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婉如丨父亲姚文珊：断裂与传承——纪念父亲去世二十周年系列文集（之六）

编者按：这是作者姚婉如老师纪念父亲系列的第六篇。作者追忆父亲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求学、后因政治运动而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的往事。文章将个人家族史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之中，以“先生们”与“父亲”两条线索交织，写出学术传承被时代断裂的沉痛过往。文中追述殷焕先、殷孟伦等先生，而“告诉你师母”这一细节最见分量——宏大的历史叙事，最终落在一个学者对妻子最朴素的关怀。行文克制，读来唏嘘。

六、断裂——一条没有完全走回来的路

先生们
后来，我重新去了解殷焕先先生和殷孟伦先生、蒋维崧先生，才越来越感觉到，父亲与两位殷先生有着某种令人难以忽视的相似。我最近得到了一份特殊材料。一位熟悉殷孟伦先生的人，手里保存着殷先生1955年写的一份所谓“自传”。他知道我在写回忆录，无私地把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送给了我。他告诉我，那其实是一份检查。我第一次如此具体地看到，在反右以前，殷先生已经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政治性自我审视。到了反右时期，两位殷先生又同时受到批判、揭发和检讨。殷焕先先生1957年被划为极右，由教授降为教员，原来的学术地位和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直到1978年平反，他才重新恢复教授资格，并重新招收研究生。（山东大学文学院）而他的研究工作，也并非从此完全停止。六十年代前期，形势稍有松动，他又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可是随后“文革”到来，学术工作再次受到严重影响。（纸媒）他们被批“厚古薄今”，为的是维护旧的秩序、旧的东西，以此来否定新社会，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思想。我在青岛市图书馆查阅《新山大》校刊时，也亲眼看到了相关材料，并把它们拍了下来。这些材料让我重新看见了一条线：父亲是他们的学生，而多年以后，师徒三人的人生，都被同一个时代改变了。

那一句“告诉你师母”
前不久，我在查阅“两殷”先生的资料时得知了此事。这件事，也是在一位恢复高考后考入山大中文系的殷先生研究生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提到的：1980年，殷焕先先生终于恢复了教授职务，身体也终于垮下来了，他做了胃大部切除术，切掉了三分之二的胃。术后，他也终于有条件去泰安疗养身体了。殷焕先先生在泰安休养时，这位学生去泰安看望他。先生对学生说：“告诉你师母，现在生活好了，不要再去捡煤核、捡菜叶了。”当我看到这句话时，我愣住了。一位全国学术界的学者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维持生活竟然要靠自己的妻子去捡煤核、捡烂菜叶子维持生计，殷焕先先生的岳母则靠拉地排车来贴补家用……这句话立刻形成了一幅画面，清晰地印刻在我脑海中。它太平常，却让人无法忘记。一位学养深厚的大学教授，也曾经历过这样的生活困境。二十多年以后，生活终于稍稍好起来，他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妻子，告诉她：不要再捡煤核、捡菜叶了。一个学者的生活，一个家庭的命运，在那个年代本来就是无法分开的。

断裂
1958年，父亲被划为极右分子。开始时的处分是：保留学籍、留校察看。他的研究生学习虽然还在继续，但是毕业后没有拿到应有的毕业证书。到1962年，父亲被山大以一纸“不予以分配，回原籍自谋职业”，从校门里被撵回青岛，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流浪汉。如果只是失去一个工作岗位，后来还可以重新找到工作；如果只是失去一个身份，后来也可以得到平反。可是，一个年轻人刚刚建立起来的知识世界一旦被截断，留下的空白，却不是一纸平反决定能够填补的。而父亲并不是孤立的。他的老师们也在经历着自己的命运。他们原本应该是传承学问的一代人，却不得不一次次面对政治上的批判、检查和自我检讨。于是我今天再回头看父亲，看到的已经不只是一个人的遭遇。我看到的是一条学术传承的断裂。

归队与脱节
七十年代后期，父亲重新回到了教育岗位。从市南夜校、职工业大，到青岛教师进修学院，再到青岛师专，他重新站上了讲台。他教授古代汉语。这一点对他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他把当年从山东大学、从先生们那里学来的东西带了回来。在市南夜校，在业大，他还有一定的支配课程的空间，尽可能多地把自己的所学专业知识传授给那些热爱古代汉语的业余学生们。后来，他面对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教育环境。师专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中学教师，而父亲当年接受的是大学中文系的专业学术训练。这没有高下之分，却不是同一个体系。所以我后来才慢慢明白，“断裂”和“脱节”是两个不同的词。断裂，是历史造成的中断。脱节，是中断以后留下的现实。父亲重新站上了讲台，却已经很难重新进入当年那个完整的学术环境。父亲所拥有的学问，与他后来所处的教育环境之间，已经出现了距离。一个原本在大学学术传统中生长出来的知识体系，进入了另一个以教师培养为主要目标的教育体系。它当然仍然可以被讲授。但它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完整地被传承。这或许也是父亲晚年学术生命中一个非常深的遗憾。不是他没有传授学问。而是原来的师生关系、培养体系和学术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人回来了，路却没有完全回来。

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沉默
父亲一生很少谈自己的大学时代。过去我以为，是因为那段经历太痛苦。现在我却觉得，也许还有另一层原因。那里面有他年轻时代最珍贵的一部分。他曾经是二十个学生中的一个，坐在先生的课堂里，认真学习古代汉语、训诂、音韵和文字。他曾经相信，自己可以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后来，一切改变了。所以他不是没有故事可讲。也许恰恰因为那些故事太重要，而最后又没有能够按照原来的方向继续下去，他才选择了沉默。直到今天，我重新打开父亲留下来的手稿，才终于看见那个沉默背后的年轻人。

断裂之后
先生们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父亲也离开我们二十年了。如今，我只能通过他留下来的书、讲义、手稿、校刊和各种零散的材料，一点一点地寻找那条已经断裂的线。殷孟伦先生1955年的那份“自传”，《新山大》校刊中我亲手查到并拍下的材料，以及父亲留下来的古代汉语、训诂讲义——它们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只是资料。它们像一块块遗留下来的碎片。把这些碎片放在一起，我才逐渐看清：父亲并不是突然失去了自己的方向。这条路，在他之前已经受到阻滞；到了他这一代，又被截断。后来，他重新站上讲台，却再也无法完全回到当年那个起点。

那条路
所以今天，我已经不愿意只把父亲看成一个曾经被划为“极右分子”的人。他首先是那个1952年走进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年轻人。他有自己的老师，有自己的学问，也有一条清楚的路。后来，他成为一个重新站上讲台的教师，把自己能够带回来的东西带了回来。可是，在这两个身份之间，隔着二十年，也隔着一个时代。那不是简单的人生转折。那是一条人生道路的断裂。而我今天所能做的，也许只是站在断裂的这一端，回头望一望。看看先生们。看看父亲。也看看那条曾经如此清晰、如此完整，却最终没有能够按照原来的方向继续走下去的路。他们都曾经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只是后来，那条路断了。一个年轻人刚刚找到自己的精神世界，刚刚看见自己一生可以走的路，那扇门却突然关上了。可是如果失去的是自己最珍爱的理想，而且后来又亲眼看着那条道路被改造成另一种人生，那么回忆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痛苦。这，或许就是父亲沉默的最真实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