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自引所为文”——苏轼的自信与定力
《容斋随笔》有一则《东坡自引所为文》。
洪迈发现，苏轼写文章有一个习惯：喜欢引用自己过去写过的文字。写《德威堂铭》，引用自己当年起草的诏书；写《张文定公墓志》，又引用自己过去的奏议和制词。洪迈特意把这些例子一一列出来，最后还说，自己后来任翰林学士时，替陈敏写诏书，后来为陈敏作神道碑，也曾照样把原来的诏书文字引进去，不无自得地说道：“正以公为法也。”
洪迈看见的是一个文学现象，我读到这里，却想到苏轼性格中的两样更重要的东西：自信与定力。
一个人引用别人写过的话，并不稀奇；引用自己，却多少需要一点自信。尤其是几十年前写下的文字，到了后来仍然觉得值得引用，更需要一种不轻易否定自己的定力。苏轼恰恰如此。
《德威堂铭》中的那两段话，本来是元祐二年三月，苏轼替朝廷起草给文彦博的批答。文彦博当时请求致仕，朝廷不许。
诏书先以西伯、太公和鲁穆公、子思的故事劝他，又以唐太宗起李靖、穆宗文宗不能用裴度为例，说明老臣对于国家的重要。其中有一句：“公自为谋则善矣，独不为朝廷惜乎！”
又说：“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于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际，不能用裴度于未病。治乱之效，于斯可见。”
后来苏轼为文彦博作《德威堂铭》，把这两段诏书重新写进去。
为什么？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的文字，更因为，他认为这些话说得好，而且放到新的文章里仍然合适，他并不太在意“这是我以前说过的，今天就不能再说”，如果一个道理仍然成立，一句话仍然有力量，那么重用一次又何妨？
这也是洪迈特别注意到这个现象的原因。
但更有意思的，还不是这些成年以后写下的文字，苏轼甚至会引用自己少年时代的文章。苏轼十岁左右写过一篇《夏侯太初论》，其中有一句极漂亮：
“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
意思是，一个人能够砸碎价值千金的宝玉，却未必不会在破锅的声音中失声惊叫；能够搏击猛虎，却未必不会面对小小的蜂蝎而变了脸色。
少年苏轼观察到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性事实：人并不总是按照危险的大小来反映。真正的大敌来临时，人反而可能镇定；微不足道的惊扰，却可能使人失措。
几十年以后，这句话竟然又出现在《黠鼠赋》中。那时的苏轼已经不是那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而是经历过仕途风雨的成年人，可他依然认为少年时的这个判断没有过时，于是又把它写了出来。
这件事情比“记忆力好”更值得玩味，因为记得住，并不等于认同。一个人可以记得自己年轻时说过什么，却未必还相信当年的话。
苏轼却不同，他几十年前看到的道理，几十年后仍然拿来解释人生。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例子。
苏轼少年时，他父亲苏洵曾经读欧阳修的《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苏轼听后，随手拟作对句：
“匪伊垂之，而带有余；非敢后也，而马不进。”
这是从《诗经》和《论语》中各取一句，巧妙对成一联。
据记载，苏洵看后曾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后来，这句话果然应验，多年以后，苏轼任职朝廷，获赐对衣、金带和马，写《谢赐对衣金带马表》，又把少年时代的这副对句用进去：
“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
一个十岁左右孩子写下的对句，几十年后仍被成年后的自己郑重其事地搬进奏表，这就不仅仅是记忆力了，这是一个人对自己少年才华的认可。
当然，苏轼并非一个从来不改变自己的人，相反，他一生经历的变化极大。从京城到密州、徐州，从乌台诗案到黄州，从惠州到儋州；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屡经磨难的晚年，他对仕途、功名、人生、归宿的理解都在不断变化。
但变化并不意味着否定一切过去，苏轼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会改变，却很少轻易否定从前的自己。
少年时代喜欢庄子，后来仍然喜欢；少年时代对人性的某些观察，后来仍然认可；少年时代写下的佳句，几十年后依然可以拿来使用。
这是一种很难得的精神品质。
许多人到了中年，会觉得年轻时的自己幼稚；到了晚年，又觉得中年时的许多想法也需要推翻。
