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左，民间收藏的凌家滩文化之玉人。右，安徽凌家滩文化出土的戴圭璋之巫觋
图2·湖南高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之嘴部
本文因一件安徽凌家滩文化的玉人而发。玉人呈蹲坐样式，“蹲坐”，至今山东许多农民习惯这种姿势的蹲坐。据说欧美人不能如此蹲坐。这种蹲姿应该是安徽凌家滩文化（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300年）先民通神的一种特殊姿势。可憾的是这件玉雕人物冠子之正中心的“圭璋”残缺了尖顶，较早的收藏者不知道凌家滩文化出土玉人本是部族精英之巫觋的写照，其头上的冠子中的“圭璋”正是其社会地位高高在上的表示，其较早收藏者为求得“全须全尾”，自作聪明地磨平了突出的“圭璋”之尖顶（图1左——右，是凌家滩文化出土的玉人巫觋）。愚哉！不过这倒叫我有了，“《易经》中的‘章’字指什么？”这个论究命题。
说到“圭璋”，就不能不说说湖南高庙遗址出土兽面纹图像（图2）。
湖南高庙遗址，在下层文化堆积出土了兽面纹图像。依专家科学考证，其时间在距今7800年—6600年之间。根据后世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000年）遗址出土的太阳神图像来前推，高庙遗址出土的兽面纹图像，是太阳神之当时之局部形象——嘴部的特征。
最主要的是，湖南高庙遗址出土了八角星文。
所谓的“八角星文”就是后世的八卦。我认为它是太阳由八个方面照射中国的早期图像叙述。当然那时还没有后天八卦这种概念。至于先天八卦形没形成，恐怕也就是一个雏形吧。
如果“八角星文”是太阳早期照射中国的图像叙述，就一定会有记录太阳照射尺寸的媒介，这种媒介起始应该是石块或木棍。石块可能发展成为后来的圭璋。
从安徽凌家滩文化出土龟壳中夹着的“八角星文”和十二个圭璋图像来看（图3左），这十二个圭璋有可能演化成太阳落山、出山之山的标志性符号。如果这种推测可准，那么凌家滩出土的十二个圭璋，就可能是测量日影之石块演变成圭璋，又再度代表了抽象的太阳山。
拙我得出这一推论的依据，是商代三星堆遗址1968年一号坑出土玉璋（图3右）——这件玉璋在模拟山峰豁口的地方，停着一只太阳鸟。按《山海经·大荒东经》载太阳鸟驮日的记载，知道这是叙述太阳鸟和日头及山的关系，于是我敢如此推论。
按文献记载玉圭与玉璋的关系，在形制和礼制上有着“半圭为璋”的衍生关系，我们在本文里将圭、璋合称“圭璋”。
我们从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2500年）陵阳河遗址出土的“日月山”图形（我认为是“天之中四方之中图形”），那是由“天之中”，和代表“四方之中”两个图形组成的图形，由此可知古人理解的太阳是依傍着山来升降的（图4）。
为此，我们有必要越过《礼记》等记载与太阳有关系之圭璋的论述，直接从《易经》之反映圭璋的文字上着手分析。
《易经·坤·六三》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姤·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丰·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三个爻辞的“章”看来不是“商”的假借字。
推敲《姤·九五》的“章”有匏瓜种子的意思。
伏羲女娲都是匏瓜崇拜的演化（闻一多语）。伏羲女娲是夫妻神，举一人而代表两夫妻，《姤·九五》（《姤》是论究婚娶的卦）之“含章”徧义女娲孕育了儿子之义。“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以杞”，用于人生的祀礼（“杞”假借“祀”）。“包瓜”，即“匏瓜”的原文；以女娲借代殷商所有的女生。殷商民族男生都是伏羲的继承人，女生都是女娲的继承人。殷商民族一般是同族婚。如果为了娶女生而强娶娶了有了孩子的女生（包瓜含章），那么原先为了家族传承祭祀的希望，将会有“有陨自天”的报复。
仅从“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这一个句式上，我们可知《坤·六三》（《坤》是论究地方官员责任的卦）“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可以理解为：作为一方的地方官，能为王事着想，你让治下的人口繁衍众多，即便你无开疆拓土的成就，也有好的结果。
