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支农大军回校的日子，也是我在图书馆帮忙的最后一天。
下午4时许略感疲乏，就想在下班前给房间通通风，遂打开了窗户。突然听到街对面人民会堂大喇叭在广播，细听了一遍又一遍，没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那登记图书的老师也听到了，兴奋地喊了声“下班！立刻，马上！”
一阵紧忙活，女老师锁门的工夫，我已跑到了大门口，发现支农归来的几位老师正往学校赶。我加快了脚步：得立即赶回家，报告这特大喜讯呵！
喜讯，父母早已从收音机里获悉，都很激动。晚饭时，老妈特意跑出去买了猪肝、口条等几样下酒卤菜，煮了长寿面，说是给弟弟提前过生日，反正不差几天了。
下乡回城，全校放假休息一天。待假后重归教室，我惊讶地发现同学们对我有点儿冷淡，像是遇上了不吉利的扫帚星、开门揖盗的吴三桂，不跟咱搭腔了。
下乡肯定要苦得多，自己留城还待在图书馆——心理不平衡，也是在所难免。
这次支援三秋较往年要晚些，是要赶在霜降之前完成抢收还是抢种任务，天冷，注定比往年更艰苦些，哪会像在图书馆粘粘补补那么轻松？设身处地就有了感同身受，恰恰是基于这一理解，我就很自觉：跟一年前没下乡留校放羊时一样，抽空自觉去冲刷外院高坡上那男厕所。又怕人嘲讽你“假积极”，总是躲着，特意避着，瞅瞅四下没人再行动……就这样，还是叫总务处李恩源主任撞上一回。
两次没下乡，可也两次自觉刷厕所；两次都不想叫人知道，却又都被意外发现。
没下乡的歉疚感始终压迫着自己，但再自觉、再力图弥补欠缺，也替代不了部分同学的冷漠。挺纳闷——莫非，咱做错了啥？一时陷入了五里雾。
回青后头一次班会，是占用了政治课时间开的：辩证法，临时让位于那特大喜讯。
“前天下午一下火车，大家都听到了广播。”尹老师红光满面：“不知道同学们这两天咋过的，我是兴奋得睡不着觉哇！其划时代意义，都想过没有？原子弹首次试爆成功，接下来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美帝、苏修的核讹诈能吓得了谁？咱们国家，真就像那歌里唱的，从此走向了繁荣富强！”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倒霉之时。”为加强该论断的权威性，他特别强调了这话是毛主席说的。还需要强调吗？《毛主席语录》五一节后已发行全军，不少同学都有，抢着翻阅。获取渠道不一，我的那本，是姐姐打南京航空快邮的。
阶级仇恨，刚入小学就很强烈：黄世仁、周扒皮、刘胡兰的故事已深入脑髓，一提及地主恶霸蒋匪帮，童心里不由怒火中烧。初一宣传刘文学，三年“自然灾害”稍有间歇，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1963年“向雷锋同志学习”，1964年初“社教”全面铺开……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主流脉络清晰无比；只是到了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一切口，“开心”与“倒霉”经他脱口而出，才倏然顿悟：尹的“那根弦”，绷得紧紧从没松动。
而我，平素听也罢说也罢，习以为常没当回事；此刻，一下子警醒过来。
从他一年前担任班主任起，就察觉跟他的前任庄老师分属两个世界：一个是高度信任、“无为而治”，另一个则事必躬亲、耳提面命。差异，仅缘于数学、政治课程类型的天差地远？似不尽然，性情、阅历，党群身份的不同（尹是党员），都是因素。
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天他下车伊始，开场白先讲评了“学雷锋”——“‘向雷锋同志学习’，伟人3月5日的题词，掐指算来整整半年了！怎么学、学什么？助人为乐、拾金不昧？扶老奶奶过马路？错！三把韭菜两把葱，岂能视为这一伟大运动的要旨？阶级社会的一切，无不打有阶级烙印：自森林古猿站立起来开启了人类进程，从来就没有超越阶级的普世价值！”他扶了扶滑落鼻梁的眼镜：“雷锋，仅一泛道德主义的楷模？否！他是为全人类解放冲锋陷阵的战士！政治上不能糊涂呵同学们！”
一激动就滑落，估计是镜框间距需调整了；要不，一准是操劳过度脸瘦了。
“雷锋日记里咋写的？对待人民，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呢，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树立坚定的阶级立场，才是运动的要义！”他镜片后目光扫视全体，果断作了纠偏：“学雷锋就是做好人好事？大错特错！若照此宣讲，时代的列车就脱轨了。嗅觉灵敏一点，会发现那居心叵测的误导；至少也是干扰——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
重重又缀上一句：“雷锋的敌我观、强烈的阶级对抗意识，才是这一楷模的本质。”反诘、责问与匡正，加之批判的武器，尹老师的全副装备令人惊叹。
困惑自此也留下了：人民、反革命也即“敌人”，怎么区分？标准是什么？
那时刚升高二，他政治课上就有布置：写自传。
父母、父母的父母、兄弟姊妹等亲属，家庭之外的主要社会关系，有无“逃台”和居留海外的，上述人员的“政治面貌”（党团员、敌伪分子、群众等）以及内中有无“管、关、杀”的……都得写进自传里。个人的历史，始自考进初中。
务须真实、准确无遗漏，一年后也即高三交卷；一经完成上交，即归入本人档案。
“组织上当然要核实。”尹说：“‘向党献忠心’，不是仅凭你一面之词。”
遵照老师的布置，当天我就执笔“大事记”。同时由近及远、自高二到初一开始追忆过往：想起一件记一件，不敢怠慢。有了大框架，零零星星想起来，随时补充。
