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第二次被送回农村，一个16岁的少年人，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从此天天跟社员一起下地干活。可由于“积习”的关系，还是扔不下书。回家的时候，走的仓促，也由于带的东西都是在押送人的监视下收拾的，也就只带了不多几本毛选一类的书。回到农村安顿下来以后，劳动之余，总想接触点文字的东西。农民读书的少，家里有书的也少，一般农民也见不到报纸。大队上订着几份报，但一般村民既不想看，也没有时间看，这些报纸，大队干部看完以后，积攒下来就自用或送给乡人糊墙用了。
读书从四卷本的《毛选》开始读。大概读了数遍，从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尤其是中国从二十年代到现代的历史大事件，涉及的人物等知识。此外，有多篇政论文章，气势磅礴、行文流畅、用词准确，都是学习写作的好范本。领袖毕竟有较深厚的旧学根底。写到这，想到“文革”结束后，曾编有毛的书信选，我读后觉得从文章学的角度，也获益良多，尤其是五十年代的信，毕竟有一些旧式文人的思维和行文习惯，都值得学习。后来也知道，毛的文章，就我们读到的，很大一部分是秘书之作，这些秘书都是文笔很好的人，文章当然写的好。
说起来好笑。这几本书后来被派上了特别的用途。农村纸张缺乏，这是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无法体会到的，回到家乡看到学生上学用的作业本，也不是像城里学生，买现成的印刷装订好的作业本。是自己买了白纸，我们家乡叫作“白粉莲”纸，回来裁成本子大小的纸，再用针线订起来使用。而上大便，农村人用的是土坷垃，把旧土坯，摔成小块，用来擦屁股。我刚回到农村，用的还是带去的一些纸，但很快就用完了。花钱去买？太奢侈了。因为没有了工资收入，吃饭买粮食是主要的。擦屁股这等事，只能学村民，不花钱解决。
但用土坷垃，试了几次，实在不好用。擦不干净，也实在与我们还知道的一点卫生知识抵触。呜呼。家里可用的纸，就只有这几本著作了。但用此确实是大不敬。可也没有办法，就偷偷摸摸地每次撕下一二页。好在是偷偷在自家厕所里用，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但印此种全国第一重要的书，可能为的是保存长久，纸张厚，又滑，只得用手反复揉搓后使用。
读的其他书，一是向别人借，二是买。先说买，钱从哪里来？我与母亲在农村，花钱买粮食，靠父亲省下的工资资助，根本没有余钱来买书。在生产队劳动，也有些门道挣点钱，比如当时规定为队上出外办事，出去一天，中午补助5毛钱。曾经有一段时间，生产队上派我走村串巷为生产队卖菜。这活第一很累，一出去一天，中午在外吃点东西。要推着一车菜，一般有上百斤。卖菜大多是在周围十里路左右的村子里转。到了一个村，喊着：“卖什么什么菜罗。”村里的听到，就有人出来买。有时卖的快，有时也很费力，跑几个村，卖不多少。很累也很失望。中午就吃自己带的饼子，跟人家要点水——生水，喝。有一次，卖菜到了我小姑奶奶的村，是离我们村七八里路的一个村，姑奶奶见到我，问寒问暖。后来听母亲说，姑奶奶回到家落下眼泪，心疼他这个娘家孙子，辛苦谋生。说：“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怎么如今受这么大的罪？这不是从天上掉到地下了吗？”
曾经也到过县城和德州卖菜。都是用小推车推着菜，步行来回。到我们县城郑家口40华里，来回80里。大半夜出发，回来也是黑天。有几次到德州卖菜的经历，来回50里。到德州的一处农贸市场卖。到城里卖菜，此情此景，自己心里也有些感慨。想到自己也曾经是城里的市民，吃菜是到蔬菜店里买，现在成了地位最卑微的卖菜农民，心中涌起酸楚。
我记得给队上卖的菜有茴香、根大菜（不知道这种菜学名叫什么，现在很少见了，它与茴香是春天近夏天时最早下来的菜）、芹菜、豆角、茄子、大葱、小葱、菜瓜等。那时菜品种比较少，还没有大棚种菜，都是大田长成。季节性非常强。
我所以经常被派出卖菜，除了具备体力，还有一点是脑子还行，称秤算账，能做好。有些农村的年轻人，从小几乎没上过学，卖菜这样的事，算简单的帐也有些吃力，队上就不派他们这样的活。还有一点，我们家是有黑点的家庭（这在当时是流行术语，指四类分子家庭和子女），不敢做太出格的事。
但上帝在上，此处我也必须忏悔，人的私心是与生俱来，我外出卖菜，为生产队送公粮等这些活动，跟前辈们学会，也总是想方设法搞一点小钱。当然只能贪一点，多了会被人发现。某种菜现在多少钱，大体上的价格是大家都知道的。每次外出前，都要由队长或保管过秤，回来后把卖的钱交给会计入帐。
此外，给生产队上用独轮车推化肥农药煤炭等，最远的一次是到我们家北面，石德线上的王同站，推煤，来回是100里。后来我成了队上的柴油机手，也常外出买机器零部件等。前面说过，在砖瓦窑上干活的二年，也有一点奖励钱。为队上外出办事，每天补助的五毛钱，大多数时候舍不得花掉。外出时，自带玉米面饼子。中午找个小茶馆，花五分钱，人家给烩一烩。就是用很少一点油和葱花，炝一下锅，然后把饼子放锅里闷热。不至于吃凉饭。那时，最奢侈的吃饭是到小饭店里，一角钱要一份“杂烩菜”，再要一斤馒头。馒头是掺玉米面的面做成，一斤5个。吃下去，算是勉强吃饱。花钱吃“杂烩菜”和馒头，是很少有的。几乎相当于过年了。
