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顾孟余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十分陌生，少有人知道他的生平事迹。然而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他在学术界、政治界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幼年时入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习德文，17岁考取公费，赴德国留学，专攻政治经济学，他是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回国后，受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担任德文系与经济系教授兼主任，后又多次出任教务长，蔡元培不在的时候，他实际行使北大校长的职责。
顾孟余，原名顾兆熊，字梦渔、梦余，后改为孟余。原籍浙江绍兴上虞县西华村，因祖父和父亲科举入仕，遂离开家乡赴外地做官，因而举家迁入北方。1889年10月18日顾孟余出生于原直隶省宛平县（现北京丰台区）。
在20世纪20年代他是与蒋梦麟、胡适齐名的人物，与李大钊也是好朋友。他曾在报刊上介绍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也肯定五四学生运动对于历史与民族的意义。
顾孟余1917年入职北大。据他的学生周德伟回忆录《落笔惊风雨》记载，1920年周德伟入读北大预科时，初选修德文，后升入本科经济系，顾孟余给周德伟讲授经济学原理，第一堂课就问：“你们为何要学经济学？”学生们寂静无声，于是顾孟余说：“经济学不是教你们去发财的，不是教你们经营工商业或从事银行会计业务的，而是教你们如何经世济民。”周德伟回忆说，此一观点与其本来的抱负和父亲的期望相符合，因而对顾孟余先生十分敬佩。
顾孟余讲授奥派经济学掌门人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他的学生回忆，顾先生国语标准，声音洪亮，且所引材料之丰富，非一般人所能想象。所以每逢顾先生授课，常常吸引大量外系的学生前来听课，每每座无虚席，只好安排在最大的教室才能容纳得下。
顾孟余教学生读严复译《原富》（《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著），周德伟读后大为惊讶，“原来治国平天下之术，悉在于此。”
周德伟的德文教师海理威曾任青岛总督府秘书，在他的带领下，直接读顾孟余编的德文版《德意志科学论文选读》，海理威甚至称，顾先生的德文比德国教授更好。《选读》涉及包尔生、庞巴维克、门格尔、维塞尔、韦伯等，奥派经济学和德奥哲学的脉络是清晰可见的。放在今天或许难以想象，但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已经站在世界学术前沿，竟可以与当时最杰出的经济学大师并驾齐驱！
1924年春，顾孟余由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钊等人介绍，丁惟汾支持，开始步入政坛。
而影响顾孟余步入政坛的第一人就是其北大的同事李大钊。孙中山生前，李大钊曾力荐顾孟余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顾孟余又经蔡元培、李石曾引荐，成为汪精卫的主要幕僚，是汪最为倚重的人物。但是抗战爆发以后，尤其是汪精卫1938年底自重庆出走，发表“艳电”，建立汪伪政权后，顾与汪分道扬镳，拥蒋抗日。
1949年后，顾孟余与张发奎、张君劢、童冠贤、陈克文等在香港领导“第三势力”。可惜“第三势力”在海峡两岸都不受待见，顾孟余的名字渐渐被人遗忘。
（二）
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之后，段祺瑞临时政府为解决时局危机，响应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提议，筹议召开“善后会议”，胡适和顾孟余皆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应邀参加。
胡适在开始之初，较积极参与善后会议，他延续了他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的看法，认为“我是不怕人骂的。我此次愿加入善后会议，一为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二为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三为看不过一般人的轻薄论调。”这反映了胡适在现实政治中愿意妥协的性格特征。
不过，胡适参与善后会以及“为清室辩护”的行为，受到南方革命党的批评，周德伟说他“称溥仪为皇上”“出版红楼梦考证……费大力研究死问题，真是玩物丧志。”“如是胡先生在余价值表上，一落千丈。”
然而胡适的妥协终究是有底线的，2月18日会议召开之中，胡适对于段祺瑞未能停止军事行动感到失望。胡适在《晨报》上刊出辞职声明，“认为在战争状态之下无从善后”。
