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论庄子”——为什么苏轼对庄子有如此准确的直觉
读《容斋随笔》，常常感叹洪迈的眼光。别人读书，看到的是故事；洪迈读书，看到的是识见。一则《东坡论庄子》便是如此。
洪迈记载，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曾提出一个大胆判断：《盗跖》《渔父》似乎真有诋毁孔子之意；《让王》《说剑》则“浅陋不入于道”。
于是他反复研读《庄子》，从《寓言》篇末的“杨子居见老子”，一直读到《列御寇》中的“十浆五馈”，忽然醒悟：“是固一章也。”
于是得出结论：“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耳。”意思是说，《让王》《盗跖》《说剑》《渔父》这些篇章，很可能并非庄子原作，而是后人掺入《庄子》之中的文字。
洪迈对此赞叹不已：“东坡之识见，至矣，尽矣。”
今天看来，苏轼的判断未必都能成为严格的文献定论。关于《庄子》外篇、杂篇的成书问题，后世学者至今仍有争论。
洪迈真正佩服的，其实不是考据本身，而是苏轼对庄子的那种惊人的直觉。
他似乎能够一眼看出：什么是真庄子，什么不像庄子。
这就值得深思了。
为什么苏轼会有这样的直觉？
我想，首先因为他太熟悉庄子。《宋史》记载，苏轼年轻时读《庄子》，曾感叹：“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这句话意味深长。
不是说他从庄子那里学到了什么。而是说：庄子说出了他心里原本就有、却说不出来的东西。
这种相遇，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读书，而是一种精神认亲，庄子像是隔着千年，替他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许多人以为，苏轼遭遇乌台诗案以后，才转向老庄。的确，在中国传统文人的传统中，一般得意时会倾向儒，失意时则逃遁于老庄，而苏轼与庄子的这种亲近，并非始于他被贬黄州后。
其实早在少年时代，苏轼便与眉山道士张易简往来甚密。后来流放海南时，他还梦见少年求学之地天庆观北极院，梦见张易简与自己谈论“众妙之门”。苏轼专门写下《众妙堂记》记录此梦。这说明，道家的种子，很早就已经种进了苏轼的精神世界。
如果说母亲程夫人教给他的是道德感，父亲苏洵教给他的是见识，那么张易简以及他背后的道家传统，则让苏轼看见了另一种人生可能。一种不依赖功名而存在的人生，一种不被成败完全定义的人生。
因此，后来苏轼喜欢庄子，并不仅仅因为庄子文章写得好，而是因为庄子提供了一种精神自由的可能。
正因如此，他才会对庄子格外敏感。
敏感到什么程度？敏感到他觉得《说剑》不像庄子，敏感到他觉得《让王》不像庄子，敏感到他觉得《盗跖》里的某些话不像庄子会说的话。
这种感觉，有点像一个老戏迷听戏，未必能够立即说出全部道理，却总能感觉到哪里不对。
因为他熟悉的已经不是技巧，而是气息。苏轼判断庄子，也是判断气息。
在他眼里，真正的庄子可以荒诞，可以夸张，可以嬉笑怒骂，但绝不会浅薄，绝不会庸俗，绝不会为了反孔而反孔。所以《庄子祠堂记》中最精彩的一句话，其实不是辨伪，而是：“庄子盖助孔子者。”
这是一个极有东坡特色的判断。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孔子与庄子是对立的，儒家与道家是对立的。而苏轼却认为，庄子并非攻击孔子，而是在另一条道路上帮助孔子。庄子文字上似乎排斥孔子，实际上却“阳挤而阴助之”。
这种理解，本身就说明苏轼已经超越了门户之争。他看到的不是学派，而是生命。
事实上，苏轼一生可贵的地方，也正在这里。他既不是纯粹的儒者，也不是纯粹的道家，更不是纯粹的佛教徒。儒家给了他责任，佛家给了他面对苦难的能力，而庄子则给了他精神上的自由。
黄州之后，支撑苏轼活下来的，固然有佛家的超脱，但更深处，未尝没有庄子的影子。《前赤壁赋》的“寄蜉蝣于天地”，《后赤壁赋》的羽化之思，《定风波》的“一蓑烟雨任平生”，都能看到庄子的回响。
