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笠翁丨丙午暑期访谈录 - 世说文丛

舟笠翁丨丙午暑期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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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W老师与我都是过来人。所谓过来人,就是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知道凭证、凭票购买生活食品、购买生活用品的艰难与苦涩。彼此共同的来路使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喜欢看我的文章,这使我们能在一个平台上交流一些学术问题。这一点特别重要,就像W老师有点戏谑地说过:“您的文章不可能有很多的读者。我敢肯定您通过微信发出去的文章,有一半人并未读过。这个现象不完全是个兴趣的问题,主要是文章的思想内容与读者的水平决定了他们不喜欢看。例如我们都很喜欢看《读书》《书屋》这两份杂志,但是一般的读者并不看《读书》《书屋》。读书、书屋就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也是阳春白雪,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喜欢看。中国读者大都不知道,很多外国大学都订着中国的《读书》《书屋》两份杂志。我不是自夸,喜欢看您文章的人都不是寻常知识分子。”
人的水平往往通过一句话就看出来了。W老师的这个说法是一种深刻的见识,让我肃然起敬。
不久前,W老师给我送来一盒包装精致的金骏眉,我们喝茶闲聊,甚为惬意!他回去根据手机录音把我们的闲聊整理成文字发来。我发现闲聊的内容很有意义。于是把闲聊文字整理成了这篇正规文章,以飨感兴趣的读者。

W老师:我读您的文章好多年了,极少见到您写赞扬的文章。《祁萌之专辑》九十多万字,二百多篇文章,大约有一半是批判性的。赞扬的文章只有三篇,一篇是赞扬李洁的《晚清三国》如何好,一篇是赞扬宋文华的散文如何好,一篇是赞扬田畬的书法如何好。
但是您今年写了好几篇赞扬的文章,文章中谈到的书法家田畬久闻其名;谈到的篆刻家万军看过他以前出版的《印石例话》;但这两个艺术家我都不认识。那位与您“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徐老师,我也不认识。肯定不是文学圈的徐培范。从那篇文章可以看出,徐老师不是搞文学艺术的。徐培范是文学杂志编审。
您今年写文章出现的价值取向与文风的变化让我很关心:您是否也要步北京的刘某、姚某、万某等人的后尘,从锐利的批判转向热忱的颂圣,成为新时代的新儒家?
笔者:谢谢你对我文章的关注。我自己并不知道《祁萌之专辑》有200多篇文章。
看来你是文化界的非等闲之辈,岛城文化界知道刘某、姚某、万某的人很少;不过这三个人在东大的学术界并非默默无闻。你关心我是否转向?这让我很受感动。问题是,那几篇肯定几个老师学术成绩的文章,并非意味着跟随别人转向颂圣队伍里去了。再说我怎么可能步刘某、姚某、万某的后尘?三人的文章我都看过,并不认可他们的学术思想。我根本就不看重他们。如今我已不注意他们的文章了,不值得看。
刘某拥有不少显赫的头衔,还是某国大学神学博士。他除了颂圣,没见过他有锐利的批判性文章。不过我以前读过他不少文章发现,作为神学博士的刘某并未读懂圣经里的《创世记》。《创世记》是整部圣经文理结构的首卷;是基督教神学逻辑的奠基之作;是基督教文化的基础;是基督教教义转化为世俗思想的起点。一个神学博士没有看明白《创世记》内涵的重要意义,不可能搞清楚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这个著名故事对于尘世人类具有重要的启示与指导意义:上帝为什么要告诫亚当夏娃不要偷吃园里的禁果?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说明了什么?
简单的逻辑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亚当夏娃肯定会偷吃禁果,上帝的告诫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亚当夏娃肯定不会偷吃禁果,上帝的告诫也没有意义了。但是万能的上帝为什么要告诫亚当夏娃不要偷吃禁果?这种告诫意味着什么?
古希腊人提出了哲学的根本命题“人是什么”,但是包括苏格拉底在内的所有古希腊思想家都未解答“人是什么”的问题。直到八百年后,才有古罗马的圣奥古斯丁在其代表作《论自由意志》中提供了解答“人是什么”的广阔思路,圣奥古斯丁的思路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围绕基督教文化、围绕神学逻辑的基本问题,刘某都没有搞明白。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所以刘某夸夸其谈基督教文化,被学界认为是一种浅薄的表演,例如武汉一位学者就这样批评刘某:他不过是以新儒家的身份戴上了一顶神学博士的帽子,锦裹其外,败絮其中。
关于《创世记》含有的重大世俗意义,我在有关文章作了详细的解析,你读过我的文章,这里不重复了。
姚某曾经自称是自由主义者。学界多数人也误以为他是自由主义者。但是几年前他来岛城某大学,在讲座上他又否定了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从他与听众的互动中可以看出,姚某并不清楚什么是自由主义,更不清楚自由主义源于圣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作为当年的自由主义者的姚某,缺少自由主义文化的修养。
万某是多产作家,他当年写的那些批判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文章挺好,很受读者欢迎。作为学术界的过来人都看好万某是学界的一颗新星!遗憾的是,万某后来的学术转向,丢弃了自身的学术希望。
这三个人都成了“弘扬”中的代表人物,先前的思想棱角都没有了。

W老师:您写的那几篇赞扬文章挺有水平。不过我读不出感觉来。我经常向文友推荐您的文章,是因为读了那些批判性的文章有感觉。
笔者:你读我的文章有什么感觉?

