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冬天，母亲狠了狠心，买了20斤地瓜干。每斤3.6元。
当时每人每月7元，日子就可以过得很不错。
我家对面的一较大钢厂干部家的大女儿，自己过日子，早饭节约不吃，中午用2两粮票，花五分钱到云南路“共和楼饭店”买一碗大米干饭，再花五分钱买一片猪头肉，就着米饭慢慢地吃。晚饭照样用2两粮票，买一碗大米干饭，再花五分钱买一片猪头肉，就着米饭慢慢地吃。天天如此。偶尔花一分钱，买两个供应的青萝卜，当水果吃。一个月也就花3元多一点，长得又白又胖。好多人都羡慕她提前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也有人骂她铺张浪费——有这个钱，按平常人家过日子的水平，两个人都够了。就这样“文革”的时候，她父母倒了霉，她因日日下馆子，被很多人“羡慕嫉妒恨”，扣上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罪名，剃了阴阳头，游了街。
当年，上面号召并实施“七个月粮食八个月吃”之际，我母亲动用了大钱，买了20斤地瓜干。我们全家欣喜异常，都希望煮上一锅，吃上一顿饱饭。然而母亲总希望在最不堪的日子，用这些地瓜干救命。按“露穷不露富，露富殃有余”的原则，母亲把这些地瓜干锁在箱子里，并禁止我们露口风。我母亲当时是一个小学的教导主任，那时教导主任这一级的“干部”，购买计划外的食物，是要受处罚的。这种购买也有罪名，不过罪名是什么我忘记了。
这年过年，我建议吃了这些地瓜干，母亲没舍得。
转过年老百姓把街道的人行道也刨了，捡出石头，浇上大粪，种上青菜什么的。有的人家还在窗台上培养小球藻等五花八门的“生产自救”活动。那时一斤玉米面蒸出5斤饼子等科研项目很受推崇。花生米一毛钱8粒生意也很好。这些“生产自救”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我母亲买了20斤地瓜干对我的诱惑也就被忘了。
有一天，母亲打开了箱子，一看20斤地瓜干已经被虫子吃空了，甚至盛地瓜干的口袋也被虫子咬破了。
再后来改革开放了，粮票也取消了。
再后来我母亲也去世了。我整理母亲的遗物，看到了她留下的一个人造革小钱包，里面竟然是200多斤全国通用粮票。我欲哭无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