在这种意义上说，苏轼一生并不是从儒家走向道家。而是在儒家的责任、佛家的超脱与庄子的自由之间，慢慢完成了自己的平衡。
所以当别人还在讨论《盗跖》是不是庄子反对孔子时，苏轼已经在问：庄子真正想告诉人的，究竟是什么？这或许就是洪迈所赞叹的“识见至矣，尽矣”。
最高明的阅读，不仅仅是辨认文字，而更多的是辨认灵魂。因此，当苏轼读庄子时，他并不仅是在读一本书，他是在辨认自己的精神故乡。
苏轼能够读懂庄子，因为他们在许多地方，本来就是同路人。所以他才会如此认真地维护庄子，如此认真地替庄子辨伪，如此认真地寻找那个真正的庄子。
读《容斋随笔》至此，我觉得，洪迈佩服苏轼，也许并不只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有能力透过文字，看见文字背后的精神。
别人看到的是篇章，苏轼看到的是气象；别人争论哪些文字属于庄子，苏轼关心的却是：哪些思想真正属于庄子。
而这种能力，归根到底，不是来自学问，而是来自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知。
这也许才是《东坡论庄子》最值得写出来的地方。
2026.9.28
看见被历史忽略的人——苏轼眼中历史转折背后的关键人物
洪迈的《容斋三笔》里许多篇章，常常让我感到一种读史的乐趣。
别人读史，关注的是帝王将相，洪迈读史，却总喜欢从历史角落里拎出一些容易被忽略的人物。为了强调自己的见解，他又常常引用苏轼的评论作为旁证。久而久之，我发现，透过洪迈的引述，可以看到苏轼极为独特的史见与史观。
这些人物未必建立过丰功伟业，甚至在正史中也未必占据多少篇幅。但当他们被放回历史现场，一句关键的话、一个关键的判断，往往足以改变历史的方向。
《邳彤郦商》这一则，便是很好的例子。
洪迈引述苏轼评论邳彤的话：此东汉兴亡之决，邳彤可谓汉之元臣也。
这句话分量很重。
因为在多数人的印象里，东汉的建立靠的是刘秀、邓禹、冯异、吴汉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邳彤虽列云台二十八将，却并不特别显眼。然而苏轼却认为，真正决定东汉命运的关键时刻，发生在刘秀准备放弃河北的时候。
当时王郎作乱，河北震动。刘秀虽然得到信都、巨鹿两郡支持，但形势依旧危险。许多人主张趁着还有兵力护送，尽快返回长安，保存实力。
只有邳彤坚决反对。他说：公既西，则邯郸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逃亡可必也。
这段话看似平常，却隐含深意，邳彤看到的并不是地图，而是人心。
如果刘秀西归，表面上是战略转移，实际上却会向河北各地释放一个信号：连刘秀自己都放弃河北了。
到那时，士卒不会再有斗志，地方豪强不会再有信心，刚刚聚集起来的人心也会迅速瓦解。
河北一失，东汉便无从谈起，所以苏轼才会说：此东汉兴亡之决。
在苏轼看来，决定东汉命运的并不是后来那些著名战役，而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邳彤看清了别人没有看清的东西。
更有意思的是，苏轼在评论邳彤之后，并没有停笔，他马上联想到宋真宗景德年间的澶渊之役。是时，辽军南下，朝廷震动，许多大臣主张迁都江南或西蜀避敌，只有寇准坚决主张亲征。
当时名将高琼被召来商议，高琼先说：避狄固为安全。
众人以为他赞成南迁，不料接着又说：但恐扈驾之士，中路逃亡，无与俱西南者耳。
一句话，宋真宗大惊，最终下定决心北上。苏轼评价：琼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代之雄傑也。细读这段话，会发现高琼与邳彤想到的竟是同一个问题。
邳彤说：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
高琼说：中路逃亡，无与俱西南者。