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个人经历清水一潭照得见人影。最高荣誉8岁戴上红领巾、还曾官至“两道杠”，校级！社会关系也较简单，关键是父母的定性，该咋说？
光一个“敌人”的定义，就困扰着我：大学教师、国家干部似不在其列，应能放心。但经历中有个歌乐山，歌乐山上有个中美所；而中美所在小说《红岩》里，已等同于白公馆、渣滓洞了——这一普遍的社会共识，在尹心目中，是否已激发了共鸣？
得承认，咱有点心虚：肚子里唱戏——敲锣打鼓。
回到当下“开心”“倒霉”那阶级感情与立场的划分，就更困惑了。10月16日当晚的以酒助兴，把弟弟11月的生日宴提前分享：照这一表现，父母归属于“人民”而非“反革命”毫无疑问；但在某些人火眼金睛般高度警惕之下，被认定是伪装呢？
可话再说回来：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老人家已多次重申。早在延安整风时，不就批评过疑神疑鬼、导致了葫芦茄子一锅烩冤枉好人么？不是坚决反对过“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屡屡提醒要运用好“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反反复复，别说质疑外界，连自个都说服不了。纠结呵。
但一盆凉水，是兜头浇下来了，哇凉哇凉的。
班会之后的第二天，尹老师找我个别谈话了。
我以为没下乡要给“补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必要，当年已提上日程。
但只字未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干的不错！在图书馆勤快、主动，抽空还打扫了男厕所，×老师和李主任都建议给予表扬，要戒骄戒躁呵！”老师话题一转：“学习上没放松吧？马哲的三大规律五对范畴是重点也是难点，下乡前咱们已概貌性勾勒了一个大轮廓，同学们讨论挺热烈，你有没有听到些什么反映？争论的分歧在哪儿？包括你个人的看法，不妨聊聊。”
老师很诚恳，咱老抱着戒心也似无必要，就照直说了。
“量变质变，好理解没问题。”我努力斟酌着字句：“但列宁教导的否定之否定，特别强调了‘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跟主席语录里的一句话，如何统一得更好、更协调些，有同学建议您再给讲讲。”
“哦，哪句话？”
“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还有呢？”他不紧不慢，由着你畅所欲言的笑容，写在脸上：“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报纸上已开始了百家争鸣，你怎么看？”
我多少有点儿紧张：百家争鸣还在继续，可不认同的倾向似已略占上风；加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变脸为“引蛇出洞”记忆犹新——《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是初一语文课文，“阳谋”一说，在那篇著名社论里，已坦然承认。
可年轻人大多“记吃不记打”，哪经得住班主任的循循善诱？刚刚提醒了你要“戒骄戒躁”，转眼就忘了自己姓啥！至于“双百方针”当年遭遇了信任危机，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既是诚心征求咱的意见，我也就开诚布公了。
“‘合二而一’跟‘一分为二’，报上争辩得挺热烈，暑假没事读了点儿。”家中订有《人民日报》，父子三人也讨论过，就如实谈了看法：“我感觉是一回事，无非是从两个角度来阐述罢了；而这，恰恰体现了一种辩证统一。”
这观点是老爸率先道出的，出于建立缓冲地带、留有回旋余地，我没说实话。
15岁的弟弟更直白，不知天高地厚也就没轻没重：“掰开、并上，还是那个屁股。本来就一回事，文化人呵，吃了盐放屁——闲（咸）的”。
老爸笑喷了，呷口茶走离现场，扔下句：“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一回事，两个角度——你确定？”见我点头尹也笑了，随即切换了话题：“听说有几个高三的同学，给报刊写信、投稿参与讨论，咱班上有吗？”
“没听说。”打小报告咱历来反感，就撒了个谎。
能通过我打听别人，同样，也能通过别人探测咱的底牌；相互告密，最终会导致人人自危，都成了受害者，保持一定的警惕，有必要。
不涉“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提起之初就有不同看法：大都觉得论辩时对付政敌（如美帝、苏修）可以理解，但用于平素说理，有点儿诡辩、狡辩的味道，甚至叫人联想到“耍流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凭空又冒出个“合二而一”，头都大了。
白马非马，严格的逻辑定义是一回事；老百姓日常闲话，就另当别论了。
曲君绪、初颖、刘国平等本班男生，对某些哲学命题都有独到见解，也曾投稿、写信反映过；出于“一人做事一人担”，往往是隐秘而行，不愿惊动政治老师。
但纸包不住火：课余讨论的热烈瞒不住，传达室的收收发发，也会留有蛛丝马迹。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执，连低年级都参与了，高三的曲等，能闲着？
刘乃将门之后，即便言差语错，也是个“认知”问题。曲、初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家庭背景未必利索，一个不小心，就是个“立场”性质；尤其曲，素来大大咧咧、口无遮拦——基于此，不管班主任是否存心“下套”，只能撒谎了。
