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我五届、著名作家柳士同说过：二中的语文教学，高中不如初中。
诚哉斯言——至少现象上看，大抵如此。
跟他有类似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我、包括同届的几位学友，都认同这一评价。
的确存在着较大差别，原因呢？他没说。
但柳作家的感慨引发了我的思考：何以如此？是高中那一众语文教师整体上有失水准？恐怕还不能贸然下此结论。
李鲤、马庸、罗绛云、甘绍婉、李玉壶、陈建文、刘春拂、王乐舜、任重华……可以开列出很长一串名单，随便挑一个出来，哪个不是人中龙凤？
他们总结的教学经验、发表的优秀文学作品（含专业论文），不能证明他们自身的卓荦不群。
仅以李鲤老师为例，其叙事长诗《神仙山》脍炙人口，上小学就看了据此改编的连环画。主人公小龙为乡民谋幸福殒身不恤，感动之余，叫我想起了出生地山蛟镇关于小山蛟的美丽传说，早早就给我提供过精神滋养。
老师优秀，自然硕果盈枝、桃李满天下——
刘真烨（《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夫人）：小说《红嫂》拍成电影轰动一时，《芳林嫂与刘知侠》《杀人街的故事》（与人合作）亦广泛传播、引发热议。
高思国：其著名话剧《柜台》风靡全国，曾拍成电影，影响了一代人。
张象吉：大学毕业后开始文学创作，中国作协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代表作长诗《山虎子》、中篇小说《听山》《外省青年》等，多发表于主流文学期刊《收获》《十月》《当代》和《上海文学》。
柳士同：著名散文家，诗歌、小说、随笔杂文样样拿得起；其代表作《独步晨昏》在书城曾开辟了签售专区，一时洛阳纸贵。
再如马庸老师的高足仇立成（笔名怡离子），读高中时即有诗作屡屡见诸《青岛日报》，散文、小说、剧本也是抬手就来，可惜写了些讽刺诗，就因为口无遮拦、“说话太多”，早早被打入了另册。手头有他的一部《落雪集》，每每翻阅，手留余香。十多年前去蓬莱探访，仍神采飞扬；幽静斗室里，诗书满壁。
上述几位，均年长我五六岁甚至更多，都是跟我偶尔相识的。
年届相仿的，以60年代初青岛首次出版、发行的《中学生文选》为例，仅五年一贯制一个班，就有侯靖方、徐伟和解永光的《灯塔》等三篇入选，传为佳话。
前述人等所获成绩，即便是个人天资、勤奋使然，也缺不了伯乐遴选、举荐的慧眼呵。能培养出众多的作家、写作快手，缺失了园丁们的栽培、浇灌是不可想象的。
伯乐们，当是高中的语文教师居多——明明是名师荟萃、群星闪烁，认定他们有欠水准，怎么可能？说不通。
高中语文老师的优秀毋庸置疑，但为什么没充分体现在教学上？
这里，主要是指对课文的讲解上：照本宣科是常态，干干巴巴、味同嚼蜡；死抱着大纲不放，几无任何“多余”的延展，也少见发挥、赋予更丰沛的解读——莫非折断了畅想的翅膀、放弃了飞翔？
是那翅膀太过沉重，收敛起来，就卸去了负担？
没了翅膀就没了翱翔蓝天，也就没了仰望的向往。师生间教与学互动的结果，令高中学子们兴味索然、若有所失；不自觉间，就把我初中课堂精彩的现场给召唤了回来。
对比着王集芳给我们讲解的《卖炭翁》（用白、黄、黑、红四种颜色概括了全篇）、《景阳冈》（特别是那个“鸟”字的读音），赫芳洁对《蝶恋花》锦上添花的逸闻（领袖婚恋）打捞；吕存端绘声绘色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尤其是模仿那位私塾老先生），黑板上她实时更新的名言警句以及对古典诗词的透辟诠释；连同郭树标精到地讲评于建国、徐英滔同学的优秀作文……拿过来跟高中时期作一比较，高下立判：一头是快乐的彼此分享，一头如枯燥的念经、两下里打盹。
昏灯古刹里木鱼声声，长夜漫漫——如何熬得到天光大亮？
“思苦忆甜”就这么发生了。
柳高我五届，比较一下我俩初高中分处的年份、运动对教学的干扰程度，兴许能从中发现规律，为共同的直觉找到原因或曰合理的解读。