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战略可以设计，人心却不能强迫。纸面上的方案再完美，如果违背人心，也终究无法执行。因此他们看到的，不仅是局势，更是局势背后的人。这大概也是苏轼特别欣赏他们的原因。
读到这里，再看郦商，意味就更加深长了。
汉高祖去世后，吕后与审食其曾密谋暂不发丧，以防局势失控。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稳妥安排。
然而郦商却立即指出：如果诸将误以为朝廷准备诛杀功臣，必将率兵回攻关中。于是朝廷赶紧发丧，危机解除。
后来吕氏专权，郦商之子郦寄又帮助周勃进入北军，为诛灭诸吕打开缺口。洪迈因此感叹：郦氏父子之于汉，谓之社稷臣可也。这个评价并不低于萧何、陈平。因为他们在关键时刻看到的，同样是别人没有看到的危险。
一般人读史，关注的是成功者，苏轼读史，却总在寻找那些决定成功的人；一般人记住的是结果，苏轼关心的，却是结果形成之前那个关键瞬间。谁在众人迷惑时看清方向？谁在历史即将转弯时发现征兆？谁在别人都看到眼前利益时，看见背后的风险？
这一类人，在苏轼眼里，往往比建立功业的人更值得重视。
因为功业属于结果，而见识决定结果。
《范增论》中，他看到的是项羽杀宋义背后的征兆；《留侯论》中，他看到的是张良忍辱背后的远见；《邳彤郦商》中，他看到的是一句劝谏、一场谈话所改变的历史方向。
历史的大门，往往就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悄悄转向。
所以苏轼读史，从来不满足于看“谁赢了”，他更关心：谁让他赢？
邳彤一句话，保住了东汉的根基；郦商一句话，稳住了汉室的危局；高琼一句话，坚定了澶渊之役的决心。
他们没有开国之名，没有再造之功，却在历史最危险的时刻，做出了最正确的判断。
而更深一层看，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出正确判断，并不是因为比别人更勇敢，而是因为比别人更懂人心。
他们知道士卒会怎样想，豪强会怎样想，天下人会怎样想，所以他们看到的，不只是局势，而是局势背后的人心流向。
历史最后记住的往往是成功者，但真正改变历史方向的人，未必站在舞台中央。
他们有时只是说对了一句话，做对了一个决定，看清了一次别人没有看清的危险。
这或许正是苏轼留给后人的一种读史眼光：不要只看谁赢了，更要看是谁让他赢。
2026.9.29
天才是怎样炼成的——透过《容斋随笔》看东坡作文法
洪迈在《容斋随笔》及其后续的《三笔》《四笔》，向我们展示了一位读书人从容不迫的读书态度，不仅仅是读宏大，更读幽微，不仅仅读整体，更读琐细。他读苏轼，不只是赞叹“大江东去”的豪迈，也不只是欣赏“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而是经常从一些细微之处入手，去观察苏轼如何写诗、如何作文。
这些地方，看似琐碎，却往往比空泛的赞美更有价值。因为它们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真实的苏轼：不是神坛上的文学巨匠，而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锤炼自己的写作者。
《容斋三笔》《四笔》中有几则关于苏轼的笔记：《东坡诗用老字》《韩苏文章譬喻》《有美堂诗》等，合起来读，恰好能拼出东坡作文法的几个侧面。
而这些侧面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天赋奇才固然重要，但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更重要的是他具有超乎常人的学习能力与转化能力。
一、“老”字里的语言感觉
洪迈读苏轼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苏轼写诗时，喜欢在人名前加一个“老”字：老遂良、老敬通、老同叔、老方朔、老居士、老法师……
