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罗门王（King Solomon，约前990–前931年），他是古以色列联合王国第三位君王（大卫之子），以智慧与财富著称。他统治后期因权力膨胀与享乐主义偏离信仰，违背“不可多妻”的诫命（娶千妻百妾），导致宫廷信仰混乱，甚至为外邦妃嫔建造异教神庙（列王纪上11:18）。其晚年面临王国分裂危机（北方以色列支派因重税与宗教妥协反叛，建立北国以色列），最终未能阻止国家分裂。
他的贡献在于，以“智慧”为核心构建宗教伦理，其名下的箴言传道书雅歌成为犹太教智慧文学典范，强调“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言1:7），将信仰与生活实践结合。他还主持修建耶路撒冷第一圣殿（“所罗门圣殿”），将犹太教从部落祭祀传统升华为国家宗教，确立了圣殿作为上帝临在之地的核心地位。圣殿的建立强化了犹太民族的宗教认同与凝聚力，成为后世犹太教信仰的象征（直至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摧毁）。其智慧形象被圣经高度推崇（“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上帝赐给他智慧的话”列王纪上10:24），影响了西方文化对“智慧君主”的想象。
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约前5–前30年），犹太教苦行者、弥赛亚先驱，被称为“预备主的道”的使者。他生活极端简朴，住在旷野、穿骆驼毛衣服、吃蝗虫野蜜（马可福音1:6），长期在约旦河一带宣讲悔改，却遭希律王忌恨。他因公开谴责希律王与弟媳希罗底的婚姻，被逮捕并最终被斩首（马可福音6:14-29），成为早期基督教殉道先驱，他殉道时年仅25岁左右。他提出“悔改”与“洗礼”的核心主张，强调“旧约律法的彻底实践”是迎接弥赛亚的前提（“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路加福音3:9）。他宣布“神的国近了”（马可福音1:15），直接为耶稣的传道铺路，确立“弥赛亚降临需先预备人心”的神学逻辑。他的传道吸引大量民众（包括税吏、士兵、法利赛人）接受洗礼，打破祭司阶层的宗教垄断，推动民间宗教觉醒。他的殉道激发了早期基督徒对“为信仰牺牲”的认同，成为教会历史上“持守真理者”的典范。
耶稣（Jesus of Nazareth，约前4–公元30年）是基督教核心人物，被视为“弥赛亚”（救世主）与“上帝之子”。他传道的三年间屡遭犹太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攻击，被指控“亵渎”“引诱百姓”，由于犹大的出卖，他最终被罗马总督彼拉多处决（钉十字架），时年约33岁（马可福音15:21-41）。面临门徒误解（如彼得三次否认他）、民众失望（期待政治弥赛亚而非精神救主），仍坚持“爱人如己”的教导。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天国”（神权统治）的核心理念，强调“爱上帝”与“爱人如己”是进入天国的根本（马太福音22:37-39），颠覆了传统律法的“以眼还眼”式报复逻辑。他宣布“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马书14:17），将信仰从仪式转向内在生命。他以自身为“赎罪祭”，通过十字架受难与复活完成“救赎”计划，奠定基督教“因信称义”的神学基础。耶稣直接催生基督教这一世界性宗教，其教导塑造了西方文明的伦理框架（如平等、宽恕、关怀弱势群体）。推动“普世救赎”观念取代犹太教的“选民中心主义”，使宗教从民族性转向全人类。
十二门徒（Twelve Apostles）是耶稣亲自拣选的十二位核心门徒（包括彼得、约翰、犹大等），早期教会的奠基者。他们跟随耶稣期间经历贫困、逼迫（如被犹太公会威胁）、信仰动摇（如彼得三次否认耶稣）；耶稣受难后，多数门徒被迫流亡（除约翰外均殉道）。 后期因神学分歧分裂（如保罗与彼得关于“外邦人是否需行割礼”的争论），部分门徒（如多马）因怀疑耶稣复活而需亲身验证。作为耶稣的直接见证者，十二门徒传承其教导（如彼得的讲道、约翰的福音与书信），奠定新约圣经的核心内容，推动了“使徒统绪”（Apostolic Succession）观念，强调教会权威源于耶稣的直接托付（马太福音28:19-20）。耶稣殉难后，他们分赴各地传教（彼得去耶路撒冷，保罗去希腊罗马，安德烈去俄罗斯等地），使基督教从犹太教的一个派别发展为跨民族、跨地域的宗教。他们的殉道精神（如雅各被斩首、马太被刺杀）成为早期教会抗争逼迫的精神支柱。