柳读初中，是在1954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恰恰处于“镇反”“反右”两场大规模政治运动中的间歇期，尤其56年苏共20大、中共八大前后，甚至被知识界称颂为“小阳春”。
自赫鲁晓夫“批斯”后，揭露苏联黑幕、供高干参考的内部资料（“灰皮书”前身）经红二代泄露民间，始于秘密传阅，终归大行其道、竟至于一册难求。
在这一背景下，压力缓解，老师们授课大体可以畅所欲言了——这是柳的初中。
我的初中时期呢，是1959下—1962上，恰处于热昏年月（1957—1959上）的末尾，大跃进弊端显现，农村的公共食堂破产，都“人相食”（刘少奇语）了，还罔顾其他？
幸好“八字方针”及时出台、“七千人大会”相跟着召开，主旨就一个：纠左。
还记得吧？连外国电影都解了禁。苏联的《非常事件》（上下集）和《奥赛罗》（依据莎士比亚名著改编）、南斯拉夫的《当机立断》以及印度的《流浪者》等等，一票难求哩。流行歌曲也放出了笼，《外国民歌200首》和众多的香港电影插曲，响彻了大街小巷。国内评选出22位影星的大头照，也刊印单张充斥于大小商店——就连情窦未开的中小学生，都省下零钱买来悄悄藏妥，时不时拿出来偷瞄两眼，犒劳一番饥渴的心灵。
就有人模仿赵丹，哼唱着《十字街头》主题曲招摇过市，是牢骚也是企盼——
和暖的太阳天空照，
照见了我的破衣裳，
啷里个啷，啷里个啷。
没有钱也得吃碗饭，
也得住间房……
待走进旷世罕见的“大饥荒”，才从热昏中清醒过来。上面审时度势施仁政，以至于政治气候相对温暖。歪打正着，跟柳学长所处的初中时段同样宽松，老师们授课，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放不开”了。
我们俩的高中时段，则全然另一码事了。
柳的高中是1957下—1960上，一开场就是“那个不平凡的夏天”（《人民日报》社论标题）导致的风云突变，二中揪出了一批右派分子；紧接着就是“亩产X万斤”、吹牛不上税的1958，连校园里都砌起了炉子大炼钢铁；1959年借着大跃进余威开始批彭“反右倾”，直到1960年夏秋下乡支农，历时三年的瞎折腾才消停下来。
柳学兄的高中年华就这么蹉跎了：噤若寒蝉、争放卫星、狂热后的幻灭——老师们经历的三种心态，大体对应了1957、1958、1959那三年（1960年则直奔末路了）；宝贵的教学时光、授课激情被剥夺殆尽，留给或曰作用于学生们的感受，只能是失望。
我的高中时段1962下—1965上：1962春刚走出“大饥荒”阴霾，患上了健忘症一般，立马续接上了三年前的瞎折腾，旧调重弹、重提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其间虽有反复（坊间有隐约感知：博弈在顶层），但终至尘埃落定、一路向左：1963年倡导的全民“学雷锋”，其主旨、要义压根就不是“做好人好事”，而是强调阶级的立场与感情，政治课上尹老师讲的明明白白。1964年四清运动已轰轰烈烈遍地开花，二中早不是世外桃源。1965年还须描述吗？风起于青萍之末，嗅觉再愚钝，也闻到了不寻常的气味：全社会所有兆头指向分明，已步入激情燃烧的“文革”前夜……
恰是这种高中形势的严峻、初中的相对宽松，折射到语文教学上，导致我与柳兄有了共同的感触：高中的（老师），不如初中的。
柳与我的高中虽非同一时段，但本质趋同：山雨欲来，政治压倒一切，文科教学只能诺诺而退。有了历次运动的前车之鉴都学乖了，老师们自不例外。即便课文中不乏文学“亮点”、时代背景存在有待厘清的“疑窦”，怕惹火烧身，大都就选择无视、无感，“巧妇不为有米之炊”了。
而初中时段则有所不同：相对宽松是主因，再就是面对着幼弱、单纯的心灵——蓓蕾初绽，栽培、浇灌乃至呵护是园丁天职，老师们自是乐于听从内心的呼唤……教学上初中胜似高中的异象，也就基于另一动因（说是“诱因”未尝不可）奇葩般呈现出来了。
至关重要的年龄因素，不妨捎带着展开一下——初、高中老师施教对象不同，方式方法也就有了差别：初中生天真、活泼、稚气未脱，授课过程中童心相向，“放得开”是自然而然。高中就不同了，孩子们日趋成熟，加之不断接受政治伦理的规训，没准儿会走向世故，学会了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我们班经历那四桩事件就是明证）。老师不傻，讲台上授课时多了层顾忌，嘴巴上就有了把门站岗的；反噬于教学没了勃勃生气与文采，同样是自然而然。