洪迈甚至总结出规律：七言诗多放在第五字，五言诗多放在第三字。这已经不是读诗，而是在拆解技术了。
为什么是“老”？因为这个字一下子拉近了历史人物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褚遂良成了“老遂良”，东方朔成了“老方朔”，白居易成了“老居士”。古人便活了，历史人物不再是供奉在神龛里的古人，而像是作者身边可以谈笑往来的朋友，典故便成了融进现实的词汇。这是苏轼语言的一大特点，他能把书本里的东西写得具有人间气。
也正因此，他的诗往往没有学究气，同样是用典，别人像是在掉书袋，为展示学问而为之，苏轼却像是在聊天。
而这种亲切自然的风格，并非偶然，它是一种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换句话说，东坡的风格，并不完全是天赋，它也包含着长期训练后的自觉选择。
二、比喻是怎样炼成的
《韩苏文章譬喻》更有意思。
洪迈发现韩愈和苏轼有一个共同特点：喜欢连续使用比喻。他特别举了苏轼《百步洪》的例子，在这首写于徐州任上的诗中，苏轼写激流奔涌，连用比喻：
有如兔走鹰隼落，
骏马下注千丈坡。
断弦离柱箭脱手，
飞电过隙珠翻荷。
一连五个比喻：兔奔、鹰落、马驰、箭飞、电闪。
读者根本来不及停下来思考，眼前已经全是速度。这种写法，与其说是在说明，不如说是在冲击。它不是让你理解百步洪。而是让你感受到百步洪。这显然不是灵感偶得，而是一种成熟的表达技巧。
擅用比喻，韩愈如此，苏轼如此，文学史上的大作家，往往都如此。他们比普通人更善于寻找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这种能力，很大程度上来自长期阅读与观察。
三、化用比创造更难
《有美堂诗》则揭示了另一层秘密。
苏轼写杭州海潮：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有人不理解：海怎么会站起来？
黄庭坚指出：这是从杜甫《朝献太清宫赋》里的 四海之水皆立 化出来的。
洪迈记下这段掌故，意义并不只是解释出处，重要的是让人看到：苏轼的创造，很多时候建立在吸收前人的基础上。他不是凭空发明，而是在前人基础上重新创造。
杜甫说：“四海之水皆立”。
苏轼说：“天外黑风吹海立”。
后者显然更有画面感：因为风来了，海动了，天地之间有了力量的冲撞。
这便是东坡最让人敬佩的能力，他读过的东西，不会停留在记忆里，而会进入他的语言系统，最后成为他自己的东西。
江西诗派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秘笈，或许正是苏门弟子黄庭坚从苏轼那里得到的启发。
四、东坡真正的天赋
洪迈这些看似零散的观察，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苏轼为什么能够写出苏轼式的文字？答案或许不在技巧本身，而在他处理前人传统的方式。
苏轼最大的天赋，未必只因才华，更因其强大的学习能力。他能够把庄子的思想、陶渊明的人格、杜甫的诗、韩愈的文章、佛家的智慧、史家的笔法，统统吸收进来。然后经过自己的消化，最后形成新的东西，这是一种罕见的能力。普通人读书，是把书放进脑子里，天才读书，是把书变成自己。
也因此，真正的苏轼，从来不是横空出世的神话。他肯定有天赋，但他首先是一个终身学习者。
从少年时代读《庄子》“得吾心矣”，手不释卷读抄《汉书》，到晚年和陶诗一百余首；从经史子集，到佛经道书；从韩愈到杜甫，从李白到陶渊明。他一生都在读，一生都在学，一生都在化。
而这才是《容斋·三笔四笔》几则笔记想说的话：天才不是不需要学习的人。
相反，真正的天才，往往比普通人更需要，也更善于学习。因为他们知道，创造从来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吸收之后，完成属于自己的重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留给后人的最大启示，也许并不是怎样写出好诗好文，而是怎样面对传统。