那么，《丰·六五》（《丰》是论究宗庙的卦）“来章，有庆誉，吉”，就可以理解为：建立了宏大的宗庙，来了许多子孙礼拜，这是可以庆贺的平安迹象，很吉利。
显然《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之“璋”的本字是《易经》中的“章”。
商王族的男子意味着都是生了日月者的后代，故而他们的名字里都有轮值十个太阳的名字——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所以《山海经·大荒南经》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羲和是女娲的别名。“帝俊之妻，生十日”，当然是指伏羲女娲夫妻生了十个太阳。
传说伏羲发明了易书，就是《易经》，《易经》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一项文化成果。说伏羲，就是意味着说“伏羲女娲”。现在看来安徽凌家滩文化的一群先祖，先将“八卦”分列为八个圭璋，并将太阳升落依附物为山，继而将山概括为圭璋的。所以将圭璋作为太阳依附的象征物，这象征物转而又成为民族精英的代表之信物的。
于是，圭璋就成为民族精英的代表之信物。
于是，圭璋就成为民族精英的代表的冠饰。
图5·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伏羲女娲两头一身像。女娲头戴羽冠中心饰以山形圭璋——和石峁遗址出土的一种圭璋一致
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500年）遗址出土的“伏羲女娲两首一身像”之女娲的头顶之羽冠上，就一定会装饰上这种圭璋（图5）——这里附带说明一下，本图历来被释为人骑兽什么的。实际上，良渚文化虽然来自河姆渡（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文化，但是河姆渡文化有可能来自少昊氏文化，如果我们承认史书上所说的大昊氏来自颛顼氏、颛顼氏来自少昊氏，那么我们应该清楚大汶口文化是大昊氏物质文明的基础，大昊氏是神话传说中伏羲女娲产生的土壤，那么良渚文化是伏羲女娲传说的继承空间。伏羲女娲在商代是二人共体神，而强调自己是伏羲女娲子孙的商王族是以太阳神为祖先的民族，那么良渚文化的戴山形圭璋的羽冠神物一定是凤鸟神，和凤鸟神同身异首的神一定是“大昊氏以龙纪”（见《左传·昭公十七年》）的龙蛇神。中华民族不是简简单单的“龙的传人”，而是以凤崇拜的女娲，和龙崇拜的伏羲之传人。所以良渚文化出土的所谓的人骑兽图形，就是象征伏羲女娲的两首一身神。
由此看来本来用于测量太阳影子的圭璋，可能是由安徽凌家滩文化的先民先用以表示身份的，而《易经·坤》《姤》《丰》之“章”是转而借代太阳神之子孙——商王族之子孙的：商王族男生是依托太阳山（圭璋）起落的太阳。
图6·三星堆出土的太阳神——日头，它们头上戴着山形圭璋——和石峁遗址出土的一种圭璋一致
太阳山的象征是圭璋，商代三星堆二号坑出土了共九件九个太阳神青铜面具，它们戴着圭璋（图6）——它们应该是十个，大概因为当中一个正在值日巡天，所以只剩下了九个。图6左图太阳神作日头状，而即将值日之日头的下面，是两只驮日的玄鸟。
它们因为都是伏羲女娲的儿子，所以它们头顶上一左一右各有象征伏羲女娲的两条龙身，他们的眼睛就是双身龙的眼睛。它们都是炎帝的后代，因为炎帝崇拜羊，所以它们都生着羊角。在羊角的中央，就是更像山形的圭璋。
三星堆九个太阳神——日头的出土，可以证明我拙见的正确。
圭璋是太阳神的冠饰。新石器玉人冠子上的圭璋，就是后世三星堆太阳神的冠饰。上引文之“章”即圭璋。圭璋是太阳依附升落的山峰变形。我猜想现实中商王戴的冠子也有圭璋类的装饰。
图7·石峁遗址帝舜氏建立的太阳神神庙出土的山形圭璋
三星堆太阳神的冠饰上的圭璋，颇像今珍藏在陕西博物馆里的三齿牙璋（图7）。这件牙璋出土在石峁遗址，它显然是帝舜时代在共工国建立的太阳神神庙里出土之圭璋。这就可能告诉我们三星堆之太阳神神庙，是商王族继帝舜氏建在石峁遗址之太阳神神庙而建立的（对此我以前已有论述，此处免及）。否则，它的太阳神为什么会以山峰形圭璋为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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