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婉如丨我跟马大哥一家过中秋

编者按：作者姚婉如的随笔，记述了与马洪伟大哥一家共度中秋节的温馨场景。在饭桌旁的闲话家常中，两段被遣返的岁月交错浮现：煤油灯下的温暖、沉默中的体谅、苦难里的相惜，令人动容。信号山路18号的往事，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无数家庭命运的缩影。谨以此文，致敬那些在黑暗中彼此照亮的人们。

这个中秋节，我是与马大哥夫妇一起度过的。
中秋节前夕，我写完那篇题为《中秋，我成了最老的一代人》的文章不久，就接到了马大哥打来的电话。电话一接通，他那熟悉的、嗓门儿很响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孟孟，中秋节你到我家来过节吧！或者咱们还是去徽菜小菜园吃饭吧？”
马大哥是安徽人，非常喜欢吃安徽菜。前些时候，他和大嫂已经请我去安徽菜馆吃过两三次饭了。我也很喜欢徽菜的口味，所以每次吃饭，我们都很开心。其实，这一次我刚开始是想婉拒的。毕竟马大哥和大嫂年纪都已经大了，我不想因为我，让他们再费心张罗，更不愿意给他们添麻烦。我刚开口，还没来得及把想说的话说出来，马大哥就噼里啪啦地说了起来，根本不给我表达的机会，很快就把事情定下来了。
这时，我才终于有机会说话。我说：“这几天一直在下雨，天气也不好。我不想让你们出门去吃饭，雨天路滑，还是要小心为好。”他一听，觉得我说得也有道理。我就势说：“不如就在家里吃饭吧？我们反正吃饭事小，主要是要好好聊天。”马大哥一听，立马说：“好！就这样定了。”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我也干脆恭敬不如从命。
我按时来到了马大哥家里。似乎也没有什么客气可言，就像是相识了很多年的老朋友、老大哥一样。其实，我与大哥相识也就在去年的夏天，可我们却是一见如故，从来没有什么距离感和生疏感。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路人啊。
大哥、大嫂为这顿饭准备了很多菜，忙活了整整一个下午，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终于，我们坐下来吃饭、聊天了。
我们一边吃，一边比较着两家当年被遣返后所去的不同公社，以及各自经历的不同生活。饭桌上的话题，很快又回到了那个年代——“文革”前的岁月，被遣返到昌乐的日子，以及后来他去青海建设兵团的那段漫长岁月……聊着聊着，我们又说到了两家人的往事。
我家和马大哥的父母是在同一天被遣返到昌乐县的。只是去的地方不同。马大哥的父母被遣返到了乔官公社，而我们家去了鄌郚公社。我又问大哥：“你妈妈不是有工作吗？为什么也会跟着一起被遣返呢？难道也是被逼辞职的？”大哥说没辞职。那就奇了怪了。这样也可以跟着一起被遣返？
大哥的妈妈是一位中学老师。按理说，她有正式工作，似乎不应该和家人一起被遣返。可是，在那个年代，家庭出身往往会牵连到每一个人，个人的工作和身份，并不能真正保护自己。我说，我妈妈是被医院逼迫强行辞职的。她万般无奈之下选择了自己写辞职信，失去了工作，我们一家人不得不跟着父亲一起被遣返。说起这些往事，我们都明白，所谓“个人问题”，其实很容易变成整个家庭的问题。一个人的出身、一个家庭的背景，常常会把所有人都卷进去，谁也无法置身事外。
那个时候，马大哥早在1965年就已经去了青海。他的父母带着家里最小的两个孩子去了乔官。听到这里，我忽然说：“最小的也比我大两岁啊！”因为我认识他的妹妹，我们曾经一起去过昌乐京剧团等待着剧团接收我们……那时候我弟弟才七岁啊！我们说的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可那些数字、那些年龄，一下子又变得那么具体。那时候的我们，都还是孩子，却已经被那个时代推着，走上了各自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而今天，我们却坐在一起吃饭聊天。
我又提起了当年在赵家岭的日子。我说：“我觉得我们家去的赵家岭，可能是全昌乐最穷的村子了。”没想到大哥有点不服气。他说：“幸亏我爸爸有点心眼儿，把家里的花盆炉子带到了乔官。这样，起码家里可以烧煤，取暖、做饭都方便一些。”我一听，立刻说：“天哪！你们还有煤？”“我们可是烧秫秸的，哪里有煤啊！”说到这里，我突然又想起来：“对了，乔官的西边不是有个五图煤矿吗？你们在那里，多少还能想办法弄到煤。可是赵家岭这样的丘陵山村，什么都没有啊！”
大哥听我这么一说，似乎又想起了什么，说：“我家还有电灯呢！”我一听，你们还有电灯？我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你看，我就说赵家岭是最穷的吧！”
那时候，村民们连点一盏煤油灯都舍不得。天一黑，家家户户便早早收拾停当，屋里只留下一点昏黄的灯光。那灯光很弱，风一吹，火苗便跟着摇晃，墙上的影子也忽长忽短。灯油更是金贵，谁家也不敢多点一会儿，能看清手里的活儿、能勉强吃完一顿饭，就已经不错了。后来，我和爸爸去公社买了一盏带玻璃罩子的煤油灯。那盏灯在我们家也算是一件“好东西”了。玻璃罩子把火苗护在里面，灯光不容易被风吹灭，亮度也比普通油灯强得多。夜里点起来，屋子里仿佛一下子有了光亮，桌面、墙角，甚至人的脸，都能看得清楚一些。
