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小提琴家吕思清演奏的《思乡曲》，通过网上视频广为传播。《思乡曲》是音乐家马思聪早期创作的《绥远组曲》的第二乐章。网民围绕《绥远组曲》及作者马思聪生平提出了很多饶有兴趣的问题，议论纷纷。例如有人提出：“《绥远组曲》也叫《内蒙组曲》，为什么同一部作品会有两个名字”？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绥远及华北相继沦陷后，马思聪创作了《绥远组曲》，其中的第二乐章《思乡曲》广为流传，受到了一代又一代专家的高度评价与音乐爱好者的普遍喜爱。
1954年后，音乐界、学界每谈到《思乡曲》时，往往说这是《内蒙组曲》的第二乐章，学界用《内蒙组曲》取代了《绥远组曲》这个名字。学界为什么要用《内蒙组曲》取代《绥远组曲》，从而出现了“一部作品两个名字”的说法？这个问题涉及的原因比较复杂，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本文将这些原因简要概括为两点，让读者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思路：一是与马思聪创作的这部《绥远组曲》的主旋律来源有关；二是与蒙古地区历史上多次地域划分、地域建制有关。
沿着这两个“有关”探寻下去，上述“一部作品两个名字”的历史渊源就一清二楚了。
“七七事变”爆发后。一段时间里，长江以北的国人，陷于战争造成的水深火热之中。一批又一批逃亡的人失去了正常的生活。身居广州的马思聪目睹了逃亡过来的人，特别是大学生处于凄苦、无奈、无望的艰难中。对蒙古民歌情有独钟的马思聪，想到了沦陷的绥远在日本铁蹄下备受蹂躏；想到了从绥远逃亡出来的人在背井离乡时对家乡痛心彻骨的思念；想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优秀代表蒙古民歌与灾难深重的民族命运……
在中山大学任职教授的马思聪此时此刻难以平心静气地走上讲坛，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家国情怀在马思聪的心胸化为悲愤、悲悯、悲壮的情感力量，激荡出汹涌澎湃的创作激情……
以上所述便是马思聪创作《绥远组曲》灵感的由来。我之所以特地指出这一点，缘于围绕《绥远组曲》提出许多问题并进行讨论的人们，都是用自己的笔从事小说、散文、诗歌、乐曲、书法、绘画、雕塑、篆刻创作的人。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重视“创作需要激情、需要灵感、需要思想”。如果说思想在平静的理性思考中可能产生，那么激情、灵感则不是平常状态下随时能够出现的，不是理性能够呼唤来的。激情、灵感都是作者在受到客体强烈触动中才可能有的心理现象。这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原理，需要用科学的方法予以具体的解析才能说明白。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仅指出成功的文学艺术创作，哪怕是枯燥的雕塑、篆刻，都需要激情，需要灵感。更遑论文学艺术中的其他创作了。下面试举一例说明这个问题：
立于巴黎拉斯帕伊大街与蒙帕纳斯大街交叉口的那座巴尔扎克雕像，举世闻名，是所有浏览巴黎的文化人必去观瞻的艺术作品——那是卓越的雕塑家罗丹在激情澎湃中突发灵感创作的光辉杰作！罗丹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佐证了“激情与灵感是文学艺术创作成功的全部奥秘所在”。但是创作不可或缺的激情与灵感若没有相关的知识储备，没有相关的情感积累，没有相关的问题思考，是不可能出现的。
罗丹为了创作巴尔扎克雕像，用了七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阅读巴尔扎克的书，了解巴尔扎克的价值观、审美思想；到巴尔扎克的家乡走访，了解巴尔扎克的个性与习性；到巴尔扎克工作过的地方走访，了解巴尔扎克的生活习惯与情趣嗜好。
在完成了上述准备工作后，罗丹的心目中开始朦胧地渐显接近真实的巴尔扎克形象。于是罗丹塑造了巴尔扎克的石膏雕像作为“草稿”，召集他的几个学生，征求他们的意见。学生们热烈地评头论足中，一位见过巴尔扎克的学生惊叹：“这只手臂太像巴尔扎克的了！”学生的话引起了罗丹的警觉：如果雕像让观赏者都盯在“太像了”上，必定淡化了展现巴尔扎克人格风度的整体形象的魅力！学生的惊叹触发了罗丹孕育在潜意识中巴尔扎克的个性化形象突发成从未有过的创作灵感：罗丹毫不犹豫地将巴尔扎克雕像的手臂砍掉了。重塑后的巴尔扎克雕像以巴尔扎克才有的的人格风采，在学生们面前熠熠生辉！于是便有了那个穿着睡袍，紧抱双臂，昂首挺胸，凝望星空的巴尔扎克雕像立于巴黎拉斯帕伊大街与蒙帕纳斯大街交叉口，成为后人观瞻的文化景点。
罗丹七年的准备工作，最后在学生一句惊叹触发的灵感中，营造出巴尔扎克的个性、习性、性情汇成的光彩形象！
巴黎大街交叉口巴尔扎克的雕像，让那些文学艺术家瞻仰时，无不感叹自己的心领神会：“巴尔扎克，激情才是灵感的福音！”
发人深省的是，如果没有那位学生的“太像了”的惊叹，罗丹是否会出现砍臂重塑雕像的创作灵感呢？
