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寒假了，学校组织义务劳动，我所在小组去西岭某店帮卖年货。没几天即接紧急通知：次日一早到本班教室听重要传达。尹老师说了，不准记录，不准录音（废话。那年月民间录音设备的私有，压根就在严禁之列），更不允许私下里传播，家人都不行。
是潘沂东到我登州路15号家中通知的。班上有个通讯网，她是我“上家”，又是团支委成员；在学校领命之后、回贮水山住处经过我家顺道。她再三叮咛：务必立即通知我的“下家”黄光扬、宋家禾、张士新，由他仨再分头通知赵中伟、钟广先和郭青伟、孙慧瑜（2人同院）等。一时感觉咱成了地下党，多了一份拥有秘密的自豪感。
第二天遵命赶到，尹口头传达了“四清”最新纲领《二十三条》，明确取代了此前的“前十条”、“后十条”和“新十条”。影影绰绰还批了“桃园经验”，并一再严肃强调了潘传达的“三不”纪律。“谁泄密谁承担相应后果！”——言之凿凿，眼镜片寒光闪闪。
不认可“桃园经验”？那不是刚刚肯定过的“四清”成果吗？主席夫人王光美蹲点总结的运动心得，并经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首肯过呀！
但没有尚方宝剑，他尹老师一介“教书匠”纵是吃了熊心豹胆，谅也不敢唱此反调。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一著名论断，两年前就强调过；后来一段时间不提了。眼下又重提，问及那一段曲折、弯路是咋回事？
老师说是遭遇了干扰。
国外的能理解，亡我之心不死么；可所谓的“干扰”，咋还有国内的？
有。闪闪烁烁说了，却不给出明确答案。春秋笔法，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我参加农村的‘四清’试点时间不长，转了一圈，亲眼看到了现实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触目惊心呵。”尹老师语刚音柔，春雨般润物无声：“电影《夺印》反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时期，农村基层政权‘夺权与反夺权’的政治斗争，咱学校包了专场，同学们差不多也都去看了。跟我在下面的所见所闻大同小异，都在腐蚀咱共产党的干部，还真有经不住考验的，叫阶级敌人拖下了水……”
有段时间，大家都在议论《夺印》，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人民公社某大队的领导权，已被伪装积极的反革命分子陈景宜篡夺，他巧设“鸿门宴”，拉拢立场不坚定者，煽动群众私分稻种；同时采用栽赃共产党员胡素芳等手段，一步步控制了农村的基层政权。新支书何文进到任之后，坚定地依靠贫下中农，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查清了救济粮的去向，并立即清查账目，识破了陈景宜盗窃稻种、陷害好党员胡素芳的阴谋。
最终，带领公社民兵将陈景宜及其同伙一网打尽，重新恢复了党在农村的正确领导。
电影拍得很精彩，李炎、田华担纲主演，分别饰演支书何文进和女党员胡素芳。
自1964年全国公映，成功配合了当下形势：农村的四清运动，完全必要，非常及时。
那电影包场之前我就看过——“何支书吃早饭啦！”是地主婆“烂菜花”一句经典台词。大清早她村里村外地喊，似是在寻人，实则是借机张扬、显示她跟支书的关系非同一般。听闻了那肉麻的“体贴”，广大的贫下中农能不寒心？不寒心才怪！
“拉拢干部是手段，离间党群关系进而推翻人民政权才是目的！”尹老师说：“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偏就视而不见！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该清算吗？”
还是一头雾水：干扰？谁在干扰？清算？清算哪个？
（直到1966年夏，“文革”开场不久公开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才恍然大悟：种子早在1962年前的“七千人大会”就撒下了，由四清撕开口子，如今该算总账了。）
在我们班，尹老师无疑是颇具权威的。自高二（1963年秋）他担纲班主任始，开场白里的一句话我记得牢牢：我刚从四清一线回来，农村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出发之前，市里专门给下乡干部配发了小手枪，我天天别在腰里……
多年前他曾任职于团市委，自然消息灵通，政治敏感度也高于常人。
“矛盾普遍存在于事物内部，双方的依存、转化是相互的，正是这种对立统一的斗争，促成了历史的发展。” 尹老师的权威见解，从来都不容置疑。
结合四清以来身边的现实，倘翻成大白话，又似乎不太中听：凡有人群的地方，就得分成两帮子——叫他们互斗，斗得一地鸡毛，时代就前进了。
朦朦胧胧当中，总感觉古人所谓“心田”，原本即一座座不设防的城市，倘依照这一“斗争哲学”的普世法则，终将被逐一攻陷；俘虏们要么沦落为精神囚徒，要么弃旧迎新变身为战士，想跟着也去窃听、告密、公开揭发或相互提防、彼此监督……
“四清”运动在我的高二、高三（1963年下半年—1965年上半年），叫我切身感知到了所谓“群众运动”，就是“运动群众”。
该运动是学生时代导致我伤重创深的唯一原因，自是意义非凡。
感触到“四清”的杀伤力，始于高二班主任尹某人的走马上任：下车伊始，即强调了“都给我写好自传，从现在起就得准备材料！”待到高三初支援“三秋”（我在学校图书馆帮忙，没下乡）回来，他有所针对地给我“开小灶”“上眼药”，已基本可说是“敞开天窗说亮话”了——9月，缺席批斗了即墨上崖（下乡地点）的“大麻胡”（我姥姥）；10月，有了原子弹的加持，他把血泪控诉巧妙拼装了进去，给我补上了“阶级斗争”那一课。
不能说是原子弹轰开的场子，但至少试爆成功被过度、广泛而廉价地利用了：蘑菇云投下了阴影，对脚下这片土地的一路向左倾斜，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
诸葛亮有个神奇的“借东风”，尹则借助原子弹的威慑，把“崽子们”挨个敲打了一遍。横遭突袭的不光限于本班：他的政治课讲到哪，哪里就添了些倒霉蛋。
招致的抱怨也就相当不客气：看谁都是钉子、都想敲打，他就是个锤子……
实话说，我也曾怀疑过自己：尹给予的，莫非是另一种关爱？“责之严爱之深”的那种？可经过一次次反复辨析，最终我否决了曾经的犹疑：给孩子洗完澡，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掉，那是爱孩子吗？这不正是其精神导师列宁所抨击的行为？
直到7个月后的1965年5月14日，我把他彻底打入了不可相信的另类，起因是他率先宣布了我政治上的死刑。那天，中国第二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又是后话了。
（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四清”运动定性明确：“左倾”思想严重，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是引发“文革”的重要因素。直白了说，是十年浩劫的前奏、预演。没必要羞羞答答、讳莫如深，不敢掀开那一片片的疮疤。）
这种突袭式内部文件传达，叫我想起了升高三头一天他的“讲课”：占用了下午自习时间，刚概括完毕马哲的三大规律五对范畴，话锋猛转，劈头盖脸批起了杨献珍。
回到那天的感触：听了《二十三条》的紧急传达，回家路上，心中小鼓乱敲——像是听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待续）
作者：王立玮
作者授权，世说文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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