他从不把经典当作供奉的对象，而是当作可以对话的朋友；从不把前人当作必须膜拜的高峰，而是当作可以吸收、可以转化、可以重新创造的资源。
庄子进入了他的生命，于是有了赤壁；陶渊明进入了他的生命，于是有了和陶诗；杜甫进入了他的生命，于是有了“天外黑风吹海立”。
真正的学习，不是记住多少知识，而是让读过的书长进自己的生命里。
苏轼之所以成为苏轼，这或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2026.10.2
没有私事的皇帝——读《容斋三笔·仁宗立嗣》
洪迈的《容斋三笔》有一则《仁宗立嗣》，意味深长：它记录的看似不像是历史上最惊天动地的大事，却能从一个细节中，看到一种制度、一个时代运行的逻辑。这一则文字，表面上讨论的是：宋仁宗时期，究竟是谁最早提出建立皇储的问题。
但读到最后，真正令人感慨的，却不是范镇、张述谁先上疏，而是一个更深的问题：皇帝真的有自己的私事吗？
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评价颇高的一位皇帝。
“仁”这个谥号，本身已经说明了后世对他的总体评价。他在位四十二年，宋朝经济文化达到一个高峰，士大夫政治逐渐成熟，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韩琦、富弼等一大批人物活跃于这个时代。
然而，仁宗一朝，也有两个问题长期困扰朝廷：一是废立皇后，二是迟迟不立太子。前者是皇帝的婚姻问题，后者是皇帝的继承问题。看起来，都似乎应该属于皇帝私领域，但在帝制时代，皇帝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生活。因为皇帝个人的选择，往往直接关系天下。
仁宗即位多年，一直没有子嗣，嘉祐初年，他的身体欠佳，天下开始忧虑。
洪迈引用苏轼《范蜀公墓志》：“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继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这句话很值得注意：它说的不是皇帝生病，所以大家担心。而是因为：皇帝没有继承人，所以大家担心。
身体是个人的，皇位却属于天下。如果皇帝突然去世，而继承人未定，国家会陷入怎样的混乱，没有人不知道。所以范镇连续上疏十九次，请求选择宗室贤者，确定继承人。
后来《司马（光）温公行状》中说：“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谏官范镇首发其议。”这篇《行状》显然以为，范镇第一个公开提出这个问题，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在传统政治文化中，讨论皇帝继承问题，既敏感，又危险。
然而洪迈读史，还有更进一步的发现。他说：其实，在范镇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个人叫张述，他从资料中查到，皇祐五年，太常博士张述上疏：“陛下春秋四十四，宗庙社稷之继，未有托焉。”
他的意思很直接：皇帝已经四十四岁了，国家继承问题不能再拖。如果因为避嫌而不说，是不对的；如果群臣因为忌讳而沉默，也是不忠。他甚至提出：选择宗室中贤能者，给予特殊礼遇，让天下知道皇帝心中已有安排。张述为此前后七次上疏，但这样一个最早提出问题的人，却几乎没有留下历史声名。
洪迈感叹：“盖述所论乃在两公之前，而当时及后来莫有知之者，为可惜也！”这正是洪迈读史的有趣之处，他关注的不只是最后解决问题的人，也关注最早发现问题的人。
历史往往记住结果。
但一个重大问题的出现，通常都有一个漫长过程：有人第一个看见危险，有人第一个提出方案，有人最后完成决策。他们共同构成了历史。
张述没有范镇、司马光那样的历史地位，没有被苏轼写进文字里，却最早意识到：皇帝没有子嗣，并不是皇帝个人家庭的问题，而是国家未来的问题。这是一种政治判断力。
