，时不时地撇着嘴委屈地哭起来，两只泪汪汪的眼揉得通红。后来我知道他比我还小一岁，那年只有十五岁。而那一年，十六岁的我已经长得和现在一样高，虽然在别人的眼里，或许我也是一个充满稚气的孩子，可是我已经自我定位是一个成年人，要求自己在各种特定场合的表现符合一个成年人的风范。当然，今天回想往事，我充分意识到当时的自己其实完全稚气未脱、不谙世事。
由于不是班列，我们这列车停车的时间很不规则。后来我们懂得这是为了给其他按部就班的列车让道。离开北京后，列车经常驶入长长短短的一个个隧道，这当然一阵又一阵地引发车厢里的大大小小的骚动。虽然能看出车厢里许多人心情有些低沉，可是这毕竟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远行，对于这群二十岁左右年龄的年轻人，一路上总有很多足以引起好奇和心情转换的新事物。
在张家口，列车停了很长时间，我下了车，立刻感到了塞外风中的寒意，车站上的铁路工人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我和一个30多岁的铁路工人聊起了天，当他知道我们是去内蒙建设兵团的知青。就给我们讲了一些内蒙古那边的事情。具体的内容虽然记不得了，但基本都是很令人鼓舞的正面信息。我记得他说那边的牛羊肉多，这似乎印证了招兵的军人们的宣传。在那个年代，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任何肉在当年普通市民的生活里都是奢侈品！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来证明他的话的可靠性。
“你看那边过来的人，一个个都很绑（棒）！”他笑嘻嘻地这样论证着。他所说的绑，大概是河北这边的方言，意思也就是强壮。因此直到此时此刻，我们行程中所获得的信息和感受，似乎还都令人鼓舞。
随着夜幕的降临，我们旅程的第二个夜晚来到了。虽然是在最富有活力的年纪，可也是很贪睡的年纪。当夜晚来临的时候，这些已经一天一夜没有躺下的孩子们，开始觉得疲劳困倦，多数变得昏昏沉沉，各自想办法尽量躺下睡一会儿。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睡眠比较少的人，而且睡眠也不深沉，稍有动静就会惊醒。因此每一次停车我都知晓，而且会尽量找机会下车去待一会儿。随着列车不断西行，气温变得越来越低。车厢里的人纷纷打开自己随身的行李，把越来越多的衣物套在了身上。我们离开青岛的时候，黄海之滨还是初秋季节，甚至有人在出发的前一天还在海里游泳。所以尽管考虑到了北疆的气候差异，随身准备了一些衣物，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些准备远不够充足。好在那时我们正是一个抗冻的年龄，而且好歹还是待在坐满人的车厢里。
从头一天中午上车后，除不规律的短暂停车，我们一直身处疾驰的列车上，车轮和钢轨发出的规则而单调的碰撞声，一直震动着我们的耳膜，以至于我们在下车后的一两天内，还仍然听到这声音在脑中持续的回响。因为不是班列，也没有播音报站，比较有心的人就自己捕捉经停车站上的站牌信息，来判断我们的行程。午夜时分，列车又停了下来。我一如既往地又被惊醒，打算起来上个厕所，伸伸懒腰。当我的目光穿过玻璃窗向外张望的时候，窗外的景象使我大吃一惊。这是一个不大的车站，候车室和值班室的窗户里，亮着七十年代那种白色的日光灯。在这投射出的白色灯光映照下，我愕然地看到整个空间竟然飘舞着漫天大雪。而地上已经有了厚厚的一层积雪，显然雪已经下了好一阵子了。
在我怀着吃惊的心情看着窗外雪世界的时候，车厢里也有其他醒来的人看到了车外的雪景，并且发出了一些惊诧的动静。甚至有人推醒那些正在昏昏欲睡或已沉沉睡去的伙伴起来看雪，显然，在这个季节突如其来的大雪，在大家心里引起了不同寻常的震动！随着这些醒来的人闹出的声响，许多人从沉睡中抬起了头，当他们搞清了状况以后，大家反应却和白天有些不同，坐在窗边的人们也许是因为浓重的睡意，也许是因为别样的联想，总之大家的眼神，都失去了白天那种好奇和兴奋，只是带着几分愕然望着窗外。有些人大概从雪色中感到了寒意，又开始在自己的包裹里翻找御寒的衣物。是因为旅途的疲倦，还是这突如其来的大雪带来的凉意？我不得而知。有人在小声嘟囔着，这是到了什么地方？借着车站的灯光，我看到站牌上写着三个字“集宁站”，这是一个陌生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名。在那个年代，地图也并不是可以轻易获得的资料。我们居住的那个办事处辖区内，有一条叫作济宁路的街道。我大概的知道，这是一个山东某地的城市，而我们眼下所经停的这个车站显然不属于那个城市。但是它究竟在哪里？似乎周围没有人确切的知晓。
在这些孩子的困惑和茫然中，列车又徐徐开动了，那单调而沉闷的铁轨声又自徐而疾地响了起来。列车继续西行，而车厢里的人们也渐渐地重新沉入他们或朦胧或深沉的睡梦中。我没有睡，一直望着窗外，希望能捕捉到一点其他信息，可是外面只是漆黑的夜色。
离开这个车站以后，在这个没有灯光的夜里，我再也看不到这个陌生的世界里其他的景物。车轮和钢轨单调的敲击声，似乎透着一种冷漠和坚硬，突然，我觉得在我内心深处，对新生活的新奇和兴奋开始在逐渐的冷却。从这一刻开始，我感到自己真的远离了家乡。窗外是深不见底的黑夜，黄海之滨的家乡，就在那夜色的尽头。家里人现在都该睡了吧？或者还在为他们远行的儿子担忧？我不知道这个车厢里有多少人和我有着同样的心情，和我一样因这突降的大雪而猛然意识到，我们已经成了遥远的陌生土地上的异乡客。