W老师:这种感觉就三个字:真过瘾!当然这种过瘾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知识上、学问上、思想上的耳目一新。何况,有句话不好说、又不得不说:最好不要赞扬东大人。东大人经不住赞扬,一赞扬,就找不到北了,找不到北的人就容易迷失方向。迷失方向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笔者:你这样说是否对我文章中谈到的那几个老师不以为然?

W老师:我绝无贬抑哪个人的意思。我是说东大人往往有民族主义的幽灵附身。一遇到外界的表扬就膨胀为“厉害了我的国!”您文章中谈到的那几个老师我多少了解:李洁在史学界学术成绩卓著,代表作《文武北洋》《晚清三国》享誉大江南北。这一点人所共知。
您送我的两部宋文华散文集,读后感是:他的散文确实如您所言,生动、质朴,亲和中不乏思想内涵的语言,接上了具有胶东特色的地气。
我以前对书法的拙朴之美缺乏认识。读了您谈田畬书法的文章后,又端详您送我的那幅田畬书写的条幅,多少看出点拙中藏巧的门道,对田畬书法有了更上一层楼的认识:作为书法这门艺术,能写得好看很容易;能像田畬那样,写得有精神内涵就很难了!这种难不是难在书法运笔的技巧上,而是难在作者在文化修养中达到的精神境界、精神气度怎样在走笔龙蛇中体现出来。我的这点看法深受您谈王铎书法那篇文章的启发。
以前只听说万军是个退休干部。但我对干部出身的人向来敬而远之。所以不太了解他。读了您的文章才知道万军是个篆刻家。这样素质的退休干部,不是凤毛麟角,也是艺术家了:万军的作品能多次在西泠印社举办的全国会展中榜上有名,这是很多篆刻人羡慕的“名利双收”。
从您的文章《徐老师的“一语中的”》中可以看出,徐老师读书很多。他回顾年轻时读《牛氓》的情景,很动情、很感人,也很发人深省。说明徐老师是个有思想、有见识的学者。他不是个搞文学艺术的,竟读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这样的文化修养让人敬佩。于是想起了您曾经说过:“一个对文学艺术毫无兴趣的人,必定乏味得面目可憎。”
按照您这个说法的逻辑结论:读过很多文学书的徐老师,肯定是个既有思想、又有丰富情感的性情中人。这样的人在文学艺术界也不多了。
笔者:你喜欢看我的那些批判性文章。能说说批判性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什么是批判?

W老师:我们都是过来人,经历过大批判的荒谬岁月。所以谈什么是批判,首先应该为批判正本清源:批判的原旨要义不是一概否定的意思;更不是责难谁、打倒谁。批判就像您的文章中所表现出的:对学术成果、学术观点、学术思想、科学思想、科学论断以及某些说法,进行客观审视、理性分析、辩驳讨论,然后表达赞同或批评的意见。不过,不是谁都能运用批判这个武器的;或者说不是谁都能写批判性文章。写批判性文章既需要理论水平,又需要有评论能力。虽然我喜欢看批判性文章,我却写不了这种文章。所以很想听听您这个写了多年批判性文章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说法。
笔者:“批判”一词是舶来品,是梁启超从日本文化里转译过来的一个概念。中国文化里没有批判这个概念。但是很多学者,特别是国学家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批判这个说法。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搞明白批判的意思。这种很不谦卑的态度都是民族主义情绪作祟,不承认外来的概念充实了中国文化。用牵强附会的说法,获得卑俗的自我感觉良好。
你刚才对批判解析得很好!我想说的是,围绕批判有两点不可或缺,中国文化里都没有:
一个是质疑精神,质疑精神是批判的前提,先有质疑精神,后有批判精神。没有质疑,哪来的批判?质疑精神就是凡事问为什么的思维习惯。推崇“中庸”思想理念的中国文化里没有质疑精神,中国人没有凡事问为什么的习惯。虽然凡事问为什么是人的天性。这种天性被两千多年的“政教合一”扼杀了。这个问题我以前的文章谈过,这里不重复了。
再一个是逻辑思维、逻辑推理、逻辑论证——逻辑思想,是中国文化里所没有的。但是逻辑思想是批判的灵魂。也就是说,没有逻辑思想,批判则成了空壳。中国文化里没有逻辑学,中国人不会逻辑思维、逻辑方法、逻辑推理、逻辑论证。不要说汗牛充栋的中国典籍里没有能讲明白道理的文章;就是在西风东渐中的满清王朝后期中国人笔下的文字,也鲜有逻辑力量的文章。
于是不难看出,凡事讲究“中庸”的中国文化怎么可能有批判这一说呢?

