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是李伯伯的:为保孩子办了假离婚,孩子改随母姓,他一人被遣返到农村。此后年节回青岛,有一次被“前妻”挡在门外,只能在姐姐家借住。假离婚终于成了真离婚。后来经朋友劝说前妻同意他回家住,可家还是那个家,气氛已不是原来的样子。文中“这些选择没有简单的对错”一句,是全文的分寸所在。
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家庭都经历过一场特殊的家庭危机。当丈夫被划为右派,尤其是被划为极右分子以后,妻子和孩子往往也会受到牵连——右派家属的身份,不仅影响一个人的工作、政治前途和社会生活,也会影响孩子的升学、就业以及未来的发展。为了保护妻子和孩子,一些右派分子家庭不得不作出一个无奈的选择:夫妻双方协商办理离婚手续,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妻子和孩子摆脱右派家属的身份,减轻政治压力。双方约定,等将来政治形势好转,再重新结婚,恢复家庭生活。这种离婚,通常被称为假离婚。
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并不像当初设想的那样。随着离婚手续的生效,夫妻双方的身份、生活环境和心理状态都发生了变化。原本只是为了保护孩子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最后却可能演变成真正的婚姻破裂。我父亲身边有几位右派朋友,就经历了这样的不同命运。在讲述他们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说说我的父母。
一、妈妈两次拒绝离婚
我的父亲姚文珊,是一名被划为极右分子的知识分子,反右运动以后,他一直没有摘掉右派帽子。我的母亲在山大医院工作。
早在“四清”运动期间,医院科室党支部书记就曾经多次找妈妈谈话,提出让她与爸爸离婚。对方甚至明确告诉她:如果与右派丈夫离婚,党组织就可以培养她入党,让她成为积极分子。我始终没明白,为什么党支部书记那么盼望着我妈妈离婚?难道这也是组织工作吗?是政绩考核吗?这实际上是把妈妈个人的政治前途与她的婚姻关系捆绑在了一起——只要她愿意与丈夫划清界限,就可以获得组织上的培养和政治上的进步。
但是,妈妈断然拒绝了。这次拒绝,也使她得罪了科室党支部书记,为后来遭到遣返埋下了伏笔。后来我妈妈得到平反恢复公职之后,立刻就住进了内科病房接受治疗,有时,我会在病房的走廊里看到那个曾经逼迫妈妈离婚的人。我至今记得他那张丑恶的嘴脸,他对我也当作没看见、视而不见的样子,我妈妈更是对他漠视。
到了1970年,全家被遣返之前半个月左右,医院再次找妈妈谈话。这一次,医院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条件:如果她与爸爸离婚,就可以留在青岛,孩子们也可以留在青岛。医院给她几天时间考虑。妈妈再次拒绝了。随后,医院把三个选择摆在她面前:要么离婚,留下来,孩子们也可以留下来;要么不离婚,由医院逼迫她退职;要么自己主动提出辞职。妈妈最终选择了自动辞职,并且在全家离开青岛之前,办完了全部辞职手续。
她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因为她太了解爸爸了。爸爸非常依恋妈妈,依恋这个家庭,也非常舍不得孩子们。妈妈深知,如果自己和孩子们留在青岛,让爸爸一个人被遣送到陌生的农村,他将承受怎样的打击。她不能让爸爸一个人失去家庭、失去孩子,孤零零地离开青岛。所以,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选择跟着爸爸一起走。
遣返前的最后一个晚上,还发生了一件令人至今难以忘怀的事情。爸爸借口让妈妈带着我去大姨家,向大姨、小姨告别。妈妈带着我离开了家,但是,妈妈的直觉非常敏锐——她突然意识到,爸爸可能有轻生的念头,于是急匆匆地带着我赶回家。果然,爸爸当时已经绝望到了想从家里的窗户跳下去、一死了之的地步。他说,如果他死了,我们第二天就不用走了。这时,爸妈开始抱头痛哭起来了……
我至今都能感受到当时爸爸内心的绝望。他舍不得青岛,舍不得家,舍不得妻子和孩子。如今,连最后一个完整的家庭也即将被迫离开,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还能用什么方式改变命运。
第二天,我们全家被押上卡车,到派出所门口集合。到了那里才发现,其他被遣返的人,大多数都是一个人离开,只有我们家是拖家带口,父母带着孩子一起走。而且,我们家的孩子年纪最小,我弟弟当时才七岁。就这样,妈妈带着我们,跟随爸爸一起离开了青岛。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和原本可以留下来的生活,却没有放弃丈夫和这个家庭。
二、李伯伯:从假离婚到真离婚