“没听说？那就权当没有。”老师够豁达：“还说咱课堂上讲的辩证法吧，你提那两大规律之外，还有没有我没讲清的地方？相互切磋、教学相长嘛。”
稍一犹豫，骨鲠在喉，还是选择了一吐为快：“苏修的‘剪刀差’我不太理解。不符客观规律，是人为、平白无故的，农民们吃亏大了；会影响到城乡关系、工农联盟。”
我给自己加了道保险：把苏联说成苏修，一字之差，叫赫秃子替斯大林背锅。
“哦？能提出问题，很好，太好了！”他拍了拍我肩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求知么，就得敢于畅所欲言”。
畅所欲言？真没敢！既然矛盾的双方存在着相互转化，那，“倒霉的反革命”跟“开心的人民”，其社会角色也就可以对调啰？
此一纠结，我既不知该如何表达，更鉴于其太过敏感、不敢贸然提出。下乡回来头一堂班会上，就“试爆成功”他那一言之凿凿的断语，似乎真应该稍稍加以说明；否则，会把“崽子”们一棍子打死。
至少，应当大棒、胡萝卜一齐上吧。
“还有呢？”尹老师笑容可掬，撩起衣角擦拭着眼镜片，很随意地。
“继承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提法，切忌实用主义庸俗化。”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道出了跟少数同学的困惑：“比方说‘农村包围城市’。咱中国历来的革命运动，除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后苏州有个机户暴动，是城里人在维护自身权益；其余的，几乎百分百是农民起义，也就是说，自古以来咱就是‘农村包围城市’，不存在创新。”
老师戴正了眼镜：“你是说‘继承与发展’，提法错了？”
“没错。”我给自己留了后手，同样的意思磨了磨棱角：“是不太好理解”。
下一堂政治课上，尹按教学计划讲完既定课程，预留了10余分钟，重点讲解了“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由“五大基本范畴”延伸而来的另一组对立统一。
荦荦大端，他表述得极其清晰明了——剪刀差，是苏联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政策，斯大林为什么要铁腕实施？就是坚定地站在马列立场上，来处理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
为了加快工业，尤其重工业、国防工业的发展，体现社会主义远超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性，表面看上去农民们好像吃了一点儿亏，但立足于长远目标，最终国家富强了，农民跟大家共同受益啊！暂时付出的代价，换来了共产主义的壮丽辉煌，不值得吗？
农民，早已不是沙俄时代的农奴了；集体农庄的性质，决定了其国家主人翁地位，会连这一丁点儿觉悟没有吗？他们理解了该政策的必要性，非但不会影响城乡关系，相反，会使工农联盟获得空前巩固。何况我们是动机、效果统一论者，不应该怀疑那一政策的英明性呵。
还有一点不容忽略：正是这一剪刀差，凸显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而农民，使其可靠同盟军角色也得以彰明。唯物、唯心的本质区别，在于谁是“第一性”的：是物质决定精神、思维依托于存在；是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只有当工人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才有资格居于领导地位、具有最大发言权……唯物辩证法作为武器专属于无产阶级，恰恰在这一点上得到了证明。
是不是有点儿循环论证的味道？
怀疑，一定是写在了脸上，故而一下子就给窥破了：“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比工人农民多上了几天学、多读了几本书，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骄傲自大，自以为是，所以就被称作了‘臭知识分子’！自大一点，就是个‘臭’字啊！”
很明显，他口中的小知识分子，把讲台下的学生都囊括了进去。
可也不解：他不算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羞辱，已到了唾面自干的份上？
末了，尹老师亮明了底牌：马列主义，讲究的就是立场、灌输，无需论证。
找我个别谈话的意义彰显出来了，咱也有所颖悟——
1.通过坦诚交谈发现并解决问题，对于实现政治课的教学相长，尤为有效。
2.逮住一个“剪刀差”讲透，即可举一反三、窥得辩证法全貌，足够了。
3.不同于其他课程，政治课没必要也没义务解答你所有的疑问：“农村包围城市”是否为“继承发展”只字未提。“否定之否定”跟“不破不立”“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两大规律内部，如何方能更趋严密、自洽，也基本回避了。
仅是“基本”而已，老师讲得再清楚不过：“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压根就不是学术讨论，是政治斗争；杨献珍在宣扬阶级调和，意欲放弃当下跟苏修的论战。
综上，之所以强调“立场”与“灌输”四字，再笨，话外之音也听懂了：马列的结论无须讨论，采取“拿来主义”就可以了。
作者：王立玮
作者授权，世说文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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