由初中升入高中，多半会感受到这一较大的翻转。
可单单苛责老师，公平吗？高中生的“成熟”“识时务”，站在在老师的角度，不也是个无形的压力、忌惮？
还是那老话：雪崩的时候，没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古罗马斗兽场上，本是朋友的角斗士一旦成了厮杀对手，哪怕对方一个警惕的眼神，另一方都会下意识地握紧刀剑……
六年来语文课堂上，具体是个啥感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简要做一回顾、对比，有望窥斑见豹、从特定角度见证一个时代的变迁——初中三年的语文课，初一、初三基本由王集芳、郭树标主讲，相对稳定。
整整初二，就没固定下语文老师，陈登三老师是代班主任，出于对学生负责，择其要给讲解了一些现代散文；古文及精彩的唐诗宋词，则由吕存端老师专题讲解。
附带一提：整本糙纸教材都懒得去翻。就那掉草沫子的纸张，已经给打了负面广告，还好意思再去自吹自擂？所以不管是陈还是吕，一时间百无禁忌，都能“放开了讲”。
甚至这种宽松依了惯性，一直延续到了高一。
还有，即令自1958年起“合二而一”把《汉语》《文学》归并为《语文》，又抽走了精美的插图，仍旧是依了多年惯性——教材的选编者不甘心舍弃精华、精简掉那些传统的阳春白雪；而二中深耕多年的园丁们同样地“冥顽不化”，依然固守着旧有的一套初心不改，甚至越发珍视“前朝的遗产”。
故而整体看来，仅讲解那些幸存的经典，就足以吊起胃口——王、吕、郝主讲的《卖炭翁》《景阳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以及《蝶恋花·答李淑一》自不必说：声情并茂，直欲把你带进“故事”现场；就算几十年风流云散、遗忘了某些讲解细节，但过程中那氛围、感触，依然历久难忘、清晰如初。
鲁迅小说、散文中的精华，《孔乙己》《祝福》《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等都入选了；反映农民造反、给“逼上梁山”的《水浒传》，也从中节选了《景阳冈》《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等收入课本。
唐诗宋词、伟人佳构（主要也是诗词）更是重中之重，或浪漫或深沉，自是循常例多有入选。
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望庐山瀑布》，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经老师们一讲，一轴轴画卷便徐徐展开，猿啼、鸟叫、彩云、银河，有声有色呈现在你面前。
孟郊的《游子吟》、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和孟浩然的《春晓》等，同样牢记了终生。
至于寓言《南辕北辙》《掩耳盗铃》《杯弓蛇影》和古文《捕蛇者说》《曹刿论战》等等，更不消说：课堂上领读，回家后背诵，教、学互动，达成了高度默契……
千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代代惨淡经营，方成就了其瑰丽堂皇、巍峨高大。同样，高堂华屋、亭台楼榭的“荣国府”也不是一天就能拆除干净的；再只争朝夕，也只能一砖一瓦地拆，又谈何容易？
不容易也得拆、也得砸——砸烂旧世界，原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于是，为贯彻1958年推出的新教育方针并落到实处，整个高中的语文教学自高二开始，即呈现一鲜明特点：日趋政治化。
高一刚刚走出三年大饥荒的阴霾，人心思定，教材早先的精华还保留着，似是一个过渡；但趋势能看出来，要逐步接续上1957、1958那股子“激情燃烧”亢奋状态。当然，大鸣大放、阴谋阳谋以及赶英超美、全民赛诗之类，是不会再搞了；有成果也有教训，自是须加以总结、慎之又慎。
