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鼎是黄帝氏的继承人、开始夏朝的大禹铸造的，是象征国家归属的证物。“问鼎”之事至少说明，在周代天下归属仍有合法性的问题在偷议。
“问鼎”，实际是楚文化的代表，怀疑周定王作为“帝”的地位有没有合法性。所以周定王畏惧而厌恶。在周代，中华民族文明开启者伏羲女娲之传说，一定有今天可能忽略的权威性。“问鼎”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00多年的东周洛阳。
无独有偶，《国语·下·昭王问于观射父》记载了伏羲女娲正宗子孙程伯休父发国家的牢骚。说：因为周政权不再敬奉伏羲女娲子子孙孙应该享有管理天地的世职，国家才遭遇紊乱。
楚王问鼎，程伯休父发国家的牢骚，都说明周王族取代了伏羲女娲子孙的特权，是周代的国家维而不稳的一大问题。周公旦平叛武庚三叔叛乱、捣毁了三星堆伏羲女娲、太阳神神庙，都是国家维稳的措施。
其实《周易》改变伏羲八卦的方位、改变伏羲《易》的阴阳从属，都是国家维稳的措施，许多学者都忽略了这一问题。
其实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述乱了炎帝、黄帝世系，可能都是吃了周王族为了国家维稳而篡改炎帝、黄帝世系的亏。这些本来应该在五四时代纠正过来的事，可惜大家都太相信《史记》了，否则就不需要我等小人物在此摇笔鼓舌了。
图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石家河文化风格的颛顼氏和伏羲女娲的玉雕像——伏羲女娲作为后人重黎氏，蜷缩在颛顼氏的耳下
《国语·周语下》载：“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们知道正史记载帝喾亦即伏羲女娲继承了颛顼氏的天下。这颛顼氏来自少昊氏，颛顼氏生了黎氏亦即女娲氏，女娲氏和少昊氏继承人重氏亦即帝喾、伏羲氏融合，形成了理论上同出于少昊氏的重黎氏，这重黎氏就是后世同族婚的商王族祝融氏。今天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能够看到的颛顼和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玉雕，亦可以证明作为重黎氏、祝融氏的伏羲女娲，是颛顼氏的继承人（图1）。而颛顼氏就是出自“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的颛顼氏（见《山海经·大荒东经》）——颛顼氏出自少昊氏毋庸置疑。
因此可以说《国语·楚语下》记载的“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颛顼氏安排接班人的工作给了伏羲女娲。
进一步我们知道《史记·楚世家》提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也没有问题。屈原在《离骚》中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氏是颛顼之号，则楚祖源出颛顼似乎也受到楚国贵族自己的认可，重、黎自然也是同时代的一族。屈原是周代文化的一种顶峰，应该也没有问题。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这一段记载并无大问题。《山海经·大荒西经》也记载着“老童生重及黎”。可见“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之“称”和“卷章”其中一人就是“老童”。而《国语》记载的颛顼氏安排接班人的工作给了伏羲女娲，其伏羲女娲就是《大荒西经》提到的“重及黎”，这“重及黎”就是商代图像里伏羲女娲夫妻彼此不分“重黎氏”。今天古书里的“钟离”“烛龙”、考古出土的“童丽”等等，和“祝融”一样，都是“重黎”等同声字而已。
这就是今天令现代人搞不清的少昊氏、颛顼氏、大昊氏、帝喾氏之关系。这也是沈从文先生生前叮嘱解决的问题，我至今难忘。
因为《史记·商颂·殷武》记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所以人们也怀疑重黎氏（祝融氏）之后的商王族为什么会伐同是重黎氏的后人“荆楚”呢？其实在政治过往中，亲族关系小于政治利益，彼此杀伐是为常态。