从这里再回看仁宗，也能理解帝制时代一个特殊的困境，仁宗不是昏君，相反，他可能正因为过于仁厚，所以迟迟难以决断。
仁宗一生最深的痛苦之一，就是儿子接连夭折，据史书记载，他并非不想立嗣，而是始终抱着一丝希望：也许还会有自己的亲生儿子，这其实是一个男人的正常心理。
但问题在于：这个男人同时又是皇帝。于是就出现了帝制时代最典型的矛盾：作为父亲，他希望等待；作为皇帝，天下不允许他一直等待。仁宗并非不知道立嗣的重要，他只是无法完全放弃一个父亲的愿望。
皇帝当然是一个人，他有感情，有喜好，有家庭，有个人选择。但是坐上皇位以后，他又不再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的婚姻，会影响朝局；他的继承安排，会影响天下；他的犹豫，也可能成为国家的不安。
这就是帝制最深刻的矛盾：皇帝拥有最大的个人权力，却最难拥有真正的私人空间。
人性与制度的碰撞就不可避免，而他只能服从体制。
仁宗后来选择了宗室赵曙，即后来的宋英宗，这一明确的选择最终稳定了朝廷政局。
但《容斋三笔》留下的提醒，却比这个结果更值得思考：历史的重要转折，往往发生在看似个人的问题之中。
皇帝换皇后，看似家庭问题；皇帝立太子，看似家族问题。但在皇权时代，它们都是天下的问题。
所以古人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
虽然皇帝拥有最高权力，但皇帝本身也被这个天下所约束。
读《仁宗立嗣》，我最大的感受，不是范镇、张述谁先提出的立嗣问题的，而是看见了一种帝制时代特殊的政治逻辑：
普通人的家事，属于个人；皇帝的家事，则属于天下。
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的许多王朝，并不是亡于外敌，而是亡于继承。
仁宗或许只是想等一个儿子，天下却在等待一个答案。
从这一刻起，我们便会明白：皇帝拥有天下，却未必拥有自己。
2026.10.3
东坡为何慕乐天——读《容斋三笔·东坡慕乐天》
洪迈《容斋三笔》中有一则《东坡慕乐天》，篇幅不长，讨论的是一个许多人熟悉，却未必深究过的问题：苏轼为何自号“东坡居士”？
洪迈考证说，苏轼在黄州自称“东坡居士”，并非偶然，因为白居易当年贬忠州时，也有一处东坡。
《东坡种花》《步东坡》《别东坡花树》等诗，都是白居易在忠州所作。苏轼来到黄州后开垦荒地，筑屋种田，自号“东坡居士”，显然并非简单取地为名，而是有意追随白居易。
更重要的是，苏轼自己也反复承认这一点。他说：“出处依稀似乐天。”又说：“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甚至专门写道：“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出处老少，大略相似。”
洪迈据此得出结论：苏轼景仰白居易，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贯穿一生。
读到这里，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尽管苏轼喜欢的古人很多，诸如孔子、孟子、庄子、陶渊明，杜甫、韩愈，都是他反复提及的人物。但若论人生道路上的参照对象，白居易是最特殊的一位。
因为苏轼从白居易身上看到的，不只是诗文，更是自己未来的人生。
苏轼与白居易之间，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
两人都少年成名。
白居易二十八岁中进士，名动京华；苏轼二十余岁登嘉祐二年进士榜，为欧阳修所激赏。
两人都曾锐气十足。
白居易写《秦中吟》《新乐府》，直陈时弊；苏轼议论新法，针砭现实，同样锋芒毕露。
两人也都因此遭遇政治挫折，白居易贬江州司马，苏轼贬黄州团练副使，人生都在中年时突然跌入低谷。
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转变。