苏轼却似乎始终愿意与年轻的自己相处。
他当然知道年轻时有局限，但他也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并不是不断推翻过去，而是在过去的基础上继续生长。
一个人能够记住自己年轻时写过的话，并不难。难的是，几十年以后，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依然觉得那句话说得有道理。所以，我读《容斋随笔》“东坡自引所为文”一则，读到的是一个人的精神连续性。
这需要记忆，更需要自信，也需要一种不轻易被外界改写的定力。
苏轼的一生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他有过犹豫，有过愤懑，有过失意，也有过对自己过去选择的重新思考。但在这些变化之下，似乎一直有一根线没有断，那就是他对自己所见、所思、所感的信任。
所以，当洪迈把那些“东坡自引”的例子记录下来时，他呈现出了东坡文章的好，记性也好；而我们今天回头看，却会发现，这些自引的文字像一串小小的脚印，帮助我们辨认一个人的精神轨迹。
少年苏轼写下：“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
几十年后的东坡依然相信。少年苏轼写下：“非敢后也，而马不进。”
几十年后的东坡依然舍不得丢掉。
一个人一生能够走得多远，当然取决于时代、际遇和才华。
但能够走得很远以后，仍然认得年轻时的自己，并且愿意对他说一句——
你当年看到的，有些东西是对的。
这就是苏轼“自引”留给我的最大感触：它不只是自信，也是定力，更是一种难得的自我连续。
2026.9.27
是“梦”还是“寄”——《赤壁怀古》异文背后的东坡世界
读《容斋随笔》，常常会遇到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细节。洪迈在《诗词改字》一则中记载，有一位名叫元不伐的人，家里收藏黄庭坚手书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后世通行本有数处不同：
“浪淘尽”作“浪声沉”，“周郎赤壁”作“孙吴赤壁”，“乱石穿空”作“乱石崩云”，“惊涛拍岸”作“惊涛掠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作“多情应是笑我生华发”。
最后一句则是：“人生如梦”，作“人生如寄”。
洪迈并未断言哪个版本正确，只是感叹：“不知此本今何在也。”
千年之后，我们自然已经无法知道黄庭坚所见究竟是不是苏轼原稿。前面那些异文，也许各有道理。但如果说其中哪一处最值得玩味，我以为并不是“浪淘尽”还是“浪声沉”，也不是“周郎赤壁”还是“孙吴赤壁”。
而是最后那个“寄”字。
这两个字背后，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生理解，一字之差，已经不仅是文字问题，而是人生问题。
“人生如梦”与“人生如寄”，看似相近，其实并不相同。
梦，是虚幻的，寄，是暂住的。梦醒之后，一切皆空；寄居虽短，却真实存在。
中国文化中，“人生如梦”源远流长：庄周梦蝶，真幻难分。佛家又讲“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种传统强调的是世事无常，万法皆空。
而“寄”则属于另一条脉络。
《古诗十九首》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曹丕《善哉行》说：“人生如寄，多忧何为。”
所谓“寄”，本义便是寄居、暂寓，它承认生命短暂，却不否认生命真实。客居不是虚无，旅途不是幻觉。世界依然存在，只是我们终究不能久留。
细想起来，这种观念似乎更接近苏轼。
这些年读苏轼，发现，“寄”几乎是理解晚年东坡的一把钥匙。王水照、朱刚在《苏轼评传》中甚至将第一章即命名为《吾生如寄耳》，并在最后专设“颜子学与寄寓思想”“寄寓者的文化性格”等章节，可见他们认为“寄寓”乃是理解苏轼精神世界的重要线索。
事实上，“人生如寄”并非偶然出现于苏轼的某一首诗中。据王水照、朱刚统计，“吾生如寄耳”这样的感叹，在苏轼诗文中反复出现多次，贯穿其后半生。
《前赤壁赋》有：“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和陶诗》有：“人生如寄耳。”《临江仙》有：“长恨此身非我有。”
这些文字反复指向同一种感受：人只是天地间暂时的旅人，尤其是在黄州以后，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
过去读《赤壁怀古》，总觉得那是一首豪放词。
大江东去，乱石崩云，惊涛拍岸，雄姿英发。
气象何其雄伟。读得久了，才发现它真正动人的地方，并不在豪迈，而在苍凉。