与我父母不同,爸爸的几位右派朋友中,有些家庭选择了真正离婚,有些则选择了假离婚。真正离婚的夫妻,在反右运动以后就结束了婚姻关系,妻子和孩子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右派家属的身份牵连。而那些最初协商假离婚的夫妻,原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为了孩子的前途,先办理离婚手续,让孩子不再背负父亲是右派的政治压力,等将来形势好转,再重新复婚。但是,他们低估了离婚对夫妻双方心理和感情的影响。随着离婚证书生效,生活开始发生变化。妻子不再需要以右派家属的身份生活,也不必继续承受丈夫政治身份带来的种种压力,她们逐渐感受到离婚以后生活上的解脱;而丈夫一方,可能仍然把当初的离婚看作一种暂时的安排,期待有一天能够重新团聚。双方最初共同商定的愿望,渐渐发生了变化。原本约定的复婚,最终没有实现。假离婚,就这样一步步演变成了真离婚。
李伯伯就是其中一个让我至今心疼的、难以忘怀的人。他是我父母最信任、最真挚的朋友,没有之一。当年,为了孩子的前途,李伯伯与妻子协商办理了假离婚;为了让孩子摆脱右派子女的身份影响,孩子甚至改随了母亲的姓氏。遣返时,李伯伯一个人去了昌乐县乔官公社。
他原本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分离。等到将来政治环境好转,夫妻关系还可以恢复,一家人仍然能够重新团聚。然而,现实并没有按照当初的约定发展。每逢年节,他从农村回到青岛,本来希望能够回家与妻子、孩子团聚,却有一次被所谓的“前妻”挡在了家门外。在寒冬腊月里,他只能去他的姐姐家里借住,好歹姐夫是一个好人,没有嫌弃这个右派的舅子。那个曾经属于他的家,已经不再向他敞开。他悲伤无处诉说,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只好到姐姐家暂时栖身。
这件事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他是一个感情丰富、个性鲜明的人,也是一个刚正不阿的汉子,一个大写的男人,对家庭有着很深的依恋。原本为了保护孩子而作出的选择,最终却使自己失去了家庭。
三、妈妈始终没有忘记李伯伯
李伯伯与我父母的友谊一直非常深厚。遣返以后,他经常从乔官公社来到鄌郚与我的父母见面,他们总是在鄌郚街上唯一的一家饭店里吃饭。李伯伯喜爱白酒,他每次来都要喝上一盅鄌郚酒厂制造的白酒,以酒浇愁。他也一直很喜欢我。
平反以后,李伯伯也回到青岛恢复了公职,也有了一份自己的工资收入,不再靠姐姐接济与前妻的脸色过日子。但是心情却并没有因此改变,一直是非常低沉的状态。假离婚造成的伤痕累累,已经无法弥补心灵的重创。
后来妈妈病倒了,李伯伯几乎每周都来看望她。他曾经对我们说,你妈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人和妻子。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妈妈的无私奉献,才保全了我们这个家庭,也让爸爸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他亲眼看到了妈妈在四清运动和1970年两次拒绝离婚的经历,也知道妈妈为了维护家庭,放弃了自己的工作,跟随爸爸一起离开青岛。一个经历过家庭破裂的人,对妈妈当年的选择有着格外深刻的理解。
而妈妈虽然自己已经病倒在床上,却始终惦记着李伯伯的处境。她知道,李伯伯虽然有孩子,却已经失去了原来那个可以回去的家。她曾经托人把李伯伯的前妻请到我们家里,希望能够和她谈一谈,请她重新接纳李伯伯,让他能够回家,重新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经过几位朋友不断劝说,李伯伯的前妻终于同意让他回家居住。可是,多年的分离和感情上的隔阂,已经不是重新住在一起就能够消除的了——家还是那个家,但气氛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李伯伯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前妻对他的冷漠,包括孩子对他的态度,也让他难以释怀。
后来,他的身体逐渐恶化,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脉管炎。妈妈去世的时候,李伯伯第一时间赶到我们家悼念,并且亲自写了一幅悼念妈妈的长卷。那是他对妈妈深深的敬意,也是他们多年友谊的见证。我至今保存着这幅手迹。
四、最后一次见到李伯伯
后来,李伯伯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的脉管炎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下肢从脚部开始逐渐截除,一直截到了大腿根部。他的身体遭受着巨大的痛苦,说话也已经含混不清。