反观顾孟余，一开始就对善后会议持排斥的态度。据张国焘回忆，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提出两个条件：一为兼纳人民团体代表；一为会议涉及之军事财政最后决定权，应归属国民会议。孙的诉求遭段拒绝，孙段因而决裂。据周德伟回忆，“顾孟余眼光锐利，且素有政治抱负，平日不露声色而已。彼于接到聘书后，立即退还并在北京《晨报》登出一启事，有‘孟余绝不入此猪圈’之语。”，周德伟说，这是顾孟余一生最激烈之言。
周德伟的记忆略有出入，这则“顾孟余启事”登载于1925年2月23日的《京报》上，原文是“前接善后会议一函，匆忙中未及拆阅，投入纸箧，以为无事矣。乃顷见报载，所谓‘善后会议专门委员’者，竟列贱名，不胜诧异。今日权贵中三数相识，皆无恶感，不知何人恶作剧如是：孟余无似，未至化豚，岂能伴公等入豕牢耶？”
胡适当时看到这则报道，剪下这一启事保留在他的档案之中，并提写了“顾孟余的清高”作为这一档案的标题。今天我们在胡适档案里仍能看到这一剪报。
（三）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病逝于香港，顾孟余深感悲痛，他参加了3月7日在香港的葬礼，并在《东方杂志》撰写了《忆蔡孑民先生》一文。他称赞蔡元培开启了近代追求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之风。然而，悲恸之余，继任者的抉择成为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蔡先生以卓越学术与广阔胸怀奠定中研院根基，辞世留下的院长空位，关乎学术传统与精神旗帜的延续，非简单人事可比。
所幸，当时已有规制：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遴选三位候选人，再呈交政府当局，从中圈定一人为院长。王世杰认为最合适的人选非顾孟余莫属，蒋接受了王世杰的建议，并请陈布雷与翁文灏接洽，希望评议会选举中能选出顾孟余。
据翁文灏日记记载，3月16日，翁接到“陈布雷函，蒋盼以顾孟余为中研院院长”。次日，翁文灏即前往陈布雷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希望对于顾孟余出任中研院院长一事“盼能依法处理”。
陈布雷也联系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竺亦认为“恐评议会中通不过”。
消息传到傅斯年耳朵里，傅斯年勃然大怒，认为这是蒋“下条子”，又怪王世杰多事。
8月14日，傅斯年致信胡适，揭示了中央研究院院长继任过程中的种种曲折。傅斯年在信中坦言，蔡元培去世后，学界关于继任人选的议论甚嚣尘上，各方皆有自己的见解与主张。
傅斯年在信中还特别提到名史学家陈寅恪的态度。陈寅恪一向不涉学界事务，是典型的“素不管事之人”，然而，这一次，他表现出罕见的积极性，不仅热心于此，还郑重表态要前往重庆参加即将举行的评议会。他说院长人选必须在国内外学术界富有声望，“我们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
3月23日的评议会选举，最终的投票结果耐人寻味。投票当天，参会的30人中，由王世杰担任主席，他主动放弃投票，因此实际投票人数为29人。结果揭晓，翁文灏与朱家骅各得24票，胡适稍逊，获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和任鸿隽各4票，竺可桢2票。而蒋介石属意的顾孟余，只得1票。
平心而论，顾孟余的落选有些冤枉，顾孟余并非平庸无能之辈。作为留学德国的学者，他曾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深造，兼具学术造诣与从政经历。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顾孟余出任教务长，为北大的学术发展尽心尽力。史学家郭廷以曾评价，顾孟余“风度之佳，不可及”，他并非高高在上的官僚，而是有理想、有主张的教育家。
傅斯年亦称其为人清廉正直，确实有值得敬佩之处。尤其是在教育理念上，他吸纳了欧洲大陆的教育思想，其观念与实践并非逊色于其他候选人如朱家骅或王世杰。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顾孟余个人的能力或品德，而在于选拔的方式。蒋的直接介入，使得遴选程序被破坏，在许多学界大佬看来，这是权力意志对学术自由的肆意干涉，不免引发舆论对遴选公正性的质疑。
顾孟余本人倒是淡然处之，不以为然。蒋表面上不动声色，只是“笑了一下”，内心里恐怕也有对翁和朱的“忤旨”的不满。于是蒋拟提请胡适返国就任中研院院长，4月30日，蒋“电王宠惠请与孔祥熙切商驻美大使胡适之继任人选”。不久胡适来信表示“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职”。
9月18日，蒋只得指定朱家骅为“代理院长”，至此中研院院长选举风波画上句号，直至1957年10月朱家骅辞职，胡适接任，总计代理18年矣。
（原载《书屋》2026年第9期）
顾孟余（1888-1972）
作者：张祚臣
原作出处：葛陂小记（作者微信公众号，202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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