从队上领到的外出饭费补助，绝大部分都被我用来买书了。最早买的是一本小《新华字典》，我还记得价格是9角9分，在当时算是比较贵的书。我是托一位乡亲买的，他是一位老师，因病退休了，在家他也参加生产队上的劳动。他到德州去，我托他给买回来的。
后来我到县城或德州去，几乎每次都抽空到新华书店转转，也几乎每次都买回一或二本书。那时书很少，但鲁迅其时受到推崇，他的书，当时以单行本的形式，不断地出。我也就不断地买。到我离开农村，差不多买齐了鲁迅那些杂文集子。还向我们村里的一位上过高中的人，借过一本《鲁迅诗歌注》，记得作者是周振甫先生。
我很喜欢鲁迅的著作，觉得与他的思想相通。他对社会的批判，对中国人人性的归纳，给了我很大影响。而从他那冷峻幽默、多彩多姿的语言里，汲取到丰富的语文方面的营养。还有，他特殊的出身和履历，丰富了我对社会的知识。“文革”期间，什么都是整齐划一，文化和生活方面单调得很，但鲁迅作品中，却涉及很多当时已见不到的生活现象，如买卖房屋，雇人，与很多外国人的交往等，还有晚年在上海广泛的交际，对光怪陆离的大上海生活包括休闲娱乐的记录等，使我心向往之。想到中国人的生活曾经这样丰富和现代，为何现在这样单调死板？这是我在当时贫穷闭塞的农村，干着最繁重的农活时，无法禁锢的思想浪潮，也可以说是我那时期压抑生活中的安慰。
后来，我考上大学以后，一位老师来教现代文学课，其中有某篇鲁迅作品，涉及“川岛”这个人。在课堂上这位老师说：“他大概是个日本人”。我知道“川岛”其实是中国人，鲁迅的同乡，真名叫章廷谦。在课堂上，我也没有指出老师的错误。下课后，说给同宿舍的同学了。他们大多不相信，有人到图书馆借了书来查。证明我说的是对的。同学因此认为我“博学”。其实这本是常识。
鲁迅的这些单行本，我保留了很长时间。工作以后，我先后买了16卷和18卷的《鲁迅全集》。开始舍不得处理那些单行本。后来书太多，没有地方放，只好忍痛处理掉了最早陪我读书生活、在我人生低谷时给我安慰和鼓舞的鲁迅先生的这些著作。
那些年也买过其他一些书，不太多。也是由于读鲁迅的书，培养起了一定的审美能力，很肤浅的书不买了。在这些书中，也有明知不好，却买了。比如“文革”批孔子时，由北大编的一本《论语批注》。我买这本书，纯粹为的读原文。这算是“曲线救国”。我用红铅笔标出原文，而对于下面那些批判的、千篇一律的语句，就不屑一顾了。
《论语》原文读过几十遍吧。与二千年前的孔子，也感到很多方面思想上相通。记得当时，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嗅着煤油燃烧时呛人的味道。夏天汗流浃背，冬天脚冻的阵阵刺痛，却也能让人热血沸腾，情不能已。
夫子那种“威武不能屈”“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节操，“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学而不厌”的求知欲，以及涉及人生社会方方面面的论述，都开阔了我的眼界。
还有一事印象深刻。我有事到德州去的时候，十次有八次必须到两个地方，一是新华书店，选书买书。另一是某处街道，人行道的墙上安装着一处报栏，里面放的是文汇报。与其他报纸相比，即使在“文革”时期，这份上海出的报纸也保留有自己的特色，文艺性强，生活味浓，文章不像其他报纸那么死板。于是，我到德州，都要来这里读报。常常读完各个版面还意犹未尽。
买书毕竟有限，再来说说借书。“文革”时期，经历了破四旧，烧了不少书，禁了更多的书，因此书店里差不多就剩下毛的著作、鲁迅的和其他不多的几种文艺书籍。前面说过了，这也是我读鲁迅比较多的原因。后来不满足于这些，就开始向别人借书看。慢慢地，在我们村里，就与几个爱读书的人互相借书看，也传递着关于书的信息。打听着，谁家有书，就找人家借。逐渐地把我们村两个大队里，凡是有书的家里，能借到的书基本上都找来读了。
有的人家还保留着旧时私塾用的木版的书，我和几个朋友也曾到人家去，请人家拿出来，但一看，那种竖排、木刻或者是石印的印本，很不好读，就放弃了。好在农村当时也有一些“文革”前或“文革”期间正在读书的人，我们大多从他们那里借书来读。但这些人文学书少一些，多是教科书。
有一次别人告诉我，某某家有书。原来他是“文革”前或期间的大学生，在外面工作，他妻子在村里，这人每年回来探亲。我约了一个朋友去他家。第一次去，他不在家，不是探亲的时候。家人说不知道他有没有书，等他回来你们再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听人说，他回来了。我又与朋友去了他家。这次见了他本人，说明来意，他很爽快，立刻拿出几本给我们，让我们拿回去看。还说看完再换别的书。我记忆里借过他家十来本书吧。
我们到他家，就是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一次，后来才知道，从我们来说，是非常不礼貌，甚至可以说是不通情理的。原来他的太太正生产，还在月子里。由于我们不知道，就直接去了。感谢这位仁兄，原谅了我们的唐突，还借给我们书读。
最后综合来说一下。在农村这些年，读过的书，举例记录一些：