W老师:您的文章有着所向披靡的逻辑力量。咱们俩是同校不同级的中学同学。我虽然上过大学,但我没学过逻辑学,我不懂逻辑。现已年过古稀,这辈子不可能懂逻辑了。您没上过大学,您却懂逻辑。您的每篇文章都有严密的逻辑性,无懈可击。您是什么时候学的逻辑?您怎样把握了逻辑的奥秘?
笔者:四十年前我在当地中学当过数学教师。数学教师一般的都懂逻辑,都会逻辑思维与逻辑方法。数学教师如果不懂逻辑、不会逻辑思维,不懂逻辑方法,这个数学教师肯定是不称职的。
数学的课堂教学,主要是教师用逻辑思维、逻辑方法分析数学所蕴含的逻辑问题。换言之,对所有的数学命题,教师都要在逻辑思维的引导下,运用逻辑方法进行解析。教师在课堂上通过对实例的演讲与练习,将逻辑思想渗透到学生的意识中。经过无数次的“渗透”,教师灌输的逻辑思想便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学生的“逻辑习惯”——这便是数学课堂教学最终成功的体现。所有的数学难题都是在这种“逻辑习惯”中“迎刃而解”了。
很多教师不清楚逻辑思想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如逻辑思维、逻辑方法、逻辑推理、逻辑论证。不过对这个逻辑思想的表现形式,不能做空洞的说教,只能通过实例的演讲与演习体现出来,给学生以直观的感觉,学生很容易理解,也容易接受了。这涉及课堂教学的问题:避免用抽象的、空洞的、言之无物的定义直接讲概念;把抽象的概念用实例予以说明,学生就明明白白了。
关于课堂教学,我曾经在一次谈教育的讲座上提出一个通俗易懂却十分重要的论断:课堂教学的全部奥秘就是:对定义、原理、定理、定律、法则等概念举一个学生熟悉的例子,学生就豁然开朗了。教师的水平在于能举出例子来。
照本宣科是课堂教学的一大弊端。不是教师愿意照本宣科;而是教师举不出例子来。教师举不出例子的根本原因是知识贫乏,读书少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教师备课就是提前找出例子来。
很多人批评东大教育不开逻辑课,这个批评有道理。但是,应该掌握的逻辑思维、逻辑方法、逻辑推理、逻辑论证,仅通过学习逻辑课是难以实现的。
其中的道理犹如学习写文章:通过学习写作理论、写作指导,学习语法知识,学习语法规则,是学不会写文章的。写作是一种语言表达习惯现象。这种习惯是在长期的读书中形成的。所以欧洲的英伦三岛上长期流行关于学习写文章的箴言:“打倒语法家”。这句箴言的潜台词是:只有读书,才是学会写文章的不二法门。
关于文章的逻辑性,有家杂志的主编曾经特地提醒我:“先生的文章有些说法需要改动一下才好发表。但是您的文章逻辑性太强,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好修改,我们只好忍痛割爱了!”
你多次谈到,读我文章觉得流畅的语言逻辑性很强,自始至终有一条逻辑主线贯穿全文。不过这种逻辑性绝不是在写文章中有意安排、特别注意、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在写文章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这种“自然形成”便是“逻辑习惯”的使然。
“逻辑习惯”不是听过逻辑课就能具备的;也不是阅读逻辑书就能实现的。“逻辑习惯”是在天长日久的逻辑思维付诸实践中养成的。
你问我怎样把握了逻辑的奥秘。逻辑思维便是这个奥秘全部意义的起点。而“凡事问为什么”又是逻辑思维的起点。
“凡事问为什么”是人的天性!我多次提醒过读者:幼儿园的小朋友,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问不完的“为什么”。这不是教的,是少儿的天性。所以人人都能学会逻辑思维。为什么中国人不会逻辑思维?因为中国人没有了逻辑思维的起点——“凡事问为什么”。中国人“凡事问为什么”的天性哪去了?这个问题在《祁萌之专辑》的文章里已经谈过了。
今天我们的闲聊,学术趣味很浓,谈及的学术思想触到了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根本问题:中国文化没有批判这个说法、中国社会没有批判机制、中国人没有批判精神、没有批判意识,是中国文化不能更新、中国历史没有进步、中国社会没有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于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批判这个概念,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批判精神、批判意识,讨论这些问题要说的话很多,今天不讨论了,留做下一次喝茶再聊吧。已经过了午饭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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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舟笠翁丨丙午暑期访谈录》 发布于2026-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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