得知他病倒的消息以后,我一直惦记着他,却始终不敢去看他——我太害怕再次受到那种情绪上的伤害。我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也知道他内心有多少无法排遣的痛苦,想到他现在的样子,我实在没有勇气面对。但是,我心里始终没有忘记他。直到有一天,他的前妻来到我爸爸家里,告诉我们,李伯伯非常想念我,希望我能去看看他。爸爸此前经常去看望他,这时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听后,立即赶去他家。
没想到,眼前的李伯伯已经病得如此严重,曾经那么高大的一个男人,如今却已经失去了整个下半身。我的心那个疼啊!却不敢流泪。看到我,他开始流泪。
因为我从小就认识他,我们两家经常互动,他也经常来我家与我爸爸窃窃私语、喝一小杯闷酒;遣返以后,他又经常到鄌郚看望我的父母,有时就在鄌郚街上唯一的一家饭店里一起吃一顿饭,聊聊内心的苦闷。我熟悉他的性格——他是那种悲剧性的性格,所以,他喜欢奥勃洛莫夫;也熟悉他的说话方式,虽然他已经不能清楚地表达,但我仍然能够听懂他想说什么。他呜噜呜噜地对我说:“孟孟,你是一个好孩子啊!我非常想念你啊!你那么孝顺你妈妈,我很欣慰啊!”
呜呜呜……
接着,他又告诉我,他想死,可是连死的能力都没有了。他说自己曾经有过两次自杀的念头,一次是想用刀割手腕,没有力气;另一次是想用电线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没有成功。说着说着,他又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知道,他之所以把这些话都告诉我,是因为他喜欢我、信任我,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也像爱自己的长辈一样爱他。可是,那一刻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安慰他,告诉他我还会再来看他的。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事实上,直到他去世,他的前妻都没有通知我。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李伯伯已经离开了这个令他痛苦的世界。对于他的前妻没有通知我李伯伯去世的消息,也没有通知我参加他的葬礼,我心里一直非常不满——她明明知道我是李伯伯在这个世界上最信赖的孩子。我甚至没有机会再去看他一眼,向他作最后的告别。这个消息让我非常难过。
李伯伯是一个才子,他读过很多书,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是板桥体。他曾经用自己擅长的板桥体,为我刻过一枚印章。那是他为了感谢我对妈妈的照顾和陪伴,特意送给我的,我一直视为最珍贵的纪念物。
李伯伯也是我从小就熟悉、一直敬重和喜爱的长辈。他经历了从假离婚到真离婚的痛苦,失去了原本期待能够重新拥有的家庭。即使后来重新回到家中,也再没有找回从前的温暖。而我的妈妈,直到自己病重,仍然惦记着他的命运,努力想让他重新拥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一个曾经失去家庭的人,始终记得那个努力为他找回家庭温暖的女人。他们之间的情谊,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朋友的关系。
回过头来看,那个年代的离婚,有着许多不同的原因和复杂的结局。有些人真正离婚,是为了让妻子和孩子摆脱政治牵连;有些人协商假离婚,是希望用暂时的分离换取孩子的前途,等待将来家庭重新团聚。然而,婚姻关系一旦改变,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原本为了保护家庭而作出的选择,最终却可能成为家庭破裂的开始。
我的妈妈选择了另一条路。她拒绝了两次离婚的要求,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带着孩子陪伴爸爸一起离开青岛。她保全了自己的家庭,也保全了爸爸在苦难中继续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撑。而李伯伯的经历,则让我看到了另一种令人遗憾的结局。这些选择没有简单的对错,也不能用今天的生活经验去轻易评判——它们都是那个年代留给普通人的人生难题。而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家庭、夫妻之间的约定、没有实现的团聚,以及一个个最终无法弥补的遗憾,都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
谨以此文,纪念我敬重的李伯伯。
作者:姚婉如
作者原创,世说文丛首发;图片由作者提供,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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