1962下至1963上，即高一阶段。尽管强调了阶级斗争，强调了“学雷锋”的核心是学习他坚定的阶级立场，但如前所述有反复，内在原因：高层博弈。
许是那“八个字”和“七千人”的影响吧，出演《红色娘子军》的祝希娟于大红大紫之际，一个180度反转，竟主演了莎士比亚著名喜剧《无事生非》。
其明星大头照高挂各大影院的同时，赵丹的“啷里个啷”、异邦拉兹的“到处流浪”也响彻了大街小巷……
见微知著，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氛围下，高一的语文教材稳住了阵脚，早先的诗经、楚辞、乐府等文体均有所涉猎：《豳风·七月》（《诗经》中的长诗）、《离骚》（屈原）、《短歌行》（曹操）、“七步诗”（曹植）以及《古诗19首》等，令人大呼过瘾。魏晋以降的《桃花源记》《世说新语》（志人小说）、《文心雕龙》（文艺评论）直至明末的《五人墓碑记》一应传统经典，《春望》《蜀道难》《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石壕吏》和《琵琶行》等“李杜白”旧体诗；或课文，或布置的课外阅读，都接触到了。
一些优美的汉乐府如《有所思》《上邪》《陌上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秋兴八首》以及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都那时候熟读的。
《郑伯克段于鄢》《邹忌讽齐王纳谏》《报任安书》《滕王阁序》《师说》《岳阳楼记》和《小石潭记》等，甚至出口成诵、不带错讹一字。“是花必有色，有色未必花”——文学与宣传，边界杠杠的。
在前述背景下，高一成为继初三之后，我中学六年最惬意的时期。
1962下至1963上，秋是金秋、春是阳春，有收获又有盼望。尽管暗中已开始了某种潜滋暗长，但外表上山水不显、风平浪静、岁月安好。
乾坤朗朗的表征，是经由班主任庄惠堂老师，叫我看到了庄周、老聃的无为而治，反而莺飞草长、一派欣欣向荣。
高一语文老师没固定：吕存端客串过某些专题，一位才毕业的师范生来校试用过（普通话没过关，辞退了），周宇蕙、王乐舜、任重华分别代课一、两次；刘春拂、李玉壶的课，讲得相对多些。
及至进入高二尤其高三，不一样了，教材内容一步步开始了逆转，感觉上由盛夏渐入秋冬，一天天寒气逼人。老师们似乎也热情不再，甚而至于噤若寒蝉了。
概言之，纯文学的越来越少，政治性的越来越多。这一增一减体现在课文遴选上，有两大特征分外显豁——
一是同样还是那个鲁迅，其散文、小说连同其中的“迅哥儿”“豆腐西施”“闰土”“孔乙己”“阿Q”和“祥林嫂”等乡土人物不见了，代之以大量辛辣小品与政论文，所谓“战斗的旗帜”“匕首与投枪”。
《记念刘和珍君》《“友邦惊诧”论 》《 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丧家的”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以及《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连篇累牍涌入了教材。
或许是瞅着井绳当成了长蛇？过于敏感了？可能。在认知顺序上，的确应当是由浅入深、由具象到抽象——类似于人的成长，由懵懂童少到老练成熟，中间得有个过渡。
但总感觉这一过渡稍快了些，快到少了起码的铺垫，太过突兀。
二是领袖雄文的登堂入室：《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别了，司徒雷登》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统统归进了语文大类、入选了当年的教材。
问题来了：讲授这些课文，原本属于语文组的“内政”，然而教政治的却采取了“拿来主义”——但凡可结合上“时政”和“马哲”且更能权威地阐明马列观点、立场的内容，则往往越俎代苞，截取过来恣肆汪洋地大加发挥。仅这一“入侵”，就足以叫语文老师们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倘是出现了不合拍、不合辙，咋办？听哪个的？谁服从谁？