年轻时，他们都希望有所作为，遭遇挫折之后，他们开始学会与世界和解。
白居易在忠州种花、种树、写诗。苏轼在黄州种地、炖肉、筑雪堂。
白居易在忠州有东坡，苏轼在黄州也有东坡。表面上看，这是地名的巧合。
实际上，却是两种人生的相遇。他们都在政治边缘重新发现了生活，都在失意之后学会了安顿自己，都没有放弃对世界的关心，却也不再把全部生命寄托于功名得失。这或许才是苏轼与白居易最相似的地方。
苏轼晚年大量和陶诗，对陶渊明推崇备至。但我总觉得，陶渊明更像苏轼心中的理想人格，而白居易则是他现实人生中的老师。
陶渊明告诉他：人生可以归去；白居易告诉他：归去之前，如何活着。
陶渊明离开官场时，不过当了八十余日县令，可以说没怎么尝到权力的滋味。而白居易不同，他在朝廷与地方之间沉浮数十年，经历过进取，也经历过打击；拥有过权力，也承受过失意。
因此，对于苏轼来说，白居易的人生轨迹显然更具有可借鉴性。黄州时期的苏轼，正处在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此前的他，是朝廷寄予厚望的政治人物，此后的他，则不得不重新思考：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一个人还应该怎样活着？
而白居易恰好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不是逃避，也不是怨恨，而是在失意中经营生活，在局促中保有从容，种树、读书、写诗、交友、赏月、饮酒，既接受命运，又不向命运屈服。
后来苏轼贬得比白居易更远，惠州、儋州，流放万里，白居易不曾经历这样的困苦。但有趣的是，越到晚年，苏轼反而越接近白居易。他越来越懂得珍惜眼前。越来越能够从寻常生活中发现乐趣，越来越能够把苦难转化为诗意。
能做到此，是从黄州开始的，而白居易，正是苏轼黄州时期那个最重要的引路人之一。
所以读完洪迈这一则笔记，我觉得：“东坡”二字，并不只是一个人借地名为自己取的号，它更像是一种精神传承：忠州东坡上的白乐天，曾在那里学会与命运相处，三百年后，黄州东坡上的苏子瞻，也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重生。
后来人们提起“东坡”，首先想到的早已不是白居易，而是苏轼，这是苏轼的伟大。
但若追溯这两个字最初的来处，我们或许仍能看见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画面：一个失意的白乐天，在忠州东坡种树；一个失意的苏子瞻，在黄州东坡种田。
隔着三百年的风雨遥遥相望。
“东坡”之名，也因此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史上一段动人的接力。
2026.10.4
看见——从《容斋三笔》三则笔记看苏轼的观察与体悟
洪迈读书善于从别人习以为常的地方，看出不寻常的东西，读苏轼就是如此。《容斋三笔》中《东坡三诗》《何公桥诗》《碑志不书名》三则，表面上彼此无关：一则谈诗，一则谈桥，一则谈碑志。但合起来读，却让我看见了苏轼观察、体悟世界的一种方式。
可以用三个“看见”来概括：于无名处看见人，于无人处看见景，于人世间看见桥。
一、于无名处看见人
《碑志不书名》一则里，洪迈讨论的是古人撰写碑志时常常不写全名的习惯，，以至于留下缺憾，说着说着，引出了苏轼。
苏轼在《送路都曹》诗前记了一段往事：张咏在蜀中任职时，有位录事参军因病求去，临别留下一首诗，其中有两句：“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
张咏读后大为惊异，说：“吾过矣。同僚有诗人而吾不知。”于是将其挽留并加以荐举。
这个故事流传下来，人们也记住了张咏识才。
而苏轼惦记的却是另一件事，他说：“幼时闻父老言，恨不问其姓名。”
别人关心的是名臣，苏轼关心的却是那个没有留下名字、只留下两句诗的人，一个被历史遗忘的人。这种眼光，在苏轼那里并非偶然。