所以说，文学艺术创作需要激情、需要激情中萌发的灵感。马思聪正是在目睹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中华民族的危难产生的悲愤中突发了创作《绥远组曲》的激情与灵感。所以我在一次赏析《思乡曲》的讲座上，对“七七事变”作了声泪俱下的解说后，提出了一个让全场人无不惊骇的论断：没有“七七事变”，则不会有不朽的《思乡曲》！
纵观马思聪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个受过八年西方教育、深受西方文化浸淫、又有中国文化深厚造诣的“中西合璧”学者。学成归国的马思聪怀着改进、优化、发展中国音乐的雄心壮志，用西方音乐的和声、复调、曲式结构等技法，改造、充实中国音乐的表现形式，使中国音乐的神韵在新的表现形式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正是出于这样的志向与抱负，马思聪用满腔的热忱、不懈的努力创作了不少“中西合璧”的音乐作品。《绥远组曲》便是他最早的成功之作。
《绥远组曲》三个乐章的主旋律来源于中国民歌，这部组曲的中心部分《思乡曲》及第三乐章的主旋律都采用了蒙古民歌。只有第一乐章采用了四川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的主旋律。
第一乐章，作者用回旋曲式与变奏等西方音乐技法，采取厚重的低音调，把《跑马溜溜的山上》的音调改写成辽阔、悠远、沉重的旋律，从而使乐曲在演奏中浮现出苍茫、旷远的塞北风光画面，为整部组曲奠定了宏伟博大的基调。
第二乐章《思乡曲》是马思聪用变奏手法把绥远民歌《城墙上跑马》改编成既动情又感人、内容丰富深邃的小提琴曲，表达了游人的思乡之情。《思乡曲》被学界誉为涵有东方音乐神韵的首部中国小提琴曲。所以马思聪被称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是中国第一代小提琴作曲家的代表人物。
第三乐章仍然采用了蒙古民歌的素材。马思聪把民歌素材中的叙事风格的旋律，用西方的和声与变奏的技法改写成明快、跳跃的舞蹈节奏，用小提琴才有的弓法技巧营造出马蹄踏地、蒙民舞蹈的草原风光。
第三乐章暗含着思乡愿望必然实现、国人抗战必然胜利的伟大意义。
马思聪创作《绥远组曲》时，绥远是一个省的名称。省会是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那时还没有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地域建制。不过绥远这个省名存续时间并不长。
在民国之前的清朝年间，绥远地区曾归山西省管辖。1914年，北洋政府为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把绥远从山西省独立出来，设立特别行政区，首府在归绥（即今呼和浩特市）。北伐战争胜利后，于1928年设绥远省，省会在归绥。而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于1947年，早于绥远撤省数年。1954年撤销绥远省，统一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归绥改称呼和浩特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
绥远这个地名，实际上是当年乾隆对驻扎统治力量的呼和浩特地区的赐名，寓意为绥靖远方，不搞武力统治。其实是安抚当地民心。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迅速占领了绥远，驻扎归绥。
1937年，马思聪创作含有《思乡曲》的三部乐章组曲，取名《绥远组曲》，属于名副其实。
1954年撤销绥远省后，绥远被内蒙古取代，鲜有人再提绥远。学界、音乐界、读者界，逐渐地对绥远这个旧时地域的名称陌生了。所以《绥远组曲》被学界改称《内蒙组曲》。
通过以上所述不难看出，学界用《内蒙组曲》取代《绥远组曲》，缘于《绥远组曲》的主旋律来源于蒙古民歌这个地域上的考虑，有利于读者对这部作品的理解。
问题是，教科书将上述史地知识都忽略不计了，以至于包括我们这些经历过1950年代的过来人，对上述围绕绥远的历史地理知识也很陌生。所以除了专家学者外，大部分人搞不明白：“为什么马思聪创作的同一部作品会有两个名字？”
本文在对网上围绕《绥远组曲》讨论的“同一部作品两个名字”、马思聪创作这部名作的历史渊源等问题，作了必要的考证与具体的解析，提出“没有七七事变，则没有《思乡曲》”这个论断时，特地引用——法兰西雕塑家罗丹创作巴尔扎克雕像，用了七年的时间作准备，被学生的一句惊叹触发了创作灵感，才有了巴黎大街路口上闻名于世的巴尔扎克雕像——这个真实的故事，既是读者感兴趣的内容，也是对马思聪创作《绥远组曲》的激情与灵感之“历史渊源”含有的普遍意义作出了发人深省的佐证。
这篇文章的价值若何，由读者判定。但是，若不是文友转来网民围绕《绥远组曲》提出的诸多问题，则不可能有这篇文章。我很少看网上的东西。看来，在网络时代不关注网上世界，是一种自我闭塞。
作者：祁萌之
作者授权，世说文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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