同一篇主席著作，抛开语文教学的视角，拔高到理论评价层面——倘论及高屋建瓴的眼光、高度敏锐的嗅觉，哪个能理解、阐述得有根有梢、更深更透？怕是非政治老师莫属。教语文的，当是自叹弗如、难以望其项背；有了这份清醒，又岂敢乱捋虎须、太岁头上动土？
有谚曰：“先生（教师）辩不过师爷（律师），师爷辩不过神甫。”可神甫较之于60年代教政治的，怕是又小巫见大巫了。
得承认，二中教政治的，譬如刘X信、尹X武、李X顺，在知识储备上，均广有涉猎，历史、地理、文学艺术乃至中外哲学思想史，无不粗通。
口若悬河、伶牙俐齿、大义凛然、一本正经，且对潜在的“敌情”洞若观火，几成他们与生俱来的标配。
上述种种叠加起来，足够了：口口声声反对“本本主义”，但实际上其最擅长、最喜好的，恰恰就是祭起领袖语录、导师格言、官方已有的定论，然后一锤定音地下判决，继之便挥舞大棒、口诛笔伐。
兴之所至，鸡毛蒜皮、狗拉猫尿没不管的，丝毫不输于后来的“朝阳群众”——有同学开玩笑：眼睛、鼻子、耳朵那个好使呀，给个警犬不换。
“拿来主义”“越俎代苞”的例子举不胜数。
比如讲解马哲那“五对范畴”，为便于大家理解，尹老师就作了延伸，拓展到了五范畴之外“自由”与“纪律”的对立同一，信手就拈来了语文课文《反对自由主义》。
所举例子，是十字路口该不该设置红绿灯：“你拒绝‘红灯停绿灯行’的纪律，就必然丧失了安全行路的自由”，把二者之间既“斗争”又“和解”的关系，上升、拔高到了一个“形而上”的哲理层面。
可语文老师对课文的诠释，通常不会过多侧重于哲理，也就达不到尹们的高度。
不免就犯难了：去贴近吧，语文学科自身的“尊严”、独立性安放在哪儿？疏离开吧，该类课文的入选，初衷就是要向政治靠拢呵……
严格来说，尹嘴里道出的“自由”，生生篡改了其原本定义，教语文的当然清楚；但大都敢疑不敢言——领袖的某一雄文，一旦被当作旗帜高高扬起，别说是语文老师，即令他们吃政治饭的同行，也只能随声附和，不便再多说什么。
再如批苏修的“三和一少”（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少搞斗争）是“对革命的背叛”，要力避枯燥，往往会结合一度轰动的苏联小说《第41个》《静静的顿河》等“修正主义文学名著”说事，此时课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派上了用场。
说是一经分析，中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就彰显出来了，替他们站台的作家“宣扬阶级调和”之丑恶嘴脸，也就暴露无遗。根源在哪？变质的赫秃子那儿，不再作“阶级分析”，更没有“延安讲话”。
那两部名著的问世，与赫氏何干？《顿河》还获得过斯大林奖金！
不管，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那年月都这么干。
看到了吧：本是寻常课文，可一经教政治的点铁成金，立马活色生香、化腐朽为神奇——语文课堂上，还怎么讲？
还可以再举出“鸠占鹊巢”的第三个例子。
一次尹讲解唯物史观，又提到了恩格斯那（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着重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历史使命和必要、必然性，随之就结合上了《雷锋日记》中对人民当如何如何、对敌人当如何如何；紧跟着又联系上语文课本上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好得很”“糟得很”两种迥然有别的阶级立场，作了褒贬分明的评价。
想来都看清楚了：同样是对那篇《考察报告》的解读，搁了语文老师那儿，能如此地脑洞大开、旁征博引、登上珠穆朗玛般的高海拔？
大诗人李白一到黄鹤楼，酒也醒了，仰天长啸：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崔颢，就果真比李白高明？