苏轼写这首词时，已经经历乌台诗案，从湖州知州一下跌为黄州团练副使，昔日“致君尧舜”的理想忽然中断，功业无从谈起，前途难以预料。站在赤壁之下，他看到的不只是周瑜，也看到了自己。周瑜二十四岁为建威中郎将，三十多岁便建立赤壁奇功。而此时的苏轼已是不惑，却戴罪谪居江边。
两种人生在赤壁相遇，于是才有：“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切勿把这理解为失意，我倒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觉悟。苏轼开始意识到，人生未必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展开。功业未必属于自己，甚至连身体都未必属于自己。
正如后来他说：“长恨此身非我有。”
从前那个执着于建功立业的苏轼并没有消失，但他开始学着接受另一种可能。
接受人生的暂时性，接受命运的不确定，接受自己只是天地间一个过客。
这便是“寄”。
所以我觉得，即使无法证明黄庭坚所书的“人生如寄”一定是苏轼原稿，它依然比“人生如梦”更接近东坡。
因为苏轼从来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太热爱这个世界了，他爱月亮、爱竹子、爱朋友、爱百姓、爱山川、爱美食，爱生活中一切具体而真实的东西。
如果人生只是梦，这些热爱便失去了依托，而如果人生是寄，则一切都能够成立。
正因为知道不能久留，所以更加珍惜相遇；正因为知道人生短暂，所以更加热爱眼前；正因为知道自己只是过客，所以能够在黄州种地，在惠州啖荔枝，在儋州讲学。
寄居而不悲观，漂泊而不沉沦，失意而不绝望，这正是东坡最了不起的地方。
洪迈记录的，不过是一个异文。
然而今天来读，却仿佛让我们窥见了东坡精神世界深处的一扇门。
那扇门后，不再只是“大江东去”的豪情，也不只是“人生如梦”的感慨。
而是另一种更成熟、更深沉的人生智慧：
人生如寄。
既然如此，何妨且尽此生之兴。
2026.9.26
中秋望月——读二苏三阙《水调歌头》
每到中秋，中国人大概总会想起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一千年来，这首词几乎成了中秋的代名词。
年轻时读它，读的是豪放与旷达；后来读它，读的是人生聚散；这些年再读，却觉得，若只读这一首，其实未必真正读懂了当时的苏轼。
这些日子重读《东坡乐府》，偶然把苏轼前后两年的两首《水调歌头》，以及苏辙在徐州中秋所作的一首放在一起，竟然发现，这三首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故事并不复杂。不过是兄弟离别、重逢，又离别。
但正是在这两个中秋之间，不仅看见了苏氏兄弟的深情，更能看见苏轼内心悄悄发生的转变。
1076年中秋，苏轼在密州。
这一年，兄弟二人已经七年未见。
中秋之夜，月色如洗，酒至深处，苏轼写下《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后人解说这几句，大多从仙境与现实、理想与人生的角度去理解。
这样的解释当然不错。
但若回到当时的处境来看，也许还能读出另一层意味。
熙宁变法推行数年，朝局已现波折。这一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身在地方的苏轼并未放弃兼济天下的理想，朝廷既仍有吸引力，也让他越来越感受到其中的压抑与危险。
于是便有了这种微妙的矛盾：想去，又想退；想有所作为，又害怕“高处不胜寒”。
词中的“归去”，未必只是飞向月宫，也未必全然没有现实人生的投影。
只是到了最后，他仍把个人的忧思化入了普遍的人生感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于是，一个人的思弟之情，变成了天下人的中秋之情。
这正是苏轼最了不起的地方，他总能把自己的悲欢，写成众人的悲欢。
然而，一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1077年，苏轼改知徐州。
苏辙来到徐州，与哥哥团聚百余日。七年离别之后终于相见，本应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于是有了苏辙那首《水调歌头》。
词一开头便说：“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
短短七字，把七年的思念尽数收入其中。
接下来：“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
一个“岂意”，写尽意外之喜。
本来以为仍是天各一方，谁知竟能同游古汴，同听凉州。
人生最珍贵的快乐，往往正来自这种久别重逢。
