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拂讲《记念刘和珍君》,讲得教室里静悄悄,“全班同学都给带到了1926年的那个清晨”。讲到杨荫榆时,她按注释和大纲批评了这位女师大校长,又顺手钩了一道“花边”:七七事变后在苏州沦陷区,杨荫榆多次只身闯入日军兵营,当面痛责其暴行,1938年元旦被日本兵哄骗出门枪杀。一位课本已经定调的人物,就这样被讲成了“存在争议”。
李玉壶讲的是排中律。作者由此想起《威尼斯商人》里那道金、银、铁盒子的逻辑题,想起自己小学时算这道题算了将近十分钟,而母亲说“得法的话,十秒钟足矣”;也想起高一那年演的侦破话剧《第一计》——技术层面缺了逻辑推理这一环。
文章后段有一层更重的意思:1952年院系调整,逻辑学课程在中小学、大学一并取消,以苏式“辩证法”取而代之。作者把这些老师当年在罅隙中“夹带私货”的举动,比作远航船的“压舱石”。
《记念刘和珍君》是刘春拂老师讲解的。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讲了吗?讲了。
“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讲了吗?也讲了。
讲解时真挚、投入、声情并茂;教室里静静悄悄、一片空茫——全班同学都给带到了1926年的那个清晨,领到了“段执政”的府前大街;二中的学生,无声地汇入了女师大的队伍。枪响了,白色硝烟里,我看见远在前排的刘和珍晃了晃,倒下了……
淋漓的鲜血中,让我记住了那两段悲壮无比的名言经典。
交代背景时,少不了要提及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抨击了她开除刘和珍等六个爱国学生,并讥嘲她在反动阵营中“广有羽翼”。按课文的注释和大纲的要求,这已足够了,但刘老师顺手又钩了一道“花边”,说是对于作古的人物盖棺论定,杨荫榆女士也有可以商榷,甚至值得肯定的一面:七七事变后在沦陷区苏州,她多次只身闯进日军兵营,当面痛责其奸淫掳掠种种暴行,她在1938年元旦那天,被日本兵哄骗出门惨遭枪杀。
就在她遇难前20天,南京大屠杀已然开始。姑苏、南京近在咫尺,她不至于听闻不到那巨大的噩耗,可还是奋不惜身、面斥敌酋而壮烈殉国。
(鲁迅病逝于杨遇害前两年,倘身后有知,兴许对杨之评价会有所变更?)
对于一位课本已定调、定性的民国教育界著名人士,一经刘老师“钩沉”为“存在争议”,无疑会拓宽学生的认知视野、思路,深化对一特定历史节点的理解与探讨——任何时代,都有其自身的复杂、纠结,并非仅凭单一线条即可解构、穷尽。
有趣和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过程中,刘老师充分运用了所谓“政治智慧”:她已领悟到“一分为二”的真谛、妙处,通过语法上“虽然——但是”的娴熟转折,完成了对历史人物的公允、全面观照。暂避锋芒、远离敏感的政治漩涡而另辟蹊径、换个“战场”施展拳脚,是语文教学展现出来的另一种智慧。
语法、修辞加大了授课时数,就不多说了。印象较深的,是老师们还致力于逻辑学、语义学等领域的必要扩容。
比如悄悄塞入了《形式逻辑》的要点:三段论(大小前提与结论)推理,归纳与演绎,同一律、矛盾和排中律……以及语义学的能指与所指等。还凿通了语义学、哲学跟逻辑学之间的壁垒,记得所举例子是“因为,所以”:它既从属于语法,又体现了内在逻辑,还可归类于马哲五大范畴中的“因果关系”。
忘了是李玉壶还是刘春拂主讲(总之二人都讲过),生动、传神详析了排中律之旨要,醍醐灌顶,一下叫我开了窍,并举一反三,解决了困扰多年的一道难题。
对莎翁名剧《威尼斯商人》大家都耳熟能详,老版(朱生豪、梁实秋还是谁译介的,忘了)里有一逻辑题:凡年轻小伙子向鲍希娅求婚,倘经论证给出了正确答案,就嫁给他。
金、银、铁三个密闭盒子里,只在一个盒子里放入了她自己的肖像;三个盒子外面分别贴了张纸条,依次写有“肖像不在我金盒子里”“肖像就在你金盒子里”和“反正肖像不在我铁盒子里”。鲍希娅特别强调:三张纸条上,真话只有一句。
鲍小姐美丽、聪慧又富有,求婚的挤破门;但肖像到底在哪?竟无人能给出答案。
惟她的意中人巴萨尼奥,经推理作出了正确判断:肖像在铁盒子里面。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巴先生的“智娶”鲍小姐,一时也传为佳话。
此题小学时我也作过推理论证,绞尽脑汁总算合理推导出了答案。但老妈笑了:太慢了。你用了将近10分钟,得法的话,10秒钟足矣。
老妈抽身忙她科研去了,把指点我方法的承诺忘到了爪哇岛上。感谢高中的语文老师给讲解了排中律,忆及了童趣不说,且果真10秒内搞定——有兴趣,您不妨一试。
彼时已临近弱冠之年,突发奇想便穿越到了威尼斯,畅想着成为巴萨尼奥潜在的求婚对手,美美地睡不着觉:花落谁家,还是个未知数哩!
