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派之派李维康——一个时代为何只能产生一个李维康
2026年8月28日下午，我到金狮广场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离开场还有些时间，便坐在大厅里翻手机。忽然看到一条消息：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逝世。
79岁。
看到这一消息，很感意外，两个月前，这位受人尊敬的艺术家还和老伴耿其昌出现在公众面前，那一次她是为青年演员郭玮站台把场，从合影看，那时她已经很消瘦，但看不出她已经不久于世的样子。可细想，这一不幸的消息，似乎又并不意外，毕竟先生近年来已经很少公开露面。但真正看到这几个字时，心里还是猛地一沉。
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李维康不仅是一位京剧演员。
她更像一个时代的声音。
李维康先生去世后，很多人以很多方式回顾她的艺术与人品，回顾她演出的经典剧目，而我想起的不是《蝶恋花》，不是《李清照》，也不是《四郎探母》。
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夏夜的一场电视纳凉晚会。
那时电视机还稀罕，领风气之先的上海电视台采用夏夜纳凉的方式，呈现了一场别样的京剧演唱会，那场演唱会的很多角儿如今多已谢世，当时的李维康正当盛年，英气逼人。灯光下，一袭长裙，身姿挺拔。开口第一句，声音便穿透了夜色。就在那样一个电视演唱会上，我第一次认识李维康。
她呈现的不是梅兰芳式的雍容，不是程砚秋式的幽咽，也不是张君秋式的华美。
而是一种特别干净、特别明亮、特别有力量的声音。
后来听得多了，我才慢慢意识到：李维康最难得的地方，也许恰恰在于她不像任何人。
京剧是一个特别讲究流派的艺术，流派既是艺术传承，也是身份认同。学戏的人常常先问一句：“你宗什么？”梅派、程派、尚派、荀派、张派……很多演员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成为某个流派最好的继承者。
但李维康有点特殊。
她师从过很多老师，华慧麟、程玉菁、李玉茹、荀令香、张君秋……可谓名师云集。可她始终没有把自己放进任何一个流派框架之中。
她身上有梅派的大方，有程派的含蓄，有张派的华彩，甚至还有地方戏和歌曲演唱的影子。
但最终似乎谁都不是，她就是李维康。以至于戏迷把她称为：“无派之派”。这个说法很妙。
因为表面看是“无”，实际上却是最大的“有”。
我一直觉得，要理解李维康，必须注意一个时间。1966年。
这一年，她从中国戏曲学校毕业，进入中国京剧院。
这个年份太特殊了。如果早出生二十年，她大概率会成为某个流派的继承人。如果晚出生二十年，她又可能进入完全市场化的娱乐时代。偏偏她站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传统流派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新的艺术格局尚未形成。
她没有机会成为第二个梅兰芳，时代也不需要第二个梅兰芳。时代需要的是新的声音，于是她只能自己寻找道路，这反而成就了她。
李维康最大的资本，当然是嗓子，老戏迷都知道一句话：“旦角第一嗓”。
这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排名，却足以说明同行和观众对她声音条件的认可。
她的声音有一种很奇特的品质：亮，却不尖，甜，却不腻，宽，却不散。高音上得去，低音沉得下来。最难得的是气息，无论《蝶恋花》的激昂，还是《李清照》的幽婉，她总能把声音控制在最恰当的位置。听她唱戏，很少觉得技巧在前面。总觉得人物在前面。
这其实已经进入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因为技术最终消失了，只剩人物。
我后来反复听过她八十年代的《李清照》录像。每次听到那段《声声慢》，13分钟，41句唱词，从“寻寻觅觅”到“怎一个愁字了得”，她不是把李清照的词唱出来，是替李清照活了一遍。少女的摇曳、中年的流离、晚年的孤寒，全在那条声音的河流里。你说这算什么派？梅派不会这么唱，程派也不会。可你听了就知道，这一定是李维康——只有她能把一个词人的一生，唱成一条河。这种感受，不属于任何流派，它就是“无派”本身，也是“境界”本身。
所以我始终认为，李维康最大的贡献，不是创造了什么新流派。
而是证明了一件事：京剧演员不一定非要成为某一派。京剧传承是可以把流派化成养分，最终形成自己的艺术人格的。