可惜快乐越深，离别便越痛，词到下阕，忽然一转：“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
读到这里，令人心头一紧。离别尚未发生，悲伤已经提前到来。
今夜还在把酒言欢，明夜却已孤帆远去，月亮没有变化，人却又将分离。
这种对未来离别的预感，比单纯诉说伤感更加动人。
词的结尾：“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更把这种伤感推向深处。
王粲登楼望乡，本就是中国文学中最著名的漂泊意象之一。苏辙担心的已经不只是眼前分别，而是未来漫长的人生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如果说《明月几时有》中的苏轼还在仰望天空，那么这首《徐州中秋》中的苏辙，则始终凝视着人间。
而真正让我感兴趣的，却是苏轼写给弟弟的和词。
因为苏轼在词序中明说：“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
弟弟太悲伤了，于是哥哥写词来劝慰。
然而细读之下却会发现，这首词不止是宽慰弟弟其实也是在劝自己。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
开篇便不是明月，而是白发，不是团圆，而是岁月。
“中年亲友难别”，一句话便把人生说透了。
少年离别，总觉得来日方长；到了中年，却知道每一次分别都可能比想象中更久。
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这里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
在《明月几时有》中，苏轼仍处于进与退之间，而到了这里，他已经开始认真思考退路。功名固然可贵，但官场却越来越让人疲惫；理想仍在，热情却不如从前。
“雅志困轩冕”五字，几乎让人提前听见了后来黄州东坡的脚步声。
两年之后，乌台诗案爆发，苏轼的人生从此发生巨大转折。
黄州是东坡成熟的重要起点，而不是全部起点。
黄州更像是经历过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后的宁静，而密州、徐州则是在暴风雨酝酿中。黄州没有凭空创造一个新的苏轼，而是让那些早已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思考因着乌台诗案的急风骤雨迅速催生出来。
因此，把这三首《水调歌头》放在一起读时，看到三首望月的情感是递进的：
第一首，是未见时的相思；
第二首，是重逢中的惜别；
第三首，是惜别之后的自我开解。
而在这条情感轨迹背后，还有另一条更深的线索：
从“我欲乘风归去”的犹豫，到“雅志困轩冕”的自觉；从对功名仍有期待，到开始思考人生真正的归宿。
这样的苏轼更真实，这样的中秋，也比月饼与团圆更值得回味。
窗外依旧是一轮明月。
千年前的月光，照过密州，照过徐州，也照过二苏的离合悲欢。
而今夜即便有雨，它仍然在云外照着我们。
人与人的故事不断改变，月亮却似乎从未改变。
月亮并不懂人间的悲欢。
真正让它动人的，不仅仅是似水月华，而是月光下的人。
附：
苏轼：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八月十五日[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辙：水调歌头 徐州中秋（八月十五日[2]）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
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
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
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
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
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
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苏轼：水调歌头 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门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八月十五日[2]）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
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
