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城的兴建
水城始建于宋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时名“刀鱼寨”。据《登州府志》载，当初宋王朝为防御契丹，接受郡守郭志高的建议，在此设“刀鱼巡检”，有水军三百人，长期驻守，以防契丹从海上入侵。
契丹为我国古代一少数民族。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契丹族依附于唐朝；五代时期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阿保机在氏族部落制的废墟上建立起契丹奴隶主国家，从此，契丹开始了对邻族的侵略。到了大同元年（公元947年）四月世宗即位，契丹改国号为辽，同时，更加频繁地发动对外扩张战争——首先表现在对宋朝的用兵，尤其是对宋朝北部沿海的侵犯；尽管庆历初辽、宋一度议和，辽王朝凭空取得了宋朝加倍的银绢贡纳，但辽对宋北部沿海的军事骚扰始终没有中断。为了抵御辽军的侵扰，宋王朝在山东半岛的北端，近庙岛群岛附近，建筑了刀鱼寨（刀鱼寨，因泊军用快船“刀鱼舡”得名）。
志谓：“刀鱼寨”最初为屯刀鱼战棹之所，“每岁四月遣兵署砣基岛，至八月方还，以备不虞。”刀鱼寨相当雏形军港。
明朝初年，倭祸起，倭寇频频侵扰我国沿海，山东沿海州县亦深受其害。登州地处海防前沿，“东扼岛夷，北控辽左，南通吴会，西翼燕云，艘运之所达，可以济咽喉，备倭之所据，可以崇保障。”登州不失为海上交通的要冲，其战略地位是明显的。是时，明王朝为了增强登州一带的海上防御力量，遂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升登州为府，改“守御千户所”为“登州卫，”置京操军、捕倭军、守城军、种屯军等二千四百七十八名，并置海船，运辽东军需。于是，随着登州的升格，原宋时“刀鱼寨”远不能适应军事形势的发展和日趋繁荣的海上运输的需要，登州军指挥使谢观便以海口淤塞为由，“奏议挑浚，”并在旧刀鱼寨的基础上，疏浚画河口，北砌水门，引海入城，建立码头、增筑土城，至此，水城（后因备倭立帅府于此，又名“备倭城”）才初具规模。自此以后，明、清两朝均在水城驻扎水师，屯泊船舰，以巡视东至成山头（山东荣成县境内）、西至大沽河（武定营）、北至北隍城岛以北九十里的一千七百七十里的辽阔洋面，保护着海上运输的畅通和山东北部海域的安全。
随着水城的兴建、海港的开辟和海运的畅通，登州即刻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商舶辐辏城中，小海至不能容。”后于城东只得又开一口。其时，“小海沿岸皆水榭，笙歌达旦，”登州一反过去避居东隅，阻山隔海，贸易不通，商贾罕至的萧条局面，一跃而成为胶东半岛北部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二、港址的选择
港址的选择，对于海港建筑的意义极为重大，水城港址的选择，是独具匠心的。登州海岸线虽长达一百四十余里，但多砂岸，滩头宽，间有岩岸，亦少弯曲；即使有少数适于建港的海湾，鉴于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也是相当的困难。考察登州海岸的状况，只有丹崖山下刀鱼寨一处较为理想。首先，这里岸形较好，港湾跨度小，易于兴建，又系岩岸，退潮时，既能保持一定水深，又不影响船舶出入，加之地势的天然之利——除北风外，其他三面的风均不能对海湾港口造成损害，由于西北有丹崖山阻隔，海流到此回旋，港内又免于泥沙淤塞，因此，海港的使用率较高；其次，将城内画河改道，绕水城一周，使其成为一座独立的军事堡垒，既可对外进攻，又可于内固守，借助于丹崖山这一制高点，也有利于船只隐蔽和控制海面情况；再次是因其紧靠府城，陆路交通较为便利：一作为商港，货物易于集散，二作为军港，则无后顾之忧，亦便于支援。
三、建筑规模及历代修葺
水城总面积二十五万平方米，南北长六百六十米，东西宽三百八十三米，其建筑大体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海港建筑，包括以小海为中心的水门、防波堤、平浪台、码头、灯楼；二为防御性建筑，包括城墙、敌台（砲楼）、水闸、护城河和其他相关地面设施。这两大部分设施俨然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海上军事防御体系，成为明、清两代驻扎水师、停泊船舰、操演水军、出哨巡洋的海防重镇。