1鲁迅先生著作的单行本。 2《简明中国通史》，吕振羽著。 3《子夜》，茅盾著。 4《毛主席诗词》。 5《鲁迅诗词注释》，周振甫著。 6《女神》，郭沫若著。 7某种语文读本，可能是一种诗词读本。有中国古代诗词和现代诗。约有百首或者还要多。除了唐诗宋词的名家作品，外国的有普希金、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 8《革命烈士诗抄》。 9《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著。 10《红岩》。 11《青春之歌》，杨沫著。 12《人民文学》若干本。 13《马克思传》。 14《邹韬奋传》。 15《欧阳海之歌》。 16《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著。 17《青年英雄的故事》。 18《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9《狱中记实》，方志敏著。 20《老实人》，服尔德著，傅雷译。 21《沫若自传》，郭沫若著。 22《绞刑架下的报告》，伏契克著。 23《世界文学》几册。 24《东周列国志》。 25《古代文学史》。 26《水浒传》。 27《儒林外传》。 28《红楼梦》。
以上看过的书，是确切的。是因为，我保留下来的两本小笔记本，上面有当年我读书时的笔记和摘录。
在农村劳动，白天是没有时间读书的。只有晚上，也好在当时农村没有电，没有收音机，更没有其他娱乐活动。吃过晚饭，到队部记上工分，回到家，我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进入我自己的精神世界，虽然处于偏僻的农村，做着最苦最累的农活，但却可以借着读书，与古今中外的名人，那些改变历史的伟人、著名文学作品的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发生交通和联系。也可以走出小村，在书提供的情境中，周游中国和世界。
我的书桌是我自己做的。靠着土坑，用砖头砌起两边，上面搁几块木板，就是书桌了。灯光太暗，常常凑近油灯而烧着了头发。
那时在农村，由于村民大多不看书，所以他们对于书和读书的人，不敏感，一个人读书或不读书，读的什么书，似乎与他们无关。他们既不表扬读书的人，但也不歧视读书的人。这样，反倒提供了一个宽松的读书环境。如果在城市，一个人读书，在当时就会有人来关心人读的什么书。上面我读的书中，可能就会有犯忌的。由此引起麻烦也说不定的。
与此相关的一点也要说一下。母亲发现我仍然学习和读书，曾建议我除了读文学书，也自学初高中的各科课程。但我当时觉得，反正也不会再到学校读书了，也不去考学了。就按兴趣读着玩吧。“文革”后恢复高考，我就是因为只学了文科知识，无法报考理工科院校。即使考文科，也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没有考入本科大学。
还要记述我几十年后还友人一部书的故事。前面开书目，有《简明中国通史》。这本书，是我们小队上我最好的朋友刘兄家里的藏书，据他说是他表哥曾经读过用过，后来归到他家。刘兄与我同岁，是我在村里劳动时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借给我这本书看。不久，我就到知青点上去了。临行时，因为没读完，就没还给刘兄。这部书对我帮助很大，作者是对中国史有相当研究的学者，能把数千年的历史写的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我读了数遍。1978年我参加高考，几门功课中，历史得分最高，此书之功不可没。
离开农村后，辗转多地，后来又回到青岛。与刘兄联系少了。没有机会还给他书。但几十年来，我心里一直记着这件事。心里想，总要把它完璧归赵。也就一直小心地保存着这部书。直到2021年秋天，终于亲手把他还给了刘兄，感谢他当年借给我这部书，并容许我长时间保留此书。
（24）母亲的“摘帽”与上访
自从母亲接待了东北长春来人外调，了解到全国开始落实政策，我们全家几乎已熄灭了的重回青岛的希望之火，又复燃了。
我当时年轻，曾想“如果能找下来，没有政治上的黑点了，留在农村也行”。但母亲不这样看，她和父亲一样，认为农村永远不可能跟上城市，所以要千方百计地离开农村。而且，大城市就比小城市好，用父母亲的话来讲：“差一级是一级”，意思就是从城市设施到人的待遇，高一级的城市就比低一级的城市好。此后的发展，证明了父母亲的远见。
母亲的上访在两个地方展开。一是我们村里，二是青岛她原先的单位。对原单位，母亲通过先前的一二个同事，打听有关的情况。前面我说起过，尽管母亲在单位挨整，被送回农村，被视作敌人。很多过去的同事、亲戚都不敢跟我们联系了。但还是有一二位同事，同情我们的遭遇，与我们通信。他们从青岛写到我们村的信，通过大队会计，交到我们手上。母亲和我对这些远方来信，感到非常珍贵，收到信迫不及待地拆开看，看完放下，一有时间就再读读。每封信可能要看几十遍。虽然大多数来信，没有好的消息，但我们还是很重视和盼望来信。这些人与我们通信，为了避免麻烦，名义上是写给我的，也由我来回信。有时，我们会从来信中猜到或得到暗示，母亲的问题、我们全家的问题，有解决的希望与可能。母亲和我在油灯下读到此，都会很激动，我的心呯呯跳，一想到有可能再一次逃出苦难的农村，有说不出的欣喜。那一年应该是1973年或是1974年，时间在冬天，寒冷的夜里，我和母亲在油灯下，憧憬着光明的前景。母亲嘱咐我，不要给别人讲这些事。第二天，我照样劳动，与大家一起出工，心里却燃起微弱的希望之火。