文学性遭遇刻意淡化，说教意味反倒益发浓重，老师们自我发挥上又大打折扣——就这，还打谱让高中生们叫一声“好”？
难呵。
政治挂帅的一统天下，表面上看不到丝毫冲突；惟独讲台下的学生，灵里的饥渴却是实实在在，就有了“吃不饱”的感觉。
领袖的杰作、雄文大批量入选语文教材（我们那届高二、高三的课本尤甚，这一点，较之柳士同的高中时段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应地，出于体现马恩列斯毛的统摄地位，政治课上更是大讲特讲毛著——政治、语文不再是两门学科、两个领域，而是同一面旗帜下的同一股力量，在不同的山头上遥相呼应；很快，就将实现划时代的“井冈山会师”。
语文教材的更新换代、政治老师的越俎代庖，导致了语文老师的照本宣科、唯马首是瞻：主题思想遵照大纲一字不易，顶多，在字句上稍稍作些阐释。师生授受之间本应有的活泼与互动，开始变得僵硬、呆板。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作为“文革”前夜的征兆，语文政治化的登堂入室、大行其道，为那场民族浩劫的到来，做了声势、舆情上的导引和有力的铺垫。）
“二中的语文老师，高中不如初中”——导致那普遍的感慨，概言之原因有三：
其一，就六年的全程来看，教材内容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趋势：文学类越来越少，时政类越来越多。可少男少女，恰处于生命中最浪漫时段，正翘着脚跟远眺未来，乐于沉浸于趣味之中理所当然。此一情怀，自亚当夏娃始，即已天造地设，没有例外。
高中课文的趣味性少了，讲的乏味，听的更乏味——“吃不饱”“倒胃口”，自在情理之中。
其二，五七年整治、敲打的重点，是高年级老师：罗绛云、李鲤、马庸、甘绍婉等等，越是出彩越是倒霉。既已领略了“引蛇出洞”阳谋的厉害，岂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戴帽的戴帽、外放的外放、噤声的噤声……除非颟顸到家，谁还去鸡蛋碰石头？
更惊心的现实，是都看清楚了时局的发展态势：“左”的问题属认知水平，“右”的定性是站错立场；宁左勿右、越来越左乃大势所趋。
其三，如前所述：施教对象不同。初中老师面对的是童心未泯的孩子，不那么“成熟”、世故；灌输一己的知识储备，乃发乎良知、本性，大概率不担心会被质疑、告发。
高中呢？难说了。几年的投喂孩子们“茁壮成长”，一旦萌生出了“接班”意识，一准就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敏感；眼睛雪亮了，耳朵灵敏了——老师们对看一眼，嘴上不说什么，可保不定不心中打鼓；瞻前顾后，自是放不开、不敢讲。
我与柳达成共识的所谓“不如”，来自所处不同历史时段的直觉，只不过表面现象。实际上呢？那一表象可说是“早已有之于今为烈”越往后越甚，以至于不分高、初中了。二中的语文教师，不是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有倒不出，是不敢倒哇！人人手中，都捧着本难念的经！相较之下，高中的尤甚而已。
一头是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昌逆亡，一头呢，“传道授业解惑”的古训、天职已刻进骨子里，怎么办？如何平衡？颇费斟酌之后，只能是适度变通、另辟蹊径、剑走偏锋了——课文的时代背景、文学概论的常识、小说创作的范文乃至语义学、《形式逻辑》的入门，就这么悄然搬上了课堂。
有点儿像牛郎织女的鹊桥会：两下里的饥渴、盼望，喜鹊给予了成全，就在王母娘娘眼皮子底下。
受益的，是学生；欣慰的，是老师。
恍惚中看见两座楼：北楼是时代最强音，西楼是早先的传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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