从军事需要出发，水城开南北两门，南为镇扬门，与陆路相连，北为水门，是出入水城的海上咽喉；小海居城正中，呈窄长形，自南向北，将城分为东西两半，小海系水城主体建筑，约占水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水城的建筑经明、清时期多次增筑修葺适成今日之规模。据文献记载，由于倭寇的频繁侵扰，明王朝也不断采取相应措施，加强水城的设防。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总兵李承勋“因倭警”将原土筑城墙“甃以砖石”，其平均高度约七米，宽八米，周长共二千二百米，并于东、西、北三面增筑敌台，水城因此愈加坚固，设防愈加严密；嗣后，明崇祯、清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各朝均相继作过修葺。1949年以后，出于对古代遗址的保护，国家也曾多次拨款对水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修。据统计，1962年维修水城西北城墙，1963年维修天桥、关门口，1964年维修关门口砲台，1965年修小海四周石墙，1975年修水城西北城墙、土门口等，1976年修南小海西北两面城墙，1984年国家再投资117.8万元，对水城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整修，并仿照古代水城的面貌，在其城内通航明代战船；由于水城自清道光后久废，因此口亦淤塞，惟涨潮时小海内水深估计不过零点七米，只容小船往来，尚得候潮出入；今日之水城按古代战船吃水一点三米设计，水城内在低潮时保持一点五米；另外，为确保古代战船在低潮时的通航，还加设了三十米宽的航道，航道内水深基本保持在低潮时达两米，这样，就大致上符合了“勿须候潮出入”的要求。
水城经过此次整修，基本上恢复了它的历史风貌，再现了古代人民在海港建设方面高度的智慧和才能。
四、水城的建筑结构和独特风貌
小海
未筑水城前，船舶多泊于画河（发源于黑石山，密神山的黑水、密水、密分水。流经登州府城后，汇流为画河，沿丹崖山脚注入海）入海口的天然港湾内；明初修筑水城时，指挥谢观一方面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天然港湾，将画河河道扩大、掘深，建成停泊船舰的港湾小海，另一方面，沿南城、东城开凿新河道，引画河水东流做护城河，绕城而后入海，无形中又为水城增加了一道防线。
小海总面积为六万五千平方米，南北长六百五十五米；南端距南墙约二十五米，北端转折向东，经水门通向海。
小海的汇水面积为零点二四平方公里，三、四、五月份的降雨量为每秒一点零七立方米，主要盛行南和西南风，平均风速为每秒五点五米。
小海南宽北窄，大抵以山根天然斜坡为界；南端最宽为一百五十米，北端最窄为五十米，一般宽度约一百米。
小海北端不是直通水门，而是转折向东，形成一个几乎与小海垂直的东西长一百米，南北宽五十米的弯曲的迂回缓冲地带；滚滚而来的海浪进入水门后，受到南岸码头的阻挡，被迫转折西流，从而减缓了浪潮的流速和冲击力，而后又折转南流，徐徐进入小海。由于海水回旋，流速的减缓，水流带进水门的泥沙便沉积在水门的两侧，这样便于疏通排除。据说，早先小海北部低潮时航道水深可达五米，1964年小海南部修堤时，挖掘到五米以下还不见底；而现在的小海，高潮时平均水深仅零点五米，低潮时则基本无水。
水城城墙
水城城墙是为了保护海港的安全而修筑的。城墙环绕小海，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形；北临悬崖，西沿丹崖山，仅东、西两面修筑在平地上。
水城城墙南宽北窄，城墙各边长度不一；东墙七百二十米，西墙八百五十米，南墙三百七十米，北墙三百米；其北部城墙雄踞丹崖山，下临珠矶岩，陡壁悬崖，天险自成；在山巅的一部分城墙构成蓬莱阁的外墙，而水城的西部城墙则沿丹崖山脊蜿蜒南下。
水城城墙的平均高度为七米，底厚十二米，顶厚八米，城墙用土分层夯打，夯层厚零点三至零点四米不等，里外均用砖石包砌，由于后世修补的原因，砖石安砌得很不规则，一般是基部砌石至一点七米，以上砌砖，所用明砖长零点四米、宽零点二米、厚零点九米。
水城城门
水城仅开南北两门，一通海上，一通陆地，用途不一。它不同于一般城池至少四面开门。城门少是水城的特点之一，这是因为水城主要是作为军事要地而存在的缘故。城内道路也很稀少，只有从城门直通平浪台的一条南北干道和横贯小海通往蓬莱阁的一条小路。
水城的南门（一称土门），采用砖石筑成，据城南西角仅五十米，拱券顶门洞宽三米，深十三点七五米，高五点三米。