这个过程十分漫长。一直到1975年秋天我才办成“知青”身份，离开村到知青点上去，年底安排了工作。而母亲又不屈不挠坚持上访了好几年，1979年才办好手续，回到青岛。
开始，母亲试探着给厂里写了几次信。但都没有获得答复。母亲在信中，提出的要求一是解决我的事，因我是无辜地随着家长回到农村，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即使要下乡，跟着学校走，也是“知识青年”的身份，不该像现在这样属于“黑五类子女”。二是提出自己的问题，母亲的申诉大致是“历史问题早已查清，组织上已有结论。“文革”中我又没有新错误，不应该遣送回农村。要求恢复原职工作。”
写信都如石沉大海。到了1975年，母亲决心亲自回青岛上访了。时间应该是在1975年上半年，母亲从离开原单位回到农村后第一次回到青岛、到原单位上访。母亲的第一次上访，碰了大钉子。这是母亲后来，隔了比较长的时间后才告诉我的，大约是不让我感受到挫折，受到心理上的打击。厂里接待她的人态度十分恶劣，对母亲恐吓威胁，坚持说送她回农村是应该的，你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应该在农村好好接受改造，不得再来上访等。母亲去过几次后，厂里接待的人同样回答，甚至威胁她再来就要报告公安局把她抓起来。同时，通知门卫，母亲再来就不让进厂了。
无奈，母亲只好回来了。她回来时经过临清，在我父亲处住了一段时间，我想一方面是休息一下，调剂一下心情，另一方面也是在那里打听一下消息。因为临清棉纺织厂有不少像父亲一样，从青岛调来，有的人亲戚还在青岛，有的人也是挨整的家庭，能打听到一些信息。
回到农村，待了几个月，母亲决定再一次回青岛上访。这段时间是在秋收的时候。母亲这次去，待的时间不长，可能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样子。她带回来一个好消息，就是厂里将为我补办“知识青年”身份。关于她的问题，虽无进展，但至少厂里态度有变化，不像上一次那样强硬了。
对于母亲来说，对方态度的强硬与否，并不影响她的决心。母亲和我们全家，坚信我们是无辜和冤枉的，要求解决问题。尤其母亲，她的意志十分坚定和顽强，并且十分有毅力，她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她认定了目标，不动摇。无论对方是威胁，来硬的；还是利诱，来软的，她一概不听。碰了钉子，她受挫但不灰心，调整好心情，找到机会再尝试。
对于我，补办成知青手续，至少是从“黑五类”子女变成了表面上荣光的人了。谁都知道，所谓知青，是从城市里来的学生，是响应领袖号召来到农村的。在农村人眼里，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劳动，是暂时的，终要离开农村。而且，一旦身为知青，吃饭，以及其他生活问题，就不单是个人的事，而是生产队、公社，甚至更高一级的政府，有责任管的事了。
母亲也不专等青岛那边解决问题，她在村里以前也是一有机会就向干部们说明自己的问题，取得各级干部的同情和理解。回到农村不久，母亲就把自己的所谓问题解释给干部听，大多数村干部对母亲和我们全家的遭遇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同情。没有一个干部，因为母亲解释她的情况，而给母亲扣上“不老实”“想翻案”等新的“罪名”。但他们不能解决问题，母亲还是一直被管制，“享受”四类分子的待遇。
“文革”期间，经常有各种的工作队派到村里来，一般是三五个人，安排住在村民的闲房子里，吃饭是各家派饭。开始的时候，我们家因为是“黑人”家庭，连给干部做饭的资格也没有。后来，记不得是哪一年了，也开始给我们家派饭了。村民们还是比较实在的，一般给工作队的干部做的饭，要比平时自己吃的好一些。做好以后，这家里就去一个人到干部住的地方，请他们来家吃饭。按照规定，这些干部吃饭付钱和粮票。
有两种情况让给干部派饭有困难。一是上面说的，给客人做饭总要比自己做的好，这样对于生活困难、常年缺粮食，缺油，菜也不充足的村民来说，觉得干部给的钱和粮食抵不上做的饭的价值，就不愿意接这任务了。二是有的时候是驻村干部提出不到某家去，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因为这家不但穷，而且卫生极差。其实穷和卫生差这二者是关联的。这种情况下，干部去到这样的家里，吃了一顿二顿，实在不能忍受饭菜太差，卫生太差，就给村里干部提出不到某家去。村干部就再另派他家。
因为到村里来的工作队，都是从县里各机关抽调的工作人员，这些人都是吃商品粮的干部，生活条件比农民好许多。下到农村来，对他们也是一种考验。
至于他们的任务，也是根据形势需要，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任务和重点。据我观察，在村里干部要换届时，他们来主要是搜集民意，为上级提出意见。其他任务有督交公粮，指导生产，抓阶级斗争等。有的还兼有活跃村里文艺生活，发展民兵队伍等的任务。