读《留侯论》，他关注张良隐忍之功；读楚汉之际，他赞赏范增的见识；读东汉史事，他推重邳彤一句话改变刘秀战略选择；读西汉故事，他看见郦商父子对汉室的贡献。
他总能把目光从舞台中央移开，投向那些站在光亮之外的人，此处，他无须为张咏的后知后觉赞叹，而只为留下了那句诗的无名氏而遗憾。
这种“看见”，说到底，是一种对人的尊重。
二、于无人处看见景
《东坡三诗》则展现了苏轼体悟世界的另一面。
洪迈发现，苏轼有三首诗极为相似。
一首写的是到峡山寺，僧人外出乞食，不在寺中；一首写到栖禅寺，众僧关门午睡；一首写游庐山白鹤观，道人闭门不出。
按常理说，兴冲冲而来，却扑了个空，总不免有些失望。
但苏轼没有，在峡山寺，他写：“石泉解娱客，琴筑鸣空山。”
在栖禅寺，他写：“风松独不静，送我作鼓吹。”
在白鹤观，他写：“时闻落子。”
没有人，却有石泉，有风松，有棋声。人没有出现，天地却凸显出来。
这是他一种超越常人的境界的体现。寺院空空，他不觉得冷清，因为泉水在说话，松风在说话，天地万物都在说话。一个人面对山川风月，也能自得其乐。
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远离喧嚣的冷清中一路磨炼出来的。贬谪生涯使他愈发懂得，在寂静之中，自有另一种丰盛。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他终于能够于无人处看见风景。
三、于人世间看见桥
《何公桥诗》看似最平常，却也最有意思。
英州有一座桥，原先是木桥，经常被洪水冲毁。郡守何智甫改建石桥，桥成之后，请苏轼作记。
洪迈记下了这一段掌故。
苏轼已经写好了诗，却迟迟不交，何智甫前来催问。
苏轼说：“未到桥所，难以想象落笔。”
于是两人一起到桥边去看，回来之后，苏轼当晚便将诗写成，其实只加了这样几句：
我来与公，同载而出。
欢呼填道，抱其马足。
这几句却是真实的场景，没有亲历无从写出。
这段轶事特别能说明苏轼的写作方式，他不满足于凭空想象，一定要亲眼去看，亲自去走，亲身去感受。
而更重要的是，他愿意为一座桥写诗，只是因为，这一座桥不只是文人眼中的风景，它首先关乎百姓的生活：
天壤之间，水居其多。
人之往来，如鹈在河。
桥上有人来人往，桥下有流水奔腾，桥连接着人间，桥的一端是生活，另一端也是生活。这就让苏轼觉得值得写。
苏轼始终有这样一种能力：能从最寻常的事物里发现意义。
他写过很多普通的、不那么神圣的、凡间的事物：写荔枝、写酒、写猪肉、写竹杖芒鞋、写一叶小舟。
如今又写一座桥。
他的目光从来不只停留在庙堂与山林之间，他始终看见人间俗物。
四、苏轼真正的“看见”
把这三则笔记放在一起看，我认为，苏轼可贵处，并不仅仅是才华，而是他的观察和体悟，他总能看见别人忽略的东西。
于无名处看见人，于无人处看见景，于人世间看见桥。换句话说，他总能在不被注意的地方发现价值。
而这是一种极高的智慧，因为世界上从来不缺少看见壮观的眼睛，缺少的是发现壮观之外事物的眼睛。
历史上的确有许多聪明人，他们善于分析世界；也有许多才子，他们善于描写世界。
苏轼似乎不同，他首先是一个愿意亲近世界的人，所以他能在无名处看见人，在无人处看见景，在寻常处看见桥。他看到的，不只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背后的生命。
无名之人有生命，空山松风有生命，桥上往来的百姓也有生命。
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字里总有一种温度。这种温度，不只是来自才华，而更多来自对世界的兴趣、理解与悲悯。
他不仅能看见高处的星辰，也能看见身旁的众生。这或许正是苏轼留给后人的一种启示：不是如何写文章，而是如何看世界。
2026.10.5
作者：于学周
原作出处：读曰乐（作者微信公众号，2026.9.28-10.5）
转载说明：本作品系作者原创，并经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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