水城北门，俗称关门口、水门，亦称天桥口（因门垛上原架设跳板以通往来，故名天桥），位于水城东北隅，并向北偏东24°30'，距东垣仅十三米，系小海通海的唯一通道；东西两侧筑有高大的门垛与城垣衔接；门垛高十一点四米，底部相距九点四米，东西垛墙各长十三点五米；门垛筑在岩石上，基部砌石，上部砌砖，墙内不填土，几百年来，墙基经受海水的冲击侵蚀，尚未出现因掏空而重建的记录。两门垛内侧有闸槽，槽宽三十三厘米，深二十五厘米，门垛中间上宽下窄，正好适合栅闸的升降。据记载，这里原安装有包铁皮的土制栅闸（约清顺治年间），以增强水城的防御力量，“疏其罅，任潮汐之往还；密其棂，杜歼宄之窥窃。无事则悬之，而舟航不阻；有事则下之，而保卫克完。”由此可见，水门在水城建筑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徐克先在《增置天桥铁栅记》中曾提到“郡城必不可无水城，水城必不可无天桥”，如若天桥有失，“至使水城失其利，郡城滋其害。”显然，水城的主要设防是在水门一带。
砲台
水门的建筑结构除两座高大的门垛外，又分别在其东北、西北面各设一砲台。东砲台沿城墙向北伸出三十六点二米，呈长方形，东西长十一米，南北宽十米，高山城墙二点五米，上筑垛墙；南面有宽一点五米，长九米的台级。砲台的砌筑和用料同于门垛。西砲台在水城西约一百米处，建于城外丹崖山东侧的陡壁上，伸出城外十二米，宽十二米，高出水城十三至十四米，城墙上有小门可通。
东、西两砲台雄踞水门外，间隔八十五米，呈犄角之势，控制着附近海面，是护卫水门不可缺少的重要设施。
敌台
敌台系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由登州总兵李承勋修筑水城时增设，东、西、北三面各一座。现在可见到的敌台遗址唯独西城一座，伸出城外五点五米，宽六点二米，高与城齐，台顶仅有垛墙而无敌楼；敌台后侧有伸向城内六点二米，宽七点四米与城同高的建筑台基。
平浪台
平浪台在小海北端缓冲弯的南岸二米处，迎水门而立，高与城齐。北距水门五十一米，东与城墙相接。平浪台顶平，外砌石块，西北角呈弧，南北长一百米，东西宽五十米，东北紧接城垣，外有一宽五米、长二十七米的斜坡通往码头。
平浪台的作用在于阻挡北风对小海的侵袭，它使涌进水门的潮水折而向西，再循小海海湾南流，迫使汹涌的海潮逐渐消能，同时，进入水门的泥沙也可逐渐沉积在附近的水道两侧，以此来缓解小海的淤塞。
平浪台、水门垛和防波堤一起，彻底解决了水城犯北风的缺陷；而对于遮挡来自水门的视线，保守港内秘密，以及支援水门、砲台等，则是平浪台的又一重要作用。
防波堤
防波堤，俗称“码头尖”，在水门口外，沿东砲台向北伸出，南北长八十米，高约二米，系由天然石块堆砌而成。石块大的长约二米，宽一至一点三米，厚约八十厘米。
码头
水城码头在水门内东侧，是沿小海岸用石块砌起的平台，长约一百五十米，宽约三百米，码头标高三点二米。
码头标高是建造码头的重要环节。一般情况下，码头标高必须超过最大潮位线，使其在最大潮位时也不至于影响使用，1949年以后，在水城以西建立新码头，根据潮汐资料所取标高均在三点二至三点四米之间，这也说明建筑水城凭藉的潮汐等资料的可靠性和精确性。
灯楼
灯楼，又名普照楼，其设置始于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筑在丹崖山巅东北角，临崖修建六角形，高达十数米，中建扶梯，可曲折盘旋而上。楼上有灯亭，战时供瞭望之用，平时可用作导航灯塔，“每逢阴雨之夜”，此灯楼不失为“误入迷津者之所向往也。”
登州水城自兴建至今已有六百余年历史。它无论在抗击外国侵略方面或是海上运输、对外交通等活动中均起过重要作用，它的盛衰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是紧密相连的，与登州府的兴废更是息息相关。
登州，自古是山东北部沿海重镇，明、清时期一度是胶东地区的中心地，这是水城历史的极盛时期。鸦片战争后，烟台辟为通商口岸，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随之转移，登州从此一蹶不振，水城也渐失原有的意义，但作为一个港口，仍然在地方运输中发挥着作用，并一直沿用到1949年以后蓬莱港的开辟。
参考资料：
《登州府志》卷二
宋·苏轼《登州召还议水军状》
《蓬莱县续志》卷十三
《重修蓬莱县志》卷四、卷七
《登州府志》卷三
《增修登州府志》卷三
《蓬莱县续志》卷十二
《登州府志》艺文
《登州古港史》引用部分数据
原载《中国水运史研究》（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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