在车轮声的伴奏下，一个昏昏沉沉的夜晚在似睡非醒中流逝着，突然有一个声音，把大家从这种状态中唤醒，抬起头来，只见一个身材高高的军人站在我们前面。这个人我这几天见过几次，知道他姓乔，倒是一个比较和善的人，后来他担任我们团一个连队的副连长，我在几个场合也碰到过他，他后来的举止风范也证实了我对他的第一感觉。此时此刻，他脸上带着笑容，用一种略带兴奋的声调指着前进方向右侧的车窗对我们说：“起来看看，大青山，这就是大青山。大青山到了”。在他的手所指的窗外，地平线上已经现出一抹黯淡朦胧的霞光。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经常想起这一幕，理解他当时的这一举动，一定是想用一个机会来活跃和鼓动一下大家的情绪。可是在当时，他的这个举动在周围的知青中间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因为大青山这个地名，对于这个车上的绝大多数青岛人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名，那一首歌唱大青山——实际上是褒扬包头钢铁公司的歌，我们也是在到达兵团之后的岁月里才听到过。在那个身心疲惫的清晨，这个山名还完全引不起我们任何联想。拂晓时分的车窗外那一道朦胧的山影，实在没有引发我们任何情绪上的波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内蒙古。今天是我们在列车上最后一天的行程，当白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这列火车就会一站一站的停靠，让去往不同地点知青分批下车。
天色逐渐明亮起来了。从车窗里望出去，在我们列车前进的右侧，是时远时近的一道道山脊。而左面则是开阔的原野。突然有人喊了起来。“马群，马群！”
听到这一个富有刺激性的字眼，大家呼啦一下都拥挤到了车窗口，啊，真的是马群，在列车右侧山脚下的旷野上，出现了十几匹低头吃草的各色的马匹。九月底的土默川平原，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地名，更不知道这就是古诗中那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川，在这个季节，满原的牧草已经变黄，这十几匹马，都是大头短腿的蒙古马，它们没有在奔跑，而是三三两两悠闲地低头啃着草。虽然这场面和我们在家乡所看的宣传片里的画面有很大的差距，可是毕竟填补了一些我们自从进入内蒙古境内就产生的失望和遗憾。一股近乎热烈的气氛又弥漫在车厢里，到底是孩子！我当然也不例外，或许我的兴奋比其他人更为强烈一些，纵马奔驰的生活，不就是我来内蒙最重要的追求吗？这个小小的马群的出现，比大青山更有效地调动和改变了车厢里的气氛，加之大家也知道离下车的时间不远了，因为我们的列车已经接近包头站了。
和我同车的一位姓昌的战友，他的姐姐是早年来包钢工作的支边人员，他提前写信通知了姐姐专列在包头站停靠的大概时间，姐弟俩要在这里会面。这位战友比我大几岁，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里，我一直喊他老昌。老昌后来当过我们连队的司务长，又有幸被选拔去上了大学。他大约在90年代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作为人才引进调回了青岛。还碰巧和我住在一个小区，做了将近20年的邻居。我一直认为，在整个内蒙兵团的知青中，有幸被推荐上大学的人，是内蒙兵团知青里最幸运的一个群体。可是这个幸运儿却在中年不幸罹患重病。已经在四年前作古。而那个当时坐在我对面眼泪汪汪的十五岁男孩，也在大约十年前就撒手尘寰。他在兵团曾和我分在一个班。后来长成了一个相当壮硕的汉子。在我们回城后的岁月里，我曾经遇到过他一次，大约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那时候他成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我碰巧在一个晚间，坐进了他的车里。但对于他回城后的生活际遇和英年早逝的缘由，我也知之甚少。
此时此刻的我，坐在桌前用手机语音代替我严重减退的视力输入着文字，搜索着五十年前今日此刻那些已成碎片的往事，让我为这些曾与我一同远行的朋友的灵魂，送上真诚的祈祷，愿他们来世做一个自由的生灵，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热爱的乐土。
当火车在包头站停靠的时候。老昌利用停车这几分钟短暂的空档，匆匆跳下车，爬到对面月台去和姐姐会面。他的姐姐那时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留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当姐弟俩在月台上相对而立的时候，姐姐迎面就是铺天盖地一通埋怨。埋怨他不应该事先不征求她的意见，来内蒙古这偏僻落后的边疆当知青。老昌那年18岁，有一头乌黑的卷发，是一个皮肤白皙，有着中亚人特征的英俊小伙。四十六年后，也就是2016年初夏，当我在老昌的葬礼上又见到姐弟俩的时候。姐姐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而老昌已躺在告别大厅的花丛中，走完了他途经内蒙兵团的人生路。
专列过了包头，就开始一站站停车，一批批知青从自己的车厢里扛着形形色色的行李下了车，他们表情各异，但多数带着一种惶惑和紧张。我们车厢里的气氛也紧张起来，记不清是不是有人询问过带队的人，也有些人认得前来送人的青岛各办事处的干部，总之我们也都大概知道了，我们的目的地应该就在不远的前方，列车上三天两夜疲惫不堪的路程就要结束了。那个我们过了中途就在不断揣测想象的建设兵团，那个我们寄予了那么多期望的新生活，那个我们舍弃了父母亲人前来投奔的土地，究竟是什么样子？在那一时刻，我想绝大多数人的心中都揣着一些与此类似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些初出家门的孩子来说，这些问题当然都得不出答案，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那些可能的答案，大概都离他们的想象相去太远太远！（待续）
202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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