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
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
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唯酒可忘忧。
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2026.9.25
“独铭五人”——苏轼心中的君子名单
《容斋随笔》有一则《文字润笔》。洪迈从晋宋以来的润笔之风谈起，说唐代以后，碑铭墓志几乎成了一门生意。李邕为人作碑，金帛盈门；韩愈写《平淮西碑》，获赠绢五百匹；皇甫湜嫌裴度酬谢太薄，竟公开索价；长安城里甚至出现“大官卒，其门如市”的景象。求铭者奔走，撰文者竞逐，俨然市场一般。
说到这里，洪迈忽然笔锋一转：“唯苏坡公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
洪迈刻意提到的苏轼，顿时让我这样以读苏为乐的人精神为之一振。
以苏轼的文章名望，天下求文者不知凡几。他为什么偏偏只为五个人作铭？又为什么是这五个人？
答案其实就藏在苏轼自己的话里，元祐六年，张方平去世。苏轼在祭文中写道：“轼于天下，未尝志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
注意，他说的不是“功高”，不是“名重”，更不是“位尊”，而是这两个字：盛德。
这两个字，几乎可以视为苏轼评价人物的最高标准。
细看这五个人——富弼、司马光、赵抃、范镇、张方平——会发现他们并非同一种人。
有人是宰相，有人是谏臣，有人长于治国，有人以清廉闻名，有人刚直，有人宽厚，有人锋芒毕露，有人温润如玉。然而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气质：人格重于功名。
而这，正是苏轼最看重的东西。
富弼能让苏轼铭之，并非偶然。
在苏轼眼里，富弼代表的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庆历年间出使辽国，面对强敌，据理力争；仁宗朝辅政多年，历经党争而不改初衷。后世评价富弼，多用“社稷臣”三字。苏轼为其撰《富郑公神道碑》，并非因为他做过宰相，而是因为他身上体现了士大夫最珍贵的一种品质：
国家有事，我来承担。
这种担当，是苏轼自己最欣赏的政治人格。
司马光则不同。苏轼最敬佩他的，是一个“诚”字。
司马光一生，不以机巧取胜。他修《资治通鉴》十九年，几乎耗尽半生心血；政治立场与王安石尖锐对立，却从不以私害公。元祐初年重新执政，仅一年多便病逝。
苏轼后来概括司马光人格，用了两个字：“至诚”。在他看来，司马光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学问，也不仅因为政绩，而是因为做人做事始终如一。一个“诚”字，贯穿终身。
赵抃则代表另一种品格。后世提到他，总会想到“铁面御史”。弹劾权贵，不避权势，监察地方时一琴一鹤，人称“琴鹤赵公”。但苏轼真正欣赏的，并不仅是他的刚直，刚直的人很多。能够刚直而不刻薄，严厉而有温情，却很少。
苏轼在神道碑中所写到的，是赵抃爱民如子的另一面。所以赵抃留给后世的，不只是清官形象，更是一种士大夫对于百姓的责任感。
范镇则是“守道”的代表。仁宗无子时，满朝避谈立储，唯独范镇连续上疏，坚持国本大计。
有人统计，他为此前后上疏十余次。一件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能够坚持一天并不难，坚持十几年却极难。
范镇最令人敬佩的，不是聪明，而是不变。世道人心不断变化，他却始终守着自己的原则。
苏轼对此极为推重，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最后一位，是张方平。若论私人感情，这恐怕是苏轼最敬重的人。如果说欧阳修发现了苏轼的才华，那么张方平，则保护了苏轼的成长。
苏轼在墓志铭中说：“（仁宗）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举而得富弼，再举而得公。”在祭文中又说：“升堂入室，问道学礼，靡求不供。”这已经不仅是政治前辈，更像一位人生导师。
张方平最大的特点，不是锋芒，而是宽厚。
王安石变法期间，他多次提出批评，却始终保持温和理性；面对政见不同的人，也能相互尊重。
苏轼后来回忆仁宗朝旧臣时，最推崇的恰恰是这种气度，所以他评价张方平：“伟欤我公，实浮于声。”
意思是：他的真实人格，远远超过世人的名声。
读到这里，我看到了一份苏轼心中的君子名单：富弼代表担当，司马光代表诚正，赵抃代表清廉，范镇代表守道，张方平代表厚德。
五个人，恰好构成了苏轼心中理想士大夫的完整画像。
更有意思的是，这五个人几乎涵盖了苏轼一生最推崇的全部品质。