这一点对于今天尤其重要。
因为今天的戏曲界常常面临一个问题：学谁都像，唯独不像自己。年轻演员常常把模仿当成目标，学得越像越高兴，其实这只是第一步。
真正的艺术成长，永远不是复制，而是创造。
梅兰芳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学得像谁，而是因为后来别人都学他，程砚秋如此，张君秋如此，李维康也是如此。她的成功恰恰说明：艺术最终拼的不是师承，而是创造性继承。
更有意思的是她的外形，年轻时的李维康，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传统戏曲审美。四大名旦时代推崇的是圆润、柔和、古典式的女性美。而青年时期的李维康轮廓鲜明，眉目英挺，明显带着一点现代女性的气质。这种长相放在旧时代，未必占便宜。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却反而成为优势。因为她身上既有传统女性的端庄，又有现代知识女性的独立。所以她演李清照让人信服，演秦香莲让人信服，演杨开慧同样让人信服。
随着年龄增长，她的面相反而越来越柔和，到了中年以后，那种古典美渐渐沉淀出来。回头再看年轻时的棱角，竟成了后来温婉气质的底色，这似乎又预示着她向传统回归，后来她演出最多的也是传统剧目。
这些年读京剧史，我觉得艺术有两种道路：一种叫流派，一种叫境界。
流派强调区别，境界强调融合。流派告诉别人：“我是我。”境界则告诉别人：“我已经不必证明我是我。”
李维康后来所达到的，正是后一种状态。
她不立门户，不争宗主，甚至不强调成派，但谁都知道她是谁。这比成派更难，也更可贵。
李维康走了，很多人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我觉得未必，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从来不会因为离世而消失。
因为他们留下的，不只是唱腔，还有道路。
对于后来者而言，李维康最大的启示或许就在于：尊重传统，但不被传统束缚；
学习前人，但不做前人的影子；博采众长，而最终成为自己。
四大名旦的时代，解决的是“京剧如何形成流派”的问题，李维康这一代人面对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当所有流派都已经存在以后，艺术家还能做什么？
她给出的答案是：不再成为某一派的影子，而是把各派化为自己的血肉。
因此她不是“无派”，而是“化派”。
这或许正是“无派之派”的真正含义，也是一个艺术家能够达到的最高自由。
梨园百年，名家无数，能够成派者，已属凤毛麟角，而能够超越流派、进入境界者，更少。
李维康，正是其中之一。
四大名旦创造了京剧旦角艺术的高峰，李维康则证明，高峰之后仍有道路。
她没有再建一座高山，她把群山融为一体。
2026.9.4
谈艺录：守得住——从耿其昌想到京剧艺术的另一种力量
李维康先生告别仪式上的一幕，让我久久难忘。
镜头里，79岁的耿其昌拄着手杖，步履蹒跚地送别相伴半个多世纪的妻子。那身影已经明显老了，腰背微弯，行动迟缓，却依然坚持站在那里，送她最后一程。
灵堂内外，故交弟子云集。
刘长瑜先生走过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照顾好自己。”
耿其昌点点头，轻声回答：“会的。”
短短几个字，没有眼泪，没有长叹，却让人鼻子发酸。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从此以后，他要一个人回家了。
这一刻，我觉得，这位一直站在李维康身后的男人，值得为他写一篇文章。
李维康先生去世后，人们谈李维康，谈《蝶恋花》，谈《李清照》，谈她“无派之派”的艺术境界。她太耀眼了，亮得像舞台中央那束追光。
而耿其昌，似乎总站在聚光灯旁边。
翻开当代京剧史，就会发现，这位余派老生本身也是一位足以独当一面的大家。
1958年，他与李维康同时考入中国戏曲学校。从陈斌雨开蒙，到雷喜福、贯大元、王连平、茹富兰等名师授艺；后来进入中国京剧院，又向于世文学余派，向叶盛长学身段，向王金璐习武功。
他的功夫，是一层一层磨出来的。
那一代学戏的人，靠的不是天赋神话，而是童子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个圆场跑无数遍，一个身段磨无数遍，一句唱腔唱无数遍。
所有功夫最后都长进了骨头里。