倏忽间就联想到侦破话剧《第一计》,是高一那年元旦联欢师生合演的。
“党的领导和依靠群众是第一计”——该剧主题鲜明,原则性极强,但在技术层面,却似乎有所忽略:面对纷纭复杂的众多疑点,为什么不调动、发挥专业人员的优势?不去寻求逻辑推理的方法?就整个剧情来看,公安部门逻辑推理的意识确乎有些淡薄;大量时间用在了走访群众、开会鼓劲儿上。这当然无可厚非,但若是把“同一”“矛盾”和“排中”等定律充分运用起来,破案效率将会大幅提升,而时间、人力和物力的成本,也必将大幅下降。
进而又想起小学看过的电影《羊城暗哨》《铁道卫士》和《国庆十点钟》,影片中强调的,无一不是领导的高度重视、群众的积极参与,都没有在侦查结束后运用上逻辑推理;而同样是小学时所读的柯南道尔《四签名》和《巴斯克维尔猎犬》,逻辑推理,却给放到了破案的极重要位置。
小说与电影有别,可多年后我读了《羊城暗哨》剧本,里面同样不见逻辑推理。
取消了逻辑推理,现当代破案,怕是很大程度上只能沿用古老的办法。
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像一艘远航船,它意气风发、义无反顾地起锚了,却把举足轻重的“压舱石”遗落于彼岸,那将如何保证航程的平稳、顺畅?是部分睿智的水手出于终极的安全考量,又悄然折返回来……
这一未必贴切的比喻,旨在强调逻辑学在诸多思维方式中的奠基作用;它,保证了推论全程的稳定、坚实和自洽的严谨,是一切学科理性研究的“压舱石”。
鼎革后最具权威的大家首推金岳霖,被誉为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开创者。
当身处帝都的他面临高压噤声之后,远在青岛海边的二中李玉壶、刘春拂先生,在贯彻教学大纲之余,于罅隙中“夹带私货”“暗度陈仓”,向学子、后人们揭示了逻辑的价值。
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给人看,那就是教科书中的“悲剧”概念了;李、刘不同,他与她没有置身局外,而是将价值传承了下来——支撑他们的,似是某种朦胧的历史责任。
“远航船”“水手”云云的形象化感慨,也饱含了我对恩师们当年义举的致敬。
当然,须深切致以敬意的,不仅仅是讲授逻辑的那几位老师;凡是身处逼仄环境,仍恪尽天职、不辱使命的先贤们,在有生之年,均不会淡出我满怀感恩的回望。
后来才知道:1952的“院系调整”是个分水岭:伴随着旧中国的高等学府、异邦的教会大学(连同他们兴办的医院)被清理门户,殃及池鱼,逻辑学这一无辜学科的相关课程也同步取消,中学、大学乃至全中国的教育与科研领域,一刀切。
现代逻辑清末民初传入中国,鉴于选择了斯大林道路、“一边倒”地学老大哥,故紧步苏联大批判后尘,以苏式“辩证法”(并非黑格尔的辩证法)将其取而代之了。
一招鲜吃遍天,一招昏呢?
后果是显然的:导致了上自学术讨论、下至日常闲话中的概念错乱、偷梁换柱、胡搅蛮缠……一步步走向常态,且人人不以为意,已深刻影响或曰贻害几代人。
逻辑学研究的对象,乃推理、论证的规律。甭管是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均具有提升分析能力的方法论意义。而不讲逻辑的危害呢,会脱离就事论事,把情绪、经验或权威凌驾于证据和推理之上,陷于无谓的非理性冲突。
(待续)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