他们在政坛上未必都是顺风顺水的人，却都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苏轼于本朝人物“独铭五人”，让我想起他评价历史人物时的一贯标准：称义帝为“天下之贤主”，不是因为义帝成功，而是因为义帝守住了原则；批评范增，不是因为范增失败，而是因为关键时刻没有守住去就之义；赞赏田横，不是因为田横赢了，而是因为田横守住了人格；轻视吕布，也不是因为吕布败了，而是因为吕布在最后关头放弃了人格。
所以苏轼看人，从来不先看成败，而是先看德性，看一个人最终守住了什么。
因此，《独铭五人》真正重要的，也许不是这五个人本身。
而是通过这五个人，我们终于看见了苏轼心中的尺度，不是权力，不是财富，不是功业，甚至不完全是才华，而是人格。
读史读到最后，常常会发现，一个时代最珍贵的遗产，不是它留下多少功业，而是它留下多少值得后人敬重的人。
而苏轼亲手写下的这份“君子名单”，或许正是北宋精神世界最动人的一页。
2026.9.24
忧治世，危明主——苏轼历史眼光中最深刻的警醒
读《容斋随笔》，常常会发现洪迈善于借古人解古事，而他最喜欢借来照亮历史的人之一，便是苏轼。
洪迈读书并不满足于考订事实，也不满足于搜罗掌故，而总能从史事背后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这一则《汉唐二武》，就值得停下来反复咀嚼。
洪迈先引用苏轼的一句话：“古之君子，必忧治世而危明主。”
然后自己感叹道：“美哉斯言！”
洪迈所引苏轼的话出自苏轼的《田表圣奏议叙》。
“忧治世而危明主”仿佛一道闪电，照亮了许多人习以为常却未必深思的问题。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乱世可忧，盛世可喜；昏君可惧，明主可贺。
苏轼却偏偏反过来说：忧治世，危明主。
乍听似乎不可理解。天下既已大治，还有什么可忧？君主既然贤明，还有什么可危？
然而细思之下，便会发现，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论，而是苏轼从历史中提炼出来的一条经验。
他说：“明主有绝人之资，而治世无可畏之防。”
这是极深刻的观察。
所谓“绝人之资”，就是能力远远超过常人。一个能力平庸的君主，往往知道自己有限，所以尚能听取意见；一个极其聪明、自信而且不断成功的君主，却容易相信自己的判断永远正确。
而所谓“治世无可畏之防”，则是说天下安定之后，原本能够制约权力的警惕心往往会逐渐消失。
人人歌颂盛世，人人相信圣明，人人觉得天下无事。危险却正是在这种时候悄悄积累。
苏轼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并非空谈，而是来自历史经验。
洪迈举出的两个例子极具代表性：一个是汉武帝，一个是武则天。
二人都不是昏庸之主，相反，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极具才能的人物。
汉武帝北击匈奴，开拓疆土，奠定汉朝强盛之基；武则天驾驭群臣，稳定天下，在唐代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然而也正是这两位强势而英明的统治者，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灾难。
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使太子刘据自杀，皇后卫子夫身亡，数万人受到牵连。
武则天时期，酷吏横行，罗织成狱，朝野人人自危。
后人提到这两位君主，往往既佩服他们的才能，又痛恨他们制造的灾难。
洪迈因此感叹：“后世闻二武之名，则憎恶之。”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正是因为他们太聪明，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太强调自己的权威，太看重自己的成功。于是最终失去了对权力的警惕。
读到这里，引申到苏轼《范增论》中的一句话：“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这句话讨论的是楚汉之争，背后是一种相同的思维方式。
苏轼看历史，最重视的从来不是结果，而是征兆，项羽杀宋义，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一场军中政变，在苏轼眼里，却已经是弑杀义帝的前兆；义帝之死，在别人眼里只是政治斗争，在苏轼眼里，却已经预示项氏集团将失去天下人心。
所以他说：“知几其神乎。”
能够看见征象的人，往往比能够看见结果的人更加高明。
同样的道理，汉武帝时巫蛊之祸不是突然发生的，武则天时罗织之狱也不是突然发生的。