大哥说，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村里人特别喜欢到我家来串门。可是来了以后，也不怎么说话。有的人站着，有的人坐着，大家一片寂静无声，只是默默地观察着这个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难以理解的家庭——一个来自远方大城市的家庭。他们大概不知道该和我们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怎样理解我们。我们家的生活方式、说话做事的习惯，甚至屋里的摆设，在他们眼里都显得新鲜而陌生。于是，他们就那样静静地坐着、站着，看着我们，看着那盏比普通油灯明亮得多的煤油灯。不是因为我们家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也不是有什么特别热闹的事情。是啊，赵家岭人也是这样，来了就自动坐到炕沿上去，呆呆地看着一句话都没有，他们也不觉得尴尬。
“就是因为——我们家的煤油灯，比他们家的亮。”
现在回想起来，那盏灯其实也没有多亮，不过是一团被玻璃罩子护住的微弱火苗。可是，在那段贫困而艰难的岁月里，它已经足以让一个屋子显得温暖，让几个人愿意从各自昏暗的家里走出来，聚到一起坐坐。那时候，大家都穷，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却并不吝惜彼此靠近。谁家有一点亮光，便愿意让邻居们一同分享；谁家有一把椅子、一盏灯，也就成了大家可以歇脚、说话的地方。多年以后，我记住的已经不只是那盏煤油灯本身，更是灯光下那些朴素而沉默的面孔、低低的说话声，以及人与人之间不需要多说什么的亲近。那盏灯照亮的，当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屋子。可它留在记忆里的光，却一直没有熄灭。
马大哥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那里的屋子里全是黑色的？这时我就给他解释了一下，因为他们的锅台灶是没有烟道的。所有的烟都留在屋子里了。大哥说，他们为什么不按一个烟筒？我说，他们从来就不知道有烟筒这一个东西，更不知道有附台这种东西。我们从小住的地方是德国房子，附台都是又高又长的。他们哪里知道这些东西呢？
说着说着，我们的话题又从当年被遣返的艰苦岁月，转到了美食上。其实，前几次相聚，我们就已经聊过美食。这一次，时间充裕，我们终于可以尽情享受美食带来的乐趣了。大哥知道我会做饭，也懂得品尝美食。于是，我们开始互相切磋厨艺，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谱都翻了出来。从选用什么食材，到使用什么调味品；从一道菜的关键步骤，到烹饪过程中需要掌握的火候和技巧，我们聊得津津有味。每一道菜怎么做才能达到最好的口感，什么调料应该先放，什么食材又需要特别处理，我们都讲得十分详细，仿佛不是在聊天，而是在交流各自多年积累的烹饪心得。
大哥听着听着，连连称赞：“孟孟，你可真不愧是个吃货啊！做菜都这么讲究！看来咱们都能吃到一起了！”听了这话，我们仨哈哈大笑起来。那一刻，饭桌上的气氛格外轻松。刚才，我们还在回忆那个令人难忘的年代，回忆两家人被遣返后的艰难生活；转眼之间，我们又兴致勃勃地谈起了食材、调料和烹饪技巧。人生的滋味，大概也就在这里了。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苦难，也同样懂得珍惜今天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吃饭、聊天的快乐。
我也跟大哥说起了自己的家。“我爸爸妈妈都是吃货，也都会做菜。我的手艺，都是从很小的时候跟着妈妈学来的。后来妈妈病倒了，不能做饭了，我就顶上去了。”说到爸爸，我又补充了一句：“我爸爸也做得一手好菜，因为他太好吃了！”话音刚落，我们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聊着聊着，话锋一转，大哥又提起了一个话题。他说：“我看了你写的文字，写得很好！你不能放弃，要继续写下去。你更应该把信号山路18号的故事写出来，让后人记住这些往事。”他接着说，住在18号的那些人家，几乎每一家都有自己不平常的历史背景，值得记录下来。我说：“我知道。18号一楼、二楼各家各户的情况，我大概都了解。只是那个年代，大家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过日子，生怕一不小心就被揪出来。”
直到后来，我在青岛市图书馆里看到了山东大学的校刊，才真正明白了一件事：原来，大家早就知道我爸爸在山大被划为极右的事情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许多事情并不像我小时候以为的那样。大家其实心知肚明，却又默契地保持着距离。见面时，彼此客客气气地打招呼，从不多说什么。那种客气，既是对彼此处境的理解，也是对对方自尊心的一种维护。在那个人人都需要谨慎自处的年代，沉默有时也是一种无声的体谅。
如今想来，信号山路18号的每一户人家，都有自己的故事。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那些看似寻常的点头招呼，那些刻意保持的距离，背后可能都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如果没有人把它们写下来，随着亲历者一天天老去，这些往事终究会慢慢消失在时间里。
聊起马爷爷马奶奶的家庭，马家原是安徽怀宁的殷实人家，祖上曾经显赫一时。后来，随着世事变迁，家道逐渐衰落，辗转从京城来到青岛，最后居住在信号山路18号。马大哥的父亲马含芳还专门写过一本马家家族史，大哥也把这本书送给了我。由此，我对一口京片子的马爷爷马奶奶的过往有了一些了解。
1970年的深秋，我们总共13户人家，在同一天被遣返到昌乐，开始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历程。其中，就包括马含芳先生，也就是马洪伟大哥的父母。几十年后，我才认识了马洪伟大哥夫妇。感谢神，让我们在不经意间相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