来村的工作队是上级派来的，他们进驻以后，不能说是取代，但至少是参与了村里的决策。有工作队在村，村里的干部有事要听工作队的，不再自己决定事情了。当然这些工作队是否愿意运用这个权利，又是另一回事。据我的观察，大部分工作队都是抱着应付的想法，知道自己到这里来，总是临时的，任务完成或时间到了，就撤走了。因而，对村里的事，不愿多管，遇事主要听村干部的意见。名义上是在村里驻村，有些工作队成员，三天两头不在村里，说是到公社或县里办事，有些人借机回家或到其他地方办自己的私事。即使在村里，大多数工作队，无论是其中的负责干部还是普通队员，大多以应付的态度住在村里，既给村里解决不了大问题，也不主动给村里添麻烦。
也有工作队成员没有处理好各种关系，惹出麻烦的。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来了一批工作队，领队是一位男性，当时30多岁。山东荣成人，部队转业的干部。但我记不得他是县上哪个单位的了。
他带有部队干部和青年人的朝气，高大英俊，说话声音大，语速快，看得出是很直爽的一个人，也因此来村不久，就与年轻人打成一片了。晚上，借村里小学的教室组织民兵活动，主要内容是学习，有时教大家唱歌。说到唱歌，我这里插一句，我在农村时，虽然是四类分子子女，参军不行，但还让参加民兵活动，民兵活动时，常常唱歌，但农村里的青年人，大多没上过几年学，即使上学，学校里大概也不开音乐课，当时又没有收音机，所以农村人受到音乐熏陶的机会很少，因此唱起歌来，几乎所有的句子都是跑调的。因为很多歌我在城市里是学过或听过的，现在听村人这样唱出来，觉得十分好笑。
再说这位工作队长带领青年人活动，参加的民兵中有不少的女性，对这位同样也是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干部，很喜欢。也可以说是为他的魅力所吸引，很多女孩喜欢他。其中有我们队上一位女孩，年龄与我相当，我们常在一起干活的。工作队来了以后，这位女孩常与他们一起活动，比别人可能更多接触或接近工作队长，村里人就开始风言风语地议论。但也说不出他们有什么具体的、违背道德的事。
乡人的舆论也是很可怕的。过了一段时间，上面把这位工作队长调走了，走的那天，我们队上的这位女孩不顾家人和村人的反对及阻挠，执意去送他。这事对这女孩的声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在当时的农村，旧观念仍比较重，认为女孩不应当自己搞对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主宰女孩命运的力量。
我们队的这位女孩，个头不高，但长得比较俊俏，大大的眼睛，标致的脸庞，虽然没上几年学，但她的悟性很好，喜欢城市里的文明生活，追求新事物。她与我们家关系很好，与
母亲在一起劳动时，对母亲多方面照顾。说实话，我也喜欢这个女孩，但我在农村的时候，由于家里的黑身份，不敢也不甘恋爱，因而也没有对她表白过。
这位敢说敢干的女孩，最后通过一次戏剧性的努力，不但到了城市工作，还嫁了城市的一位大学老师。她离开农村，是通过她的一位什么亲戚介绍的，是到小学里当老师。初听到
这个消息，村人都十分惊讶，因为村里人都知道，她大约也就上过三年二年学，怎么能当老师呢？她能干得了吗？但是人家就是去了，而且一直干下去，直到后来结婚生子，成了城市
人。
2021年秋天，我与她还有另一位女性、另一位男性见面。我们四人同村同队，年龄相仿，当年几乎天天在一起劳动，关系很好。分别几十年，在人生的暮年有机会再见，说起过
去艰辛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对比今天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大家感慨系之。
再回来说改变我母亲身份的一位工作队长。应该是1975年秋天，那个时候我已经得知青点上去了。这位男性工作队长人们称他王局长，是县水利局的局长。这次他带队来我们村
里工作。母亲也许是到青岛上访过，掌握了一些信息，可能更有信心，就找到王局长，把自己的历史问题及“文革”遭遇，从城市被赶到农村的事，向这位王局长谈了。经过几次谈话，
王局长对母亲说：“你的情况，历史问题都有过结论，你也没有新的错误，运动中群众组织的说法不是结论，不足为据。因此你不应该被管制。”
母亲当时听到这消息，简直有点石破天惊的感觉。自从1966年被说成是反革命，1968年第二次被遣返回到农村，从此成了黑人，被管制，被控制，失去了自由，戴上了四类分子
的帽子，至此已过去10年。无数个日日夜夜，盼望着摘掉头上这一顶无形却无比沉重的大帽子。望眼欲穿。
应该是王局长，事后向村干部了解了情况，就果断地下了结论，并通知了村干部。从此，母亲获得“解放”，不再继续被划入四类分子行列，恢复为普通群众的身份，与村民平等了。
这为她以后多次去青岛上访带来了方便。
从当年到如今，我们非常钦佩、感谢、不忘这位王局长——我们一直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对于关乎一个人政治生命的大事，他敢于负责，处理起
来不推诿。实在难能可贵。
（25）命运的转折：知青点，供销社