在灾难真正降临之前，早已有无数细微的信号出现，只不过盛世之中的人们往往沉浸于成功，不愿看见而已。
因此，苏轼欣赏的从来不是那些跟着喝彩的人，而是那些在人人喝彩时仍敢提出警告的人。
《田表圣奏议叙》所赞扬的田锡，字表圣，是北宋初年著名谏臣。太宗、真宗时代，在后世看来几乎是北宋最安定的时期之一，而田锡却不断上疏言事，宋真宗曾对宰相李沆说：“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缺失，方在思虑，锡之奏章已至矣。若此谏官，不可多得，天何夺之速乎！”。苏轼将他比之贾谊，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因为忠臣不是盛世里的颂歌作者，而是盛世里的报警之人。
为了强化这一看法，苏轼特意举出贾谊的例子。汉文帝时期，天下太平，刑罚几乎废置不用，后人都称赞这是“文景之治”，可贾谊却写下《治安策》，说天下有“可长太息者”“可流涕者”“可痛哭者”，在当时看来，似乎危言耸听。后来七国之乱爆发，人们才知道贾谊并非杞忧。
苏轼之所以特别欣赏贾谊、田锡，也许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敢于进谏。更因为他自己正生活在一个自信而强大的时代。北宋立国百余年，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士大夫普遍相信本朝远胜前代。然而苏轼却看见了另一面：党争渐起，言路时开时塞，权力不断扩张。许多人看到的是盛世气象，他看到的却是盛世之中的隐忧。
真正有远见的人，往往在危机尚未出现时就已经感受到危机；真正负责的人，也不会等到大厦倾倒之后才大声疾呼。
苏轼的旷达缘于他的通透，在旷达之外，苏轼其实还有一种极其冷静而清醒的历史眼光。
这种眼光不迷信成功，也不迷信权威，更不迷信盛世。
他始终相信：权力越大，越需要约束；局面越好，越需要警惕；赞美越多，越需要批评。
因为历史上的许多灾难，往往不是诞生于衰败之时，而是诞生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际。
读《容斋随笔》至此，我明白了洪迈为何会为苏轼那十一个字击节赞叹。
因为它不仅适用于汉武帝、武则天，也不仅适用于某一个时代，它揭示的是历史反复出现的一种规律：乱世容易让人警醒，盛世反而容易让人麻痹。昏君容易让人防范，明主反而容易让人失去戒心。
所以古之君子真正艰难的，不是在乱世中痛骂昏君，而是在天下称颂之时，依然能够保持清醒。
这也是苏轼留给后人最深刻的提醒：真正的历史智慧，不是在灾难发生以后追悔莫及，而是在人人都说一切都很好的时候，依然能够看见那些正在悄悄生长的危险。
看见危险的人未必总是正确，但看不见危险的人，往往已经置身危险之中。
这便是为什么常常需要：忧治世，危明主。
2026.9.22
“欲将鞍马事曹瞒”——苏轼为何瞧不起吕布
近读《容斋随笔》，读到《田横吕布》一则，颇觉有意思。
洪迈把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人放在一起：一个是秦汉之际的田横，一个是三国时期的吕布。一个宁死不屈，一个临死求生，借苏轼的诗句强化自己的观点。一褒一贬之间，实际上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到了人生最后关头，究竟靠什么支撑自己？
洪迈写田横，笔下满是敬意。田横原是齐王宗室。楚汉战争期间，自立为王。后来刘邦统一天下，派使者召见田横，并许诺：“大者王，小者乃侯耳。”待遇已经十分优厚。若换作一般人，败局已定，能够保全身家富贵，未尝不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然而田横最终却没有接受。行至洛阳附近时，他对随从说：“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说完便拔剑自刎。
于是有了后来那段著名故事：岛上五百义士闻讯，也全部自杀殉主。班固称其“雄才”，韩愈经过田横墓时专门作《祭田横墓文》，赞叹：“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
洪迈读了感慨道：“其英烈凛然，至今犹有生气也。”
两千年过去，纸上的文字仍带着一股凛然之气。
接下来，洪迈忽然笔锋一转，写到吕布。
白门楼兵败之后，吕布被曹操捆缚，眼见性命难保，他却对曹操说：“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意思很简单：只要饶我一命，我替你打天下。
吕布确有万夫不当之勇，这番话若从现实角度看，其实并非全无道理。
活着，总比死了好。
然而洪迈对此却极为轻视。因为在他看来，田横与吕布最大的差别，不在才能，而在人格。
于是，他引出苏轼那句著名的诗：