巴拿巴（Barnabas，约110年）是塞浦路斯犹太人，早期教会“外邦使徒”，保罗的重要同伴。因推荐保罗（扫罗）加入传教团队遭部分信徒质疑（扫罗曾迫害基督徒）；后因与保罗在“是否带马可同行”问题上分歧，两人分道扬镳（使徒行传15:36-41）。在塞浦路斯传教时遭犹太人反对，仍坚持“外邦人无需行割礼即可信主”。他主张“因信称义”的普世性，打破犹太教“割礼+律法”的入门限制，推动基督教脱离犹太教成为独立宗教（使徒行传13:46“我们传福音给外邦人，他们必听”），强调“慷慨分享”（曾变卖田产资助教会，使徒行传4:36-37），树立早期教会“共产共享”的经济伦理典范。他与保罗合作开启“第一次宣教旅行”（今土耳其境内），建立安提阿等重要教会，奠定基督教在地中海东部的传播基础。他主张的“包容外邦”的立场影响了耶路撒冷会议决议（公元49年），使外邦人无需遵守犹太律法即可入教，极大扩展了基督教的社会基础。
司提反（Stephen，约136年）是早期教会执事（七人管理饭食者之一），首位殉道者。他因公开指责犹太公会“硬着颈项，杀害先知”遭逮捕，被诬告“亵渎摩西与上帝”（使徒行传6:11-14），受审时曾发表长篇讲道（追溯以色列历史，批判选民悖逆），最终被石头砸死（使徒行传7:54-60），临终仍求主“赦免”凶手。他以历史叙事重构犹太信仰，强调“上帝的道不受限于圣殿或律法”，将信仰核心从“仪式”转向“与上帝的关系”（“这殿不过是人手所造的……天是我的座位”使徒行传7:48-49），他认为“殉道即见证”（希腊语“martyr”原意为“见证者”），成为早期基督徒“为信仰舍命”的精神象征。他的行为直接触发犹太人对基督徒的大规模迫害（使徒行传8:13），迫使信徒逃离耶路撒冷，反而加速了福音向撒玛利亚、叙利亚等地的传播。他的讲道被后世视为“旧约与新约衔接”的典范，影响了奥古斯丁等神学家对“选民史”的诠释。
马可（Mark，约168年），一般认为是马可福音作者，早期传教士。
马可与彼得的关系相当密切，彼得将马可称为“儿子”，显示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感和信任。作为彼得的门徒，负责记录和传播彼得的教导和信息。马可参与了彼得的传教活动，如陪同保罗和巴拿巴传教，并在《马可福音》的编写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马可的生平和行为受到彼得的深刻影响，彼得在马可的生活和事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关系不仅是基于职业的，更是基于深厚的个人信任和指导。
马可曾因罗马士兵鞭打（林前11:23-25）或传教受阻逃离（徒13:13记载他从帕弗返回耶路撒冷），但仍坚持传教。马可福音因强调“耶稣的人性”（如哭泣、痛苦）遭部分早期教会质疑（认为不够庄严），直至被彼得认可后才被广泛接受。他的贡献是，他创作了首部福音书（约公元60-70年），以“行动导向”记录耶稣生平（强调“神的儿子”身份与“立即行动”的使命），为后续马太、路加写福音书提供素材，突出“仆人基督”形象（“我来是要作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45），呼应耶稣“道成肉身”的谦卑属性。马可福音因篇幅简短、情节紧凑，成为早期传教士的重要教材，推动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普及。其“仆人领导力”观念影响了教会内部权力结构（反对等级制，强调服务）。
路加（Luke，约184年）是一名医生，是保罗的同伴，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的作者。他作为外邦人（非犹太裔），传教时面临犹太基督徒的排斥（需证明外邦人可平等得救），他还随保罗一起被囚禁（歌罗西书4:14），晚年可能殉道于希腊。他撰写两卷书（福音书与行传）耗时多年，遍访目击者（“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路加福音1:14）。路加以“历史学家”的视角记录基督教起源，强调事件的真实性与连贯性（路加福音被称为“最符合史学规范的新约文本”），为教会提供了系统的信仰依据。突出“普世救赎”主题（路加福音中女性、税吏、外邦人角色突出），呼应耶稣“爱邻如己”的教导，推动基督教向边缘群体开放。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构成“路加史诗”，首次以连续叙事呈现基督教从诞生到罗马传播的过程，成为早期教会历史的核心文献，特别是，他倡导的“医者仁心”形象影响了教会慈善传统（如中世纪修道院的医院设立）。