1975年秋天，母亲第二次回青岛上访，带回了将为我补办“知青”手续的消息。回来半个多月以后，估计手续应该到了县里。于是，我向队上请假，骑自行车，到了40里外的县城，打听找到了县知青办。
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大院在县城的东面，靠近河堤的地方。大院里排列着十几排平房，最南边的一排房，门是向北开的，算是南房了。中间位置有两间屋子，就是知青办。
接待我的是一位女性，四十多岁。后来知道，她是知青办的郭主任。她没有架子，说话很和气。我说明来意，她查了一下，告诉我：“哦，你的手续已经从青岛来到我们县里了，今后你就是我们管的知识青年了。”接着她又说：“我们会通知你们公社。”
我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就起身说：“好，那我就回去了。”
“你等一下，”郭主任让我重新坐下，“县里最近要新开知青点，集中安置散住在村里的知青。这个新点在青罕公社的吴夏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最近就可以安置知青了。你要愿意去，现在可以报上名。”
“那我就报上名，”我回答。这是我几乎没有思考，也没有想到回家征求一下母亲的意见，就自己即时做出的决定。在我的脑子里，觉得对在知青点上的知青，县里会格外关照，会优先安排工作。事后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
郭主任就把我的名字登记在一张表上，让我过十天或半个月左右再来看一下。
从此，我的身份改变了。从一个四类分子的子女，当时官方称呼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改变成了下乡“知识青年”。回到村里以后，把这个情况给母亲说了。母亲也完全赞成我的决定。尽管此后我还是天天跟往常一样，与乡亲们一起投入到紧张的秋收中，但人际关系变了。县里的通知似乎也很快到了公社。公社让村支书传话来，让我试着写一些新闻报道一类的稿件给公社。我想他们也许想测试一下新增加的这位知青的水平和能力吧，或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用。
乡亲们也拿我的知青新身份开玩笑，比如当我用铁锹为准备种麦子的地堆垄，堆出的土垄不齐时，他们就笑着说：“人家是知识青年咧。”其实我回到农村老家，干活已满7年。农活，即使最累最脏的活，都干过的。只是没有机会学习犁地、使牲口等活。差不多我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乡亲们的这些玩笑，既有对我将来可能离开农村的一种善意祝福，也夹杂着一些嫉妒。他们是命定要终生在田地里劳累一生的。
几十年后，当我在2015年又一次回到老家我们村里的时候，见到了几位当年与我一起劳动，如今也是进入了老年的乡亲。他们有的，因为儿女有出息，在城市里买了房，搬到城市里住了，却还有仍在农村劳动的。我是在秋天十月一期间回去的。正碰到我昔日的一位同伴，正在村里的路上，也是他家房子外面，在旺玉米，金黄色的玉米锤子堆成小山样，要是在过去，有这样的收成，我们该怎样的心情激动啊。我们握手，合影留念。这位伙伴，在过去是与我几乎天天一起劳动的，我前面写到住窝棚一节，某年冬天，正是我与这位伙伴被生产队上派去看大葱，晚上睡在地窨子里，地上铺上谷草，每人带一床被子，晚上挤在一起睡觉。度过了一个冬天。好像是每天晚上记2或3个工分。
分别太久，我不知道与他谈什么，只是想到，我只是在“文革”期间回到农村劳动了7年，而他我走后，又辛苦劳作了40年。
过了一段时间，还没等我去县里问，知青办就通过公社转来通知，让我某日到吴夏庄知青点报到。母亲为我准备了一个脸盆，是那种称为“搪瓷”的脸盆。而在村里，我们用的都是陶土的盆。一般家里舍不得买搪瓷盆的。另外，母亲请村里的木匠把家里从青岛带回去的一只木箱子，修理加固了一下，重油涂了油，给我装东西用。我最好的一位伙伴，我们同岁，曾一起参加过根治海河，出过河工。他送我一只搪瓷茶缸，作为纪念。
原来我是想自己骑自行车去的。吴夏庄离我们家比到县城近六七里路，约有三十五华里。
村里却要派人送我。由两位村干部送我到知青点。从这点看，村里的干部，他们的礼数还是很周全的。送我的分别是大队和小队的干部。大队上的是类似于后来的村主任的，仅低于支书的人，姓田。小队上是我们队的保管员，也算是小队上的二把手。这两位年龄都比我大不少，当时应该都四五十岁了，让我觉得心里有些不忍。感谢他们代表村里，送我奔赴前程。
大队上的这位干部，我与他接触不多，但前面提到我参加挖河，到东光县的那次，我们村带队的就是他的儿子，我们一起出河工，关系很融洽。也可知道，他们父子俩都是与人为善的淳朴的乡亲。
小队上的这位保管员，七年前我们安家时，曾带我去买水缸等生活用品。后来，他也做过我们小队的队长，曾与我有过矛盾和对立或说是对抗，我对他本没有多少好感，因为我认为他曾多次欺负我，给我小鞋穿。但他这时不计前嫌，送我到知青点。在农村劳动时，一方面由于被送回农村劳动，本身就有怨气，再由于当时我年轻气盛，好多事处理得也未必妥当。晚年反思，也要对这位姓孟的我们小队的干部，说声抱歉。往事如烟，一切的爱恨情仇，都已飘散在时光的烟尘中了。