犹胜白门穷吕布，
欲将鞍马事曹瞒。
这句诗出自《答范祖禹》。
彼时苏轼在徐州任上，自嘲年老贫寒：
而今太守老且寒，
侠气不洗儒生酸。
但紧接着便说：
犹胜白门穷吕布，
欲将鞍马事曹瞒。
细想，这里的“犹胜”二字极富意蕴。
苏轼并不是在嘲笑吕布失败，因为他自己的人生也并非一帆风顺。写这首诗时，他已经经历仕途蹉跎，对功名得失有了切身的体会。
真正让他看不起的，不是吕布败了，而是吕布到了最后，仍然只想着如何利用自己的武力换取生存。
田横面对失败时，想到的是：我是谁？而吕布面对失败时，想到的是：我还能干什么？
看似只是一个念头的差别，背后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田横宁可舍弃生命，也不肯以降臣身份北面事汉；吕布却试图以自己的武力换取曹操的赦免。所以田横死后，连刘邦都为之流泪；吕布活着时威震天下，死后却很难得到后世真正的敬重。
至此，我想到苏轼的《范增论》。那篇文章里，苏轼提出一个极精彩的判断：“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
在一般的楚汉故事里，人们容易把范增的最大失误归结为没有坚持让项羽杀掉刘邦。
苏轼却认为，真正的问题发生得更早。当项羽杀宋义、背离义帝的时候，范增就应该离开。因为那时已经涉及是非，而不仅仅是成败。
今天再读《田横吕布》，会发现苏轼的思路竟是一以贯之的。
他评价历史人物，往往不先看成功失败，而先看人在关键时刻作出了怎样的选择。
义帝为什么值得尊敬？因为他在关键处能够守住自己的判断，坚持“如约”。
范增为什么令人惋惜？因为他已经看见问题，却没有在应该离开的时候离开。
田横为什么令人敬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肯放弃自己的身份与尊严。
吕布为什么令人轻视？因为到了穷途末路，他首先想到的仍是依附强者、以才换生。
这大概也是苏轼史识中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他看历史人物，不只是看他们做成了什么，更看他们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什么。
因此，苏轼的历史书写并不是简单的“成王败寇”。
他当然知道成败的重要，也并不否认才能、功业的价值；但在这些东西之外，他始终还保留着一个更高的尺度——人格。
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笔下，失败者未必可轻，成功者也未必可敬。
义帝虽然最终被杀，苏轼却称他为“天下之贤主”；范增虽是项羽麾下最重要的谋臣之一，苏轼却以一个“陋”字批评他没有及时明辨去就；田横虽败亡海岛，却被他所处的文化传统一再称颂；而吕布纵有盖世武力，到了最后，却只留下“欲将鞍马事曹瞒”的讥诮。
由此再看苏轼自己，就更有意思了。他一生其实也不断面对类似的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保留自己的判断？是为了现实利益改变自己，还是承受代价也要保住一点精神上的独立？
苏轼并不是一个不懂得变通的人。相反，他一生非常懂得进退，也极有现实感。但他的变通，与吕布的反复并不是一回事。变通，是在现实中寻找可以继续生活的道路；失去原则，则是把自己也变成可以交换的东西。两者之间，看似只差一步，实则相隔甚远。所以，“欲将鞍马事曹瞒”之所以成为苏轼眼中的笑柄，不只是因为吕布曾经反复投靠不同的主人，而是因为到了最后关头，他仍然没有意识到：有些东西不能拿来交易。
天下可以失去，功名可以失去，甚至生命也可以失去。
但人格不能成为交换条件。
读《容斋随笔》至此，我觉得，苏轼之所以能够成为苏轼，不仅因为他会写诗，会作文，更因为他有一种特别的历史眼光。
这种眼光不迷信成功，也不迷信权力。它总能穿过功业、名声与胜负，看见更深的一层东西。那就是人格。
而这种史观，也并非孤立存在于某一篇文章、某一句诗中。
读《范增论》，看到的是“知几”——在事情尚未不可收拾之前，看见它的征兆；
读《田横吕布》，看到的是“守界”——在穷途末路之时，知道什么东西不能失去。
一个人既要有见势的能力，也要有守住自己的能力。
这或许正是苏轼读史真正高明的地方。
他读的虽然是古人，真正关心的却始终是人。
所以，他看田横，看范增，看吕布，也是在看自己：当命运把人逼到墙角的时候，究竟愿意失去什么，又究竟不愿意失去什么？
这才是“欲将鞍马事曹瞒”留给后人的真正意味。
2026.9.21
[1]即1076年。[2]即1077年。
作者：于学周
原作出处：读曰乐（作者微信公众号，2026.9.2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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