据中国社会科学网报道：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冯时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湖北秭归柳林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了迄今所知最早的汉字，这一发现将汉字源头推溯至7000年前。目前已发现了八个单字“朱”“隈”“爻”“龙”“五”“田”“文”“八”，这也是迄今所知明确无误的最早的汉字。
柳林溪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北省秭归县茅坪镇庙河村，三峡库区蓄水后，已被淹没于水底。该遗址于20世纪60年代被确定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
湖北省秭归是诗人屈原的故乡。屈原是楚王族。秭归这个文化遗址是不是楚王族按古老的地望传说，特意寻找了这块宝地，当自己王族的居住地？我吃不准；今天风水学里特别重视古文化遗址的存在，也许这种重视有一定的心传吧。
图2·三峡移民博物馆展出的柳林溪遗址陶支座——它上面的文字早在7000前就出现了
三峡移民博物馆展出的柳林溪遗址陶支座上有“爻”字。今大汶口遗址地区方言称扎腰的草绳为“草爻子”，称“韦编三绝”的编连扎绳叫“爻子”，说明这个“爻”可能就是指向一个竹简为一爻的原意（图2）。如果确然，便和中国最早的“易”书有关系。我的这些妄言，待我有钱时，找到源头看到原件再论吧。
因此我怀疑，商王族、荆楚民族同出于少昊、颛顼、大昊。
回过头来看程伯休父的怨恨、楚庄王的问鼎，他们的动因，都建立在自己是史前合法之领导民族头面人物的自信上。
我在上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古代图像龙凤位置的说法》）曾经说过：少昊氏的凤鸟图腾被大昊氏继承，大昊氏的龙图腾被伏羲女娲共享；因为伏羲女娲图腾形象被其同族婚所共享，所以伏羲女娲同体图像按夫妻交合习惯则形成上男下女的排列，显然这种排列方式并不为楚王族所承认——楚王族凡龙凤图像排列往往呈现出凤在上、龙在下的次序（图3·左为商王族龙凤排列次序——伏羲的图腾象简化成龙躯之形在上，生有双乳的女娲在下，二人共首。右中为楚王族凤上龙下的排列次序。中，见“凤鸟举莲花豆践龙蛇”，载《湖北省荆州市天星观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9期）
我认为，楚王族非常恪守少昊传给颛顼，颛顼氏又传给了女娲氏的鸟图腾传承关系，也知道女娲（黎氏）氏和大昊伏羲氏（重氏）是同族婚，所以他们的龙凤排列关系是龙在凤下。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有许许多多的有楚文化介绍的博物馆，凡龙凤并出的陈列，几乎都是龙在凤下（图3·右凤踏龙鼓）——显然，楚王族认定的图腾凤龙排序是凤在上龙蛇在下。
所以我常常自问：产生在春秋中后期“鸟虫篆”，为什么不称为“虫鸟篆”，有可能在此字体创造之初，已有凤鸟图腾在龙蛇图腾发明之先这种庄重的先入之见。
我也常常自问：“鸟虫篆”为什么主要流行于战国时代的南方诸国？
我认为楚庄王问鼎已是楚王族厌倦了周文化圈对自己的轻视。他们的凤龙排列关系，说明他们完全不必蜷缩在商文化的阴影下，充当伏羲女娲的后代。楚庄王要强国的雄心壮志，会有质疑周天子合法性的可能——当然这种“合法”之质疑，建立在伏羲女娲是自己祖先之传说上（甚至流行“鸟虫篆”的姬吴、姒越等国，都可能有对抗中原文化圈对自己的轻视之心）。
春秋王子午鼎为1978年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的春秋时期青铜器，系“问鼎”之楚庄王之子、楚国令尹王子午墓中七件列鼎之一。
图4·王子午鼎及其鸟虫篆铭文（局部）
我论究的不在于王子午鼎其束腰之独特造型体现了“楚王好细腰”的审美风格，只在于它“鸟虫篆”铭文字体的使用心理（图4 王子午鼎及其铭文。其铭文内容为王子午自述铸鼎以祭祀先祖文王、举行盟祀、祈求福寿，并自述其施德政于民、保家卫国、为官作则的功绩与理念，以此教诲和勉励子孙后代等等）。
我认为鸟虫篆应该命名为“凤龙体”美术字。其“鸟”借代凤鸟，“虫”广义指龙、蛇、鱼、蜥之类——蛇、鱼、蜥等在古代混称为“龙”。这种美术字的流行，很可能和南方民族的崛起有关。南方诸民族有进入传统中伏羲女娲为代表的文化体系之心理。
本文将结束，我想起了窗型文字——朝鲜王朝世宗大王李裪于十五世纪创制了新的文字体系，它又称“韩文”。“韩文”的创造，使这个国家摆脱了中华，屹立起来了。“鸟虫篆”——凤龙字体的发明，其可能超出了“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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