这两位帮我驭着行李，我们3人一路骑行来到吴夏庄，找到知青点。正是午饭时间，知青办负责人安排我们和其他知青一起吃了饭，村干部就返回了。吃饭时，村里两位干部还特意向知青点上的负责人介绍我，说我在村里劳动，如何能吃苦耐劳，干活好，人聪明，受生产队重视和重用等。他们说的重用也许是指近年来，让我学习和操作队上唯一的一台柴油机。
从此，我与我的老家，二屯村的农业劳动脱离了。
现在来说知青点的情况。前面说过了，吴夏庄属于青罕公社，是运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庄，这一点与我们村相同。距离县城六七里路。说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应该比我们老家要好一些。这方面，我并无准确的统计数字，只是从观察所得的印象。
这个知青点来了我们3位男生，十二三位女生。说到这批知青，有一少半是像我这种情况，随着家庭被遣返回农村的，最近才补办了知青手续。还有几位是从城市随家人被“疏散”回农村来的。
我们3位男生全是随父母遣返回农村的。也可见当时遣返在全国涉及的人之多。除我之外的这两位男生，分别来自北京和天津。村里安排我们3个男生住在一户村民家中三间屋中的西间。东间住着一位老者，他大约七十岁。没有老伴。有儿子但不与他住在一起。平时就这位老人自己做饭和生活。他是一位乡村画家，善于以毛笔画古代人物。当时正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他就画孔子、荀子等人物。
西间屋是一间空屋子，村里干部给我们找了三张木床，我们3个男知青就睡在上面。女生的住宿比我们差，因为他们人多，可能找不到那么多床，就让她们在一处三间没有间隔开的大屋子里，打地铺睡觉。跟我们村里一样，这个村里也没有电灯。知青晚上学习，我们往往是凑到女生的宿舍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念一段语录或报纸了事。
吃饭是集体吃。由村里安排一位师傅给我们做饭，知青中又推选了一位女生帮厨。灶台在屋里，却没有吃饭的桌椅，我们就打了饭，在伙房的院子里，蹲在地上吃饭。伙食主要是玉米面窝头，正是秋天，还有红薯，菜主要是白菜。基本吃不到肉。
我们这个知青点没有干部带队，原则上是由村里的干部管。但他们也基本上不管。好像我们知青也没有让推选或指定一个班长。这一段两个月的知青点生活是比较散漫的。原因之一是从来到知青点到安排工作离开，一共两个多月，刚刚适应，就离开了。从县知青办来说，对于建立一个新点，可能他们也需要时间来摸索怎样进行管理，包括协调与村里的关系等事务。
劳动方面，我在家乡村里，生产队的活是早起出早工，干一会儿活再回来吃早饭，中午休息的时间稍长一点，但下午一般情况下要干到天黑。农忙的时候，有时晚饭后还要再干。而在知青点，早饭后才去干活，磨磨蹭蹭地到了地里，干不一会就回来了。劳动工具也不全，往往到干活的时候，缺这个少那个，东找西找，费不少时间。村里也不指望我们这些人干活，干多干少他们也不在乎。村里的支书，不大常见。带领我们的是民兵连长。也许村里干部和村民都知道我们这些人，不过是来此过渡一下，或迟或晚都要离开，何必指望他们干活？所以我们劳动，可以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天稍一不好，就不下地了。因此在村里二个月，我只记得去推过一次土，还有一次是到村里的扬水站上看过，也许是浇地，让我们巡视一下水渠。我在我们村里开过柴油机，带动水泵浇地，所以对比吴夏庄的扬水站设备，看出比我们村的好很多。机器马力大不说，启动方式就不同。我们小队上的12马力柴油机是手摇式启动。村扬水站上的大马力柴油机是多人一起拉转轮跑，带动机器点火工作的。吴夏庄的柴油机用电池启动，像汽车一样，我也长了知识。总之在劳动方面，以我这个干过最重农活的人来说，在吴夏庄的劳动，实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每天也没有考勤，所以我们倒自由来去。女生们家在本公社的，又家里有亲人的就常常回家。我们3个男生最常去的就是县城。大概三五天就会去一趟。目的有公有私。于公方面，一是到知青办要粮要煤、打听消息等。二是到县城里玩。关于第一点，民以食为天。由于没有带队干部，伙房里的师傅告诉我们，快没有粮食了，快没有煤了。女生们就说，你们男生去知青办要吧。责无旁贷，我们3个男生就到县城去，有时走路，有时骑自行车。好在不远，即使走路，多半个多小时也就到了。到了知青办，见到郭主任，她摇摇头，自言自语说：“没有了吗？不是准备的不少吗？”我们就不说话了。
开始是我们3个男生一起去，一个月后，有了招工指标，我们3人中的一人安排工作了，安排到衡水某单位。后来就我们2个男生去见郭主任，郭主任不在时，知青办姓邵的一位男子接待我们，知青办另有一个年轻人，据说他也是知青，父母是县里的干部，以知青身份在知青办帮忙。反映问题时，郭主任不在，邵和那位年轻人就记下来，一般很快就能解决问题。
我们去要粮要煤，女生还让我们反映过总住地铺不行，大约见过郭主任3次。有一次，她直接对我们说：“总这样不是办法。要尽快送你们走啊。”她说的走，当然是给我们安排工作。我们何尝不朝思暮想安排工作离开农村呢？