无论是从《沙家浜》的郭建光，《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这些角色身上，还是在传统骨子老戏《四郎探母》《白帝城》《失空斩》里，都能看见他身上扎扎实实的根底。
他的嗓音高亢而不浮躁，明亮而不尖锐，没有故意卖弄的锋芒，却有一种水磨功夫沉淀出来的力量。
这样的演员，往往不是最惊艳的，却最耐听。
年轻时听觉得好，中年再听觉得更好，老了以后再听，又能听出新的味道。
像老酒，像老玉。时间越久，越见价值。
但如果只是艺术上的成就，耿其昌还不足以让我如此感慨。
真正让我敬重他的，是那个“守”字。
这些年读京剧史，我意识到，京剧艺术的发展其实离不开两种力量。
一种是“开”，一种是“守”。开的人开疆拓土，守的人固本培元。
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是开拓者，李维康其实也是这个行列中的一员。他们不断创造，不断突破，不断向新的边界前进。
耿其昌则属于“守成”的一种人：他守余派，守规矩，守法度，守戏德，守传承，更守住了自己的人生。
今天的人谈创新很多，谈坚守却越来越少。可事实上，创新固然很艰难，而几十年如一日地守住那些值得守住的东西同样艰难。
余派老生能够流传百年，不仅因为余叔岩伟大，也因为一代又一代像耿其昌这样的人在守，他们不一定最耀眼，却是传统最可靠的看护者。
如果说李维康代表的是“开”，那么耿其昌代表的便是“守”。他们并不是彼此对立的，相反，他们相互成就。
李维康天赋极高，她不愿被任何流派束缚，她不断吸收、融合、创造，她最终走出了“无派之派”的道路。
而耿其昌则像一块压舱石，让她飞得更高，却不会失去方向。许多人看见了李维康的突破，一定也会注意到，她身后始终站着一个深谙传统的人。
两人同窗学艺，二十岁相恋，1975年结婚，风风雨雨走过半个多世纪。特殊年代里彼此扶持，李维康遭遇困难时，耿其昌始终站在她身边。
1988年李维康演出期间突发子宫大出血，生命垂危，耿其昌第一时间为她输血。后来耿其昌做腰椎手术，身体植入六根钢钉，李维康又推掉工作悉心照顾。
他们是夫妻，也是搭档，更是彼此人生最坚定的同行者。
如今人们常说“神仙眷侣”，我倒觉得，他们身上最可贵的并不是浪漫，而是责任。是几十年风雨里始终没有松开的那只手。
这比浪漫更难，也更长久。
晚年的耿其昌，又把更多心力放在了传艺上。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走进戏校，走进院团，一句一句地教，一招一式地传。
其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对李博的培养。李博不仅是李维康的侄子，也是新一代余派老生中的佼佼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不仅是艺术传承，更是一种精神传承。
京剧最珍贵的东西，不只是唱片和录像。那些都只是形，真正重要的是那股气，那种审美，那种规矩，那种做人做艺的态度。这些东西只能靠人传人，只能靠前辈把后辈领进门。
所以我常觉得，耿其昌像一座桥。
人们总是赞美河流的壮阔，赞美两岸的风景，却很少专门赞美桥。
桥本身并不耀眼，但没有桥，彼岸永远只是彼岸。
正因为有桥，昨天才能走到今天，今天才能抵达明天。
而耿其昌这些年的努力，正是在让这座桥始终架在时间的河流之上。
回头再看耿其昌的一生，他或许不是那种石破天惊的革新者，却是一位令人安心的人，他守住了艺术，守住了家庭，守住了爱情，守住了传统，也守住了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本分。
京剧舞台上，观众总会记住最耀眼的那束光。
撑起舞台的，不只是那束亮光，还有那些站在光后面的人。
他们守着规矩，守着传统，守着感情，守着时间。
等到繁华散去，人们才会发现，成就惊才绝艳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守住自己相信的东西。
李维康是一团火，耿其昌则像一座桥。火照亮时代，桥连接时代。
告别仪式那天，79岁的耿其昌拄着手杖，送别相伴半个世纪的妻子。
他坚强地表示会好好照顾自己。而照顾好自己，又何尝不是一种“守”？当爱的人走了，自己照顾好余下的岁月，把一生最后的风雨安静地走完，也就是守得住人生最后的路程。
这“守”的力量，也许不像光那样热烈，却比光更长久。
2026.9.8
作者：于学周
原作出处：读曰乐（作者微信公众号，2026.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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