摩西（Moses，约前15前-13世纪）是犹太教最伟大的先知，曾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摩西五经（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的主要传达者。他出生时因法老屠杀男婴被弃于河，后成为法老女儿的养子，却因杀害埃及监工被迫流亡米甸40年（出埃及记2:11-22）。他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后，因百姓抱怨、质疑（如金牛犊事件）屡遭挫折，最终未获进入应许之地的许可（申命记34:15）。但他的贡献在于，他接受上帝“十诫”与律法体系（出埃及记20章），确立犹太教“契约”（Covenant）观念——上帝以律法约束选民，选民以顺服回应恩典。他提出了“先知”制度（“我必在他们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申命记18:15），为后世先知（如以利亚、以赛亚）的权威奠定基础。摩西五经成为犹太教核心经典（“妥拉”），塑造了犹太民族的伦理观（如安息日、饮食禁忌等）与身份认同。“出埃及”的叙事成为犹太教逾越节的核心记忆，象征“从奴役到自由”的救赎主题，深刻影响了基督教“救赎”神学。
以利亚（Elijah，约前9世纪）是北国以色列先知，以“激烈对抗巴力崇拜”著称，被称为“烈火先知”。因谴责亚哈王与耶洗德王后（崇拜巴力、杀先知）遭追杀（耶洗德悬赏捉拿他），被迫逃入旷野，靠乌鸦送饼存活（列王纪上17:16）。后期因耶洗德威胁逃亡西顿，其预言（“我必使天闭塞不下雨”）虽应验，却长期孤立无援。以利亚强化“唯一真神”（YHWH）的绝对权威，通过迦密山斗法（与巴力先知比求雨）证明“耶和华是神”（列王纪上18:36-39），终结北国长达数十年的巴力崇拜。他提出“义人受苦”与“神隐而不见”的神学命题（曾因耶洗德迫害绝望求死，列王纪上19:18），展现信仰中的挣扎与信靠。其事迹被犹太教视为“先知典范”，传统认为他将在弥赛亚时代重返（玛拉基书4:5），影响了基督教对“末世先知”的期待。他推动北国以色列回归一神论，延缓了宗教混合主义对社会的分裂。
伊格那修（Ignatius of Antioch，约50-107年）是安提阿主教（早期教会三大中心之一），被称为“第二世纪的教父”。他因坚持“基督论”（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人二性）遭异端（如诺斯替派、犹太基督徒）攻击，后被罗马皇帝图拉真逮捕，押解赴罗马受审（途中写七封书信）。他在临终前拒绝逃脱机会，坚持“殉道是荣耀”（“让我成为野兽的食物，借此我才能抵达神那里”）。他强调“基督的道成肉身”（“神成了肉身，受苦难，又从死里复活”），反对诺斯替派的“灵肉二元论”（认为物质世界邪恶）。提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奠定“主教制”（集中领导）的早期教会结构，对抗分散的个人主义。伊格那修书信是研究2世纪教会最珍贵的文献之一，揭示了早期基督徒对“三位一体”“基督论”的理解。伊格那修“殉道者伊格那修”的形象激励了后世基督徒坚守信仰，其“教会统一”思想影响了尼西亚会议（325年）的教义规范。
还有一些早期传道者的事迹有待进一步探究。
上述这些传道者虽身处不同时代，从古代以色列到2世纪罗马帝国，却共同推动了犹太教向基督教的转型，并塑造了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如救赎、道成肉身、教会权威）与社会影响（从民族宗教到普世信仰）。他们被逼迫、流亡、死亡的艰辛与所提出和完善的律法、福音、神学体系的思想贡献共同构成了基督教文明的基石。
上述文字根据资料整理，限于资料和个人认知，如有不妥、不确，请弟兄姊妹指正。
2025.6.19
圣约翰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