郭主任不在时，那位知青常与我们多说几句话，他告诉我们，郭主任为给我们安排工作，到处要招工指标，不辞辛劳，不遗余力。我们相信这是真的。我们这批知青，到知青点两个月后，凡是下乡超过2年的，全部安排了工作，离开了知青点。我们一起到知青点的十多个人，大概只有2个或3个人，由于下乡时间不到2年，没有走。
我们来到知青点的时候，粮食运来多少，不知道。但煤堆在院子里，好大一堆。感觉时间不长，就没有了。我们知青私下议论过，怀疑有人偷了去。但并无证据，也可能我们估计的不对。此事存疑吧。
到了这年（1975年）的11月底或12月初，通知我们填了表，又到县医院检查了身体，明确告诉我们，要给我们安排工作了。传出来的消息是有一部分人可能安排做老师。
安排工作前，我回了一趟村，给母亲说了情况。母亲当老师，挨了整，对当老师心灰意冷，就对我说：“最好别当老师。我要不当老师，也许不会挨整。“我也认同母亲的观点，回到知青点以后，就想提出这一个要求。安排我们工作这事归县里的劳动人事部门管，我就找到了那里。但接待的人，根本不听我的要求，还没等我说，一听我是来谈安排工作的事，就说：“你回去等着，到时会通知。”
大约是12月中旬，分配工作的通知来了，我们这一伙10几个人，有两位安排到位于邯郸的衡水铁矿，其余在本县安排，有一人当老师，二三人到供销社系统，五人左右分配到县皮毛厂，另有几人分配到县农机修造厂。我安排到县供销社所属的青罕供销社工作。青罕是公社，驻地就是青罕村。那时是每一个乡镇设一个供销社。
不知道根据什么分配的，有一位女生被分配到衡水铁矿，她找到我，要求跟我调换一下。我没有答应，因为母亲当时还在村里，我为照顾母亲，也不愿离开本县。
接下来是办理手续。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农民成为吃商品粮的职工，要上交粮食给国家。理论上也说得过去，当时是秋天，你已经分到了秋收的粮食，而这些粮食是吃到明年麦收的，所以你现在离开农村，开始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要把从现在起到明年麦收这一段时间，你已经分得的粮食，以平价卖给国家。
这个办法，这种逻辑合理不合理，我也不知道。只是长了一个知识而已。我不知道，这事对于吴夏庄村公平不公平。他们为我们安排工作，交到县粮库的粮食是知青办给的、还是村里出？这事，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
到了报到那一天，村里派了一辆小驴车，把我的行李装上送我到了五六里路外的供销社。村里来的车，顺便到供销社拉东西，也算是没有白跑一趟。
我工作的时间是1975年12月20几号，我记得县供销社开给青罕供销社的介绍信上说：“兹有某某某到你单位报到，为固定工。”从那一天开始，我正式离开了农村，身份成了吃商品粮的职工。也是从一个城市的学生，被赶到农村当了7年多农民后，又离开农村，成了国家职工。当然，变化是从青岛，从一个较大的城市，到了乡镇上工作。不过那时，能脱离农村，不再整天素面朝天、风吹日晒，干那又苦又累的农活，还整年为吃而发愁、拼命，已经是很好的了。多少人希望这样而得不到。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人的欲望也是等满足了一层之后，才开始追求更高的一层的。我也是。时间长了，才不满足于待在小地方，而想法回到大城市去。
我在青罕供销社工作了差十多天三年，具体工作就是售货员，也叫营业员，兼着工作的部门，即供销社副食门市部的会计。关于在供销社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下一段再写。我们一同安排工作的知青，安顿下来以后，也抽空互相走动，了解一下其他伙伴的工作情况。我到过县里的皮毛厂，看了安排在那里的知青的工作，感觉还不如我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皮毛厂是加工动物毛皮的厂，生产条件非常差，和我一起在知青点的那位男生安排在某个车间，干的是清理动物皮的活，宰杀后的牛羊皮子上面带着血和肉，要泡在碱水里一定时间，然后从水里取出来放到一个大案子上，由工人用特制的大铲刀，刮去上面残留的肉、油脂和其它脏东西，这活又脏又有难闻的气味。干活的人要弯着腰很用力地干。很原始的方法。女知青安排在厂里的地毯车间织地毯，整天坐在高高的工作台上，一针一线织地毯。一样是原始的工作方式。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县里没有什么好的企业，没有现代化的、采用大机器生产的企业。有的不过是有数的几家相当于小作坊的工厂。不知道这些知青后来的命运如何。
2025年春天，我有机会回到家乡，在县城与旧友聚会，问起当年知青办的郭主任，友人告诉我，她后来提拔为副县长并在此职位上退休，前些年过世了。她任知青办主任时，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爱护、安排我们知青，在知青的心中，她是一位负责任的，又富有同情心的好干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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